作 者：孙玉祥
母亲并不识字——解放后也上过几天扫盲班，但学来的字并不足以让她读书，所以，她一辈子跟书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可，她又偏偏生出我这么歌嗜书如命的儿子，于是，也就不能不跟书发生关系了。
我最先买的书应该就是老妈给的钱。那时候，我还很小，没上学。天天粘着老妈在她上班的棕麻社跟一群岁数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混日子。有一天，这些孩子中突然传说新华书店来了一批新的小人书，有很多是打仗的，好看得不得了！于是，大点的孩子就商量着要一起去买。那时我还没买过书，见大家都这么踊跃，当然不甘落后，就问老妈要了两毛钱，跟着这群孩子蜂拥去了离我妈她们社不远的那家位于下翔街中断的新华书店。可怜我那是第一次买书，都不知道该怎么选，只好跟那些小孩围在那专卖花花绿绿封面的小人书那儿目迷五色。那些大点的孩子都选了自己中意的书交钱了，我于是指着其中那本封面是两个穿着蒙古棉袍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女孩的小人书，说自己要买这本。
我们这群小孩回到我妈她们合作社后，碰到一个很和蔼也很英俊好像还穿者毛料中山装的中年人——记忆中，他应该不是棕麻社的人。棕麻社的人，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在那种环境上班久了，不老也显得老），而且，穿的都是粗布衣裳，哪有穿毛料的？所以，估计他是局里（老妈他们这些合作社的上级主管局，当时好像叫“手管局”）下他们社来视察工作的干部。我们这叔叔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人，于是我们中就有一个胆大的将自己手中的小人书递给这叔叔——记得那本书应该是《红色娘子军》——问：“叔叔，你看我这是什么书？”很显然，这小子跟我一样：买了书，却不知道自己这书的大号。“你这叫连环画。”那叔叔脾气很好，翻了翻这书，一本正经地告诉对方。“啊，我有连环画了！”那小子像刚被册封的贵妃一样兴奋，嗷嗷叫着举着书就跑了——大概是去告诉他老妈去了。连环画，一听就那么高大上，哪是什么小人书能比拟的？我一见，急了：人家都有名分了，我这儿还“妾身未分明”呢。于是举着自己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叔叔叔叔，你看看，我这书是什么书？”“你这也是连环画。”叔叔也接过我那书翻翻，很认真地说，然后又耐心为我解释：“你看，这连环画就是说这书上的画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页一页地接下去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叫连环画。”啊，原来所有的小人书都是连环画呀！我一下有些恍然大悟了——我对书的知识，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一本一本地买连环画。而且，记住了那位叔叔的说法，这连环画的画面是联系的，一页一页读下去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虽然还不能读画面下面的文字，但也基本上可以根据那一页页相关的内容，把整本书要讲的故事串联个七七八八了。那时候，我看这连环画基本上都自己看，没让老妈讲——当然，她也不会讲。原因首先是忙，一天忙到晚，晚上了还要带我们加班，哪有时间看什么连环画？其次，当然也因为她识字不多——估计，怕连看连环画下面的文字的能力都没有。我何必问道于盲？所以，一般都自己看。后来——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有一天放学后，我拿着一本叫《瓜秧的秘密》的连环画在街上一边走一边看（当然，还是看画面），前面有一对姐弟，也在看这书。那弟弟比我还小，姐姐倒是比我大，所以他们的阅读方式是姐姐一路走一路给弟弟读连环画下面的文字——“夜已经很深了，可卫东还睡不着觉……”我一听，喔，原来这小孩叫卫东，故事发生时，夜已经很深了……，又看一看下面的文字，不我都认识么？为什么不看呢？于是，从此看连环画就不仅看那画面，还读下面的文字，开始在文字瀚海中沉沦。
