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失势“顾委”里获宠
（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似乎冷却了的美台关系以死灰复燃的机会。次日，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同时，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中国的危机》的演说中，谈到西太平洋防线时，指明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环球群岛到菲律宾，台湾成了这一防线中被割断了的环节。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虽不满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但却不能不再度正视台湾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必要时准备启用全球战略中远东的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台湾的态度，曾经笼罩在孤岛上的被遗弃的悲哀孤独开始消散。
何应钦欣喜若狂，认为这是重新获得美国支持，实现反共抗俄的良机。无论是在国民党的会上，还是在他领导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何应钦都献计献策，力主台湾直接出兵“制裁”北朝鲜。6月29日，蒋介石正式向美国政府提议，台湾愿派遣33万名陆军精锐参加朝鲜战争。蒋介石、何应钦等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打败朝鲜，借美军之力，攻下东北易如反掌，以东北作基地，“反攻大陆”也就有了希望。无奈的是，杜鲁门总统并不看中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要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准派一兵一卒入朝作战，更不准轻举妄动，趁机“反攻大陆”。美国虽没赏脸，但美台关系却开始热闹起来。美国的第七舰队游弋在台湾海峡，无异于替台湾增强了海上防卫，阻碍了人民解放军向台湾发动进攻。台湾在惊惧中镇定下来。
为了摆脱败退台湾之初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困境，也为了清除异己，重振反共的“革命”精神，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发动了改造国民党的运动。
在台湾当局刮起的总结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的反省风中，何应钦内心也不能不承认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所指出的：国民党之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实由于“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并非夸大其词。
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了《本党改造之措施及程序》案。这是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广州国民党中常会上所提的《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的具体实施。当时，由于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逃命唯恐不及，哪里能坐下来“改造”?一年之后，“改造”之事才得以重提。
国民党改造的措施及程序首先是停止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推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其职权。同时，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理改造工作。
为了表示对这次事关“党国”存亡和自己命运的“改造运动”的竭诚拥护，7月10日，何应钦在纪念北伐誓师二十四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除重提他过去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率领东路北伐军进攻福建取得永定、松口之役的胜利外，特别阐述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的重要意义。他说：“蒋总统”“要我们对过去在大陆的失败、反省自责，改正我们的错误，特别是本党彻底改造。今天参加纪念的各位，大多数是本党的同志，我们大家如果仔细检讨一下，一定可以知道过去北伐的成功，绝不是纯军事的成功；今天‘剿匪’的失败，也绝不是纯军事的失败。我们站在本党的立场，应该坦白承认，这是我们本党的失败，也是本党全体党员的失败。本来，关于本党改造问题，自去年7月，蒋‘总统’将本党改造方案提交常委会后，曾经颁发各地党部督率党内同志研讨，再将意见汇交中常会。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一年，尚未见诸实施……我以为今天来谈改造本党，应该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施问题。因此我希望这个改造方案，能早日见诸实施”。
