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识途堪驰驱牵线搭桥膺重任
（一）
早在1951年何应钦第一次访问日本期间，他就利用战时与日本要人的交往和在日本政界、军界中的一贯亲善的形象，为缔结台湾当局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而奔走呼号。
1951年1月19日，日本记者协会举行招待会，何应钦以《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体安全保障》为题，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内容主要有三：
一是主张日本应与台湾当局合作反共。他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在地理上及文化传统上无法隔离，过去由于日本一部分军阀以及野心政客领导的错误，以及造成中日两国八年的大战，结果两败俱伤。所以战争结束之后，‘我国政府’便以蒋‘总统’所主张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原则为今后对日外交准绳，希望以后和平如初，携手合作，小之共同解决两国间的困难，大之则为东亚建立和平，以挽救世界目前的危机。”
二是何应钦主张签订“远东公约”，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他说：“当前世界大势，斯大林已整个统制了共产集团的行动与意志……斯大林的最终目的是奴役全球，称霸世界，但欲奴役全球，必须控制亚洲，因为亚洲漏洞最多。”为挽救亚洲所谓危机，他主张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应从速成立一项“远东公约”，“从军事、经济、文化进行合作，在美国的领导下成为一个共同战斗体，以击溃共产集团的侵略”。
三是鼓吹“反攻大陆”。何应钦认为“中共已完全受了斯大林的操纵”，对内“施行暴政”；对外“发动对韩侵略战争”，“悉索敝赋，人民切齿痛恨，业已注定失败命运，我国民政府必将‘反攻大陆’，摧毁中共政权”。
此后，何应钦这位用枪炮反共的败军之将，又试图用唇舌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相对抗。他先后在东京的“日华经济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中日关系之展望》的演讲；在“日华文化协会”欢迎会上发表《中日文化关系与太平洋之将来》的演讲；在日本“道德重整会”上发表《中日道德合作》的演讲；在大阪的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上发表《孙中山先生亚细亚主义真谛》的演讲；在《东京新闻》上发表《寄语日本有识之士》的文章；在东京的亚东俱乐部发表《东方文化的精神》的演讲；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韩国战局与远东局势》的文章；在“日华文化协会”上发表《东西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的演讲。这些讲词和文章，贯穿了以下的精神：一是提倡日本与台湾当局进一步合作，以建立东亚的反共包围圈；二是鼓吹台湾当局一定要“反攻”大陆，并且恳请日本的支援；三是阐述中日文化相对应的东方文化体系；四是宣扬蒋介石在处理日本战败以后主张保存日本天皇制，不派兵进驻日本本土及“以德报怨”的一系列“功德”；五是自我张扬他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的亲善、宽容与联日反共的一贯主张。
在这次访日期间，何应钦接见了日本政治评论家山浦贯一，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由山浦贯一整理后，全文发表在东京《帝王》杂志1951年5月号上。在这次长谈中，何应钦除了对山浦讲述他当年如何贯彻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宣言外，企图通过山浦，警告日本政府和人民，不可再容忍共产主义。山浦与何应钦有这样的共识，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的机会而深感抱歉。何应钦自然表现了肚里能撑船的大度宽容。他说：“日本人今天能充分反省这一点，我们也不咎既往，愿意今后携手合作，以共谋亚洲的重建。”何应钦还危言耸听，告诫山浦：“共产集团究竟如何的可怕，这在我参与国共斗争20余年的经验中，知之甚详。一旦日本卸除一切防御，则亚洲对共产集团的防线，得陷于崩溃。”他还认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主张保持日本的天皇制度，其真意是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则实行共产革命，这种条件是再好不过的了”。而“日本如果真被赤化……落入苏俄手中，则世界上民主国家集团与共产集团的比重，势必发生极大的改变”。他要山浦对“共产集团”，“宁可神经过敏一些”。何应钦为了恐吓像山浦贯一这类对新中国真实情况知之不多的甚或一无所知的人，涂抹了一幅大陆的“地狱图”。造谣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民众4亿人中杀死1亿以上的人，以解决粮食问题”等。他同时还编造了一个台湾陆、海、空军精锐70万人，“正待机光荣的作本土登陆”的计划，并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自中共介入韩战以来，大陆上160余万反共游击军，也正开始积极的活动，农民反抗暴政，也日趋显著。”他对山浦的讲述，目的是要山浦相信，并通过山浦去影响更多的人相信，只有日本与台湾当局携手反共，才是唯一的出路。山浦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对何应钦所说的一切，大约是疑信参半的。
在何应钦即将结束对日本“私人”访问之前，他露出了此行的庐山真面目，把早在1947年便有所酝酿的对日和约的问题重新提出。
（二）