这以后，买书的欲望自然越发强烈。买书当然需要钱，那时我买书的款项来源非常狭窄：一个是依靠每年一次的压岁钱。那时候过年，爷爷呀三爸呀什么的，会在初一对家族中还在读书的小屁孩开仓放粮，发压岁钱。大概有个三四块钱的收入——别小看这笔钱，这钱在当年，基本上可以买二三十本连环画了。所以，它成为我那时买书的主要来源——当然，这里也得感谢老妈的宽容：因为那时很多家庭的老妈会以开学要交学费为由，把小孩新年得来的压岁钱全收走。而老妈却从来没有对我压岁钱进行过如此这般的巧取豪夺。估计也是因为她知道我这钱拿来是买书用的——虽然，我一直没弄明白过她对我读书的态度，但大致看来，虽然很少鼓励，但也不反对，好像在内心深处也还有草根阶层对文化跟知识的一种不自觉的尊重。其次，则是我为她“打工”挣的钱。前面的文章讲到过：因为母亲做麻绳，最后需要三人合作将其拧为大绳，所以，我很早就成为打麻绳的三人组之一。老妈倒也没有剥削我，每次我去打完麻绳，她都会给我五毛钱作为酬谢。后来，她让我给棕叶剪去边上的硬纤维时，也给我开工资——大约，她也发现没发工资时，我会以把大捆的还没剪边的棕叶又扔回原料堆里去的方式，来逃避这种没有报酬的劳动。所以，后来她让我剪棕叶，也会给我两毛三毛的报酬。现在想来，其实她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读更多的书吧？
还有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说出来挺丢人的：那就是偷。我当然不敢到社会上去偷别人的包——那是职业小偷，我没那胆儿，也没那技术，我是在家里偷，但也不敢偷老爸。老爸虽然身体病弱，又不多言，但凝重有威，我们家的小孩对他都敬畏有加。所以，他的钱虽然就好不掩饰地放在银柜的红漆盒子中，我也不敢觊觎。我偷的苦主是老妈——老妈似乎也知道自己在家里的权威不能跟老爸相比，所以对自己的钱的管理还是比较用心的：她总是把自己的钱东藏西藏：什么衣服中，袜子里，枕头内……然而，正像老话讲的，“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着”：只要她这钱一旦有人（我）惦记了，那基本上就没得跑。当然，这里也得声明：我虽然做了贼，但还不失为有良心的贼。理由是：一则，我偷的有限。一个月顶多偷两块，而且还不是每月都偷。算起来，我从我老妈那东躲西藏的地方偷来的钱，累积也不过二十元钱，没有动摇我们家的经济基础；其二，则是我偷来这些钱，都没有乱用，全用来买书了。我总觉得，这世界上为买书而偷钱，就不算偷——这虽然有点像鲁迅笔下孔乙己“窃书不算偷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逻辑，但，你能否定这种逻辑有它的合理性么？我甚至怀疑，以我老妈的精明，其实她应该知道我在偷她的钱，可就因为偷得少，而且偷去都是买书，所以，她也就不想计较了——这小子，也许哪天读书读开窍了呢？就算一种隐形投资吧。可惜，老妈早已逝世，没办法去追问这事的真相了。
后来，慢慢的我对连环画的兴趣越来越淡，开始阅读跟购买那些全是字的小说什么的了。买书，自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买书虽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但我购书款项的来源还是那么单调，所以，当碰上一本或者一套规模比较大的书的时候，我显然就没有财力来购买了——偷老妈的钱的方式，在那时已经被我唾弃：这首先是因为人长大了，开始明白这偷钱不是好事——哪怕是为了读书而偷钱，都不是好事。我们为人处世，除了追求实质正义外，也还得讲究程序正义。不能只要觉得动机正确就无所不为。其次，也多少明白老妈的钱来之不易，不应该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我弄走。还有，就是那时我已认为读书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用不着偷偷摸摸。需要，就向老妈（那时老爸已去世。他就是没去世，我大概也不敢向他要）要就是了，为什么要偷？