为了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率先垂范，何应钦以他在生活上一贯严谨、不尚奢侈的作风，像当年奉行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号召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中实行“战时生活”。他不仅自己做到节俭、勤奋、遵纪，当然客观环境也迫使他必须这么做，而且还四处宣传他的这种主张。他说：“所谓战时生活，从我个人的解释，不仅是指节约消费而言；我以为战时生活，应该进一步的适合于战争需要，即是生活的条件与战争的条件要趋一致。现在我们在台湾，可以说已经到了反共抗俄的最后的堡垒。我们固然要力改过去浪费、奢侈、怠惰、骄纵、弛缓、松懈、推延的习惯，同时更要勤劳、热烈、乐观、锻炼、学习、负责任、守纪律，以随时完成我们的战斗准备……去争取我们未交锋以前的胜利。”
过“战时生活”，对何应钦本人倒无所谓，因为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养生之道中就特别注重“勤”、“俭”二字。去台湾以后，依然保持早睡早起，饮食清淡，不嗜烟、酒，热心体育运动的良好生活习惯。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要一下子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他们所过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改变过来，的确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改造。
7月26日，蒋介石宣布陈诚、谷正纲、蒋经国、张其昀等16人为中央改造委员，何应钦、吴稚晖、居正、于右任等25人为中央评议委员。
从1950年8月至1952年10月在台湾当局开展了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国民党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而且，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归咎于国民党自身的失败。何应钦更从组阁拒和、负隅顽抗到被迫辞职的短短几个月中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派系分歧、利害摩擦，形同散沙，终致不堪一击。而且，他还意识到，自己既属“改造”对象，因为他曾与李宗仁合作，被一些人误解有“毁弃革命领袖”之嫌；同时，他又还必须充当“改造”别人的工具，以表明自己没有“曲解三民主义”、“毁弃革命领袖”。当然，作为改造运动的发动者、主持者，蒋介石之所以要改造自己手中的国民党这个玩物，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反省既往，湔雪错误，改正作风，强固领导；二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清除异己；三是开脱自己的罪责，把党务失败的责任推卸到主管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头上，寻找替罪羊。何应钦暗自庆幸，自己虽有偏袒桂系之嫌，但却无结党营私之事。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他还是蒋介石的亲信，而且与党务毫不沾边。所谓改造运动，大抵只能冶炼其心，无伤其身，所以他渐渐放开胆子，投入这一运动，并切实负起监督之责。
一年一度的9月9日，是何应钦最引以为自豪的日子。想当年，他代表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了举世瞩目的对日受降大典。5年后的这天，他借纪念抗战胜利之机，在台北的中央电台发表了《从抗战胜利展望反共抗俄战争前途》的演说，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正义与真理终必战胜强权与暴力”。如以这个认识来从事“反共抗俄”战争，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他论述这前途“光明”的道理时说：“今天我们反共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就个人言，是为理性而战。”“换句话说，反共抗俄战争，是全人类的思想战、主义战、生活战，没有国家民族的界限，只有自由奴役的分野。就我们中国来说，不论在大陆，在海外，凡和我们持共同反共抗俄信念的，就是黄帝的子孙，反之，就是汉奸卖国贼”。
何应钦在电台发表演讲
何应钦挥舞起蒋介石铸造的“反共抗俄”这把毒剑，企图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以是否赞同“反共抗俄”来作为划分是否炎黄子孙的界限，足见其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是如何竭忠尽智了。
1950年11月，台湾当局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步步深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减少了解放军直接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何应钦工作的重心，又从鼓吹备战转到国民党的改造上来，并获得了蒋介石给予的一种殊荣：当国民党台湾当局直属“立法委员”党部和“监察委员”党部改造委员会就职时，何应钦奉命以评议委员资格前去监誓。他身着崭新的戎装，以标准的军人风仪登上主席台，带领那帮新当选的改造委员们宣誓，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已经数不清重复过多少遍的改造运动的目的，要宣誓效忠者坚信，只要改造成功，“反共抗俄”就会胜利。他要求这两个中央直属的党部，通过改造而成为全台湾的模范党部。他要求各改造委员“加强思想领导”，“充实反攻准备”，“恪遵总裁训示，保证改造成功”。
