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童子军还魂当老司令发威
（一）
1950年1月，一封来自童子军国际办事处的信函辗转送达何应钦手上。这是一纸给各国童子军总会的通告，其中特别提到了何应钦所领导的中国童子军。通告说：“中国童子军训练15年来，似具备军事预备训练之浓厚特质，已有一年余与本会失去联络，现在因不敢断定其训练之宗旨、原则、制度及方法，是否继续维持，故决定暂行停止承认其会员之资格，以至情况明了后，再行考虑恢复其承认。”
这最后通牒式的公告，既是警告，却也是启示。“中国童子军总会”与童子军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络的一年多，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多，也是何应钦人生旅途的巨大转折的一年多。何应钦虽然是“中国童子军”的总司令，但他哪有闲心去履行职责，于是才造成与国际办事处中断联络的事情发生。在一般人看来，何应钦在权力的搏斗中，已是一匹疲惫得不堪驰驱的驽马，事实上他仍然精力充沛，对蒋介石忠心不改，反共之志也愈老弥坚，大有伏枥老骥之慨。这份通告使他心中闪现了一幅恢复“中国童子军”的蓝图。
童子军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儿童进行社会军事教育的产物。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军官贝登堡。贝登堡早年曾在南非活动，他训练当地儿童充当警探颇有成效。1908年，在他的倡议下创设了童子军。不久，许多国家竞相仿效。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武昌文华书院也成立了中国童子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利用这一组织，对儿童施行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救护、炊事、野营等训练，以期为民国造就一代新人。1920年，在伦敦设立了童子军国际局，联络和协调各国的童子军运动。
1929年底，国民政府为了强化自己对全国儿童的影响，决定成立中国童子军总司令部，统一对全国儿童进行军事训练，并任命在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颇有勋绩的何应钦为总司令。当时，何应钦正马不停蹄地为蒋介石平息各反蒋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无暇履任。
1930年1月8日，何应钦顶风冒雪，亲率蒋介石的嫡系在驻马店一举打败反蒋的唐生智，迫使唐部缴械投降，接受改编。为了庆祝讨唐战役的胜利，1月10日，何应钦宣布就任中国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戴上童子军的圆形礼帽，穿上为他特制的童子军制服，系上领巾，亲自对武汉地区的童子军进行训练检阅。
1934年，为适应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适逢童子军国际局要求各会员国成立童子军总会，于是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童子军总会，由蒋介石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表示中国童子军也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当时，中国童子军总会发布命令，在全国推行童子军训练，所有初中均设童子军课，推行童子军管理。但由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童子军运动自然不可能普及开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统区的童子军运动借助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政府对民众进行战时组训而得以活跃，成为对儿童进行军事教育训练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实绩并不大。
中国童子军在抗战时期也曾为何应钦、蒋介石增添过光彩。1942年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特别反对蒋介石重用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低能的高级将领，与蒋介石、何应钦的矛盾已经激化。史迪威向美国陆军部状告国民党把美援物资不是用于抗战，而是准备打内战。1942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到重庆考察。蒋介石、何应钦想利用威尔基访华之机，要求撤换史迪威。何应钦除精心地导演了各种宴会、军事训练和演习、参观外，还特意把重庆的童子军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欢迎仪式的训练表演。那位沉湎于阿谀奉承和美酒佳肴中的威尔基，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参观、应酬中，看到男女童子军着装整齐，摇晃着美国和中国的国旗在他所到之处列队欢迎，并为他作了童子军操练表演后，对陪同他的何应钦竖起大拇指，连声“OK!OK”!蒋介石对何应钦利用童子军成功地充当了欢迎威尔基的道具，掩盖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现象，表示十分赞赏，偶尔还向童子军发表训词，以示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国民党日益走向独裁和反动，童子军运动也成了何应钦替蒋介石推行反共奴化教育的工具。何应钦在积极投身反共内战时，因为童子军对于挽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何应钦便不再兼顾它了。
