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后方办学与再婚 02 苦办难童学校-租寺为校
陶行知像一块煤，生命即燃烧。如果没有蕴含炽热的能量，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条件下，在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战争环境下，很难想象还有心有力独办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无穷的乐观精神”，学校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胡适曾自言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乐观精神这一点上，陶行知也同样是“无可救药”的——所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大约都是“无可救药”的。倘若愿听智叟者言，那么他就不会明知不可而为之，他也就不会有“无穷的热情和创造力”，他峣峣的理想之树就会被一阵风折断。
1939 年 3 月 11 日，陶行知在备忘录里列了当日要做的事情，多达二十三件，并限自己五日内“完工”。其中一条写着：“函约蒋夫人谈育才”。蒋夫人是宋美龄；“育才”是陶行知要办的一所学校。陶行知在回国途中，曾立下“三愿”，其中之一就是要办一所难童学校。3 月 14 日，他致信宋美龄，口吻十分恭敬，说不久前在汉口“畅聆教益，并亲见夫人督导妇女干部为民服务，感人至深，无时或忘。”后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适逢新生活运动纪念盛典，应约赴宴，原想上前向夫人道贺，只因宾客太多，未能当面领受教益，很是遗憾。现在他在筹办育才学校，想身为“难童的慈母”的蒋夫人一定会赞成此事，也“一定有许多指导我们的地方”。因此希望她指定时间地点，以使他有机会“趋谒”。
陶行知在信中告诉宋美龄他之所以要办育才学校是因为受了两个刺激。一是 1938 年 11 月，他到临时保育院参观，听院长说，常有达官贵人、大学教授等人来此挑选养子，纯以貌取人，对那些有缺陷的儿童，措辞中还不免含有当面侮辱之意，比如就当着难童的面说，这个秃子不要、这个麻子不要、这个豁嘴的不要、那个长得好我要。院长的话使陶行知深感刺激，想到这些失掉父母的难童受此屈辱，他心中充满了愤慨。当即向院长表示，若由他来选，将只问难童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即便是秃子、麻子、豁口都要。他也并非是要进行“精英”教育，而是要为民族培养人才幼苗。
二是他在长沙和汉口一位音乐家（任光）住在一起，他们发现了几位有音乐天赋的小孩，而且其中一个便是癞痢头。
这两个刺激（陶行知有心创办育才学校，应有第三个“刺激”，即晓庄学院被当局扼杀于摇篮。这当然他不便对宋美龄说）在他心中盘桓了两个月，有一天他忽然自问：“你为什么不也选择一些天才儿童来培养他们？”
陶行知起意办育才，其实远远早于此，所受的刺激（启发）也多于此，只不过信中不便赘述，何况他还准备着当面向她“详细报告”呢，自不必一纸言尽。
早在十年前他提倡“科学下嫁”，在编译科普丛书过程中，那些著名科学家的童年使他若有所悟。十二岁的爱迪生喜欢捣鼓“化学把戏”，对学校呆板的功课却不上心，而被学校开除。可他在母亲的关怀与理解下，终于成为大发明家。爱迪生幼年的故事，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得出结论：“一是科学要从小孩学起，二是科学的幼苗，要像爱迪生的母亲一样的爱护才能保全。”
如同爱迪生有位贤母，法拉第在他的成才的道路上最初遇到的是一位良师。那时他在书铺里做学徒，因为订书慢，被师兄弟到师傅那里告状。师傅却道：“你们有所不知，法拉第是一面订书，一面吃书。书订好了，头脑也吃饱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像他这样用功，我也就马马虎虎。”陶行知从爱迪生的母亲、法拉第的师傅身上觉悟出了自己应当怎么做。
