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周游列国 《龙》剧流毒欧美
（一）
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年代，当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失误和遭受挫折的时候，何应钦为配合台湾当局发动的“反攻复国”的政治攻势，把“道德重整”活动搞得异常活跃，出现了他和台湾当局都自以为辉煌的经历。
1960年8月，“MRA”在瑞士柯峰总部召开大会。“MRA”的总部是一座绿荫环绕的典雅而庄重的建筑群。主体是带尖顶的五层楼房，会议厅为半圆形，突出于主楼之外，连同周围的花园、草坪和附属建筑，足可供上千人起居游乐。
何应钦每到这个总部，就如同得到上帝的荫庇，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充分体现。他和卜克曼像亲兄弟一般商讨如何把“MRA”向全球扩展。
1960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探索的困难时期，但为了援助非洲等国家，仍派出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疗队前往受援国家。卜克曼深恐非洲被“赤化”，想出了“以华制华”的妙计，建议何应钦在台湾选派500名“优秀”青年，到柯峰总部接受思想和生活训练，然后派往非洲从事“道德重整”工作，以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的影响，所需费用，全部由卜克曼承担。
会议结束后，何应钦立即返台向“行政院”作了详细汇报，并动员“道德重整”联谊会的同仁向各方游说，希望能实现卜克曼的计划。台湾当局对以“道德”力量反共所抱的希望原本就不大，而许多有识的青年对放弃自己的学业或去非洲工作并不感兴趣。何应钦多方疏通，大力鼓吹，终因500人的选拔不易而使计划搁浅。为了履行自己对卜克曼的承诺，何应钦几经周折，只选派了滕永康、邱创寿两人为代表，先期到柯峰考察联系，再考虑下一步。
滕、邱两人抵达柯峰后，卜克曼亲自接见。听了两人的汇报后，仍寄希望于何应钦努力争取台湾当局的支持，完成选派青年到柯峰受训的计划。当时，即使台湾当局全力支持，选派这么多青年的计划委实也难以完成。何应钦多次通过函电向卜克曼申述自己的困难。结果是双方达成妥协，卜克曼同意台湾选派受训的青年不再派往非洲，只需留在“MRA”总部效命；何应钦经过努力，也只选派了50名台湾青年组团到柯峰参加活动。
1961年夏天的柯峰，聚集在那里从事“道德重整”的各国和各地区的老少男女的热情，远比盛夏的温度更高，“MRA”总部内外，充满了一片“反共”的喧嚣。电影、戏剧、歌曲等艺术形式，都变成了“MRA”“反共”的武器。台湾派出了以何应钦为首席代表，董显光为代表，胡轨为代表兼团长的“道德重整”代表团。何应钦一行50余人抵达柯峰后，立即被那里升腾弥漫的反共声浪所感染。在反共戏剧大汇演中，何应钦等人观看了南美的《鹰》剧、日本的《虎》剧、印度的《象》剧以后，既有愧疚又受启发，但还拿不定主意以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共意志和经验。短短几天中，何应钦会见了除卜克曼本人之外的各国在柯峰的“MRA”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有卜克曼的秘书、麦金诺大学教务长、英国牛津大学神学博士毛瑞斯·马丁；“MRA”的策划者兼经济资助者、荷兰电器巨头菲利浦的女婿、加拿大的外科医生保罗·甘拜尔；美国“道德重整”
青年合唱团团长布兰敦·白克；麦金诺大学校长、美国科学家道格拉斯·康乃尔；印度圣雄甘地之孙瑞基谟罕·甘地及日本“道德重整”会负责人涩泽雅英等，何应钦的反共经历之长，反共经验之丰富，令那些人“肃然起敬”。
（二）
何应钦在柯峰观看了别人的演出后，从《鹰》、《虎》、《象》的寓意中受到启示，认为龙的形象和寓意正好代表中国，何不编演一出《龙》剧，加入这反共戏剧的大汇演中?他找自己的副手董显光商量，董立即表示赞同。董显光被台湾称为蒋介石的喉舌，他曾担任过台湾广播公司总经理兼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文采韬光远在何应钦之上。于是，何应钦、董显光、胡轨、王素珍等人凑在一起，共同构思，最后推定由应酬较少而又有编剧特长的王素珍执笔，完成使何应钦扬名一时的《龙》剧初稿。何应钦聘请加拿大籍的雷诺担任导演。雷诺阅读剧本后，又根据西方人对于话剧的欣赏习惯，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定型成两幕十场的剧本。在创作和修改剧本期间，董显光一显身手，边翻译成英文，边缮写、打印，使中、英文本同时出来，定稿后，为适应到各国作巡回演出，董又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本翻译打印出来，使《龙》剧可以在通行上述语种的地区演出。