收到童子军国际办事处的通告后，何应钦才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中国童子军总会”副会长兼总司令，这一职位，蒋介石既没有免除，也无人与他争抢。于是，他决定在台湾恢复“中国童子军”，以配合国民党总结统治失败的教训，加强对学校控制的措施。当时，台湾当局认为在大陆失败的诸多原因中，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成为反蒋民主运动的主流是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也曾痛切地指出：“最重要的又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只因多年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此次全面失败的主因。”至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失败只是一面和一时的，唯有教育的失败则影响巨大，且非短时间所能补救”。因此，在国民党改造运动开始之前，台湾就开始了对教育的整顿，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和对学生的军事训练管理。整顿教育，自应从儿童教育抓起。何应钦恢复童子军运动的打算，正好配合了台湾当局对教育的整顿。
何应钦请示总会长蒋介石同意，又获得台湾当局“教育部”的支持后，便以台湾当局“中国童子军总会”名义致函童子军国际办事处，说明童子军运动在中国发展的状况，委婉地申诉了与国际办事处失去联络，并非由于对童子军事业的轻视，实在是因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国民党节节失利而心有余力不足所致。信中表示，他自己和总会长蒋介石都极愿在台湾重振童子军，恳求国际办事处仍承认“中国童子军”的会员资格。
童子军国际办事处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全的国际组织，加之当时国际帝国主义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在收到何应钦的信后，便作出决定，取消暂停承认“中国童子军”会员资格的决定。何应钦既争得了台湾童子军取代“中国童子军”的名义，又使其继续作为童子军国际组织的一员，还替无所事事的自己找到了一份虽无实惠却也荣耀的差事，多少能慰藉失势后的寂寞。
(二)
1950年9月19日，何应钦在台北主持召开了台湾当局“中国童子军全国理事会”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使已经夭折了的童子军运动在台湾复活。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台湾尚无童子军的组织。会后才决定在全台湾成立童子军，并在11月1日召开了台湾第一次童子军大会。从此以后，台湾的童子军既是台湾的童子军，也是“中国童子军”，何应钦这20年一贯制的老司令又重现“风采”。
何应钦对事实上由他所主持的童子军在大陆时期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他说：“我们中国童子军，十几年来，在量的扩展和外形的讲求上都已有相当的成就。而在质的改造，亦即在实现童子军的宗旨上，则显然不够需求……而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中国童子军，是徒有其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童子军“虚有其表”倒也如实，而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童子军之“表”也没有，只好由何应钦来“重建”。
有鉴于过去的疏忽和失职，何应钦对今后如何改进台湾童子军的教育训练，设想了一些原则：(1)童子军的领导人，必须具有高尚品格；(2)童子军的团体不能过分庞大；(3)童子军教育的目的，在于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4)童子军的活动，该利用儿童的休闲时间等。为了使“中国童子军”在台湾岛上起死回生，并实现总会长蒋介石所训示的要“与世界各国的童子军并驾齐驱”的目标，何应钦对今后台湾童子军工作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童子军的名义，应力求名实相符。”因过去滥用童子军名义，“甚至世界童子军人士认为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童子军团。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如果作遽然的变更，事实上必遭遇很多的困难。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目前初级中学的童子军组织和他们的童子军一般训练，都暂维现状，另在各初级中学内，设一童子军实践团。这个团的编制、训练、制服、徽章等，一定要完全依照中国童子军法规的规定，确实施行；凡没有加入这个实践团的童子军，最好不用领巾，改用领带，或领巾领带都不用，以便与真正的童子军有所区别。在这个实践团里，所有童子军，一定要依照世界童子军的标准，严格要求，务使每名童子军，在道德素养和行为上都能有充分高尚的表现才好”。
“第二，要延揽专门人才，对有关童子军教育的各种书刊，应该大量编印，一方面对社会做广大宣传，使社会人士，认识童子军教育的真义和特质，来共同协助其发展；一方面充实童子军教育的资料，提高童子军教育的水准。另一方面应该改用以品德为重的设计，培养优良的领导人才，这不妨仿效欧美各国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还具体要求仿效欧美建立“童子军教育保健营场”，用野外露营之类的实际生活以培养童子军骨干。此外，诸如尽量避免流于形式的集体宣誓；童子军运动须广泛向社会推进，但又不可速成；以台湾为童子军运动的实验场，取得“经验”，待“反攻复国”之后，在大陆推而广之等，何应钦都有所筹划和建议。何应钦办事的缜密和思前想后的风格，于此又可见一斑。
