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结反共姻缘 居后获再起希望
（一）
“机遇”这命运的精灵，在替何应钦制造不少辉煌荣耀的同时，也替他制造了许多悲剧和历史的笑柄。古代哲人老子所说的“祸福相倚”，在何应钦的一生中屡屡应验。
当何应钦注定要在台湾坐一辈子政治冷板凳的时候，幸运之神的手指又轻轻叩响了他寂寞已久的窗棂。
何应钦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起人卜克曼合影
1955年5月20日，海外飞鸿向何应钦传来了美国“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负责人土乔的一个信息：“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约150人的代表团，在美国的麦金诺岛开完会以后，将应邀赴日本、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等国访问。这个“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对台湾的状况极为关切，对致力于反共的何将军钦慕已久，希望他能与台湾当局联系，邀请这个代表团在访问日本之后，顺道在台湾作4天访问，扩大这一运动对台湾的影响。
这封信使何应钦无比激动，令他回忆起出使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时，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卜克曼举行会谈、相互投缘的那段美好回忆。
1947年1月3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会议上，正被联合国军如何组建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弄得唇焦舌敝的何应钦，收到“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神学博士佛兰克·卜克曼的邀请，赴加拿大尼亚加拉出席该组织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何应钦原本将此次赴会当作松弛神经的观光旅游，不料在会上却被这一组织的宗旨和纲领所打动，倾心相与了。
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什么样的组织呢?这个简称为“MRA”的团体，就何应钦当时的认识来说，是卜克曼这位持独身主义而又以反共为职志的先生偶然受上帝的启示而创立的。1938年初夏，卜克曼旅居德国东部的小城福劳顿斯特时，怀抱《圣经》独自在黑松林中散步，虔诚地祈求上帝挽救人类的命运。于是上帝“显灵”，他在冥冥之中得到启示：“人类必须彻底净化个人生活，才能挽救厄运，以绝对的道德生活标准来战胜物质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1938年6月4日，卜克曼在伦敦东区创立了一个国际性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来实践这一启示。这一运动宣称将以实现“四大目标”来免遭“赤化”厄运，以“道德”的智慧和力量，打击并摧毁唯物主义思想。它的“四大目标”就是“绝对的诚实，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就是这四个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绝对不可能存在的“绝对”深深地打动了何应钦的心。他大有卜克曼“先获我心”之慨，就兴之所至、慷慨激昂地在会上作了《消除误解建立信心》的演讲。他认为“MRA”的“四大目标”，“与我们中国固有的道德，可以说旨趣是完全一致的……也与我们中国孔子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极其相似的。而这一切，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企图彻底推翻的东西”。他在演讲中还说：“自从上一个世纪我们开始与西方接触以来，世界上军事力量强过我们的国家，都在想攫取我们的土地及经济特权，独占美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不知何应钦是基于“外交”上考虑，还是有意讨好美国，这么一个“例外”，便轻巧地把一部美国侵华史抹掉了。他还针对中共对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有力驳斥，以及当时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独裁、腐败的不满辩解道：“共产党的宣传技巧，把国民党表现成为一个反对中国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党。这种不合事实的宣传，使得许多人相信中国是在实行一党专政，目前的纷乱是由于国民党想要肃清共产党所致。”他还认为“国民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便足以证明“国民党把政权交还人民了”。他在演说中还鼓吹“共产党绝不是一个政党”，但“我们政府曾三番四次的邀请——不，简直是恳求——他们来参加政府，但是都没有结果”。因而，“妨碍中国民主化进展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他们自己”。