1931 年年底、1932 年年初的时候，陶行知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一本书：《昂多尔的桑德森》。可是书稿未及出版，就在“一·二八”的战火中付之一炬。桑德森是英国的一位中学教育家，在昂多尔中学任教时，提出的教学法，对英国产生过较大影响。陶行知服膺于桑德森的教育主张，说桑德森的思想是他“最好的朋友和导师”。他在逝世前一年用英文写的一篇介绍育才学校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创办育才学校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人：法拉第、爱迪生及桑德森。”
陶行知归国前两月，写信给张宗麟，称陈鹤琴、黄定慧发起上海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为“善举”，而且“甚合我意”，并“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国培养专门人才……”
而后回国途中，他在船上看见一个三岁的外国小孩在甲板跳舞，随着留声机播放不同的乐曲即兴改变动作。陶行知由此判断小孩的音乐天分，三岁时已可测验。亦即此时便可发现“人才幼苗”而加以培养。
所以他那“你为什么不也选择一些天才儿童来培养他们”的自问，其实不是始于“两个刺激”之后，而是定于此时。
主意既定，陶行知连夜草草拟章程、计划，盘算育才学校的经费。以招收五百学生计，一为经常性经费，分为教育费与衣食住行费，各四千共八千元；二是开办费：图书、仪器设备各两千元；艺术、科学、工具以及生活设备各一万元；农具一千元，校舍建筑五万元，共九万五千元。同时也在想，如果可以找到现成的房舍，那么开办费四万五千元就够了。
陶行知又写下了《晓庄研究所创办育才学校意见计划书》，将生源限于难童中的天才，选拔方式以心理测验及实际才能表现为根据，程度先定为幼儿园、小学、初中三级，经费充裕时再设高中。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公共必修课，按照部定章程“斟酌损益”；二是选修课程，一“特”以蔽之：“依据学生之特殊天才，准备特殊环境，延聘专门导师，采办特殊工具，加以从容的特殊培养。”
在《计划书》中，陶行知将办校经费作了较大调整。开办费总体降为八万八千元，如果有房，只需一万元修缮改造费，那么总体只需四万八千元。其中图书费用提高三千元，艺术减八千元，工具减九千元，其他仪器设备九千元。经常性费用提高一千元。
陶行知做事向来雷厉风行，随即便去找国民政府设立的救济机构——赈济委员会——当时正在香港的代主任许世英协商。许世英字静仁，号俊人，是陶行知的安徽老乡，贵池县人，与陶行知的老家虽远出三百里外，但同属皖南。许世英对陶行知的事业一向颇为支持，曾任晓庄学校副董事长，此番又被陶行知邀作育才学校副董事长，对育才学校表示大力支持，愿意由委员会承担开办费的最低限度，即按有房的四万八千元支付，经常费则愿承担三分之一。
按照陶行知的计划，育才学校挂在晓庄研究所下，晓庄研究所挂在生活教育社下，而此时生活教育社还在向中央社会部及教育部申请备案的“路漫漫兮”当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陶行知不能不担心。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直到 1939 年 2 月 25 日，吴俊升来告诉他，生活教育社备案已妥，陶行知这才放下心来。
次日凌晨五时半，陶行知就起身了，前往重庆市西北八九十里的北碚参观。他到北碚时，正遇上该区在进行征兵，他建议区长卢子英开展志愿兵活动，把强制性地抽壮丁变为群众自愿参军。
