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旧侣拆墙败将尽忠赴台
（一）
1949年4月23日，就在何应钦的座机离去后8小时，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黄埔路国民政府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被降了下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欢呼声中升起来了。盘踞在南京整整22年的蒋家王朝宣告灭亡。
在这苍黄翻覆的历史性时刻，何应钦、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等在上海举行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集中现有兵力保卫上海。在杭州，蒋介石宣布改组“国防部”，不仅让何应钦统一指挥三军，而且将过去奉“总统”之命执行军令的参谋总长归属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似乎何应钦有职也有权了。但“蒋总裁”正准备由幕后走到前台，汤恩伯也没有把何应钦放在眼中，对淞沪防务依然秉承蒋介石之意，我行我素。因此，何应钦实际上对军事无从插手，权充当所谓“政府发言人”。他这时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
……共产党此次乘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致狄港、江阴、扬中等地相继弃守，首都陷入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宜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策源地，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自由，继续奋斗……
何应钦在以他名义发表的这篇对蒋家王朝的祭文中，居然还以“爱国者”自居，称他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挣扎“终必胜利”，就连蒋家王朝的群臣也不会相信此番诺言了。
上海有蒋介石坐镇，45万坚守孤岛的国民党军又是汤恩伯的禁脔。何应钦自感多余，于23日南下广州，去主持尚属于他的“行政院”的第56次会议。
李宗仁意识到与蒋介石公开摊牌，要他不再干预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使自己“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决难做到”，就是蒋真肯放手，李也“毫无把握”。他离开南京后径飞桂林。在桂林，他陷于是做“降将军”，还是做“断头将军”的两难抉择之中，不愿到广州视事。
历史真会嘲弄人。那些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或给历史抹黑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便是它嘲弄的对象。何应钦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飞黄腾达，始于在黄埔军校任总教官，后来追随蒋介石反共，由广州到南京，登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政生涯的巅峰。然而，22年之后，他却由南京又回到广州。去时辉煌，回时凄惶。这一来一往之间，何应钦由一名参加国民革命的“福将”，成了背叛国民革命的反共反人民的败将。
他一飞回广州，下榻之所尚未安顿，便紧急召开了“行政院”第56次会议。为了给先后撤至广州的阁员们鼓劲充气，何应钦重复着他在离开上海时对报界发表的书面谈话，把国共和谈破裂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并声称南京的失守，纯属主动的战略撤退。他说：“共产党此次趁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首都陷于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之决战阶段，不能不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应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源地……继续奋斗。”他还声称，这奋斗定会如22年前的东征、北伐一样，取得胜利。
何应钦主持的这次“行政院”会议的收获，是通过了两项实属多余的决议：一、撤销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其实，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等该代表团的成员，均已弃暗投明，留在北平，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共同建设新中国。之所以明令撤销，是何应钦借以表示，今后上述诸人的一切活动，均与他的政府无关了。二、尚在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区域，一律停止对解放区的邮电汇兑。这道命令，似乎是给何应钦的五弟何纵炎下达的。当时何纵炎在广州任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副局长兼储金汇业局局长，由于邮政总局局长霍锡祥辞职未获批准，称病在家，何纵炎事实上行使了局长的权力，冻结向解放区的邮电汇兑，除表明政府与中共势不两立之外，实际目的是尽量减少金钱流散，以解决政府财政的断炊之虞。