何应钦对“MRA”的推崇和他坚决的反共态度，在1947年1月尼亚加拉的会议上就博得了与会反共人士的喝彩，何应钦将军的名气，也在“MRA”中鹊起。
会议结束后的1月12日，何应钦在致于右任、戴季陶、张群、居正、孙科等人的信中，还抑制不住这扬扬得意的心情。他夸耀道：“会中钦曾就我国道德及诚、正、修、齐、治、平之政治哲学，详加阐扬，闻者莫不赞美吾国道德文化之高深，极为感动。”何应钦在美国时，曾收到一个名叫鲁意斯的美国人的来信及他所写的小册子。鲁意斯因倾慕卜克曼、何应钦所鼓吹的“道德重整”的威力，便引发了他的奇想，写了《战争之替代物》的小册子，并自己掏钱印刷问世。他在给何应钦的信中介绍了自己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说他“主张成立国际垒球联盟，使各国人民及领袖由游戏而忘记战争，其成就当较联合国尤大”。何应钦对这位神经似乎有些不正常的垒球迷十分赏识，郑重其事地给他回信，赞扬他“关心世界和平之热忱”，并与其探讨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良策。
此后，何应钦在美国又参加了麦金诺岛和弗吉尼亚州举行的两次“MRA”的国际大会，发表了崇尚道德可挽救一切和以道德反共的演讲。
1948年3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回国后，便集中精力参与指挥数百万国民党军与共产党打内战，一心想用枪炮去挽回败局，暂时忘却用了“道德”的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学说，但卜克曼却始终没有忘记利用何应钦在中国推行自己的政治宗教。
退居台湾以后，何应钦又开始与“MRA”有所交往。1951年2月，何应钦旅日期间，应日本“道德重整会”负责人栗山的邀请，在小田原“道德重整”中心发表了《中日道德合作》的演讲，希望与日本右翼势力在思想上进一步结盟，利用“道德”战胜共产党。1953年夏，何应钦因治疗眼疾赴菲律宾，又应当地“道德重整”会的邀请，发表演讲。
这次土乔来信要求访台，何应钦认为既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又是将代表团拉拢过来从事“反共抗俄”的“一支国际友军”的好机会，便将土乔的来函及自己的建议呈交“副总统”陈诚转蒋介石核实。蒋介石夫妇对卜克曼及其所从事的事业不甚了解，何应钦便把卜克曼创立“MRA”的经过及其宗旨详细地向蒋介石夫妇作了说明，还特别介绍了卜克曼与中国的关系。他说：卜克曼中年时曾两次到中国访问，并在庐山上潜心研究过辜鸿铭翻译成英文的《大学》《中庸》，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坚信人类只要笃信上帝与孔子，就能把被共产党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被共产党赶到海岛上终日抱恨的蒋介石夫妇，听了何应钦的介绍十分高兴，认为“MRA”不仅与“反共抗俄”的目标相符，也与他们曾经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相通，表示欢迎这个访问团到台湾。
为郑重起见，蒋介石通过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致函何应钦，大意是说，“MRA”访问团访台一事，已由“行政院”出面邀请，又以为宜敦请负有国际众望且熟悉该会情形之人士负责，所以请何应钦具体筹划接待事宜。
1955年6月7日，何应钦邀请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决定由“行政院”聘请张道藩、黄国书、陶希圣、李士英、查良钊、桑锡菁、洪兰友、沈昌焕等24人成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访问接待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下设总务、招待、节目及宣传四个组，分别准备接待事宜。
