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A”门庭冷落 “文化复兴”旧调新弹
（一）
蒋介石对何应钦是既用又疑，有放有收，总不让他的才干和忠诚得以发挥到极致。这也是蒋介石的用人驭势之术。
正当何应钦在美国处处受到礼遇，俨然是台湾官方的代表，又是参观海军基地、火箭基地，又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庆祝宴会之时，蒋介石将他召回台湾。
按原定计划，《龙》剧将继续作环球演出，而且由“MRA”总部出资50万美元拍成电影。何应钦被召回台湾，《龙》剧剧组便滞留美国麦金诺岛休整。当初，台湾当局在“青年救国团”中挑选50人随何应钦赴柯峰时，真是百里挑一，选中者备感荣耀，于是不顾学业和工作，跟着何应钦作反共工具。天长日久，《龙》剧剧组内部也日渐不稳，不少青年对《龙》剧浓得不能再浓的政治色彩和极尽歪曲诬蔑的情节也腻烦了，有的想回台湾继续学业或重操旧业，有的干脆想留在美国，谋职或深造。何应钦本想返台后，重新组织一批新人，取代《龙》剧剧组，但台湾的男性青年按规定都应服兵役，如此长期在外，似有逃避兵役之嫌，怎肯再派人出去。何应钦无法再维持《龙》剧的演出了。
在卜克曼逝世后，彼得·霍德华事实上成了“MRA”领袖。他原先以为何应钦和剧组的全体成员，都是受了“上帝”的感召，志愿为“道德重整”献身，殊不知他们全都奉命于台湾当局，带有“官派”性质，大为不解。何应钦返回台北不久，《龙》剧剧组便奉命集体返台，这更使“MRA”总部诧异，并为他们花费在《龙》剧上的大笔美元感到吃亏上当。何应钦虽一再解释所谓“受命于政府”是“误会”，但怎能让“MRA”总部相信呢。
1963年4月，“MRA”在日本小田原召开国际会议，霍德华仍邀请何应钦和《龙》剧与会，然而台湾当局却没让何应钦去，而是派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率领台湾代表团与会，似乎这民间的“道德重整”也不让何应钦专美。
1963年5月20日，由台湾大学发起，很快就获得全岛各大专和中专学校响应，并在台湾社会引起一定反响的“五二○自觉运动”。发起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以挽救台湾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世风日下。何应钦抓住这一机遇，为“道德重整”在台湾的发展忙碌起来。他发表讲话，支持“五二○自觉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的内容“是我们中国固有伦理道德的恢复与发扬；这和三十几年前，蒋‘总统’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近几年，蒋‘总统’所发出的‘革新、战斗、动员’的号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样，“其实也都是在谋求我们固有道德精神的弘扬”何应钦：《自省与力行》，1963年5月31日在台湾大学学生代联会上的讲话。。他要求台湾青年学生要谨依蒋介石1954年讲述所谓“革命教育基础”的时候所说的：“我们要革命必先革心，要革心就要先祛除私心、偏心、欺心、疑心的四大恶德。”他还进一步说：“这四大恶德，其实是互为因果的，而尤以私心为其唯一的根源。所以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揭橥的四大生活标准……也正是对付私心、偏心、欺心、疑心的最好途径，这些也都是我们中国固有道德的精髓。”他号召参加“五二○自觉运动”的青年，要认真自省，要身体力行，最好能加入宗教的信仰与精神，并且说，宗教与伦理、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四大支柱，它不仅是一种安定社会的力量，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何应钦甚至还预言，这个与孔孟之道、与“MRA”、与“新生活运动”及“反共抗俄”使命一脉相承的“五二○自觉运动”，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可与中国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相媲美。
沉溺于“道德重整”迷梦中的何应钦，对“精神战胜一切”的痴情，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依恋，对“MRA”的狂热与反共偏见，都在他写作的以下两首歌词中得到体现。他在《麦金诺岛》的歌词中写道：
麦金诺岛，麦金诺岛，暮鼓晨钟，麦金诺岛。重整道德，天下风从，诚实纯洁，无私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大同。不分种族与国籍，不问宗教同不同，一切须从自身做起，根除唯物主义劣性，共同努力，日新又新，世界康乐太平……
他在《中华儿女歌》的歌词中写道：
维尔中华，炎黄帝胄，五千年历史与文化，雄视东亚。解放人类，改造世界，等待我们来参加。道德须重整，善恶系一心，诚实人之本，纯洁性之真，无私自公正，仁爱在助入；起来吧，中华儿女们！六万万同胞待拯救，赶快重整道德，拯救受难的人群；起来吧，中华儿女们!人性要改变，自己先力行，标准要绝对，妥协绝不成，人人有道德，天下才太平。起来吧，中华儿女们!胜利的曙光在闪耀，赶快重整道德，巩固自由与和平，起来中华儿女们!
