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丘也，殷人也”
一
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四日的早上，73岁的孔子病势沉重。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史记·孔子世家》）。
当子贡匆匆赶到时，这位生性倔强的老人，仍然强撑病体，正拄着拐杖在门前向阳的地方自在地“逍遥”。
孔子一见子贡，悲欣交集。张口便道：“赐啊，你怎么才来啊。”说着话便唱起歌来：
泰山坏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
歌声哽咽、苍凉。唱完，不禁老泪纵横。
接着，孔子对子贡交代后事：
“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没有一个当权者能够尊重我的主张。夏朝人死了，灵柩停放在东边的台阶上；周朝人死了，灵柩停放在西边的台阶上；殷朝人死了，灵柩是停在正厅的两根柱子中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就坐在两根柱子中间，接受别人的祭奠。所以我告诉你，我是殷商人的后代，你要按商代的礼仪来安葬我。”（关于孔子临终前的情况，可参见《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檀弓上》《左传》以及《孔子家语·终记》等文献。）
从这天起，孔子便卧床不起，七日后，他便溘然长逝。
孔子临终前将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了子贡，这十分自然。子贡是他最亲密的弟子之一。孔子一生，虽然弟子众多，但最为亲密的学生只有三个：颜回、子贡、子路。孔子在70岁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71岁的时候，他一生最为欣赏并寄予厚望的颜回死了；72岁的时候，忠心耿耿跟随他40多年的心腹子路死了；而早在他67岁的时候，他的妻子亓官氏也先他而去了。所以，此时此刻的他，已经是孑然一身，能放心交代后事的，也就只有子贡了。
然而，孔子为什么说自己是殷商后裔，又非要用殷商人的葬礼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后事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背后深层次的意味颇多。
它涉及了孔子辉煌的先祖以及铸就孔子伟大心灵的强大文化基因。
二
据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殷商的始祖——契，为舜帝时的司徒，掌管教化，恭敬宽厚；孔子的祖先汤，灭夏桀，建立商王朝，仁德勇武，泽被万方；其后，更有盘庚、武丁等承续契、汤遗德，使殷商王朝渊源绵延近六百年；纵然是到了无道至极的商纣时期，在孔子心目中，殷人中依然有三位仁者在：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篇》）
微子，纣王同母所生的兄长，因为他出生时母亲还处在妾的地位，所以不能继承帝位，而当弟弟子辛出生时，母亲已被立为王后，所以获得立嗣而继承了帝位，这就是商纣王，微子则被封为子爵。箕子、比干，都是纣王的叔父，当时，他们两人分别是商王朝的太师与少师。纣王荒淫无道，三人皆尽力谏劝。微子屡次劝告，纣王都听不进去。于是，微子离他而去，做了一个明智的隐士。箕子也曾多次劝说纣王，在没有结果后，为求自保装疯卖傻，最终被降为奴隶。比干则因为强行向纣王进谏而被纣王剖胸挖心。
孔子高度评价商朝后期的这三个贤人，不仅是对这三人仁德的肯定和颂扬，也是对自己本民族伟大的商文化充满敬意与无限自豪的表现及自然的流露。
等到周武王打败了众叛亲离的商纣，微子公然表示降服。《史记·宋微子世家》这样记载了微子投降的场景：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微子不仅犒劳获胜的周师，还要跪着交出祭祀的权力。对于商纣的残暴统治，微子坚持着批判的立场；在批判不起作用甚至会成为残暴政治牺牲品的时候，毅然选择自我流放或曰逃亡；当新兴的、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政权建立的时候，他又敢于甩开一切束缚，敢于降服——这就是孔子的祖先微子，一个反对派的微子、开明的微子、向善的微子。对于先祖微子这种弃暗投明之举，对于在“礼崩乐坏”之际同样对社会持批判立场的孔子，实在是他心目中一个充满了勇气的永久性的榜样。
周武王灭商后，立纣王之子武庚为殷商贵族遗民的首领，赏赐给他一块封地，用以祭祀祖先，并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封于武庚附近，以起监视作用。可是不久，武王去世，武王之子成王即位。成王年幼，无力执政，于是成王的叔叔、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封于鲁而不赴，留在京城辅佐侄子，临时代理摄政。远在东方的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夺大权，便伙同武庚起兵造反。周公带兵东征，用时三年才最终剿灭叛乱。最后，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武庚也被杀。
周公东征后，身为殷商王室的微子被封于宋。周公以周成王的名义作了一篇名为《微子之命》的任命书，虽然真伪难辨，但其意思却相当明显，含有劝慰和鼓励，更有告诫警示的意味在里面。
实际上，关于孔子的先祖，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寻，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国商朝王室的微子启。