在中国百姓眼里，“充军”向来是“苦役”的代名词，古来即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不逼到快要饿死的地步，绝不肯吃那行伍饭。何况这回是要直接上战场，与凶狠的日本鬼子对阵，谁都以为是十去九不回，逃而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征兵也就成了当局头疼的事情，仿佛是在做一件掘人祖坟、绝人之后的事情。
陶行知对此却早就有所考虑。他在数月前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的议案，就是针对此棘手问题的。这问题引起他的注意，是在他从广州由长沙、武汉入川，一路上亲眼所见一群一群将要上前线抗日卫国的壮丁，却像犯人一般被捆着在军警的押解下走过，其状十分悲惨。陶行知又了解到他们入伍是抽签抽到的，在这过程中，他们及其家人都提心吊胆，抽中者哭天抢地，抽不中者欢天喜地。这使陶行知非常感慨：为国出征如此光荣、神圣、壮烈的行为却变成这般下地狱似的凄惨，如此在战场上怎么会有战斗力！陶行知经过仔细考察，找出了五条原因。“一是地方自治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二是优待出征人家属的条件，没有好好地履行；三是狐假虎威的恶吏，虐待老百姓之故技复现；四是培养民族意识、抗战到底的政治教育推行不够；五是汉奸的恐怖宣传遍地皆是。”提出划分志愿兵区，按照兵役法征兵，保证其家属生活补助及伤亡抚恤，实行培养民族意识之政治教育共九项建议。
陶行知在提出这个提案时，就深知“志愿兵制的成功”是要有基础与前提条件的，“有赖于地方组织之优良有效的政治教育之普及”。他主张“如果某省某县甚至某乡确有人才主持其事，亦不妨配合改良之兵役法之需要，酌量建立志愿兵区，以资实验，并以示范。一到确有把握，技术成熟，即可逐渐推行全国”。以北碚的群众基础，卢子英同时又是三峡兵役实验区区长，岂不正是陶行知所构想的进行志愿兵区实验的好地方！
而在卢子英，也急需征兵良方，百姓如若能踊跃主动参军，那是他梦寐以求的情景。
当下便向陶行知问策。陶行知犹如孔明献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只一句：
“要教人自愿当兵，必须要家属支持当兵。”
卢子英听了，若有所悟，即请陶行知再说详细。陶行知侃侃道：
“抽调壮丁遇到最大困难之一即是母亲妻子们的情感作用。国家把壮丁拉出来，她们要把壮丁拉回去。这一个争夺战的胜负是要靠妇女们的民族意识来决定。谁配向妻子要她的丈夫？谁配向母亲要她的儿子？谁配向祖母要她的孙儿？只有以身作则的家属。”
卢子英深感有理，忙问谁人家属能担此重任——开口一说，感动大家；振臂一呼，应声者众？陶行知徐徐吐出八个字来：
“赵老太太和曾大娘。”
赵老太太叫洪文国，丈夫姓赵，吉林人，东北抗日义勇军游击队领袖之一赵侗的母亲。日本人来后，她牺牲家庭，与儿孙一家三代打游击。她虽是一个文盲，只认识“赵洪文国”四字，可是却明理，见识过人。她的名言“不死在床上，死在战场上才痛快”，令陶行知拍手叫好。1938 年秋，陶行知从国外归来，赵老太太赴南洋作抗日宣传，两人在香港会面。陶行知特做诗为其送行，诗曰：“东洋出妖怪，/ 中国出老太。/ 老太捉妖怪，/ 妖怪都吓坏。/说起赵老太，/谁个不崇拜？……”其后陶行知无数次在演讲中提到赵老太太，以她为榜样，生活教育社成立时，又聘她为监事。六十岁的曾大娘是广西修仁县人，1938 年暑天里步行三百余里送子参军抗日。
陶行知接着道：“只有以身作则的赵老太太和曾大娘们才好开口。一位赵老太太或是一位曾大娘抵得上一万个乃至十万个空嘴讲白话的少爷、小姐。现今的问题是：一要善用赵老太太和曾大娘们出来提倡；二要细心发现本地同样的先知先觉的妇女，好好地加以培养，予以便利，使她们能自动地感化别的不懂事的妇女。”
卢子英即请陶行知代邀赵老太太。
1939 年 4 月 1 日，赵老太太抵达北碚。卢子英邀请了全区各镇老太太及太太们来北碚看戏并与赵老太太相见。隔了一天，下午三时在兼善中学大礼堂召开北培各界欢迎赵老太太大会。到会的老太太有五百多位，会上连赵老太太共有七位老太太和太太演讲，个个慷慨激昂。有时讲到感人处，听众拍掌，演讲的老太太也拍掌，拍了再讲，讲了再拍，不时爆发哄堂大笑，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陶行知在会上也作了演讲，虽然简短，却很有鼓动性。他说赵老太太“她教导我们老太太能够起来打仗，我们年轻人应怎样？女人能够打仗，男人怎样？”
