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主官访日头号战犯洒泪
（一）
台湾当局虽然自我宣称仍承袭着“中华民国”的“法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台湾当局的“中华民国”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蒋介石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就必须维持台湾政权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名义；支撑这一名义的“中华民国”的所谓“法统”，因新中国的诞生而成了历史的陈述。台湾当局以早就不复存在的“法统”来处理内外事务，势必陷入极端的矛盾之中。台湾当局要维护“反攻复国”的内政，就必须坚持其所谓“法统”；而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方面以及海峡两岸关系上，其所谓的“法统”已走入了死胡同。
国民党政权退保台湾之初，“对外关系”在台湾当局的各种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何应钦在政治、军事上失势后难以效力，但在拓展台湾的“对外关系”上却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之初，“对外关系”依附于美国在亚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围堵政策。它的“法统”和“对外关系”都建立在美国支持它作为“中国政府”的基础之上，并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仍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支柱。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盛，台湾当局事实上早就有了终将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预感。因此，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的支持及“外交”承认，就成了台湾“对外关系”的两大命脉。同美国人打交道，究非何应钦所长。而与日本朝野来往，何应钦却是得天独厚，轻车熟路。为了寻求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与支持，何应钦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持台湾当局仍代表“中国政府”的地位，拼命拉住日本，将其视为举足轻重的一个筹码。
在抗日战争前后，何应钦在国民政府内部，始终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乃至国际舆论视为“亲日派”的巨头。他虽然最终追随蒋介石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使他的历史有了八年抗战的一篇。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遵循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言，几乎一夜之间，何应钦便化敌为友，化友为敌，成了国民党当权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推进联日反共政策急速转变的主要执行者。因此，何应钦在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前侵华势力的残余中享有别人无与伦比的威望，成了日本战后反共反华势力心目中的大恩人。
去台湾后，蒋介石在拓展对日关系上重新起用何应钦这匹识途老马，的确煞费苦心。何应钦已被摒除于台湾新的权力结构之外，不能给予他任何官方的名义开始对日“外交”攻势，只能让他以私人资格或利用“MRA”的名义发展台日关系。这种名为私人或民间、实则官方意志的做法，便是在台湾当局不断调整的“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有一席地位的“国民外交”。它较之官方的“外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变力，也是台湾当局维持其统治的一种革新尝试。何应钦是堪称有“首创”之功的扛大梁之人。
1951年1月4日，何应钦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乘便替夫人诊治癌症。
既属“私人资格”，台湾当局自不便有所张扬，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反映当然也不可能热烈，这使何应钦在日本度过一段受冷落的日子。对于关心中国国民党命运的日本人来说，何应钦毕竟是知名度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他的访日，迟早会激起政治上的波澜。而首先掀起欢迎何应钦访日热潮的人，便是得了何应钦救命之恩的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
逃脱了审判回到日本后的冈村宁次，成了日本前军界人物组成的战友会副会长，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对救命恩人何应钦的到来，自然要诚心报答。
（二）
何应钦夫妇抵达日本的消息传到冈村耳中时，冈村激动得彻夜未眠。当得知日本朝野对何应钦访日态度冷淡，使何感到难堪，便不由得愤从中来，联络起战友会中的一批人，要认真感激这位救命恩人，迫使日本朝野重视何应钦的访问。冈村说，何应钦将军首次访日，而“我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败后的国家，仍属遗憾之至”。