司马迁说，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
微子被封为宋国的开国君主，微子去世后，遵循殷商传弟不传子的古老风俗，传位于弟弟微仲，微仲是孔子第十四世祖。微仲又三传而至宋湣公。宋湣公有二子弗父何与鲋祀。他也传弟不传子，立弟宋炀公。可是鲋祀不服，杀了宋炀公，欲推兄长弗父何即君位。弗父何断然拒绝。他推掉君位，让鲋祀做国君，自己为上卿。这位弗父何，正是孔子的第十世祖。从弗父何这里，孔子先世开始由诸侯之家转为公卿之家。
弗父何的曾孙也是孔子的第七代祖先的正考父，更是把弗父何的德行与智慧继续发扬光大。他虽然连续辅佐了宋国的三代国君——戴公、武公和宣公，却越来越谦恭俭朴，好似全宋国就他的官小一样。他在自己家庙中的鼎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样的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馑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先不说这篇31个字的铭文记下了正考父当年处世的真实模样，单是从文章的角度，本身就是一篇精妙的散文。区区31个字，竟然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做派，并将那个时候权力中心的险恶暴露无遗。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每逢接受提升职位的任命时，都是越来越恭谨，一副如履薄冰的样子。我们不妨将这段铭文变作现代文品品其中的味道：正考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也要小心翼翼地专拣墙根走。末了还不忘以这个家鼎说说自己生活的俭朴：我用这个鼎煮饭和稀粥，勉强糊口充饥而已。中国知识分子的低调心态与怕事的脾性，在正考父的身上得到了活灵活现的体现。实际上，对于正考父而言，恭敬谨慎，儒雅谦让，这只是他的外表形象，内心深处则强硬无比。这真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且懂得如何避祸的人。
不仅如此，据《国语·鲁语下》中记载，正考父还是一个文献的爱好者与整理者，《诗经》中的《商颂》，就是经正考父之手整理出来的。其中“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从早到晚恭顺小心，做起事来这样谨慎，不也能够从中多少看见他的一点形象吗？可惜的是，现在的《诗经》中，《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可能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亡佚了。正考父当然想不到中国知识分子境遇与地位会每况愈下，因为专制制度越是要“加强”和“稳固”，就越是不允许独立的思考与个人的自由意志得到发挥。他当然更加想不到自己的七世孙、比自己学问更大的孔子，甚至会落到如丧家狗的地步。落到这个地步又能怎样，一句“亦莫敢余侮”的坚硬的内核——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立场的骨气，却让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统治者无法彻底消化。
正考父有一子，叫孔父嘉。自弗父何至孔父嘉，共五代。按周礼规定，族人出了五服就必须别立宗族。于是，孔父嘉别立公族，以孔氏为姓，孔子族系从此正式形成。
孔父嘉以大司马的身份辅佐宋穆公和宋殇公19年之久，组织策划过一系列的战争，还深深地卷入到了宋国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的旋涡之中。他虽然也是以“贤”著称，但与以柔见长的父亲正考父相反，却显示着一种缺乏柔性的刚性，对于与国君宋殇公有着矛盾的宋国太宰华父督，不懂得妥协与建立权力的制衡机制。
同时，孔父嘉的妻子非常美丽，为宋国太宰华父督所垂涎。《左传·桓公元年》中说：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政敌外加情敌，孔父嘉因此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在宋国有着强大势力的华父督，借着宋国与郑国交战战败之机，公然煽动朝野对孔父嘉和宋殇公的不满情绪，迅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孔父嘉与宋殇公，并把从郑国迎回的公子冯立为宋国的国君，是为宋庄公。立宋庄公有功而且大权在握的华父督，立即占有了孔父嘉的漂亮妻子，并废除了孔氏卿大夫的世袭之位，将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降为士。由孔父嘉开始的“孔”姓家族，在宋国再也不被重用，从此走上衰落之途。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为避家族奇祸，逃奔鲁国，孔氏就此迁居于鲁，身份也因此一落千丈，由公卿之家再降为上层社会的最低一级——士。
我们来看看孔子家族的一路衰落：
商汤（天子）——微仲衍（诸侯）——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卿大夫）——木金父（士）
从商之王族到周之诸侯，再到宋国公卿，最后降为鲁国的士，失去了世袭封地，孔子的祖先最终沦落到了必须靠俸禄生存的地步，而要俸禄就必须服务于更高一级的贵族。木金父之孙孔防叔，便是鲁国贵族臧孙氏的家臣，出任臧孙氏采邑——防的邑宰，大约相当于今日的乡长或村长。