何应钦之五弟何纵炎（曾任国民政府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
这两项决议虽无补于时艰，但毕竟还是退踞广州的“国民政府”仍以“正统”自居的政治表态，也是何应钦尚存权力的佐证。
何应钦独自在广州，虽撑起“政府”的门面，却几乎陷于当年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由广西流落到贵州安龙时，“除扈从之外，无一兵一卒为王所有”的那种窘境。
身处覆巢之下，蒋介石依然故我。4月27日，他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文告，幻想乞求“友邦”神来之手，让22年前的历史重演，并硬撑面皮，自欺欺人地说：“11年前南京撤守，政府西迁，乃是我们政府长期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在这篇文告中，蒋介石左一个“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右一个“所望我全国军民，一致接受李代总统的领导，全体将士，绝对服从何兼部长的指挥……达到成功的境域”。这种意在言外的表态，何应钦也明白，是蒋介石要正式出山前的序曲。
（二）
南京解放以后，本已激化了的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李宗仁闲居桂林，与拥兵华中的白崇禧谋划如何保存桂系精锐，另谋出路。蒋介石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着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等嫡系部队，妄想将政府南移，固守西南、西北、华中，绝路中寻一转机。他虽然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和政府职员，“一致接受李代总统领导”，“绝对服从何兼部长的指挥”，但实际上他对内心想与共产党谋和的李宗仁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何应钦这位心腹干将反共的能耐和对他的忠诚已大为怀疑。但工于权术、心计的蒋介石，一方面仍要顾及“法理”，既不能骤然罢黜代总统李宗仁，还想利用桂系的数十万军队为他做最后的一拼；另一方面面对“赤焰滔天，挽救乏术，人心迷惘，莫可穷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的乱局，何应钦这位“武甘草”似能起一些调和功能。犹如甘草不能单独治疗顽症痼疾一样，无一兵一卒可资调遣、无一官一员可供驱使的何应钦，纵然费尽移山心力，也只能徒张空拳替蒋介石呐喊。
擅长夤缘时会，随机应变，常常脚踏两只船而能左右逢源的阎锡山，在国民党江河日下、四分五裂之时，毅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充当调和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三巨头之间矛盾的说客，企图拉拢国民党各派系，支持残局。他两次飞往上海，向躲在太康兵舰上随时可以逃跑的蒋介石请示机宜，又两次飞到桂林向李宗仁劝驾，希望总裁、代总统能负起统驭、督导之责，帮助何应钦，挽救国民党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危机。
早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何应钦替蒋操戈，纵横捭阖，瓦解了冯阎同盟，分而击之，使蒋终获胜利。他对山西土皇帝的文韬武略并不欣赏。但处此燕巢危幕、命在旦夕的绝境中，能有阎锡山这样的人在充当“激流中的勇夫”，自然倾心相与，委以重任。何应钦希望阎锡山设法劝说李宗仁回广州，以便凭借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从经济入手，延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何应钦深知李宗仁为人宽厚、顾全大局、好合作，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声望，如能请其坐镇广州，指挥白崇禧手中的几十万精锐，号召云、贵、川、康，这小半壁河山尚可撑持些时日。况且，何应钦之所以临危组阁，跳下了火坑，导源于李宗仁的推荐。于是，何应钦函电如飞雪般发给李宗仁，希望他能这时出面，一起共度时艰。但李宗仁却不置一词。5月2日，何应钦只好央求阎锡山、居正、李文范偕同桂系实权在握的白崇禧亲赴桂林，并带去何应钦给李宗仁的一封亲笔密函，迎劝李到广州视事。李宗仁阅罢何应钦的情切意深且旨趣与己相投的信后，向阎锡山说，只要满足了他的条件，他立即恢复视事。阎表示他尽力周旋。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三、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调遣。五、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这六项要求，虽由李宗仁之口提出，实际上表达的是何应钦与李宗仁的共同意愿。
