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臣蛰居避祸顺民投石问路
（一）
1949年的台湾，地理位置极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偏安困守。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已打下了较坚实的工业、交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已得到初步开发。美国在蒋介石败逃之际，一度想撒手不管，但对美国来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又不容忽视。蒋介石退保台湾前后，始终没有放弃争取美援的努力。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曾说过：“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奈我何!”
何应钦辞职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仍然在广州。从政治上考虑，蒋介石不能不过问，但对何应钦个人，他却无暇顾及了。何应钦举家迁台后，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况，连找一套像样的私邸也无人过问。所幸何应钦得势之时，对部属虽无金钱、权力的赏赐，但宽厚谦和，颇得部属的好感。当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纽先铭，念及老上司的好处，遂将自己使用的原产权归台湾省物资局的一幢小楼让给何应钦居住。这幢位于台北牯岭街上的不甚起眼的小楼，虽无官邸的气派，也无别墅的优雅，但在当时的台北，也算得上能安居乐业之所了。
久历戎行、宦海风波的何应钦一旦无权，亦无人过问，虽自称“闭门思过”，但心气难平，常是铁马冰河入梦来。何应钦青少年时代养成的“退后一步天地宽”的思想，常在逆境中帮他排忧解难。此时的他，当然不愿与自己明里暗里较量过的红得发紫的陈诚相比，这种比较会令他心灰意冷，无地自容，唯一的心理平衡是冷眼旁观自己的后继者阎锡山如何坐在火山口上支撑残局。
何应钦下台，阎锡山继任，都是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结果。当国民党残余势力行将在大陆灭亡之际，蒋、李矛盾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蒋介石令国民政府迁重庆，幻想借抗战时的陪都沾一点胜利的灵气，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李宗仁却拒绝随政府迁渝，径自由广州到南宁。当蒋介石请他赴渝共筹全局保卫大西南时，李宗仁却在南宁公开宣称即将赴美治病，把“中枢军政事宜”交阎锡山负责，不久便去了香港。蒋介石又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4人，带上他的亲笔函赴香港劝驾，还特意嘱何应钦从旁规劝，要李宗仁赴渝。尽管蒋介石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宗仁掌握。何应钦对于李宗仁犹恐避之不及，岂敢再次沾上?推说自己与李宗仁嫌隙已深，不便介入。不管蒋介石怎么许诺，殷鉴在前，李宗仁岂肯再上当受骗。阎锡山一日数电相催，反倒促使李宗仁一走了之。12月5日，李宗仁毅然离港赴美，把一个被蒋介石搞烂了的摊子交还给了蒋介石。
阎锡山在国民政府迁渝后，虽面见蒋介石，得到尚方宝剑，仍如何应钦一样，只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表面上，他比何应钦“完成总体战”与解放军对抗到底的决心大，但他所遭遇的困难，又远较何应钦更甚。阎锡山在重庆立足未稳，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已由湘黔边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威逼重庆。国民政府于11月26日迁至成都。李宗仁已托付阎全权处理中枢军政事宜，蒋介石也积极为他调兵遣将，但他所梦想一鸣惊人的“大西南保卫战”也只不过是纸上空文。
在这些煎熬人心的日子里，在台湾的何应钦每天将所搜集到的战报汇总，独自为“大西南保卫战”设计各种方案，替双方的指挥者调动兵马，总结得失。当时的西南局势，远比何应钦想象的更糟。胡宗南的3个兵团已被解放军所包围，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都正在酝酿起义。蒋介石曾亲往成都部署，也无法理顺这纷乱如麻的局面。
12月5日，何应钦收到台湾当局发给的一份请柬，邀他于12月7日台湾当局参加“总统府”的挂牌仪式。他明白，国民党在大陆的抵抗已经完全失败。
在12月7日台湾当局的“总统府”挂牌仪式上，何应钦与所有参加者一样，并不是怀着对新生儿洗礼的欢欣，而是怀着对一位死者入殓的悲哀去应景。在昔日台湾总督府的门前，“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新招牌虽赫然显目，但既没有“总统”，也没有“代总统”露面，越发使这挂牌仪式显得不伦不类了。
12月8日，台北各报正式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台办公。但仍在部署善后的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直到12月10日才由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怀着怆然悲戚之情，俯视着云层下的大陆河山，向孤岛台湾飞去。蒋介石、阎锡山的失败，对何应钦反倒是一种宽慰和解脱，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非战之罪，在天意也”!客观上替何应钦临危组阁少有建树推卸责任，也可以冲淡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三角矛盾的重大事件，是美国政府决定抛弃蒋介石。