在孔子的先祖里，以“士”的身份，而在历史上留下业绩的，大概要算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了。他是孔父嘉的五代孙，虽然只是一个为大贵族服务的武士的身份，却也有着孔父嘉的勇敢与献身精神。
公元前563年，叔梁纥以一名武士的身份成了逼阳之战的主角。以晋国为首的几个诸侯国，攻打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南一个叫逼阳的小国，叔梁纥只是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的部属参加作战。守城的逼阳人让城门向着入侵者打开，就在攻城者踊跃冲进城门的时候，另一道悬门突然从天而落。危急关头，叔梁纥突然赶到，举起双臂一下子托住正在下落的悬门，使得几乎就要陷入绝境的攻入者得以迅速撤出。
《左传·襄公十年》这样记载这个战斗场景：
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挟之以出门者。
七年之后，公元前556年（鲁襄公十七年），已经60多岁的叔梁纥做出了另一个更大的壮举。
这一年，强大的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齐军高厚带领部队围困了鲁国的防邑。被围困的有鲁国上卿大夫臧纥、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臧纥的弟弟臧畴、臧贾。臧纥的职位最高，鲁国派出军队要救出臧纥。鲁国救援的军队从现今泰安东部一个叫阳关的地方出击，但是到了接近防邑的旅松却停了下来，再也不敢前进了。原因是他们害怕齐国的军队过于强大。这时，以勇猛著称的叔梁纥再度表现出他的无所畏惧的胆魄与勇气，他挑选了三百名精悍的甲兵，在夜色的掩护下，带着臧畴、臧贾，一起保护着臧纥突围而出，将臧纥安全送到了鲁军的旅松防地。然后，叔梁纥又扭头杀入重围，折回固守防邑。慑于叔梁纥的勇猛果敢，久攻不下的齐军只好撤退。
三
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就可得看出孔子为何自称“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的原因了。
按道理讲，孔子出身于鲁国，身逢春秋乱世，该自称自己为东周人才合适。但大家不要忘了，出身只不过是一个人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而已，并不代表个人就不能运用别的手段例如
从历史上寻祖追宗、张冠李戴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孔子并不想承认自己出身贫寒的事实，也不甘心祖宗的事业在他的手中一再败落。
孔子出身于一个贫寒败落的士人之家，在出身和门第决定个人发展命运的时代里，对于一个不甘心自己低微、卑贱出身，急于在社会上突破秩序并且迅速发达的人来说，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要首先想办法去如何漂红自己的血统与提升自己的身份。
孔子先祖血统高贵时代是在殷商王朝。然而，进入周朝以来，孔子族系的血脉传承的高贵程度就一直不停地往下滑坡，从诸侯一直降到士，要不是孔子的拼命式的奋斗，恐怕很可能会连贵族最低级的士阶层地位也无法保持下去。这很可能是孔子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周朝人尤其是东周人的主要原因。
对于孔子来说，要想漂红身份，倒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一来，孔子先祖的血统本来就十分高贵。从商汤开国到微子封宋；从弗父何降为上卿到木金父沦落为士。孔子先祖的血脉曾经有过十分高贵的辉煌，尽管是从王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不断地沦落，但这条高贵的血脉倒也一直为世人所承认，这成为孔子改变自身命运的资本与前进的希望。
二来，先祖们曾经辉煌的事业与功名，也是激励孔子不断进取、勤奋不倦的动力。先祖完成的功业的高度，本来就是后人的无上荣誉与劝勉自己复兴祖业的尺度。先祖那种敢于克服困难、做成大事业的家风，本身也就是最好的家族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纯粹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然而它的生命力却往往更旺盛、更持久。
三来，孔子祖先的事业鼎盛期全在殷商王朝时期，那是属于王室血统的时代，也是最能激发自己自豪与前行的动力和源泉。孔子一生，自“三十而立”以后，就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以复兴周公事业为理想与目标。如果不是有殷商时期先祖们曾经掌管过天下的文化自信与最能讲得出口的辉煌历史，孔子这颗伟大灵魂不可能锻造到如此的高度，甚而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魂。
高贵的血统与出身贫寒之间的矛盾，“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理想，使得孔子越来越缅怀先祖的文化，追慕先祖治国平天下的不朽功业。可以说，越到后来，随着孔子的成熟与学识的不断增长，这种认祖归宗的心理情结也就越发地强烈与躁动起来。尽管孔子一生口口声声声称自己崇仰与服膺“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但从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自己是殷人的事实中，我们可知他骨子里更是希望复兴殷商时期祖先们的政治与文化的至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