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陆”惨败 “国民外交”雪崩
（一）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台湾当局为了稳定军心、人心，就开出了“反攻大陆”的空头支票。何应钦在每年的元旦、3月13日棉湖战役纪念日、6月16日黄埔军校校庆、双十节、10月30日蒋介石的生日和其他场合的演讲、致词，都跟着蒋介石高唱“反攻大陆”。尤其是“台日和约”的签订，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当上总统，又以坚持反共的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使中断了几年的台、美关系得以改善之后更是这样。
1953年，美国派蓝钦为驻台湾“大使”，并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声称坚决维持台湾的现实地位，防御澎湖地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所谓“共产主义颠覆和侵略”。台、美双方将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抵抗武装攻击”及“共产颠覆”。这个“条约”对梦想“反攻大陆”的何应钦及台湾当局来说，不啻是兴奋剂和定心丸。然而台、美关系的“蜜月”却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和南麂山列岛的胜利破坏了。身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何应钦虽在作战上没有决策权和指挥权，但对制造舆论冲淡一江山岛等岛屿的丢失所造成的阴影，改变台湾民众“反攻无望”的情绪等方面，却是竭尽忠悃。何应钦率领他手下的顾问们前往金门、马祖视察、慰问，宣称“誓死保卫金门、马祖”，扬言中共无进攻金门的能力，以稳定惶恐不安的人心。然而，当国共两党军队发生激烈的金马之战的时候，何应钦却在周游列国，热衷于“道德重整”，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国际舆论方面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复国”计划。
当大陆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给经济造成巨大困难的时候，何应钦曾为此幸灾乐祸，以为共产党会就此一蹶不振，“反攻大陆”的神话似乎有了变成现实的一线希望。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武装骚扰、破坏，还是何应钦的意识形态反共，都丝毫无损于新中国，反倒使台湾当局的“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自己的错误，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新中国的顽强生命力和对国际社会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侧目。越是台湾“朝野”对“反攻大陆”的梦呓不屑一顾的时候，何应钦就越是要表现出对“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对蒋介石充满信赖。事实上，曾经作为国民党军事方面第二号人物的何应钦十分清楚，在他离开大陆时，除了被解放军歼灭者外，国民党军有153个整师、1000多名将领、177万官兵、43架飞机、72艘舰艇起义，投向人民阵营。退到台湾以后的十余年，虽然有了美国的援助和扶持，台湾国民党军的装备、给养和攻防实力有所增强，但要重新出现解放战争开始时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相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要“反攻大陆”也只是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充其量只能当做那些反共的败将一种虚妄的精神寄托和渺茫的安慰。
1962年3月，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刻到了。”紧接着，台湾当局紧锣密鼓地实行总动员，准备与中国共产党决一死战，何应钦也与夫人一道去美国领导他的《龙》剧和国际部队，以意识形态的反共助蒋一臂之力。何应钦与夫人途经东京时，受到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人的欢迎。岸信介告诉何应钦：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并预言这一年将是“维护世界自由与民主人士之决定年”。
何应钦返台后，蒋介石派他作为台湾当局“总统”特使，率领“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罗英德中将及联络局副局长温哈熊上校前往汉城，参加韩国独立十七周年庆典。
（二）
1962年8月12日，何应钦到达韩国的当天下午，韩国代大统领朴正熙及外交部长崔德新即接见了他。特别令何应钦兴奋的是，崔德新竟是他当年的部将，而崔的前任外交部长金弘一，则是他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的学生。这位金弘一是朝鲜族，1919年化名王雄，自称籍贯为奉天沈阳，因仰慕何应钦所办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辗转由上海到贵阳报考。经何应钦特许进入学兵营，然后升入讲武学校第三期。由于王雄华语甚差，何应钦曾特别派人为其补习中国语文。这个王雄，后来曾担任过韩国驻台湾的所谓“大使”。何应钦做梦也想不到，当年的王雄，竟然会为他开展对韩国的“国民外交”起到特殊的作用。
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特使访问韩国时向朴正熙递交“国书”
何应钦在汉城金浦机场的讲话和欢迎晚宴的致词都宣称：台、韩两“国”乃兄弟之邦，“反共复国，休戚相关，自须加强合作，团结互助，庶期达成拯救两国被共产党所奴役的同胞之共同目标”。8月17日，韩国政府向何应钦颁赠了文化勋章，朴正熙还设午宴欢迎何应钦。何应钦致答词时不仅称颂朴正熙的政治改革、经济复兴、国际交往中的功绩，以及他个人“至大至刚有人格，爱人如自己的精神”，还鼓动韩国朝野的反共情绪。他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积极在东南亚逞其奸计的今天，我们更要以溺人溺己的精神，发挥一切反共的潜力，消灭国际姑息思想，破除苟安图存的中立主义，使共产主义的毒素与爪牙不易渗入民主阵营，威胁我们共同的安全与自由，妨害我们的反共大业。”何应钦以他坚定反共的信念，果然不辱蒋命，赢得了韩国反共势力的称颂。何应钦回台后，于9月7日向蒋介石呈递了书面访韩报告书，报告中称：“韩国一般有识之士，认为中、韩关系休戚与共，不可分割，此等人士如朴正熙本人，陆军参谋总长金钟五上将、现任外交部长崔德新、前任外交部长金弘一、前空军参谋总长金信等。他们认为‘中’、韩两国，除在历史、地理、文化上有密切关系外，目前‘中’、韩两国的处境，也极端相似，我国有中共‘窃踞’大陆，韩国有北韩傀儡政权，‘中韩两国’反共的目标完全一致，‘中韩两国’都接受外援，而‘两国’的反共行动，都受到外来的牵制。他们认为‘我国’是反共的先进国，对反共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应向我学习反共的经验，效法我国的反共体制与精神，大致言之，革命政府内的稳健人士，都持有这种看法。”何应钦自知无权参与“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选择了在无形的反共战线表达自己的意志。台湾当局为了声明反攻在即，1963年5月中旬的一天，金门防卫司令刘安琪还特邀何应钦和“国防会议”秘书长顾祝同等，由台湾空军副总司令徐焕升陪同，在人民解放军停止炮击的时候，前往金门视察部队及防务。台湾当局对何应钦等老将视察金门大肆渲染。其实，这不过是制造一种烟幕。何应钦等人在金门走马观花一阵之后，当天晚上便悄然溜回台北。原来，他们害怕像台湾当局前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和章杰、赵家骧等将领一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下送命。