除了让赵老太太现身说法外，在陶行知的建议下，卢子英又让志愿从军的壮丁现身说法，激励其他适征壮丁。有从前方逃役回家重又来报名的，有不顾父亲阻拦、铁心要报名的，还有保长的两个儿子也争着报名；让从前线回来的战士现身说法，讲述战场经历，增加听者勇气，消除“恐日病”；让学生铺天盖地地进行宣传，不留死角。4 月下旬，定了两天为兵役宣传日，动员了三千学生奔赴各乡镇。
与此同时，全区又开展了群众性的捐献活动，这显然也出自陶行知的建议——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办法”第六条即为“志愿兵区全区人民，共同负担壮丁家属出征时期之补助费及伤亡抚恤费。”在北碚他不仅演讲鼓动，还带头捐款。
如此大规模、分层次、多形式、交叉互动地宣传方式，效果自然非同一般，报名参军人数直线上升，当年自愿报名的人数多达六百，募得抗属优待金逾万元。
应征的壮丁们被编成一个团，集中到草街镇古圣寺接受整训。为了鼓舞这些将要出征的勇士们，陶行知亲率“七七少年剧团”，在卢子英的陪同下，到古圣寺演出歌舞戏剧。
早在两个月前，陶行知就一边托了卢子英，一边自行在北碚周边物色育才校舍。当时待甄之址有几处，如离北碚五里路的龙凤岗参军府，离北碚二十多里的龙居寺，还有便是这古圣寺。相较于上两处，古圣寺远一些，距北碚三十里，从北碚乘小船及“滑竿”轿子，要三小时才能到达。到底选址何处，一直未定。古圣寺也因离得远，一直未来勘察。此番前来慰问演出，一见之下，心里立刻就决定了！
古圣寺建在一座平缓的山顶上，那山有个好听而吉祥的名字叫“凤凰山”。寺庙始建于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在明代的一个短命的王朝。想是因为凤凰山几面有崖谷、有丛山，其间有野兽出没，站在凤凰山上闻得见狼嗥虎啸，寺名所以叫“虎声庙”。后来庙宇毁于兵燹。清朝时有和尚到此朝觐，不知是因为感叹山势与景色，觉得此处无庙大可惜，还是因为在遗址发现洪钟尚存，又掘出些残碑断碣，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于是立志重修寺庙，而一朝落成。此庙完全新建，并非老庙修缮，所以不愿意沿用旧名，而命以“古圣寺”。
陶行知看中了古圣寺之后，经与庙方洽商，并在当地乡坤的见证下，立了契约。由育才学校租凭该寺全部宙宇与地产，以二十五年为期。当经费、校舍都有了着落，接下来便是要挂牌聘师招生了。学生的来源，除了“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等在重庆解散后的一些团员外，主要来自各保育院，故不可不与主持人打招呼以求得支持，陶行知这才“函约蒋夫人”。
1939 年 5 月 8 日，古圣寺“私立育才学校”正式挂牌，陶行知又在卢子英为他安排的北碚住所——平民公园火焰山清凉亭（卢子英用来接待客人的别墅）设立了育才学校办事处，并以育才学校校董会的名义，向北碚区署呈递了办校立案申请书。
育才学校董事会为晓庄学院董事会原班人马，董事长为袁世凯执政时的教育总长张一麐，董事有吴涵真、陶行知、张宗麟、香港六河沟制铁公司经理李晋、香港儿童保育院院长何艾龄、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崔载扬、越南芳泉汽水公司总经理陶对廷，校长陶行知。
实验区署的批复很快下达，批文为：“查该校董会章程一览表暨校董履历表，均颇完善，应准立案。”
但不知是何原因，育才学校开学一年后，实验区署才为育才学校备文向四川省政府申请立案，而省政府则延至两年半后才批复“准予立案”。
好在立案的早迟似乎并不影响学校的开办。陶行知在派人分头到各保育院、教养院挑选了学生，他自己则一边联系了育才教师，一边向海内外积极筹措经费之后，7 月 20 日，四十名学生首先在北碚北温泉举行了开学典礼，十天后古圣寺正式开课，学生人数升至七十一人。而后学生人数陆续增多，年底时已近百人；翌年 6 月，全校男女学生共一百六十八人；抗战后期达两百人。
