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上帝反共抬孔子助威
（一）
1958年6月4日，适逢卜克曼80岁诞辰，又是他创立“MRA”20周年，何应钦和世界上35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人士约1000人络绎不绝地飞往“MRA”在美国的活动基地麦金诺岛，向这位反共“上帝”的化身祝寿，并交流各自国家和地区“道德重整”的心得体会。许多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元首还致电祝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报刊、电台亦刊载或广播卜克曼的事迹和介绍“MRA”的情况，掀起一股弥漫全球的反共逆流。卷入这一热浪中的何应钦，自然对卜克曼本人和“MRA”有了更多理性的认识。偶然得知1922年卜克曼在广州，曾见过孙中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十分推崇，认为他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使何应钦如获至宝，由此而发掘出“MRA”与他所献身的“国民革命”的历史渊源。而卜克曼创立“MRA”之前又到庐山避暑，并有机会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为他创立“MRA”打下了一定基础，体会到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上帝所倡导的东西，实在有许多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一直没人对之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卜克曼认为这是他心中的一大憾事。从这些交谈中，何应钦受到了启示，决心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嫁接中国传统文化于“MRA”之中的使命。
何应钦所接触到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会的负责人中，经他统计，出生或生长在中国的，竟有20人以上，与中国有一定血缘关系或曾经学习过中国文化的，那自然就更多了。这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流传着“MRA”所标榜的“四个绝对”的因果?在何应钦看来，自然是前世注定的因果，所以他犹如修行者顿悟得出这样的结论：“MRA”所提倡的“四个绝对”与“实践方法”，“与我们固有的道德精神一相比较，毫无疑义，我们更可以获得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道德标准与实践方法，和我们古圣先贤所讲人生哲学的道理，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如果说，卜克曼博士之所以倡导这个运动，是受了中国固有道德精神的影响极大；甚或就说这个运动的一切主张与实践方法，大部分是以中国文化为其渊源；我想这种说法是并不为过的。当时，何应钦这种不避“掠人之美”嫌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自豪的观念，对风靡台湾的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思潮，倒有一定意义的匡正。当然，何应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又是一种适用主义的、非理性的全盘肯定。
他为了实现其反共的政治理想及全盘恢复封建的固有道德，让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与基督耶稣攀亲结缘，甚至合而为一，着实下过一番工夫，且有了略具雏形的“理论”。大半生戎马颠沛的何应钦，能在做学问的冷板凳上磨炼自己的心性，并有所领悟，发为宏论，实在难为了他。他的研究成果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一次关于“四项道德标准”的演讲中。
何应钦认为，所谓“诚实”，在一般欧美人士来说，自然是不欺骗他人，不妄求作证。我国古圣先贤对于“诚”字，原有一套极深的道理。《大学》上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是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种“慎独”的功夫正是绝对诚实的境地。他认为要学到“诚”字是十分难得的。宋朝的刘安世跟司马温公学习了整整七个年头，可谓学富五车，不过只学到一个“诚”字。温公教他“诚”字的着手方法，要从“言行一致，表里相应”，也正是“绝对诚实”的功夫。于此可见，卜克曼所说的“绝对诚实”，和我国古圣先贤所谓“诚”，是完全一致的了。刘安世力行七年，才做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何应钦说，“纯洁”两个字，在外国人看来，虽然大多是指夫妇的关系而言，有时候也包括廉洁的意思，这也许在我们看来，似乎比较狭隘，其实这和我们古圣先贤所讲的“敬”字，可以说意义是一样的。他援引程颐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朱熹的“主一只是心专一，不以他念动之”，若动时，收敛心神，在一事上不胡思乱想，便是主一。这“不胡思乱想”，正是“绝对纯洁”的主要功夫。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不胡思乱想”的地步，那就男女关系而言，自然不会有不纯洁的思想；就金钱关系而言，也自然不会有不廉洁的打算了。
在何应钦看来，“无私”两个字，在东西方人生哲学思想上，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宇宙原来是大公无私的。所以我国古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正是大公无私的自然表现。《礼运·大同》篇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绝对的无私”。可见“公”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他认为“MRA”的“四项道德标准”完全实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应该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为了宣传他的这一观点，他还将林语堂翻译的《礼运·大同》篇的原文，印刷以后分赠给外国“MRA”的信仰者，颇获得他们的同感。
对于“仁爱”二字，何应钦认为中国古代的墨家讲兼爱，儒家讲推爱，耶稣讲博爱。说法虽各有不同，都是以“爱人”为主旨，而尤以儒家推己及人的爱，以一个“仁”字为出发点，为我们所推崇。这种推爱的主张，推而至其极点，则正如朱熹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这正是仁爱的极致。何应钦肯定“MRA”所主张的“绝对的仁爱”，与儒家推爱的主张，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上述关于阐释“仁爱”的观点，虽有一点可取之处。但惯性思维作怪，使他作了自我否定，把信仰与他不同的人当做仇人。何应钦说：“今日共产主义者所以把这个运动看作他们思想上的敌人，正因为这个运动仁爱的精神，克服了他们资以煽动阶级仇恨，也冲淡了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不平之感，从根本上消灭了共产主义产生的社会因素。”