比如，那时有一套书非常流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青年数理化自学丛书》。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共计17册：《代数》四册、《物理》四册、《化学》四册、《平面几何》两册、《立体几何》一册、《平面解析几何》一册、《三角》一册。文革中绝迹。1977年随着教育走上正果，高考恢复，这书又重版发行。那时正值文革结束、知识教育界百废待兴，大批知识青年渴求知识，这套书因其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便于自学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除上海外，还有部分省市出版社也租借纸型重印发行。很多年轻人正是在这套丛书的引领下走进科学殿堂的大门。本来，那时我们正在上学，用不着“自学”，可因为这套书讲解明白，尤其是书中附有的大量练习题是我们教材中没有的，所以，那时我们同学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比如我的好友徐林），都会去买上一套来提高自己数理化水平。当年我在班上成绩也不错，自然也想借这书的威力更上一层楼——可惜，那时候因为此书太热，等我发现并打算买上一套时，书已告罄，我只好在先我一步购得此书的好友徐林那里看看，聊快其意。大概一年后，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见这套书好卖赚钱，便由当时的成都市教育局组织成都各个重点中学的数理化老师照猫画虎，也编出一套四川版的《青年数理化自学丛书》来。规模跟上海版基本一致，都是那样分类，又都是十七本。当时在新华书店看到这套书时，我有点犹豫：担心成都弄出来的书跟上海的不能比。便去问徐林，他的看法是：这套书后出的，水平肯定比上海63年编的那一套高而新，值得买。徐君是当年我们那一级数理化的翘楚，他都这么说，估计没问题。于是，就就决定向老妈索要这笔“巨款”了。
我走过老妈她们作坊地上很多一排排的绞车，走到里面那正在费力摇动绞车的母亲面前：“妈，我要钱买本书……”“你那么多书了还不够读？”老妈抬起头，脸色有些难看地盯住我问——的确，那时我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都堆满了一大书橱，在不看书的人看来，这么多书足够人读一辈子了。“我是要买数理化自学丛书，考试用的。”一说是考试用的，老妈脸色好看了许多——那时，我因为成绩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老妈去开家长会很长脸，所以，只要说到与我考试有关的事儿，她就开心。于是，停下绞车，准备往兜里掏钱：“多少钱？”“只要十二块五……”我有些呢喃。“什么十二块五，还只要？”老妈脸色一下又难看了——这也可以理解：那时，老妈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挣四十来块钱，现在臭小子张开就要十二块五，换了我，我的的脸色也难看。“一本什么样的书，这么贵？”“不是一本书，是一套书：包括我们学的数理化，每一门都好多本，一共十七本。”我赶紧声明。“这书看了有什么好处？”老妈于是开始考察投资效益，“唔，”我想想，咬牙表示：“这书看了我数理化会次次考班上第一。”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凭我当时的成绩，加上这书的加持，这个成绩不成问题。“这样吧，我现在手头也没这么多钱。你先回去想想，我也想想，如果下午我回去你还是要买，我就把钱给你。”老妈于是又埋头摇起绞车来。下午她下班回来后，问我是不是还是要买？我当然咬紧牙关讲要买。老妈叹口气，去她那屋子里面，把她深藏在不知何处的钞票拿了一张出来（十元），又配上几张零钱，为儿子“全班第一”的成绩买单——这样，我就有了我有生以来，最为庞大的一套书。
可惜的是，这套书对我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进入高中后，因为对初中一位考试时踢过我一脚的物理老师的仇恨，高一时那数学老师也让我不满，加上高中老师不时警告我们说什么视力不好最好不要报理科，录用受限（那时，我眼睛已近视），于是我决定放弃原先学得不错的理科，改学文科。这么着，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也就搁在书橱中秋扇见捐了。慢慢地等到我差不多二十年后准备把我那些书都搬到上海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套在我购书史上有纪念碑意义的书了。不过，当年我对老妈“第一”的允诺倒也没有作废——82年，我以全县文科应届考生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