育才自草创之始，百事待行，头绪繁多，陶行知虽然有一些得力的学生做他的左右手，自己还是不肯稍稍超然一些，连一些非常细微的琐事也不肯马虎，在为募捐款项和仪器设备、招生聘师四处奔忙的间隙，不时瞅空对参与办校的人加以指导。学校招来的大司务弄饭不行，他听了很重视，认为厨师也是办学的重要角色，非要请一位好的不行；临时厕所要不要加盖子，坐便器制作成什么样子才方便卫生又不招苍蝇，屎坑的大小深浅，他都有具体建议；书架制成何种便携形式，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不厌其烦一样样说明。
师生外出参加活动，或学校接待参观宾客，他都要细致安排，考虑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学校开学后不久，有天北碚开大会，育才学校师生将前往参加，会上还有育才的节目。当时陶行知人在北碚，不仅安排好育才上节目的时间，以使当天赶回学校，免得师生不得不在北碚过夜，否则不仅带被子麻烦，还有可能带了虱子回去；一边又写信给在校的总务部主任马侣贤等人，叮嘱师生要准时到会，细至应几点从学校动身，事先要练习排队，使在会场列队整齐。陶行知有天获悉各保育院院长要到育才参观，又立即给学校写信，关照他们以何种形式欢迎，烧什么样的菜请客，还要扎做写有“欢迎难童之母”“欢迎全国保育院院长指教”的牌坊。
有志做大事的往往有两种人，一种人只愿做大事，不屑做小事，因为觉得做小事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功绩不显，而往往又费时耗力；另一种人则将做小事与做大事的重要性等同视之，甚至将愿否做小事视为能否成大事的前提与必要条件；不仅将能否做小事看作其能力的证明，同时将愿否做小事看作其德性的反映。陶行知是后一种人。
育才因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社会极度动荡的状况下办学，所以也就一直“稳定”不下来，陶行知的操心也就永无休止。他的操心，除了用于非他不可、无人能替的关系学校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外，更多的是花费在校内多如牛毛的在一般人多认为没有必要太过认真的琐事上。他对琐事的操心，除了源于他高度的责任心外，还表明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会发现趾甲易将袜子戳破，而嘱咐穿袜子的学生常剪趾甲；会发现学生衣服袖子脏是因为桌面不干净、衣襟脏是因为桌边不干净、纽扣易脱落是因为穿衣脱衣太用力而叫学生多注意——注意节约。他的聪明才智，也每每“浪费”在为节约而想出的奇招怪术上，如他看到校医纱布短缺，市场供应紧张，便出主意用剩下的一匹蚊帐布去换做纱窗的布（自然后者便宜），用碱除去纱窗布上的油脂后来代替纱布！
陶行知为育才日夜操心，这使他看起来，就像是育才的家长。这位家长虽然很爱他的大家庭成员，却是讲原则的，对他们的要求颇为严格。有一天，他由育才的两位工友用近似于无顶轿子的“滑竿”抬着他去北碚办事，下午令他俩回校，可是晚上得知他们还在北碚逗留，马上写信给在学校负责的马侣贤，叫他查问缘故；又有一次，他发现育才的会计五天之内到北碚去了两回，也立刻写信叮嘱马侣贤说，会计这个岗位不能脱人。
陶行知的严格，对人对己，标准一致。照理育才的办学经费，师生员工的身上衣、口中食，无不是他一手申请来、募捐来的，他却并不因此私自随便用钱，而将钱交给马侣贤管理，将开支置于他人的监督之下。甚至不时将完全可由校方开支的款项，如校方招待前来参观的社会人士的用度，申明由他个人承担。
陶行知对育才师生员工的严格，却也很注意管理的方式与教育的艺术，尤其是对学生。
育才的学生尽管大多是经过挑选的，但也并非全体愚贤一致、个个循规蹈矩，而要不时惹出事来。陶行知在百忙之中，也总在考虑对他们如何防微杜渐与处理，甚至亲自教育。而他的方法也总是既合教育之道，又颇独特有趣。如对打架的学生，他分析是力气过剩的缘故，于是想要“以打架测验力气之剩余”来划定该学生的劳动量。学校日常买米、用煤，需要人力挑运，陶行知即主张“先打人者每一次加两倍挑”，对顽皮的学生既是惩戒，又可使他们多余的力气有正当的消耗渠道。