1951年6月，美国特使杜勒斯出访英国。美、英两国商议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与对日作战有关国家的和平会议，以解决缔结对日和约问题。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不信任及美国一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所以美、英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都排除于和会之外，并声明听任日本在和会后自行选定其认为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与之缔约，而在签订多边条约的和会中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美、英此举自然遭到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于6月18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置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企图排除中国对日媾和。何应钦获此信息后，在访日的最后几天里，抓紧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希望日本选择“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缔结和约。
1951年7月2日，何应钦偕夫人回到台北。他在机场接见记者时宣称：“日本大多数民众，均愿与蒋‘总统’领导之‘自由中国’政府签订和约，钦等并希望吾人能早日‘光复大陆’。”他说：“此行最大成就，在于中、日两国关系上，已开拓一条良好途径。”“对日和约，可望于本年9月签订”。
返台次日，何应钦晋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访日观感及情况。蒋介石认真听取了何应钦关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经过、日本各政党的情况、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中共在日本的宣传工作、日本朝野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以及“台湾当局”对日工作的重要性、缔结“台日和约”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汇报后，不住点头称赞，并留何应钦与他共进晚餐，祝贺他投石问路的成功。
1951年9月4日至8日，美国不顾中国海峡两岸的反对，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会。中国被排斥在外，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派代表与会，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美、英一手操纵的其他国家在和约上签了字。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宣称：日本当在和会以后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和约。台湾当局于气愤之余，又得到一点安慰，立即命“外交部长”叶公超会见美国记者，表示愿以多边条约的原则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但日本政府的态度冷漠，且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倾向。这可急坏了台湾当局，官方的、民间的各种关系全用上了，希望阻止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而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和约。何应钦函电频频，利用他在日本的各种关系促成台湾当局与日本签约。无论台湾当局是压、是拉，都没有让日本下决心。最后，由于美国施加压力，杜勒斯访日，向吉田茂首相陈述美国反共的立场，日本才同意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
1952年2月，日本政府派遣以河田烈为首的议和代表团赴台签订和约。从2月20日至4月28日，共举行了3次正式会议，18次非正式会议，终于炮制出一份“台日和约”。何应钦作为这一和约的主要牵线人之一，因不担任公职而不能参与正式谈判，但却与河田烈保持密切往来，被邀请出席4月28日的签字仪式。
“台日和约”的主要内容如下：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居民是“中华民国”之民众；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台湾当局与日本相互间之关系，愿遵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之各项原则；台湾当局愿尽速商定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
这一“和约”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准则，又是在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签订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何应钦对此却欣喜万分，认为他多年为之奔走呼号的目标实现了。更令他身心畅快的是，“台日和约”的签订，宣布了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与日本签订的《塘沽协定》以及人们通常所说的“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均归无效，似乎可减轻他多年的心病。在签字仪式后，何应钦发表讲话：