这部由何应钦主持编演的《龙》剧，采用了全面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恣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进行诬蔑，达到诋毁新中国、吹捧台湾当局自欺欺人的目的。《龙》剧显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它的政治价值和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却超出了何应钦的预期。据说自国民党退守台湾以来，当局曾想方设法“丑化共产党”，但宣传效果均大不满意。在台湾当局看来，“《龙》剧承担了这个工作，同时《龙》剧也为观众指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道路，改变腐败和没有目的生活，是击败共产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龙》剧的剧情梗概是这样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王强的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感到精神苦闷，虽有建设中国的一腔热忱，却不知从何处着手，于是由于“幼稚盲从”、“不满社会现状”、“迷惑于共产主义可以拯救国家”，遂被“诱惑”参加了共产党，参与了推翻国民党统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王强亲自清算其祖父，祖父被枪毙，祖母被扫地出门，不久也就死去”。其后，直至“人民公社”运动，王强都积极参加。最后，王强因“彻底觉悟，冒死逃到台湾，决心以道德为武器，从自己做起，净化个人和家庭生活，负起改变社会挽救国家的责任”。这出话剧颠倒黑白，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黑暗腐败的统治和一败涂地的真相完全掩盖了，并把大陆“人民公社”等“左”的失误无限夸大、借题发挥，肆意诬蔑。这出剧据说“完全达到了何将军的愿望，把中国人和共产党作战的惨痛经验，实实在在地搬上舞台”，因而引起了“MRA”和台湾当局的重视。
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排练，《龙》剧于1961的8月7日在柯峰“MRA”总部举行首演式，引起在场800多“道德重整”人士的喝彩。卜克曼的副手彼得·霍华德亲自到后台祝贺，并兴奋地说：“这样的戏剧应该到世界各地去上演!”
《龙》剧的首演，仿佛是卜克曼和他所从事的“MRA”的回光返照，也是对这位反共“上帝”的宠儿的绝妙讽刺。演出的次日，“MRA”总部便宣布，83岁的卜克曼死去了。这位面对十字架就会说“我信仰你，永不后退”的“勇士”，这位借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散布仇恨的反共狂人，这位经常对人叨念“耶稣为我舍了生命，我能为他做些什么”的神学家，临终时却悲观地留下遗言：“为什么不让上帝领导的人来治理世界!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硬塞进反对共产主义的私货，把耶稣也乔装打扮成反共旗手的卜克曼先生逝世的地点，正巧是他获得“上帝”启示、创立“道德重整”运动的德国黑松林的福劳顿斯特。何应钦将这一惊人的巧合解释为卜克曼为“上帝”建立了殊勋，如今是蒙主恩召，去天堂与“上帝”长相厮守了。
卜克曼的逝世，打乱了何应钦的计划。他原拟待《龙》剧演出后，便返回台湾。家中有病妻需要照料，蒋介石在积极准备窜犯大陆，必定会有许多战略问题需要他顾问。但卜克曼的突然死去，对他是一种损失，也蒙眬地闪烁着希望。他从卜克曼的临终遗言中又得到某种启示，决心要充当那“上帝领导的人”。他取消了回台计划，并获台湾当局的恩准，与董显光、查良钊随同各国代表130余人去福劳顿斯特吊唁卜克曼，并伴送卜克曼的灵柩回美国。蒋介石夫妇和张群都与卜克曼有交往，视他为殊途同归的反共政治家，惊悉卜克曼逝世，都致电“MRA”总部，深表哀悼。何应钦赶到福劳顿斯特卜克曼生前居住的房里时，见那里陈列出的遗物，只是一把手杖、一双旧皮鞋、一本圣经、一件破毛衣，以显示这位“现代政治家”和“上帝”的宠儿克己厚人的“风范”。为了表示对卜克曼的缅怀之情和哀悼之思，何应钦写作了一首《卜克曼博士纪念歌》，请董显光译成英文发表。原歌词为：
卜克曼博士!卜克曼博士!先知先觉。卜克曼博士，重整道德，天下风从；诚实纯洁，无私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大同!你是中国的友人，你是人类的救星；你给世界唯一答案，你给人类希望光明；继续努力，团结精诚!重整世界，改变人生，把神的使命完成!