育才社会组有一个叫王友的学生，入育才前在保育院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孩子王。有一次陶行知看见他用土块砸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放学后，陶行知从外面回来，看见王友已在校长室门口等他，便叫他进校长室。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来给他，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王友迟疑地接过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来递给他：“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王友越发不安起来。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地又掏出一块糖来说：“我已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位同学，是因为他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应该奖励你呵！”话音刚落，王友竟“哇”地一声哭起来，道：“陶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到这话，不禁笑了，随即又掏出第四块糖来递给他道：“为你能正确认识错误，再奖你一块。现在我的糖已没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如此等等，可见他操心之甚。而当时日机在重庆的空袭增多，陶行知的备忘录以及书信上多处记载着当时的紧张情况：1939 年 6 月 9 日敌机轰炸北碚，落一弹于果园；6 月 30 日敌机轰炸北碚，十三号防空洞被中，死伤一百余人；7 月 5 日夜偕吴树琴在亭前坡上避空袭；7 月 6 日夜 12 时偕赵老太太家属及琴避飞机；8 月 2 日夜空袭；8 月 3 日风凰山育才上空发生激烈空战；8 月 9 日重庆大轰炸，适在城内办事，目击种种惨状；8 月中旬北碚连续三次被炸，损失綦重，满目疮痍；10 月 1 日夜警报，住宋宅防空壕；10 月 2日空袭，六批飞机来，早五时睡；10 月 3 日日空袭，夜空袭，未避；10 月10 日敌机在北碚投弹数十，育才招待所屋瓦多半被震碎；不久重庆生活教育社被炸毁；10 月 24 日八时空袭警报；10 月 25 日空袭警报；11 月 4 日空袭警报；11 月 18 日空袭警报。
进入 1940 年 8 月后，空袭就更厉害了。育才学校距北碚虽有三十里，但处嘉陵江岸，为日机往返重庆、北碚途中，月初就在学校上空发生激烈空战，而学校尚无防空设施；当月陶行知在重庆为晓庄研究所采购药瓶的瓶塞、刀片、戥秤以及为晓光配药，赶上 9 日重庆大轰炸，所幸平安。两天后他写信给吴树琴讲述了当时的险情：
“我在青年会的防空洞里。青年会除宿舍外，全部被毁。我们在洞里，只觉得一些烟气。当初群众很喧哗，后来把洞口塞了一下，使火舌不得进来，大家这才安静下去。当轰炸的时候，头顶上听见轰轰之声，震动不太大，想系烧夷弹而非重磅弹。四时解除警报，才出洞。想透些新鲜空气，但是四面大火，热气逼人。等候两小时，才走后门委婉而达到大街。新街口上海银行、中央日报、中国银行都被炸，……曾家岩一带炸得厉害，敌机投下几个千磅以上之弹，……投了一百多弹，死了两百余人。”
陶行知就是在这样的危险下操办学校。
陶行知一边操心凤凰山上的学校，一边心系山下的“学校”——社会，批评以往的民众教育患了“偏枯病”（放弃或忽略妇老工农等）、“守株待兔”病（坐等民众前来）、“尾巴病”（将民众排于教育对象最末，投入经费最少）三种病，厘正民众教育的含义为“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换言之，民众教育是给民众以教育（用教育来动员民众），由民众来教育（用民众来动员教育），为民众而教育（为民众最高的利益而教育）。