1956年10月31日，任台湾童子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为蒋介石70岁生日祝寿，举行童子军露营活动
1952年2月25日，是“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在台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会，凡建立了童子军的学校均组队参加，既庆祝童子军运动的“中兴”，也使台湾的童子军运动与“反攻大陆”、“反共抗俄”这些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能获成功的渺茫希望联系起来，并为之培养人才。他援引蒋介石1941年元旦在重庆检阅童子军时所说的“忠勇为爱国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作为台湾童子军的思想言行规范。他还要求台湾的童子军，对自己，努力充实知能；对社会，尽到互助合作的责任；对“国家”，发挥爱国热忱；对世界，要达成服务人类的志愿。如此，便能在家庭，做一个克家的子弟，在社会，做一个见义勇为的青年；在“国家”，做一个忠诚的“未来国民”。
1958年，童子军国际办事处更名为国际局，由伦敦迁移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办公。台湾的童子军运动一度“中兴”之后，并未随着台湾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开始复苏而掀起高潮。只不过作为儿童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偶尔热闹一番。
何应钦重操童子军的旧业，虽于事无补，但却有虚声可扬。每逢“中国童子军”成立的纪念日或外国童子军组织访问台湾这类场合，他便能以老司令的资格出台亮相，发表一通演说，借以证实童子军组织的存在。
从1957年开始，每隔两年就要举行一次童子军远东区的国际会议。何应钦曾先后派出台湾童子军代表团参加在菲律宾、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一至第四届远东区国际会议。1966年10月，世界童子军远东区的国际会议在台北举行，何应钦作为东道主，再次扮演了当年在重庆迷惑美国特使威尔基的角色，调动台北童子军，组成规模可观的仪仗队，表演了各种童子军的训练项目，展示了十多年他苦心经营的成就。由于何应钦的资历、声望都是别国童子军代表团团长望尘莫及的，人人都对他尊崇有加，而他更以老前辈的身份，对各国童子军运动提出一些既冠冕堂皇，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远大目标。他说：
我们要找出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停止人类的纷争，消弭所有存在世界上的偏见和矛盾，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友谊和博爱的世界当中。只有在我们下一代的心里，播种下仁爱的种子，这个目的才能达成，这正是我们童子军工作者在过去六十年来所做的，今后我们仍然将继续努力地做下去。
然而，何应钦的所作所为，与他所推崇的目标相反，他把台湾童子军运动也纳入了“反共抗俄”的政治轨道，他希望别人在儿童心灵里播种仁爱，而他却在台湾儿童的心田里撒播对共产党的仇恨和疑惧。
1966年11月15日，为了贯彻远东区第五届国际会议精神，何应钦借题发挥，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大加抨击，并特别在高雄的澄清湖畔举行台湾童子军第六次全省大露营，各项活动的主题都离不开“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他企图把童子军这种西方介绍来的儿童教育训练方式尽可能台湾化和政治化。他解释这次大露营活动为什么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主题时说：“文化复兴的含义，是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来加速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是要使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也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和世界其他优秀民族共同负责，使全人类都能懂得幸福的生活和辉煌的发展。”他希望台湾童子军运动能配合台湾当局发动的针对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承担起先锋队的任务”。
随着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台湾童子军参与的“复兴中华文化运动”的喧腾也偃旗息鼓。何应钦附加给童子军运动的反共的政治动力，对一般的儿童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但台湾各地童子军集会、训练、露营一度成风，确实得何应钦倡导主持之力。有人讥讽道：“如今难统胡子兵，委屈训练童子军。”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童子军运动的思想体系和训练方式日益显得陈旧落后，加之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何应钦有了更加繁巨的工作，童子军运动便不值得他再倾注大量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