1月16日，冈村宁次偕同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南京的日军陆、海军及大使馆的代表，以日军战友会的名义举行感谢会并设宴款待何应钦。冈村宁次在席间致词说：“何将军在我国被称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但本人仍然不能不忆起被日本世人所知的事情，来证明何将军之如何爱护日本。”使冈村宁次感触最深，也是何应钦曾引以为荣的事情，是在原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所流传的所谓何应钦的“预言”。冈村说：“记得十六七年前，当满洲事变方殷之时，何将军曾向本人及同事，屡次说明这样的话：‘中日两国一旦扩大冲突的范围，而且超过现在的程度，则中国共产党必将趁机激增势力，此事固成为中国将来的祸根，而日本亦势必蒙受其祸。因此，中日两国必须防止武力冲突，使不致超过现在的范围以上……’不幸的是，何将军此项预言，竟尔言中。眼前赤浪滔滔，正袭来日本，无论日本政治或思想，似乎都在动摇。”当然，最令冈村感激涕零的，是何应钦对他个人及侵华日军处理过程中的“恩德”。
何应钦偕夫人出访日本时与迎宾者合影。
冈村说：“蒋介石总统阁下，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发表‘对于日本人，应以德报怨’的著名声明……而事实上担任接收及遣返200万日本军民的处置者，实在是当时任总司令的何应钦将军。经常想到在旅外的500万军民中，占着200万在中国的日本同胞，所以能于短短的两年间，差不多平安的，甚至允许携带私人的物品及铺盖返国，是多亏了谁?再想到南洋各区域的遣返状况，及现在依然被羁留在西伯利亚与中共地区的数十万同胞，我们日本国民，从当时的中国领袖——尤其是何将军，获得极深刻的印象。”冈村还特别强调说：“依照国际惯例，军官与士兵应分别羁留，当时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处理，在中国的外国军事顾问也当然如此主张，何将军却毅然表示反对，并主张：依照日本人的精神与气质，使他们保持原有指挥系统直到最后，较为方便，因此，直至200万军民遣返完毕，本人的指挥，仍然获得承认，而且所需一切通信器材、飞机、汽车及脚踏车等，都在接收后同时获得贷与，并无俘虏营的设置，一直保持着军队的体系。”致词中，冈村宁次激动得声泪俱下，何应钦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对老朋友吃着日本菜，喝着日本酒，重温了一番昔日的友情。
由于冈村宁次等人的鼓动和牵线搭桥，何应钦此番对日本的访问开始升温。一些日本政界、经济、文化界负责人，均将何应钦的私人访问当做代表台湾当局谋求台日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阶梯，纷纷举行招待会、演讲会。何应钦借着这些机会，开始穿针引线，谋求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和平条约”，以维持台蒋“中华民国”仍代表“中国政府”的虚假状况。
2月14日，在“日华文化协会”举行的欢迎何应钦的酒会上，冈村宁次起立致词，感谢何应钦对他的大恩厚德，中途过于激动，竟致痛哭失声，讲不下去。许多曾受过何应钦庇护的前日军将领，也热泪涟涟。
1952年9月，何应钦收到一本日本出版的名为《话》的杂志。这本杂志上刊登了冈村宁次写的《徒手官兵》的文章，对何应钦在处理日本投降及遣返日俘日侨中的宽大政策感激不尽。何应钦读着冈村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心底洋溢着春种秋收的喜悦。
（三）
1955年7月，何应钦又陪同夫人前往东京诊治癌症，顺便治疗自己的倒睫眼疾，预计在日本将逗留3个月。岂料一去竟达半年多，直到次年3月才返回台北。在日期间，除了治病之外，依然没忘记从事“国民外交”，谋求日本对台湾的更大支持。
在逗留日本期间，何应钦又与冈村宁次会面。这次会面的性质虽然属于老友叙旧，谈话随意，但《文艺春秋》杂志闻讯后，即向何应钦和冈村约稿，希望通过他们两人的回忆，重现中日关系中鲜为人知的历史，并替曾是交战双方主要将领的何应钦和冈村宁次树立新形象。
会面是在没有人插话的情况下进行的，冈村与何应钦彼此寒暄后，即按照日本人的风俗，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边享受日本的茶道，一边开怀畅谈。冈村毕竟是向何应钦缴械投降过的总司令官，多少有些局促不安。还是何应钦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把冈村带回了那段使他春风得意的历史回忆之中。
“我初次遇到冈村先生，好像是1933年，在北平进行《塘沽协定》谈判的时候吧?”
“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参谋副长，您是中国的军政部长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长，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记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就此罢手了，如果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20年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
“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例如当日方提出的《塘沽协定》方案，曾有一项‘日军概撤退至长城之线’等。我当时恐怕这个‘概’字可能产生各种不同解释而发生新冲突，认为应该取消这个‘概’字，那时您也具有同样看法，认为应当取消。”谈到“概”字时，何应钦还用日语强调，中文的‘概’即日文的“概权”。
“我是全权代表，那提案是由关东军草拟的，所以原稿有这个‘概’字，不过，我为两国将来着想才毅然擅自将这个字取消了。”
“当时您的参谋喜多大佐等都很反对吧?”
“大家都反对”。
“就是说我们又变成冤家对头了?”
“是呀!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奇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人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
“都是我的部下干的。”
“多谢多谢!”(笑)
“日皇的停战敕语您听了没有?”冈村提起了另外的话题。
“有，是在南宁听到的。我们总司令部每日24小时都在收听贵国广播。”
“距离太远，听不清楚吧?”