陶行知的民众教育观，“不消说得”是针对当前而指向未来的，他的出发点和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并和全世界反侵略之战友共同来创造一个合理公道互助的世界。”他便也在这样的观念下，随时躬亲实践，他本也有民众教育的丰富经验。
1939 年 9 月底，陶行知在躲空袭、跑警报的间隙，应永川专员沈之万的邀请，在专员公署陈幼舟的陪同下，前往永川演讲。下午走到四川璧山县境内遇雨路难行，就在该县来凤镇过夜。晚饭刚放下筷子，就有两个流浪儿走到桌边来讨要剩菜。陶行知全部给了他俩。看着他俩把菜拿到饭店门口，与聚来的十几个流浪儿分食，他们不吵不闹，很有秩序，陶行知立刻来了兴趣。他叫他们两个人来谈谈，就在饭桌上摆起了龙门阵。陶行知问他们读过书没有，其中一个答道：
“金元读过书。”
陶行知便指着对门一个招牌问金元上面写的是什么字。金元答道：
“农村饭店。”
陶行知又问右手的大字标语。答道：
“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
陶行知问他：“联合起来做什么？”
旁边的流浪儿与金元抢道：“打日本鬼子！”
陶行知听了大受感动，心中生出万般感慨：“这些流浪儿在风霜雨雪当中，靠着自己的小小努力，也得到了这一点宝贵的教育。谁有权力让他们挨饿、受冻？谁能忍心看他们失学？”
陶行知接着又道：“金元！你愿意教他们认字吗？”
“愿意！”
“好，金元！你做小先生，不要把学问放在自己的荷包里，要拿出来教大家。你的责任是把你的十几位小朋友都教成个个识字，人人拿出小拳头来打倒小日本！”
“我愿意，但是没有书本怎么办？”
陶行知一时语塞，转眼看到店家招牌，用手一指道：
“那就是书。你们都可以不花钱地拿来当作书读。”
金元却又道：“笔呢？没有钱买笔啊。”
陶行知看看自己指招牌还没放下的手指，道：
“这就是笔！你们用你们的指头对着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九个字，一个一个的这样画，就是学写字。写了几回再在手掌上默写，手掌便成了你们的纸。有机会在桌上用点水练练字更好。那时，桌也是纸，水成了墨，还有指头永远是不花钱的笔，随身带的自来笔，有书、有笔、有纸、有墨、又有小先生，你们是天天可以上学，处处可以练字了。但是最要紧的是学了字来取得知识，帮助大人打倒日本鬼和一切人中鬼。”
陶行知一通话，把自己说得激动起来，一股酸泪从心头直涌眼眶，好不容易才被他压了下去——他为眼前这一群孩子不幸的处境心酸，为他们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谋生谋命一切靠自己悲戚，也为自己无法再多给他们一点帮助而难过。他动情地对他们说：
“孩子们！我的法子尽了，不能再简便了，你们努力吧。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人是不能把鬼子打出去，小朋友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你们会排队吗？”
“不会！”
“我教你们。矮的在前，高的在后；依着次序排，不要乱。”
陶行知又让孩子们推举了正、副队长。金元为正队长，另一个叫张老幺的孩子做了副队长。陶行知随对金元道：
“好，金元，你把小朋友排了队出去。”
金元于是将孩子们排起队来，喊立正、看齐、向前看，然后向右转，开步走，到他们的“露天旅馆”睡觉去了。陶行知与陈幼舟则去找了当地的联保主任傅伯侯，请他照应他们，并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处。
陶行知就这样在对流浪儿生活关怀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初始教育，在他的民众教育观中，流浪儿就属于民众教育“偏枯病”中被偏废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