何应钦所支持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氏父子“清理门户”、争取台湾政局稳定的重大举措。初步改造的结果，是新的权力格局的形成。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其他派系统统被挤出了决策圈，包括何应钦在内的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军政显要人物阎锡山、孙科、白崇禧、翁文灏等没有一个再与权力结缘，而国民党内原有的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CC系，因主持党务不力，导致全党涣散，以致统治惨败而成了蒋介石大张挞伐的替罪羊；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孔宋系，因孔、宋二人早已退步抽身去美国当了大亨而不复存在；以张群、吴鼎昌、吴铁城等为首的政学系，因吴鼎昌1949年病逝于香港，张群、吴铁城都因当了“总统府”资政，遂自行瓦解；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在大陆时期是常与蒋介石、何应钦为首的中央系即黄埔系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军事力量，由于李宗仁去了美国，又遭弹劾而成了台湾权贵们的众矢之的。白崇禧虽然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但多年的隔膜和摩擦，使蒋、白之间疑忌丛生。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不知是蒋介石出于前嫌未释，还是考虑到白崇禧的资历、才识，将他与“五虎上将”之一的顾祝同都安排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何应钦的助手，形成了去台以后何应钦与桂系又一次合作的戏剧性安排。至于在大陆上曾经多多少少在政治上产生过影响的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更被改造运动排斥于权力之外。台湾当局的国民党政权真正成了“清一色”。在这新的权力分配中，年方不惑的蒋经国可以无所顾忌地进入决策圈内。他是“总政治部”主任兼台湾情治机构的负责人，又是台湾“青年救国团”的头目。到国民党七大时，蒋经国便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事实上掌握了台湾党、政、军的实权。蒋氏父子的权力过渡在改造运动时就奠定了平稳的基础。
（二）
何应钦去台后，仍与咄咄逼人的陈诚有些过不去。去台后，陈诚的抓兵、抓人、抓事、抓权、抓机会的“五抓”和用心、用力、用人、用势、用诡术的“五用”，依然本性难移，使他在同何应钦的明争暗斗中节节获胜。何应钦看不起陈诚，但陈诚却同时得蒋氏父子的信任，通过改造运动正步入权力的巅峰，他担任“行政院长”，主持“土地改革”，声名大噪，对何应钦是一种刺激。一向能忍让的何应钦对陈诚的得势，没有表示出丝毫的醋意和妒忌，而是处处支持陈诚，谦恭谨慎，反而博得了心高气傲的陈诚和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党的敬重。何应钦的为人更获称道。
1954年，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接近尾声，何应钦也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新形象。在国民党建党六十周年之际，何应钦又为蒋介石的“改造”大唱赞歌。他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固然是苏联支持中共的结果，“然而我们深自反省，何尝又不是我们本身革命精神的不能坚持，本党优良传统的失坠……总裁看出这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故决心从事党的改造工作，由党的改造达到党的重建”。他还断言：“每经过一次失败，党便有一次改组，革命事业也跟着必然能有一次新的开展。”这次的“改造”，便是“总裁重建本党以完成‘反攻复国’大业的愿望”。
台湾当局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结束，何应钦晚年命运的蓝图也被蒋介石设计出来了。他被挤出了台湾当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是没有决策权的台湾当局“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政治上他大大贬值了。作为国民党军的元老和黄埔系的第二号首脑，他虽然有了一项虚光耀目的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荣衔，实际上与台湾的军事决策毫不沾边。昔日国民党军的“福将”之星，被蒋介石高高地悬在冷宫之中，再也不能对外闪耀诱人的权力之光了。但他毕竟是蒋的心腹，去台以后确实表现了“从一而终”的绝对忠诚。必要的时候，蒋介石对他仍然是要利用，因而也要表示尊重的。何应钦虽然失势了，但却没有失宠。
在“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任上，何应钦确实能为台湾决策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献计献策，也能安抚手下那些曾经为蒋家王朝拼死卖命却落得坐冷板凳的顾问们。随着年龄的老迈和台湾政局的稳定，这些顾问们过了时的战略对台湾当局的作用也日益减少。