与其说何应钦对“道德重整”有虔诚的信仰，不如说他是对卜克曼选择用意识形态的手段反共的钦佩。因为“道德重整”的信徒们，永远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胜利者”，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构筑作战的战场，那胜利的场面也可以在脑海中虚拟，不会像何应钦当年在大陆反共那样，因一败涂地而几乎选择自杀。或者说，何应钦在几十年的反共生涯中已经饱尝了失败的痛苦，如今想从这灵与肉的折磨中解脱出来，所以迷恋“道德重整”，就像吸毒者得到了麻醉的刺激，陷入一种半神半仙半人半鬼的迷幻境界。
在参加卜克曼的葬礼时，何应钦的追思礼拜致词，充分反映了他对卜克曼和“MRA”的痴迷，对自己多年反共失败的痛悔。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爱伦城的教堂中，幽暗的烛光摇曳着忧伤，何应钦像那证道的牧师一般庄重，以他浓重的贵州乡音低声地念道：
过去，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曾经实行道德重整的话，中国大陆是不会沦于中共之手的。我是一名军人，我相信只靠战争是不能解决世界问题的。我们必须要从一个超越的意识形态中，找出一个答案。这个意识形态，就是卜克曼博士40余年来，已经把它带给世界各国人们的道德重整运动。基于卜克曼博士的邀请，我已经带领50位中国青年男女到瑞士柯峰参加意识形态的训练，同时决心和各位并肩作战，我坚决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美国逗留期间，何应钦拜会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詹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对作为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并不陌生，会见时彼此畅谈甚欢。何应钦向艾森豪威尔和詹森介绍了卜克曼及他所创立的“MRA”的情况，使对方也有了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艾森豪威尔对何应钦说，他过去认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不过是一个和平团体，现在才知道是一种最反共的思想形态，他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何应钦简直受宠若惊，乘兴又发表了当前应如何反共的高论。当他说到反共必须“手中要有枪，胸中要有思想，心中要有答案”时，詹森以为是“至理名言”，赶紧叮嘱他的秘书把这句话认真记录在案，以便日后资政。何应钦简直以为自己成了超度众生的上帝，得意之至，难以言状。
（三）
何应钦回到瑞士柯峰后，为《龙》剧赴各国演出的募捐也有了结果，一瑞士富翁捐赠了25万瑞士法郎，香港前圣保罗学校校长胡素贞捐赠4.5万美元，意大利菲利浦电器制造公司老板菲利浦之子又为《龙》剧拍成纪录片提供全部制作费用，使得《龙》剧可以喧腾一时。
有了这笔资金作后盾，何应钦俨然以卜克曼的继承者自居，率领着包括《龙》剧组在内的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人，组成了“MRA”的“国际部队”，开始作巡回演出。
每到一地，何应钦都身着四星上将的戎装，走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下，充当这支“国际部队”司令官。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举着34个国家旗帜的国旗队，其后便是由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救国团”中选出来的《龙》剧剧组人员。他们全都是台湾显要人士的子女，用何应钦的话来说，是一伙一贯“娇生惯养的少爷小姐们”。剧组之后，便是充当保镖的各国的“道德重整”的信徒们。这支队伍选择通衢闹市游行一番，散发传单，招徕人群，宣扬以“道德重整”来反对共产主义，向围观的人群分发《龙》剧的入场券。不过，大多数围观者是看热闹，而前往观看《龙》剧演出的人，则是被当地“道德重整”的人士免费送票请来的。这些人或出于拥护反共，或出于礼貌和盛情难却，或单纯为了满足好奇心。试想一下，当人们知道那走在“国际部队”前面的，就是那位曾经指挥过800万国民党军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退守孤岛的何应钦将军，如今竟要凭几十面旗帜、一个话剧、两三百号人“反攻”大陆，进而在世界上消灭共产主义，谁人不想一睹其“风采”?况且，西方人是极富好奇心和幽默感的，即便只是为了何应钦那堂吉诃德式的勇敢精神和骑士风度，也会报之以掌声和喝彩的。《龙》剧所表现的故事姑且无论真假，但毕竟是那块充满神秘色彩令西方人向往的东方古国的故事。