《龙》剧在美国演出时，何应钦就趁机在华侨中搞募捐，希望有钱在台湾建立一个“道德重整”中心，无奈捐款有限，不能派上大用场，只能作为专项经费储存在台湾“道德重整”联谊会名下。何应钦作为这个联谊会的“家长”，既为反共的“上帝”做了许多宣传，也表达了自己对台湾的“上帝”——蒋介石——极尽忠心。台湾联谊会利用有限的经费，尽力在台湾岛上传播“MRA”的主张，在国民党军中和学校中放映反共意识形态的影片《崇高的经验》，编演歌颂台湾当局的话剧《万象更新》。台湾的新闻界和戏剧界纷纷发表评论捧场，“MRA”总部也发表专电以示祝贺。但这出戏只在台北演出了8场，便因经费困难，无法再演下去。何应钦原打算作一次环岛演出，但演员和服务人员都各有职业，不能离职，加之经费无着，只好作罢。
何应钦虽然费尽了移山心力，想使台湾的“道德重整”有更大发展，但因他毕竟只是失势的老将，他的联谊会又是民间组织，在“反共抗俄”中成不了大气候。1966年末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次年7月28日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这一运动与何应钦所主持的“道德重整”运动相比，虽然同样是为台湾当局偏安海隅寻找精神支柱，符合台湾当局的反共需要，但因其后台更硬，范围更广泛，并且还因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被台湾当局利用来加剧反共而显得更富“针对性”，一定程度上又挤占了何应钦的地盘。
从1947年何应钦参加“MRA”起，到他去世为止的40年间，由于他的发动，“MRA”在台湾有过一度的辉煌；《龙》剧的演出，是何应钦对“MRA”和台湾当局的最大贡献。为了使这一运动能维持下去，何应钦费尽周折，终于成立了一个财团法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基金会”，先后由罗时宾、查良钊任董事长。有了经费的保证，台湾的联谊会可以同各国的“MRA”保持联系。为了培养“道德重整”的后继人，从1965年到1981年间，何应钦先后派出孙怀南、何弗国、汪咏雪、洪金冠、黄美惠、蔡贵珠等人前往瑞士、印度、澳大利亚接受“道德重整”训练，回台后充当联谊会的骨干。
在抓青年工作方面，由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冲击，何应钦另辟新路。从1967年起，何应钦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合唱团”，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的青年，共同成立了亚洲青年合唱团，前往美国参加“道德重整”大会及旅行演唱。在台湾岛上，由“道德重整”联谊会所组织的青年合唱团共13个，在岛上巡回演唱，宣扬“道德重整”。
联谊会还在台湾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交换各国从“上帝”那儿所获得的启示和反共的经验。一位英国的“道德重整”人士参加了一次台湾的青年“道德重整”座谈会以后赞叹不已地说：“除了在台湾，任何地区都没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么多青年人决定坚守道德武器的信念和付出他们的代价。在台湾的这一潜在力量，确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其实也是“MRA”的没落。
（二）
何应钦在“道德重整”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发表了不少关于“文化”的讲话和文章。如果剔除其中对大陆和共产主义的极端敌视、极端的偏见和极端的短视，他不因迭遭惨败的强烈报复心理而急功近利，从而把“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那么，他对文化的某些观点，却也不乏独到的见地。如早在1951年6月5日，他在东京日华文化协会发表的《东西文化与世界新文化之关系》中，就曾这样说过：“文化不是一种装饰品或应酬品，而浸透于各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感情，以形成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与性格，文化的真诚合作，是人与人、国与国间精神性格的融合统一，才能超出于经济政治的现实利害的计较之上。”他还说：“东方有东方的生活历史，所以东方有东方文化的特别成就，不能用‘落后’两字一概抹杀，今日不是文化由西向东的问题，而是东方人如何发挥东方文化的精髓使其与西方文化取得合理的融合，以创造世界更高的新文化的时候。”其中的某些观点，确有一些理论价值，在近些年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仍能寻得见类似的影子。但这类见解毕竟是凤毛麟角。
1965年12月15日，何应钦在东京日本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发表了《中日关系与王道文化》的演讲，其中他认为在世界的文化体系中，东方文化是“王道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是要人怀德，不要人畏威”。而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它的特质，是“重物质，尚功利，因此发展的结果，往往形成一种以飞机大炮为中心，以武力征服为手段的侵略行动”。他还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屡遭异族的侵略，仍然能屹立于东亚，正是由于这种王道文化的传统，所以能历久”。以“王道文化”和“霸道文化”来区分东、西方文化固然失之偏颇，何应钦的“剿共”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哪有什么“王道文化”的影子?中华民族久被侵略而不亡，屡遭劫难而不衰，并不是由于用“仁义道德”去“感化”了侵略者，而是针锋相对地浴血奋战才赢得了胜利。
1965年何应钦访问日本时被东京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后致词。
一贯推行“化敌为友”和“王道”、“中庸”的何应钦，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的却是化亲为仇，企图以霸道取而代之。何应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矛盾，也正是“MRA”自身的矛盾。这一运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能风靡一时，是由于它适应了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总的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MRA”运动的自生自灭趋势便明显地表现出来。
何应钦对“道德重整”如此顶礼膜拜，20世纪70年代以前，也许从反共的政治需要上考虑得要多一些，到后来，他所憧憬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越来越渺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了曲折坎坷的峡谷，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已使何应钦往日的诋毁之词再无置喙余地。于是，他也从把“MRA”当作反共工具，转到把它当做自我修身养性的信条及类似宗教理想的追求，从政治需要转向精神需要。这也反映了何应钦和“MRA”都在应时而变。
1981年，已经92岁高龄的何应钦，作为“MRA”所推崇的老一辈名人，像朝圣者一般虔诚，最后一次到曾使他充满活力和幻想的瑞士柯峰，参加门庭冷落的“MRA”会议，以图用夏天的回忆来冲淡冬天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