事件发生在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以推卸责任为目的，公开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的某些内幕。但美国政府的招供，却对蒋介石大为不利。白皮书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失败，并非美国援助不力的责任，而在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军事首领“指挥不当”，军队“缺乏斗志”，绝不是“美援的不足而造成”。美国要抛弃扶不起的国民党，台湾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令何应钦不寒而栗；但美国的自供状，却也减轻了蒋介石向何应钦等部属卸责诿过的压力，增加了他们共同为台湾的生存而斗争的凝聚力。
被抛弃的忧虑与日俱增。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现在台湾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与杜鲁门讲话的同时，美国还宣布自台湾撤侨。美国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的最高级的武官，只是一位随时准备奉命撤退的中校。美国的宣言及行动，犹如地震一般，使台湾岛上的国民党要人们人人自危。为了稳固动荡的政局、人心，蒋介石频频召集会议，也想到了息影在家的何应钦，要他献计献策，团结部属，动员武装保卫台湾。
何应钦本已无心亦无能过问政事，一旦蒙蒋介石眷顾，又不免雄心复萌。但这点火星却被当头一瓢冷水浇熄。他无意间从亲信处得知蒋介石始终对他存有戒心。就在前不久南京解放前夕，张君劢向蒋介石进言，希望蒋能改以往放职不放权、给名不给实的作风，将军事指挥权真正交给何应钦。不料蒋介石却冷冰冰地对张君劢说：“你不识敬之的为人。”张虽不明白此话的全部含义，但自知造次，连说：“是的，是的!”
此时，何应钦听到这一信息，顿时矮了一截。他害怕已崛起的蒋经国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以此更加冷落他，因而，对台湾时局的变化格外敏感，格外小心。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表白自己与蒋介石从来就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对华政策的次日，台湾陷于一片惶恐的时候，美国《新闻观察》记者坦斯瑞前往寓所访问何应钦，探询这位国民党军界元老对目前军事、政治有何见解。何应钦虽心急火燎，但却故作坦然、超然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于军政的权衡，瞬息万变，完全要以综合时序发展的各要素，给予当机适宜的处断。本人久荒膺命，斯项事务已非余所应问。”坦斯瑞深知这位久历宦海风云的老将是有意回避当时最为敏感的问题，转而探询其个人今后的打算。洞明世事的何应钦依然给他以恬淡洒脱的回答：“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衷愿说，从政时冀不负为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忝为一个自由中国的公民。”何应钦的此番表白，与其说是讲给坦斯瑞听的，不如说是向蒋介石表白自己无意重当权臣的心迹。
到台湾后的何应钦，较之黔军时代的何应钦，犹如一块棱角分明的坚硬岩石，被时代的山洪从小溪中冲出山外，再卷入时代的江河。经过国民党官场明礁暗滩的撞击，波涛激流的冲刷，内心依然那么紧硬，但外表已经变得无棱无角，浑圆玉润了。
（二）
由于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这就给蒋介石的复出制造了“法律”上的障碍。为了清除这种障碍，1950年12月12日，国民党“监察院”为了替蒋的“复职”制造“法理”上的依据，提请台湾“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何应钦是大陆时期由贵州省选举的“国大代表”，自然要在“国民大会”上有所贡献。对弹劾李宗仁案，他心虽有异词，但不能不表现出比别的人更积极的态度。2月23日，何应钦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战战兢兢地听取蒋介石大骂李宗仁的报告。蒋指责李“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居留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
面对余怒难平的蒋介石，何应钦恭敬如仪地起立发言，请议决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谴责李宗仁的不忠不义。次日，台湾当局“立法院”开会，虽不是法定人数，但与会的331名“立法委员”一致通过决议，电请蒋介石“俯顺舆情”，恢复视事。
在所有过场走完之后，蒋介石既不理会台湾国民党内对他复任“总统”的褒贬，也不理睬在美国的李宗仁的抨击，更不顾及依台湾当局“宪法”可以代行“总统”职权的“行政院长”阎锡山的不悦，于1950年3月1日正式复出登台。何应钦应邀参加了蒋介石的“就职”仪式。看着身穿戎装的蒋介石挥舞军帽，向拥戴他的民众致意时，何应钦心中涌起一阵阵说不出滋味的激动。蒋在他的《复职文告》中宣称：“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当此危急存亡之日……已无推诿之可能”，“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这一复出的气球，并没能使笼罩在台湾岛上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安定下来。
1925年3月13日，是第一次东征中最关键的棉湖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日子，也是何应钦与蒋介石结下生死之交的纪念日。1950年的3月13日，何应钦与蒋介石这对因反共而心心相印的老搭档在台北此唱彼和，为沮丧的军心士气鼓劲。