何应钦说：
每次龙剧演出的时候，都由我首先代表30几个国家的朋友，向观众作一个介绍，大意说明：今天整个世界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赫鲁晓夫扬言其在1980年即可完成赤化世界的计划，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主义利用人性的弱点，以地位、酒色、金钱，来诱惑道德沦丧的人，而加以控制，以遂其渗透颠覆的阴谋……最后，我在介绍中共在大陆的暴政后，并特别介绍台湾虽只有1100万人口，60万精锐军队，但我们有……1500万华侨和大陆上99％的人民内心拥护我们，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思想形态是具有决定性力量的。
何应钦讲完话之后，演出《龙》剧。演出结束后，何应钦更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请来自各地的“道德重整”骨干登台，诉说自己个人或自己国家反共的经历或认识。
《龙》剧演出的第一站是瑞士的工业城市鲁森，只能容纳2000余观众的昆珊斯剧院显然满足不了众多好奇者观剧的欲望。况且，一向中立的自由空气使瑞士人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对立，既然有戏白看，何不前往消闲作乐?《龙》剧连续三场都爆满，只好移到体育馆内演出，但体育馆也只能容纳6000观众，依然有许多人看不到演出。最后搬到可容纳2万余人的露天足球场去演出。
对瑞士政府允许《龙》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公开造谣、诬蔑，中国政府曾向瑞士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但瑞士当局以瑞士是“民主自由”国家为由，继续让其在圣·加仑市演出。
10月中旬，欧洲的初冬已经来临。《龙》剧剧组的演职人员随身携带的衣服是准备前往非洲时穿戴的单衣，早晚冻得发抖。所幸圣·加仑市“道德重整”人士慷慨相助，指定一家百货公司，让剧组的人员自己去挑选御寒的冬装。何应钦和剧组人员的帽子、大衣、毛衣、内衣、厚袜子、手套、围巾等都是免费得来的。随后剧组前往联邦德国的福劳顿斯特、道特蒙演出。
《龙》剧在道特蒙演出，伦敦的“道德重整”会正筹备演出《梯子》一剧，听说何应钦主持《龙》剧的演出颇为成功，更想借重何应钦个人的名望，使观看《梯子》的观众能看到这位来自台湾的大人物，便盛情邀请何应钦赴伦敦主持首演式。何应钦正为自己作为贵宾前往伦敦而喜不自胜，岂料英国外交部要审查他的讲话稿，要求删改掉那些露骨的、歪曲事实的话，否则不准其入境。何不得已，只好按英国外交部的要求删改。而他的入境签证手续，是下了飞机后在伦敦机场才办妥的。何应钦并没有意识到，反共的“上帝”虽然欢迎他，但并不是所有信奉上帝的人都喜欢他。
何应钦出访欧洲
何应钦率领“国际部队”到达瑞典时，由于瑞典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提前做了宣传，何应钦的到来就缺少了在瑞士时的轰动。尽管瑞典的“道德重整”组织在一个月前就大张旗鼓地为《龙》剧作广泛宣传，报纸还以《龙》剧为题发表社论：说什么台湾的“黄龙”，“表现中国的正统文化，因为黄色代表了正义、真理、和平和安详”，而大陆所惯用的红色，“却是流血、残暴和饥饿的象征，瑞典应该欢迎龙剧来访问”《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第25页。。如此的宣传，并没有招徕多少观众。《龙》剧演出在即，但许多票还分送不出去。何应钦只得动员他手下二三百号人，三五人一组，带着他的讲演文稿、《龙》剧的说明书和戏票，顶风冒雪，挨家挨户地劝说人们来看他们的演出。据何应钦说，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先后往1.8万个家庭送了戏票，加上瑞典“道德重整”的协助，总算完成了演出的日程。
何应钦怎么也预料不到，他的北欧之行会每况愈下。
在挪威演出第一场时，当地一些青年向台上和观众席中扔小白鼠，一时秩序混乱，演出受到影响，使何应钦大为扫兴。以后演出时，何应钦便动用了他的“国际部队”的人充当保镖，在每个进出口和舞台前后都布置人站岗，第二场总算平安演完。不料，第三天演出时，幕刚开启，还没容何应钦登台讲话，台下便响起了一片《国际歌》声。何应钦见状十分心虚，不敢上台致介绍词，只好请本是国民党军上校的周中勋改穿西服替他上台作剧情介绍。何应钦躲在后台不敢露面，还找了“国际部队”中几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在远近侍卫。当《龙》剧演至何应钦认为观众应该感动甚至哭泣时，台下的观众席上竟然响起一片口哨声、踏脚声、喝倒彩声。继而，台下秩序大乱，演出被迫停止。当地的“道德重整”人士更紧张得要命，赶忙请来警察，帮助维持秩序，疏散观众。