“听得很清楚，我马上于16日回到重庆，蒋‘总统’刚好在公馆。商谈之后，我即赴湖南省芷江，准备接收，当时日方曾派来今井武夫少将商量如何接收。”
“是的。那时，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何应钦先生是陆军总司令。我虽处于投降之将，但由于对方是何应钦先生，无形之中使我减少了很多忧虑……当签字前的9月7日，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地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
“您没带刀来。”
“是的。其次，使我不能忘怀的，也是您的宽容敦厚，本来预先排定我们进场的应向全体敬礼，何先生等不必还礼。可是，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献您的时候，您都站起来给他回礼。后来，外国顾问团的没有抗议吗?”
“是的，他们略有说道。”
……
“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力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9月10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的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是的，是的。是采用这样军队式的派令承认我的指挥权，这样，多达二百几十万的人，因此才获得顺利地遣回。”
“那个派令，曾使您堂堂正正地发布命令。”
“我想这样破例的办法，一定是何应钦先生提案的。我后来听说：当时有美国顾问团在中国，问题并不简单，但您却考虑到日本国民性，认为让他们自己维持秩序，保有组织，较为妥当，由于您有这种意见才决定这种办法了。其次，中国曾准许我们各人可以带回行李30公斤，这一点在日本虽然很少提起，但实际上到过中国战线的人都非常感谢你们。”
“哪里哪里。日本受轰炸的情形，我们很明白，并且我看过了由飞机上摄下来的照片，所以当时我想，如果日本军民不带他们的行李回去，他们回到日本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数达200万的侨民及官兵回到日本，如果身无一物，他们必定很窘很苦，且要埋怨我们。一如冈村先生所说的：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到这里已宣告结束。今后是兄弟之邦，所以应该尽量促成和睦的关系。”
“战后日本人曾由南洋、中国、朝鲜等许多地方回到日本，一时大有人满为患。但从中国派遣军方面回国的人所持行李太多，阻碍日本铁路运输，驻日盟军指示陆军大臣发布减少行李的命令。我也接到同样命令，可是，我故作不知，未加理睬……”
“我们为派遣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3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80％。”
“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此，自1945年11月起至1946年7月止，在短短10个月内200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40多年。”
“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民党军队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关于这一点，根据我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200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后来，美国本身也有所觉悟，他们究竟是言论自由，所以国务院也曾经承认其失败。据我看，美国常常透视将来的眼光，他们缔结雅尔塔协定犯了一次错误。”
“我不想多提美国的问题……当时虽也有些反对那些做法，可是比较更重要的，照我的信念来说，认为日本是我们兄弟之邦，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苏俄，我们‘反共’人士，为遏制未来的苏俄侵略，日本与中国非提携不可。”
“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200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的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一件事，就是你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队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我在里面曾提及过去和日军打过仗的，中国军队最强，俄、英、美次之。”
“我在大正初年前留日四年……”
“到日本留学，如能找到一个女友，那个人对那个国家的语言，就会很快进步，可是何应钦先生没有女友，您的日语都能讲得这么好。”
“哪里，已经不行了。不过，以后我会常常到贵国来，自然日语也渐渐讲得好些。过去若没有战争，我相信我能讲得更好些。我是‘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此次来贵国，承日本各方面朋友招待，使我得以旅行日本全国，参观名胜古迹，或是工厂等。”
“去了京都没有?”
“去了奈良。参观过正仓院……”
“正仓院很好。这地方平常是看不到的。”
“我运气好。”
“你看是不是在贵国文化里面已灭迹的东西，都能在日本正仓院看到?”
“是的。”
“例如五弦琵琶，这在中国是已经没有的了。还有，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姓‘缬缬’的鹿儿岛，而在正仓院里有这种‘缬缬’，听说是比更纱更早一代的更纱。这一点我对何先生和你们中国人倒是有些自负之感。如前所述，东洋文化现有存于奈良正仓院者，故今后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们平常向军队或是一般少年学生讲话，常把日本当做一个榜样。日本国民一般地说来都热爱勤勉，并且竞争意识很深。例如造船，虽然经过那么大的战争，现在已经复旧了。可是，日本人也真会学外国的坏处呢!”
“对的。现在的日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是不管好的坏的，竟一味去模仿苏俄或美国!”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可以说是由战争招来的。”
“今天我们见面，实在太好了，我把这10年间一直藏在心里的郁情都表泄出来了。关于日本军队从中国遣返的实现，关于由于中国方面的善良应该使日本人明白了解的，今天偶然能有此机会公开发表，使我了却一桩心事，心里感觉十分舒畅!”
无论对何应钦个人，还是对台湾当局，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除政治上的影响外，也有感情上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