上述六项要求，以《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的公文形式，作为李宗仁回广州主政的先决条件。阎锡山自告奋勇，亲自携带此件前往上海面呈蒋介石，居正等人同时将内容电告何应钦。何应钦阅后，心虽纳之，对外却面显难色，不置可否。他深知与蒋争权，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情急势紧之中，只能出此下策。
5月4日，阎锡山的专机抵达上海，在太康兵舰上与蒋介石作了三次长谈，听取了蒋对李、何的要求。素以狡诈而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旋伏旋起的阎锡山也十分惊讶，对李宗仁这般无理的要挟，蒋介石表态之爽快、态度之真切实在令人感动。蒋说：“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并拍着胸脯表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当然，最后却又补充了一句：请李宗仁姑念他此时此境已无颜面见友邦人士，望能准其以在野身份居留台湾。蒋介石的这种态度，犹如鹰隼临死前的悲鸣，其声虽哀，然其心未改。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蒋介石亲自下令用专机将他的答复送往广州面交何应钦，其中有“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之句。蒋还委托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3人再次赴桂林敦请李宗仁速返广州。蒋介石有如此令人感动之举，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他虽多次领教了蒋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这次再也找不到托词，又碍于何应钦这位老朋友的苦苦央求，只好勉为其难，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与何应钦共同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当何应钦以为有了蒋介石不再掣肘的许诺，又得李宗仁回广州主政的依靠，可以有所作为时，解放军的前锋已深入福建境内，追击国民党溃军的速度一昼夜高达100公里，而国民党军逃跑的速度亦与之相当。面对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何应钦的精锐之师，不是被全歼，便是缴械投降；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落荒而逃。身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虽三申军令，坚守待援，但前方将领置若罔闻，依旧全力向南逃命，而且边退边电催军火接济和催发欠饷。何应钦几次向蒋介石去电告急，希望火速由台湾运来一些黄金、白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告急电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
5月10日，何应钦列席立法院会议，并在大会后的秘密会议上，向有关立法委员报告与中共谈判破裂的经过及政府撤退广州的经过，以推卸责任。他在秘密报告中特别郑重声明：“和谈破裂系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并下总攻令，大举渡江，所以共党对和谈破裂应负完全责任。”为了表示他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以来，所作所为莫不“益励忠贞，悉力以赴，绝不敢瞻顾徘徊，稍卸其应负的责任”，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和谈的经过、江防崩溃的情形，尤其是如数家珍地报告他主持实施的政府迁穗及南京大撤退的功劳。
就组织实施大撤退而言，何应钦真可谓全力以赴了。从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之时起，到23日的20多个小时内，何应钦指挥调动飞机32架次，运出“党国”要员11300余人；调集火车3列，载运700余人到上海。自24日至27日止，又使用飞机51架次，飞台北、重庆、广州，共撤退1349人；动用“景兴”、“秋瑾”两艘轮船，载运人员2250名及政府各种各类办公物资安抵广州；“永兴”号轮船亦载人1200名到台北，等等。
为了让这些已如惊弓之鸟的立法委员们吃定心丸，何应钦在报告他们最为关心的军事形势时，不着边际，故弄玄虚。他详尽而具体地分析了解放军大举渡江的战略意图，认为是意欲孤立上海，牵制华中，进出浙南、闽北，威胁福州、厦门，并进窥南昌，尔后才犯粤境。而对西北方面之胡宗南所部，似亦有所行动，而“国军”方面已早有准备。当与会者询问他应如何指挥国民党军进行抵抗时，他说：“国民党军队今后的具体的军事计划，不便宣布，但原则上可以奉告，即坚决执行持久作战，以争取最后之胜利《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9页。。”