我素来主张中、日亲善的，早在我担任军政部长时，即曾忠告当时的日本政府，放弃武力侵略的政策。我认为中、日两国，必须互相忍让，密切合作，因为以我们两国在远东的关系，合则两利，如果不幸而出之一战，则鹬蚌相争，正是渔翁得利。后来我这话终于说中了，以致十几年战争的结果，不幸两败俱伤，而且坐使中国“共匪”长大，增长了苏俄所领导的国际共产集团的力量。今天，中、日两国正式双边和约，结束两国战争状态，重新奠定两国国民今后合作的基础，这实在是值得欣慰与庆贺的。
次日，河田烈专门拜会何应钦，感激他在促进“台日和约”签订及发展“台日”关系方面的贡献。何应钦邀请河田烈乘车前往乌来风景区去参观游览。游览仙游峡谷时，何应钦面对“人在乱石丛中转，花在沸水浪中开”的壮美景观，大加感慨，谓“台日”关系，千回百转，“和约”的签订，终于走出了峡谷。在观赏高82米、宽10米的乌来瀑布时，何应钦感觉大陆失败以来心头郁结的烦闷，有如眼前的“飞来之龙”，一泄而空，兴奋不已地向河田烈介绍乌来风景的起因、特点及有关掌故。
“台日和约”签订以后，何应钦自以为台湾当局名存实亡的“法统”又多了一股维系的绳索。日本及美、英等国对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外交”承认，减轻了他本人被台湾当局的抛弃感和孤独感。他认为台湾当局既然能代表“中国”，他今后的对日活动也从私人资格向代表“国家”资格转变。
何应钦与访台日本友人在乌来瀑布前留影
(三)
1952年7月13日，何应钦与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共同邀约邵毓麟、黄朝琴等人，商讨筹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这一组织产生的动因，是何应钦等人企图通过“民间外交”，进一步推进台日文化经济的合作。还在“台日和约”谈判期间，何应钦就与对方代表团成员大竹、绪方也分别就加强日、台民间成立有关组织进行磋商，何应钦主张不必要将经济、文化分开，可合并一起，相辅相成，于是就孕育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构想。按照台湾当局“内政部”规定，必须有30人以上发起的组织，才能申请成立。何应钦认为“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仅有30人发起，显不出声势，决定征求150人左右的发起人。对于该会章程草案的拟定，则完全是依照台湾当局“内政部”社团组织“法规”，参考台湾的亚东协会、日本的“日华经济协会”等团体的组织章程来拟定，采取团体会员制度。协会下设文化、经济、财务三个委员会，设置一个研究所，作为将来的工作重心。该协会的经费，台湾当局起初并没有资助，而是通过团体会员缴纳常年会费的办法来维持。起初的会址，是借用台湾工矿公司陶业分公司的楼房开展活动。
7月29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张群当选为临时主席，何应钦当选为常务理事。大会通过了该会的章程，规定该会的任务是：“研究中日两国文化、教育、经济情形及人民生活状态”；“收集、交换、翻译与刊行关于学术理论、文艺创作及经济研究之图书刊物”；“介绍与交换教授及技术人员”；“举办旅行、考察、讲学”；“举办各种展览会、交谊会”；“其他有关沟通中、日文化及发展两国经济事项”。从此以后，何应钦又多了一项社会兼职。几年后，他担任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主任理事。这一组织成了他毕生推进台日关系的工具，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以后，更是如此。当然，这一组织的许多非政治性或政治色彩不浓的活动，对于促进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文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确曾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它的成绩，自然也是何应钦晚年的慰藉和劳绩的一部分。
已经失去了权力的何应钦，原本就不愿卷入国民党内的权力纷争，但蒋介石常常要利用他的特殊地位、经历和身份，在权力争斗中替自己火中取栗。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何应钦曾充当了蒋介石消灭、兼并或收买“异己”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的工具。去台湾后，蒋介石偶尔也要使用一下这闲置起来的工具。
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结束不久，依靠“美台协防条约”(即《与台湾关系法》)的庇护，蒋氏父子的统治基础似乎稳固了，于是一场“清理门户”的斗争又接踵而来。这一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搞掉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蒋氏父子一手炮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的处置中，蒋介石又企图让何应钦参与“调查”，以定孙立人“通匪”叛变罪。