1972年7月7日，由于要精简机构，整个“总统府顾问委员会”就被裁撤了。但一直到8月12日，台湾《联合报》才正式对外披露：“蒋介石‘总统府’直辖的‘国家安全会议’，人事要简化，组成人员中，本来列有战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简化后把这项规定删改了郭桐：《何应钦的中年与晚年》，香港广角镜人物丛书《国共风云录》。。”主任何应钦、副主任顾祝同(白崇禧已于1966年死去)已然被排斥于“国家安全会议”之外了，他俩也都识相，表示因年老申请“自退”。于是，自愿也罢，不自愿也罢，1973年台北出版的所谓“中华民国年鉴”便没有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副主任顾祝同的名字了。何应钦的头衔便简化成“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
何应钦在战略顾问委员会办公室
何应钦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20多年间，究竟“顾问”了些什么呢?据台湾当局“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对他任职期间的评价是：“除襄助枢机外，更以其迭访欧美所见，发表高瞻远瞩之精辟言论，对建设台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贡献至巨。”
由于何应钦在争权夺利中较有自知之明和“宠辱皆忘”的雅量，蒋介石在阵脚稳定后，却也能顾及何应钦的面子，使他感到荣宠依然。如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依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因此，便召开了被台湾舆论讥为“万年国大”的选举。“总统”一职，没有人敢同蒋介石竞选，但“副总统”一职，蒋早已圈定了陈诚，但却要虚晃一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何应钦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从此，这位曾被何应钦视为逞能而又无能的“希文儿”就一直连任“副总统”到死。
20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的“总统”选举，不仅在美国、日本方引起关注，而且连中共中央高层也曾有所议论。为了坚持一个中国，排除一切外来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毛泽东也属意于蒋介石继续当“总统”。由于蒋在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方面所表现出的毫不含糊与妥协的态度，1957年，毛泽东在会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时，首次谈到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不久，他又妙语惊人地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在国际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蒋介石在岛内外有如此的人望，“总统”自然非他莫属。至于何应钦，连“副总统”候选人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1964年，台湾当局进行第四届“总统”选举，因陈诚患肝癌医治无效而死去，“副总统”的继任人便成了这场政治闹剧的核心。台湾舆论界一直认为“副总统”人选，无非何应钦、张群、孙科这三人中之一人。因为“宪法”中关于“副总统”地位之规定，是属备补性质。如遇“宪法”上所规定的“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须由“副总统”继任或代行其职。因此，“副总统”候选人的“才干”和“德行”必须是对称的，至代行或代理“总统”时，方能应付局面，安定人心，维护“法统”与“国本”。环顾全岛，具备此种条件者，非何、张、孙三人莫属。但在人事安排上总是扑朔迷离、让人莫测高深的蒋介石，在3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中透露：希望国民党要尽一切可能来奖励新进人才，只有新的人才，踵武相接，才可以使“党国”的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按此意思，何应钦等元老自然不是“新进”，无需再作候选人了，但蒋介石话锋一转，接着说道：新领导层中，也需要“德才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才能孚众望，担重任。这是单指他自己呢，还是别有所指?谁也摸不透。其实，蒋介石这么说，是想让这些“老同志”作为他标榜的“政治民主”的装饰和选举时的陪衬。蒋介石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又暗示，“副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宜在60—70岁之间。这无疑是明说“副总统”人选应在何、张、孙之外去物色。因为当时的何应钦已75岁，张群76岁，孙科也已73岁。
当确定“副总统”候选人时，为了使自己心目中“新进”与“老同志”之间能和衷共济，也能平衡舆论，蒋介石私下召见张群，希望他能做“副总统”的候选人。张群并不糊涂，赶紧推说年事已高，建议“副总统”选70岁以下的人为宜。对于名为心腹，实又不甚放心，但可像面团一样任蒋捏扁搓圆的何应钦，蒋介石索性不再征求他的意见了，径直授意中央社同时发表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4张照片备用。当时的严家淦才刚进60岁，既属“新进”，又不会妨碍蒋经国子承父业。这虽是强拉上何应钦等人作为严家淦的陪衬，但却也表示在蒋介石和一般台湾权贵心目中，并没有忘记何应钦等人的资历、能力也堪作为“副总统”。这种荣耀无疑也是一种感情上的安慰与笼络，也正是他忠心耿耿为蒋介石效命几十年所修成的“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