（三）
与台湾当局窜犯大陆的彻底失败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犹如旭日东升。不少国家一直在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不懈努力。台湾当局也预感到赖在联合国的日子不多了。1963年5月6日，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经过台湾当局批准，由何应钦代替朱骝先为台湾当局“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该会的前身是1919年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在北平成立的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联合国成立后，该会则是企图维持台湾所窃踞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机构。按照何应钦的解释，这个同志会“当前工作的重点，是配合国策运用国民外交途径，发动国际民间力量制裁共产侵略者，以期达成‘光复大陆’、建立永久和平的使命”。
梧桐一叶落，愁人更畏秋。就在何应钦当上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后数月，8月20日，日本政府批准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成套尼龙生产设备。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何应钦敏锐地感到，日本政府此举，“无异直接资助中共，势将严重危害自由世界之安全”，并以会长名义，奉劝日本要“重视道义”，积极采取步骤，以挽回对台湾当局造成的损失。并表示支持台湾当局对此事的“严正立场”。
好戏连台，祸不单行。紧跟着日本政府向恢复日中邦交试探性的迈步之后，11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在美国联合国同志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强调：他怀疑无限期地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在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时，是否明智，或甚至是否可能。何应钦闻讯后，立即发表声明，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此番言论是“公开袒共言论”，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原则和联大决议，而且是其个人服务国际公职的不忠实行为，他为此而“至感骇异”。
自此之后，风声鹤唳，但凡国际上任何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发生，何应钦不是以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会长的身份发表声明，便是以台湾当局“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主席团主席的资格讲话，大加反对。
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前夕，鉴于此时非昔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的呼声已经势不可当的形势，何应钦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大会“坚拒中共入会”。他耸人听闻地预言，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则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必为之破坏无遗”，“联合国组织必将会分崩瓦解”。不过，在这份声明中，何应钦坚持台湾当局的一贯立场，坚持反对某些国家在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提出“两个中国”的谬论，表明他认为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四）
当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时，何应钦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他预言“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将促成中共内部之全面混乱，而加速崩溃”。他忘形地在台北用电台直接向大陆广播，鼓吹“共军起义”，并信口允诺，如大陆沿海一带“起义”而请求“国军”援助，他们定可能在“六小时内，派遣大军驰援”。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应钦所主持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反常态，显得特别活跃，听取有关大陆的“匪情”报告，研究“国军”联合作战及训练、人事动员计划、后勤政策及计划、陆军作战与训练现状、海军训练与作战、空军训练与作战以及军需生产、治安与保防、中苏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中共现状及未来发展等。举凡“反攻大陆”所需的国际条件及台湾自身的条件，都在何应钦的脑海里翻腾，都在他领导的委员会里争论。他天真地以为“反攻”在即，常常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兴奋中。
何应钦高兴得太早了，台湾当局赖以“反攻大陆”的后台美国开始改变它的对华政策。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打开和中国关系的大门，停止对华战争政策，转而寻求新的和平政策。尼克松入主白宫后，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传达他对改善美中关系的信号，如准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大陆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对美国的行动作出反应。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使白色的小球推动了“地球的旋转”。1971年夏，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后，宣布总统尼克松将访华，拉开了台湾当局“国民外交”大雪崩的序幕。