何应钦主持了纪念棉湖之役二十五周年酒会，当年参加过棉湖之役的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黄埔系的将领出席了酒会。自从退到台湾后，何应钦是首次春风得意，他举杯为黄埔精神干杯，并发表了《棉湖之战感言》的演说。他回顾了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各位袍泽的当年之勇后，转入了应时的正题，他说：“今天革命事业虽已遭受顿挫，而我们现存的军事力量，则千百倍于(民国)14年东征时期。只要我们能够接受过去的教训，效法总理的两大决策，一方面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从棉湖之战看当前反共抗俄战争，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最后一定成功。”说此番话的何应钦十分清楚，在大陆时，800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有广大的回旋空间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尚且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败退台湾。而由大陆撤退来的200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已经使台湾岛面临人口爆炸，“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住房奇紧，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境地，那“反共抗俄”的“光明前途”，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宗旨自然是给由大陆来的官兵部属鼓劲。他说：“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按计划完成……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蒋介石没有发现他这篇文章的矛盾之处：既然“中华民国”尚未“恢复”，他怎么竟当起这“中华民国”的“总统”来了?蒋介石“复职”后的第一步，便是进行台湾当局的权力再分配，使过去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真正成为蒋家天下。号称“小委员长”，又是蒋介石干女婿，甚至有人谣传与蒋介石是弟兄的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副院长为张厉生、“内政部长”余井塘、“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郭寄峤、“财政部长”严家淦、“教育部长”程天放、“司法行政院长”林彬、“经济部长”郑道儒、“交通部长”贺衷寒。这些人无一能再自成派系，与蒋分庭抗礼。蒋介石为了向撒手台湾不管的美国作出亲善姿态，选择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的吴国桢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由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抗日战争入缅作战中颇受美方看中的孙立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周至柔不仅任“空军总司令”，还兼任参谋总长。蒋经国则被任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掌握了一切党政特务机构。而忠心耿耿追随其多年的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则以年事已高为由，再也不能染指军政权力了。
作为对何应钦支持自己“复职”的回报，蒋介石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身上转送给了何应钦。所谓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安置被罢黜了的资深军事首脑的一座冷庙。这一机构成立于1947年4月1日，当时蒋介石就已决定将主任的头衔给何应钦。但何应钦当时正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无法分身履任。于是，主任这一职务便由被蒋介石以军事手段夺了兵权的龙云暂代。1948年何应钦由美国离任归国，因东北战场惨败，亟须有人收拾，所以蒋介石也未提及这一任命。
“战略顾问委员会”虽说没有什么实权，但既有“顾问”之名，官样文章就少不了，日常行政事务更因委员个个都资深年迈而显得人少事多。何应钦多方物色一办公室主任，作为自己的助手甚至代行代拆者。他想到了贵州安顺人韩文源。韩与何既有乡谊，又是他的部属、学生，曾追随他多年，文韬武略、应上对下、办事风格均为何所赏识。于是，何派人去找韩，一连三次均不见踪影。原来，韩文源被杨森等人邀约，到台南游山玩水去了。韩回到台北后，知何应钦官邸已三次派人来找，便立即赶赴牯岭街公馆。何告诉韩，蒋介石催促他务必在5月1日就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职，请韩任办公室主任。韩因在大陆时曾在郑州指挥军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三年，自认为“每一战役都很清楚，稳操胜算，但结果统帅部直接越级指挥，每每与敌人机会，战场总司令碍手碍脚，眼见失败而无法挽回”，从大陆败退后窝了一肚子气。便对何应钦说：“我在海南岛下飞机后，把军衣都烧了，不想再当军人!”何只好对其抚慰有加，并说：“军衣烧了，拿我的去穿。”如此亲切厚爱，韩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不敢再说，又重新穿上军装，随何应钦去上任了。
1950年5月1日，何应钦正式就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他领导下的机构更是蒋介石安抚军队老将的“特级冷衙门”。其时，曾经代理主任的龙云，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由香港赴北京，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蒋介石所给予何应钦的职务，不过是龙云早已弃如敝屣的东西。但对于在官场中尚无立锥之地的何应钦，毕竟有了公职。
1950年何应钦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与全体委员合影。
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何应钦借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建校26周年之机，发表演说：要全体黄埔同学，“坚定必胜信念”，“实行战时生活”，“贯彻大会决议”，“以内心的真诚和不怕牺牲的力行，信守誓言，服从领袖，重振黄埔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