孙立人在台湾当局国民党军界，是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之外的留美派的代表人物。孙有学识，也有战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蒋介石一直不让他进入野战军指挥作战。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蒋介石、何应钦起用孙立人作为远征军的主要将领之一。入缅作战，充分显示了孙立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官”。他脱颖而出，中外驰名，但同时也因他恃才傲物，被同僚视为“是位很坏的领袖”。当时，孙立人与美国在华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对以何应钦为首的高级将领的平庸无能，持同样看法，且其指挥才干深获史迪威赏识，因而被蒋介石、何应钦所嫉恨，日益饱尝了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为了改善美、台关系，避免被美国抛弃，蒋介石才起用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恢复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更显示出孙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这种鹤立鸡群的优势，导致了孙与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高级将领矛盾重重。不仅如此，孙还敢于与正青云直上的蒋经国为敌，抵制蒋经国以政工系统挟制军队。何应钦身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对孙立人与蒋经国及各军将领间的闲隙充耳不闻，既不敢顾，也不敢问。
1954年6月，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连任期届满后，调其为“总统府”参军，再度将其打入冷宫。孙释权以后，并没有像何应钦那样安分、驯顺，其孤傲、自信更胜于前。“他坚信，他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信存，私人谈及大陆之失，纯由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于是，蒋氏父子利用孙的部将郭廷亮“匪谍”案将孙逮捕。案发两个月后，始对外公布孙“辞职”。接着，蒋介石下令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何应钦被指定为调查委员。令下之时，何应钦已偕妻子去了日本。何应钦接到电令，初颇震惊，继而于受宠之余体味出此中奥妙，他不愿卷入，遂以妻子复诊癌症为托词向蒋告假。待何应钦长达8个月的假期满后，孙案已“水落石出”，调查委员会确认孙与其部将郭廷亮的“匪谍”案无直接关系，得蒋介石“宽容”，在家读书自省，“由国防部随时考察”，成了被长期软禁的“张学良第二”。
1956年3月9日，何应钦返回台北。几日后，他主动地向蒋递交了一份访问日本观感的“折呈”，明是报告在日本如何卖力地推进“国民外交”，实是解释未能参与调查孙立人事件的原委。何应钦的报告堂而皇之冠以“折呈”之名，足见其心目中视蒋犹如封建时代的帝王了。
何应钦在“折呈”中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在日期间与日本自民党、社会党领袖的会谈以及日政府人士对他的“非正式接待情形”。他说曾代表台湾当局向日方提出要求，希望给予台湾当局“精神与道义”上的援助，对日本国内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扩展贸易的势力予以遏制；同时，希望日本为台湾从事各种建设提供技术人才。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松野鹤平向他表示：“绝对支持”台湾当局，对该党与台湾当局不友好的党员，“均设法使其不能入阁，或不提名为下届议员候选人”。日自民党出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还请他转告蒋介石，在其担任外务大臣期间，无论社会党或其他方面施加任何压力，他保证对“日台和约”信守不渝；对于台湾浪人在日本酝酿的“台湾独立运动”，他愿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尽量阻遏其活动。何应钦与日本社会党领袖铃木茂三郎谈话后，称铃木为“左派领袖”，“左派言论则颇为露骨”。
何应钦在“折呈”中还报告，日本全国商工会议会长藤山爱一郎、关西电力株式会社社长崛新、原子力委员会主任石川一郎等，“均为反共之人士，对我政府均甚友好，唯认为我政府目前仍太偏重军事，而对工业生产、农业改良等……并无多大进步。并谓日本在两年内，曾去大陆之议员在300人以上，工商实业界去者近千人。彼等返日后，均谓中共甚重视农工建设及技术教育。最近且计划于5年内，培训10万名技术人员。因此渠等均建议，希望自由中国，对工业发展、农业改革与技术教育，须特加注重”。
在“折呈”的最后，何应钦写道：“近两年来，日本民众受中共之宣传，对‘自由中国’表示支持者甚少。各大报纸及杂志，对中共之遣送少数日本虏侨回国，表示感谢，并在显著地位登出，致对‘自由中国’友好之作家对此均表不平。”为了使日本朝野不忘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恩德”，他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将会谈内容整理成文，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其目的是希图对日本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舆论加以抵制。
由于何应钦以台湾民间或官方的方式，在推动着台日关系发展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不仅台湾当局把他当做对日关系中应打的一张王牌，连日本当局也对他另眼相看。1965年12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亲自书写赠勋文，颁赠何应钦一等旭日大绶勋章，以表彰他对“战后”增进日、台关系的巨大贡献。次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代表天皇，将一枚金光灿烂的旭日大勋章挂在何应钦的胸前。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枚勋章便成了何应钦替台湾当局推行“国民外交”、维持台日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