6月18日，何应钦在台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以《介绍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题发表文章，说明“MRA”的宗旨与概况。他向记者们介绍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不是一个组织，它无所谓会员，也无所谓条规，可是它能使现有的组织获得新的精神，因此，有许多人视它是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他们相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他们信奉四个绝对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和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四维八德，几乎是完全符合的……这在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战中，无疑的是民主自由国家对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一种挑战”。
6月20日，何应钦又以《在发展中的一支国际友军》为题，著文在台北各报介绍“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他要人们相信：“在我们今日反共战争中，无疑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我们一支有力的国际友军。”
6月22日，“MRA”访问团一行188人，分三批由东京抵达台北。这个访问团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国会议员、财团负责人及反共人士，还有鼓吹“道德重整运动”的歌剧《永恒之岛》的演职人员。当晚，何应钦在空军新生社设宴欢迎访问团全体成员，并请他们观看评剧。
次日，何应钦陪同蒋介石夫妇在台北宾馆接见了访问团。蒋介石在致词中谓诸位嘉宾的翩然莅临，使他深感“吾道不孤”。宋美龄笑容可掬地与访问团的头面人物一一握手，一会儿用“国语”寒暄，一会儿用英语问候，并赞扬他们都是“为上帝工作的人”，“MRA”无疑“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何应钦听后也大受感动和启发，决心在台湾致力于这项“上帝”所喜欢的运动。从6月23日至25日，“MRA”访问团的剧组，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歌剧《永恒之岛》。何应钦观看了演出后，对访问团所期许的“台湾将成为世界命运的锁钥”这句过分的吹捧之词极感兴趣，并表示他自己和台湾都正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这次“MRA”访问团访台受到台湾当局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刺激了“MRA”的成员。1956年5月，“MRA”的又一个访问团到台湾访问，何应钦轻车熟路，照料得十分周到。他致函卜克曼，要充分利用这两个访问团的影响，使“MRA”的斗争继续，直到胜利。
1956年7月，何应钦获台湾当局批准，率领台湾“道德重整”代表团赴瑞士柯峰参加“MRA”的国际大会，在西欧和北欧诸国游历了三个月后才返台。回台后，何应钦除了在台湾当局“立法院”报告他的欧游观感之外，还应《自由谈》杂志之约，发表《欧游杂记》，畅谈他对18个国家游览的观感。虽不是文人的何应钦，却以散文笔调，写出热带亚洲的风情，古都罗马的神奇，瑞士世界公园的绮丽，莱茵河流域的风光，北欧诸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花都”巴黎的繁华，马德里“法西斯的精神”，里斯本的明媚和饶有情趣的民俗，古希腊文明的辉煌以及奥斯曼王朝的故乡土耳其、西亚各国的衣食住行……读了这篇游记，谁人不羡慕何应钦所从事的“道德重整”呢?1957年，何应钦不仅率代表团参加了在菲律宾碧瑶举行的“MRA”第一届亚洲区域会议，还应卜克曼之邀，于7月间赴美国参加麦金诺岛举行的“MRA”国际会议。既然是高规格的会议，何应钦所率领的代表团规格也相应提高。代表有唐纵、谢东闵、谢然之、查良钊、郭克悌、余梦燕、谢高屏、钱用和等人。
在这次会上，卜克曼慨然向台湾当局发出邀请，要台湾选派100名优秀青年前往麦金诺岛参加大会并接受生活训练。这100人往返的机票，均由“MRA”赠送。台湾当局遂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救国团”中挑选100人，成立“中华民国”代表团，由沈铸任团长，李焕为主任秘书，前往麦金诺岛。这一下何应钦的声势大增。
这个青年代表团结束了在麦金诺岛的训练以后，在返回台湾前，在美国各大城市演出民族歌舞及反共的歌曲，颂扬“道德重整”。此后，但凡“MRA”的国际会议或区域性会议，几乎都是何应钦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也无需任何人册封，何应钦顺理成章地成了台湾“道德重整”的领袖。在麦金诺岛会议厅中悬挂的“道德重整”领导人物的巨幅油画中，身着戎装的何应钦站立在第一排的左起第一位。他自己也俨然以“中国道德重整会”的旗帜而招摇于市。
（二）