其实，何应钦心里十分清楚，李宗仁、白崇禧的防御计划，蒋介石根本不屑一顾。他与顾祝同等提出的“守长江而不守上海”，因与蒋介石、汤恩伯的“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意图针锋相对而被否决。蒋介石是习惯于几千里以外凭想象指挥前线的将领。他这个国防部长有职无权，补天乏术。但他也有自己的金蝉脱壳之计：他向那些立法委员，也等于向世人介绍了被他自己认为是“自杀政策”的上海防卫的意义及情况，认为上海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太大，必须竭力固守，非至已无战略价值时，不能考虑撤退。那些对军事并不十分在行的立法委员们，也认为守上海无疑是正确的。何兼部长已告诉他们，汤总司令可资调遣的部队达45万人，早已制订了固守上海的计划。听报告的人们未必都听得出何应钦话中之话：上海守得住与否，与他这空头国防部长毫无关系。
已经是进退失据的何应钦，他那矛盾惶遽的心情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住的。他在报告的结束语中说道：“应钦痛感事与愿违，本应退避贤路，唯念当前局势，严重已极，国家民族之命运，已在存亡绝续之交，政局不可动荡，军心应有重心，应钦以身许国，势逼处此，不得不牺牲一己，继续勉任艰巨。现在李代总统已于前日莅临政府所在地之广州，贵院暨监察院亦均已在穗集会，对于救亡图存之大计，必有贤明之决策，应钦遵循有自，当可减少过失，共赴事功。只要我们能办到‘一德一心，群策群力’八个字，并且求改革，求进步，不动摇，不屈服，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何应钦所说的“最后胜利”的前提早已不存在，这种胜利的期许，不过是对死者临终前的安慰；或许是明知前途凶多吉少，为不使自己中途折返而发出的自欺欺人的豪言壮语罢了。
眼前的财政危机，何应钦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缓解。蒋介石虽有“无不竭诚”之类的许诺，而李宗仁的六项要求中关于财政金融的要求十分具体而明确，《谈话记录》是这样写的：“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然而，多次电催，未见分文运来。深知蒋介石为人言而无信但却常对蒋抱有幻想的何应钦，于捉襟见肘的拮据之时，竟然请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到台北，面见蒋介石，希望能调用一点储存于台湾的银元、黄金或美元，以安定金融，并应急需。岂料蒋介石竟断然拒绝。
5月16日，为了解决危急如焚的军粮、金融、地方财政等难题，何应钦电召国民党尚能控制地区的各省政府主席、财政厅长、田赋粮食管理处长、省参议会议长赴广州开会，商讨挽救对策。应到会的不少人都借故不到。开会时，何应钦所提各项应急措施都难得多数人附议。尤其是为了筹措军饷和军粮，他提议恢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所实行的“征实征借”政策。何应钦做梦也没想到，带头反对他的竟然是他家乡的守土长官、担任过国民政府粮食部长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紧跟其后，贵州省财政厅长潘锡元、省议会副议长杜叔玑及贵州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谢伯元等，也联合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一起反对，致使何应钦的提议未获通过。此时的何应钦，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5月19日至20日，李宗仁出面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陈济棠、台湾军政长官陈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联勤总司令郭忏、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及谷正伦、王陵基以及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的代表刘任等人再次召开会议。会上，不管何应钦如何晓以“党国”存亡利害，还是动以部属朋友之情，谈到要钱要粮，与会者都说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何能普济时艰?商量来商量去，终无结果。
何应钦又找来财政部长刘攻芸、中央银行总裁徐堪、被称作“航运大王”的太平洋轮船公司的经理卢作孚和掌握川康银行总管理处的刘航琛等财政和运输业的首脑，让他们充当说客，使那些执迷不悟的军政首脑、参议会议长们有所醒悟。然而，依然是白费唇舌。何应钦就商于五弟何纵炎，想将他手中所支配的储金汇业局的公款100余万美元挪出应急。何纵炎虽想助兄一臂之力，但没有蒋介石的指示，他也不敢挪用。何应钦在财政上已无路可走了。
至于军事方面，在李宗仁抵穗视事以后，何应钦即配合白崇禧拟具计划，意欲将国民党军自宁夏、甘肃、陕西至鄂北、湘北、赣南、粤东、闽西一线做通盘的重新调整部署，以便与解放军持久作战，等待美援的到来。