何应钦还为卜克曼把“四项道德标准”都冠以“绝对的”这种形而上学和不切实际的说法加以辩解，认为这只不过是卜克曼要求人们对此应该做到最高的境界，绝不可以小得而自满。
对于卜克曼所主张的“实践方法”，何应钦也有相当的体认，并把它“中国化”。
他认为卜克曼主张“静思反省”。参加这一运动的每个人在每天清晨，要有一段静思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人要做反省的功夫，接受上帝的启示。这所谓上帝的启示，其实就是反省的心得，因为要从自己的心灵上反省得来，所以他们认为是上帝的启示。做这种解释的何应钦被认为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他心目中，并不承认有上帝。或者说，此刻的他，又受了“我即佛，佛即我”的佛家思想的影响。何应钦规定了反省的依据，就是四项“绝对的道德标准”；反省的结果，要写在一本小册子上，他们叫做启示录，即以此为自己一切新生改造的依据。他认为，我国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反省的标准与“启示录”虽不同，而反省的办法则是完全一样的。何应钦还说他与蒋介石几十年来，都采取这种自省的办法，获益匪浅。
卜克曼主张“公开道歉”。每日反省的心得，可以在自由、公开的原则下，与别人交换上帝的启示。如果对某件事或某个人，自己觉得有抱歉或错误的地方，最好的改正方法，就是向这个人公开道歉，或对这件事公开认错。此种方法，何应钦认为中国古已有之，如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即一例。他还认为对别人可以“隐恶扬善”，而对自己则应该做到“不矜善，不蔽过”。由此可见，如果走出反共的死胡同，何应钦的待人处事之道，无论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还是用现代的公共关系标准，都有某些可取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涵养了如此的待人处事之道，才在国民党内极其复杂的宦海政潮中免于灭顶之灾。
何应钦认为卜克曼主张“一切从自己做起”，是最现实的实现“四个绝对”的起点。他说：“假如各个人都要先看别人革新，似是各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手起。假若你想为今日的世界求得解决的办法，最好的发动地位，就是你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认为这与中国古今一以贯之的修齐治平的道理，所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张，完全一样。
为了宣传“MRA”提倡的“一切从自己做起”的主张，何应钦还写了一首《指头歌》，在麦金诺岛上录了音，带回台湾，让“道德重整”联谊会的人们唱。歌词中有“一个指头朝着人，三个指头朝自己”，其意大约是“严于责己，宽以待人”。
（二）
何应钦以为“MRA”的各项重要主张，大部分渊源于中国文化。当然，他也承认“MRA”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毕竟有若干不同的地方，而最显著的差别在于：“第一，他们重视宗教的信仰，并且以宗教的精神来推动这个运动。不过他们的宗教观念，与一般所谓宗教不同，他们不重视宗教仪式，而只有一个中心信仰，那就是上帝。他们认为你只要相信上帝，那上帝便会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所谓上帝……就是我们所谓‘天’。第二，他们重视力行的精神，不讲空洞的理论。”何应钦认为西方的“道德重整”者并不注重去探究“四项绝对的道德标准”究竟包含些什么高深理论，而注重实践经验的传播。在这里，何应钦又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那种“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术，希望人们对“MRA”的信条不必怀疑，只需照着去做。他还以西方的“道德重整”者们如何反共为例，提倡“做就是一切”。他说：“即以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而论，他们并不重视他们自己有一个比共产主义更高超的意识形态，最主要的，还在他们有比共产主义者更苦干的实践精神。因此，他们在世界上，训练有数以万计的‘反共’斗士，在他们中间，很多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摒弃了夫妇关系，而献身为这个运动奋斗。”
面对台湾当局“反共抗俄”的政治目标，何应钦不可能成为理论家，他只能去干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面对台湾“国民”道德衰退的现实，何应钦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匡世救时的理论体系，所以他只能倡导去力行古圣先贤早已规定了的道德规范。如果说何应钦从事“MRA”几十年有什么“理论”建树的话，那就是他把“MRA”的“四项道德标准”和“实践精神”融入了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和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之中。
自幼便深受孔孟思想影响的何应钦，在几十年的反共生涯中，似乎忽略了可以取代一切、摧毁一切、建设一切的孔孟学说的思想武器，而是在反共失败、政治上遭受冷遇之后，痛定思痛，通过“道德重整”而发现了孔孟思想与反共事业之间的关系。他曾写有一篇《一人公平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文章，系统阐述他的研究心得。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早在两千多年孔子就已提出，而历朝历代古圣先贤所为之奋斗的大同世界的崇高政治理想。他认为今后世界纷乱的根源，是“民主政治的思想”与“集权统治思想”的对立。而要解决中国和世界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所有的人都致力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
由于何应钦的大力鼓吹和身体力行，更主要是“MRA”的宗旨是利用“上帝”和“道德”的力量，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经过何应钦的诠释、嫁接、改造后，与中国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了几乎一致的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道德重整”也配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提倡孔孟学说，支持成立孔孟学会，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各种主张，因而得到台湾当局一定程度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