由土乔所率领的“MRA”访问团在台湾所受到的高规格的接待，刺激了要把“MRA”推进到世界各地的卜克曼。他于1956年初到台湾访问，与何应钦畅谈了以“道德重整”来“反共抗俄”是如何重要和有效。卜克曼访台的高潮，自然是会见蒋介石夫妇。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卜克曼感受不到蒋介石是一个基督徒，谈起“反共抗俄”，便显得情绪激昂，是一个介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捉摸不定的人物。他曾听西方人将蒋介石比作拿破仑和希特勒，但他觉得并不像。至于那位曾经使马歇尔认为是“他所遭遇的对手中”的“最有力的鼓吹者的蒋夫人”，这位持独身主义的卜克曼博士也被她的风韵才华迷住了。谈起基督教教义和中西文化，她口齿伶俐，如吐珠玑。而相形之下，何应钦则显得笨嘴拙舌、木手木脚。当他们起身闲聊、准备合影留念之时，卜克曼想起了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文章中所描绘的宋美龄：“她眼睛如点漆，清澈澄明，好似夜半的池塘；她牙齿是口语建筑的视觉上的交响曲；她的手好像是在夏天微风中摆动的荷叶。”她可以成为视觉观赏的艺术，但不可能成为他所标榜的“四个绝对”的实践者。相反，何应钦的严谨沉稳，才是卜克曼所欣赏的。台湾的“道德重整”要发展，并不能依靠当权的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只能靠自己的好朋友何应钦。
蒋介石对卜克曼的赏识，利用和应付的成分要大于依靠和信任。但不善于演戏的何应钦误以为蒋介石对“MRA”会高度重视，为他推进这一事业提供人力、物力和资金的保证。在送走了卜克曼之后，何应钦乘兴建议蒋介石在台北建立“道德重整”中心。无奈蒋虽欣赏“MRA”的反共宗旨，可引为奥援，但深知要反对气势磅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非那对玩政治的人来说不屑一顾的“道德”的力量所能奏效的。蒋介石对何应钦政治上的执著但缺乏敏感早已领教，趁机教训他，要实现“反共抗俄”目标，主要靠积累起足够强大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综合国力”，“道德”方面的反共宣传，虽不可或缺，终究是“偏师”而非主力。为了不扫何应钦的兴，蒋介石勉强同意由何应钦牵头成立一民间性质的台湾“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让何应钦当会长。
联谊会虽然立起了门户，但在经费上得不到官方的保证，主要靠向各有关人士化缘来维持开支，但它毕竟成了何应钦从事反共活动和社会交往、国际交往的一块领地。从1956年至1961年间，何应钦先后10次组织台湾的“道德重整”人士，到瑞士、菲律宾、美国、日本、挪威、丹麦、联邦德国等国，出席世界性或区域性的“道德重整”会议，除了共同宣扬反共的意识形态之外，还帮助台湾推进所谓的“国民外交”工作。对于“MRA”，何应钦身心都十分投入，但台湾当局对之仍不愿升温，在经费上也十分悭吝，到海外赴会时，每月每人只给15~30美元的生活补助，其余开支，主要仰给于卜克曼的资助和在台湾巨富中寻救赞助。所幸的是卜克曼对何应钦的处境十分同情，既引以为知己和战友，为了“上帝”，他特别慷慨大方。
频繁的出访，使何应钦广泛接触了东西方沉溺于反共的“MRA”的各类人物，对“MRA”这一介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运动的理论、实践有了较深的领悟，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状况增长了见识，减少了他思想上许多陈旧落后的观念，触类旁通，使他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提出不少切合时宜或者超前意识的建议。
政治上失意、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精神寄托能巧妙地将他基督徒的宗教信仰、狂热的反共政治信仰和脱俗般的个人生活作风上的相对清廉俭朴融会贯通，而且迎合了台湾当局不断变换口号的反共政治需要。这种主观精神追求与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此吻合，个人所崇奉的生活道德向社会政治道德的转换，使曾经一度黯然了的何应钦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世界反共营垒中重新折射出一抹微光。这种客观情势将何应钦托上了虎背，主宰了他的思维走向。昔日曾指挥调动千军万马“剿共”而屡战屡败的何应钦，今日手中虽无一兵一卒可资调遣，但却不无真诚地操起“道德重整”的精神武器，幻想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军事政治之外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与中共和国际共运再作一次殊死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