解放军全方位的攻势压迫于外，蒋介石掣肘于内，国民党军的嫡系都想保存实力，跟随蒋介石退保台湾。何应钦计划中的这一字长蛇阵便出现了薄弱环节和裂隙。按照何应钦的计划，拟把江西划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然而蒋介石的私心在作怪，偏令何应钦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远驻台北的陈诚任军政长官，并把江西划归其指挥。对于江西战场的国民党军，陈诚虽鞭长莫及，但同样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却可以任意遥控。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疾速南进时，皖南一带几成真空。解放军自浙西、赣东南下，浙赣路即将被截断。何应钦、白崇禧分别以国防部长和华中军政长官的名义同时致电驻上饶一带的胡琏兵团，令其如上饶不守，可伺机撤往赣江上游地区，与白崇禧所部会同据险防守。何应钦还通电各军政长官，令胡琏兵团拨归白崇禧指挥。然而胡琏所部两个军约5万之众，却直接奉蒋介石之命，不战而取道杭州、汀州，直退广东的潮州、汕头，尽可能保存实力。原驻青岛的刘安琪兵团，不听何应钦令其北上的命令，径直撤退到海南岛。原驻河南的张轸兵团撤往湘北后，便开始酝酿起义。5月17日，当武汉被攻克后，张轸兵团起义，加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序列，回戈反击白崇禧，迫使白崇禧将华中长官公署迁至长沙。而驻守湖南的程潜所部也已开始有起义的迹象。
在何应钦的计划中，蒋介石的嫡系宋希濂部十余万人，武器精良，左可凭借湘西大山，右可依靠八百里洞庭湖，以迟滞解放军的攻势。当何应钦下令要其死守湘西至岳阳一线时，宋竟置军令于不顾，擅自将部队撤至鄂、川边界的恩施一带，致使芷江、常德一线门户洞开，白崇禧所部将有被解放军包围之虞。何应钦只得再次通过长途电话下达命令，要宋希濂务须遵令率部迅速赶至指定防区。不料宋在电话中同何顶起牛来。何指责宋违抗军令，宋则说他撤往恩施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何说：“恩施一带并无共军，你去那里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听了大吼起来：“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将电话挂断了。
一向以韧、忍二性而著称的何应钦，被宋希濂的傲慢无理气得面孔发紫、浑身颤抖。他对李宗仁说道：“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的军事计划，就国民党军内部来说，首挫于胡琏的南撤，再坏于宋希濂的抗命，三由于程潜、陈明仁“密谋”起义，根本无法抵挡解放军的席卷之势。原企图仰赖作为广州政府屏障的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何应钦在行政院主持召开的解决政治、经济、军粮、军饷问题的一揽子会议不得要领；军事上的指挥因蒋介石的作怪而无法实现；财政上的巨头们人人作壁上观。与其坐待军事上一败再败，经济全面崩溃、政治散摊烂架而当替罪羊，不如趁早辞职避祸。
5月7日夜，何应钦既负气又焦虑地连夜草就辞呈，次日一早便递交给李宗仁。
何应钦在辞呈中感激李宗仁约他组阁的厚意殷眷，历数了他所提出的要挽救时局的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和谈问题、经济问题、军队革新问题、立法院问题、外交问题等，除立法院这一空洞无物的改革建议获得全体立法委员的支持外，其余实际问题，事实与他的愿望有天壤之别。他痛心地申述道：“乃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全国官兵公教人员之生活，不能有合理之维持，民众疾苦，愈益加深，长此以往，恐将陷于万劫不复境地。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名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虽体谅他的苦衷，但仍诚挚挽留。就个人关系而言，何应钦与他最易相处。何应钦一走，他更是孤掌难鸣。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们也群起挽留吁恳，要何打消辞意。
何应钦虽然感动，但辞意益坚，几乎是声泪俱下，以极沉痛的语调对李宗仁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话已说绝，于公谊私情，李宗仁都不能再强人所难了。
5月30日，李宗仁在事先征得了由居正继任行政院长的许诺后，遂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议，接受何应钦内阁全体总辞职。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何应钦辞职的隐衷是显而易见的。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悉诿过于李宗仁，李宗仁又全推给蒋介石。何应钦虽委婉曲折地有所倾吐，但言犹未尽，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愿归咎于李宗仁。
何应钦在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的沉重打击下，被蒋介石、李宗仁的斗法逼下了台。而李宗仁所提名的行政院长的继任人居正却遭到CC系和黄埔系的反对，立法院也不支持，结果被选掉了。此时李宗仁如梦初醒，才意识到阎锡山如此卖劲地周旋于蒋、李、何之间，并非无所图；而蒋的旨意一度由阎宣达，足见蒋早胸有成竹，于是提名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长。6月2日再度举行选举时，以200票赞成，50票反对获得通过。