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演出时，正好是1962年的元旦。演出刚至一半，忽然台下喧声四起，秩序大乱。舞台周围的保镖与起身抗议的观众发生冲突。“接着叫喊声、踏脚声，完全遮盖了台词的声音，同时传单纷飞，上面画着两根长骨头和一个骷髅头，标题是：‘道德重整滚出丹麦去!道德重整是纳粹死灰复燃!’楼上栏杆上，也挂出了大幅的白布标语，上面写着：‘何应钦是中国的艾克曼!’‘何应钦是杀人凶手!”在丹麦的第三场演出，情况更令何应钦沮丧。事前，在舞台附近及所有的出入口，都由丹麦的“道德重整”会派出了身强力壮的人把守。但演出时舞台上仍遭到臭气弹的袭击，一片乌烟瘴气，以示《龙》剧臭不可闻。事后，何应钦把丹麦观众的这些自发性抗议，说成是北欧共产党有组织的活动，他担心还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未待预定的演出计划完成，就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连夜收拾行装，天不亮就赶火车离开丹麦到达联邦德国。
在联邦德国访问演出期间，何应钦享受到“国宾”的待遇。联邦德国国防部为何应钦举行了鸣礼炮、升“国旗”、“奏国歌”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欢迎仪式。《龙》剧在波恩等地演出的间隙，何应钦会见了联邦德国三军总司令福奇上将。更令何应钦感到荣耀的是联邦德国总理欧哈德接见了他，与他共同商讨当前反共情势及该国与台湾的关系。
何应钦一行在欧洲出尽了风头也出尽了丑。为了给何应钦等人打气，蒋介石、宋美龄特函电慰勉，台湾当局“国民大会”致电祝贺，“立法院”则由“立法委员”陶锭、邓公玄、谢澄宇、刘健群等190人联名致函表示敬意。自到台湾以后，何应钦是第一次获得这么多当权者的这么高的赞誉。
《龙》剧结束了在联邦德国的演出后，返回瑞士柯峰，与日本赴美洲演出的《虎》剧组汇合。何应钦则趁此空隙返回台湾汇报，并寻求接替《龙》剧剧组的人员。
何应钦接受西德记者布瑞采访
1962年2月8日，离开台湾达半年之久的何应钦“载誉”回到台北。蒋介石夫妇在台湾当局“总统府”宴请这位劳苦功高的老将。何应钦专拣好听的向蒋汇报；而蒋对何的努力慰勉有加。在返台期间，何应钦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过，他曾先后在台湾当局“监察院”、“国民代表”联谊会、中国国民党产业党部、“立法院外交内政委员会”、台北工业专科学校、“考试院”、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内政部”及“总统府”等地举行报告演讲会，报告《龙》剧演出的情况以及他与各国“道德重整”领导人交流的反共心得。一时间，台湾上下“掀起了对《龙》剧向往的热潮”，何应钦似乎在国民党内又再现了昔日的“辉煌”。
3月31日，在美国“道德重整”会的函电交催之下，何应钦偕同夫人飞抵洛杉矶，《龙》剧剧组也到达该市进行演出。4月2日首场演出结束后，美国“道德重整”组织负责人彼得·霍德华为了赞扬何应钦，也为了标榜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推崇何将军对中国的贡献，可和美国的华盛顿相比”。
4月14日，是何应钦夫妇结婚45周年纪念日。各国“道德重整”人士早有准备，要为“MRA”的这两位“家长”举行庆贺。在晚会上，何夫人王文湘异常活跃，与《龙》剧剧组成员和各国“道德重整”人士娓娓闲话当年与何应钦相识的经过，他们数十年如何共同患难、相敬相爱的情况。尤其是说到她与何应钦如何笃信基督，在台湾时，每星期四都要查经礼拜，十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更使与会诸人心中感佩。之后，何应钦又率领他的《龙》剧在美国巡回演出，直至6月底。
1961年，何应钦率台湾《龙》剧在欧洲巡演，并亲自上台参与演出的剧照。
从1961年8月至1962年6月底的近一年时间里，何应钦率领《龙》剧剧组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联邦德国和美国演出185场。据何应钦统计，直接观众约35万人，电视观众在2000万人以上，他们所散发的传单有700万份，真可谓“勋绩崇隆”。
何应钦如此执著于《龙》剧的演出，除了他坚定不移地反共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外在的有为与内心的无为。何应钦训斥张群女婿的故事可作一注释：张群的一个女婿，20世纪60年代曾任台湾驻新西兰“大使”。此公皈依基督甚笃，在任所早间上班前，定要全体工作人员做礼拜祷告。此事被一些知情者传为笑话。何应钦在台湾演《龙》剧时，此公也前往观看。事后对《龙》剧大加称赞。何应钦便训诫道：“游戏人生，何必认真!”此话一语双关，听者当然心领神会。
1962年，何应钦夫妇与于右任在台北观看《龙》剧汇报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