阎锡山成为继何应钦之后“跳火坑”的败军之将。从心理上说，起初他确实感激蒋介石终于让他过了一下内阁的官瘾。不多久，他就体会到这“战时内阁”的处境，连何应钦内阁也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何应钦卸任之后，身子闲了，心却更乱。他以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而深感惶恐。他自组阁以来，国民党内部对他的功过是非评说就不一致。他扪心自问，是按照蒋介石敦促他组阁的亲笔函的旨意去办的。
1949年3月12日是何应钦的六十大寿。何因规避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偕夫人到杭州“避寿”。3月10日，张治中在溪口面见蒋介石，陈说何应钦不愿组阁的苦衷。蒋听后，便写了寿轴和一封亲笔函，托张至杭州交给何应钦，以祝寿之名，实则迫何就范。张治中到南京后，邀约上顾祝同、白崇禧赴杭州给何祝寿。
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寿轴是：
敬之同志
六秩大庆
安危同仗
甘苦共尝
中正敬祝
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亲笔函写道：
敬之吾兄勋鉴：礼卿、文白二兄来奉，关于大局与个人之出处，均已详讨甚切。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散乱，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亦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余托礼卿、文白二兄面详一切，恕不赘述。顺颂时祉！中正手启。
何应钦无时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意志。在反共的意志之下，以何应钦稳健的性格和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他永远也摸不准性格多变，几乎让人以为没有固定性格的蒋介石的“意志”，反而贻人以他与李宗仁私交尚属不错，可能又一次助李反蒋的口实，使他无法自辩。
蒋介石明令下野的何应钦必须火速到台湾，并随时为他备有专机相送。何应钦眼见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国民党要人在此危难之际竞相“自我放逐”，或逃亡海外或滞留香港。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被陈诚取代以后，逃亡到巴西；政学系的要人熊式辉和曾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也都不顾蒋介石的盛情邀请，滞留香港；国民党中最有钱的宋子文更是退步抽身早，在蒋介石尚未退守台湾前，即辞去区区广东省长一职，去美国当金融家去了；孔祥熙于1948年同蒋介石闹翻了脸，负气到美国经营他自己的银行；非嫡系的张发奎、龙云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怕去台后遭蒋介石暗算，索性举家迁居香港，望定风向后再作打算。更有许多何应钦所熟悉的国民党要人，如鸟兽散，踪迹难觅。
非嫡系者视何应钦为蒋介石的嫡系；真嫡系者又与何应钦有种种隔膜。蒋介石对待何应钦，爱则加诸膝，恶则投诸渊。何应钦思前想后，还是听从蒋的召唤，飞到台湾。一者表明自己对“党国”确实忠贞不贰，二者愿为重建台湾反共基地再竭绵薄之力。
正值寿终正寝的国民政府还利用西南一隅，在重庆、成都做垂死挣扎之时，何应钦虽五内俱焚，可疲惫不堪的身子却得了宽余。
东方明珠的香港，令世人向往，何应钦也不例外。当时，许多由大陆赴台或移居国外的达官贵人，多以香港为中转地。已经卸任后的何应钦也趁尚未赴台之暇，渡海到香港观光。他在大陆时，虽不事张扬，出行时轻车简从，但随处都感到他的显赫威仪带给别人的红眼钦羡。到了香港，虽不乏要人朋友相伴，却像置身异国他乡，满街灯红酒绿、珠光宝气，触目却尽皆陌路之人。他不似某些国民党要人腰缠万贯，到香港的花花世界是享受纸醉金迷、抢购套购的，他只不过是散心解闷。尽管是落魄之人，威仪依旧，尤其是胡须，必须每日剃得干干净净。他用的剃须刀是美国货，但剃须刷子虽也是舶来品，因年代久了，早已脱毛，需要更换。一日，他带随从副官着便装到一外国人开的百货公司购买獾毛剃须刷子，看到货架上摆着这种刷子，副官便叫那一脸傲气的混血儿售货员，请其拿出一把来看看。谁知这位售货员小姐看他俩西装陈旧，便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似乎是说：谅你们买不起，何必多此一举，但又不得不拿给他俩看一看。副官哪受得了这等白眼，故意掏出一张1000元的港币给她找钱。她当时很窘，找不出钱来，不得不到大柜台上去调换零钱。副官便对她说：“你以为我们买不起吗?现在你连钱都找不出来!”这位售货员满脸通红，连话也说不出来。站在一旁的何应钦始终没说一句话，离开柜台后才说：“你给她的教训很对!”当解放军挥师南下，直逼广州之时，何应钦才乘专机不无留恋与感慨地向茫茫海天中的台湾岛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