早在1970年召开的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何应钦就为挽救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而唇焦舌燥，心力俱尽。他发表讲话，要求联大宣布中共多年来的所谓“侵略罪行”，“坚决摒拒其混入联合国并加以严厉制裁，以肃清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乱源”。他和妻子为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四方奔走，举行酒会，为联合国唱赞歌，并声称“中华民国”为联合国作了“重大贡献”。他于11月13日致电联大主席韩百乐及各会员国代表，呼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希望美国仍能采取一贯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立场。
然而，第25届联大的情形何应钦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以51票对49票第一次占了多数。但由于此前的第16届联大上通过了美国提出的，非经2/3多数票赞成，不得改变代表权的议案获得通过，第25届联大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案仍未获解决。何应钦在起初的惊讶之后，又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外交”上的胜利和他呼吁的结果。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在纽约开幕，何应钦似乎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当天，他以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身份致电本届联大主席马立克及各会员国，除重弹老调外，认为“本届联大对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之辩论与决定，将为联合国前途安危关键之所系，呈请坚决阻止牵匪入会之阴谋”。他已经为维持台湾当局窃踞中国在联大的席位而心力交瘁。10月24日晚，就在联合国即将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前一天，何应钦以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盛大活动，台湾当局“副总统”严家淦、驻台的“外交使节”、美军驻台将领、联合国驻台人员及所谓“民意代表”千余人参加了酒会。在台北市艺术馆还同时举办“联合国创立经过展览”，介绍联合国发起与创立的经过及台湾当局对联合国的“贡献”、中共“破坏”联合国的“罪行”、台湾当局“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努力等，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企图影响联大表决的结果。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一周的辩论后，10月25日晚，联大就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同时决定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除出去。美国傻眼了，何应钦彻夜未眠。台湾当局参加联大的“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周书楷在辩论过程中已知大事不妙，在表决前悄悄地退出了会场。
26日，蒋介石发表《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认为联合国已成为“罪恶的渊薮”，“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自己手中”，“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斗争，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27日，紧随蒋介石之后，何应钦召开台湾当局“联合国同志会”的临时理监事会议，谴责联合国“排我纳匪”。他在声明中说：“联大此举无异引狼入室，自毁前途，势将导致此一世界组织的瓦解与世界局势的混乱。”他还引用蒋介石的“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却，不失望，不自欺，形势险恶，我们越坚强，越奋发”的话，自欺欺人地宣称台湾当局还能“突破难关，克服困厄，扭转形势，创造机运”。然而，流水落花春去也，台湾当局“外交”大雪崩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蔓延开去。仅数月间，就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当局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返台。舆论界称台湾当局“外交部”为“绝交部”。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也公开哀叹自己对外几乎无“交”可“交”了。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最终不得不承认联大驱蒋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了“改变世界的一周”，2月28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上海签字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四次提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何应钦“国民外交”的后台支柱已不复存在，这比台湾当局从联合国被驱逐更令人沮丧。
面对台湾当局“外交”的两大柱石——维持在联合国的席位、维持同美国的“外交”关系都已折断的现实，何应钦采取了他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总能自我安慰、自我调适的办法，掩盖内心的痛苦。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公开场合的表演，真够得上蒋介石所标榜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他曾在台湾当局“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上说：联大驱蒋、尼克松访华，“表面上我们在国际的地位，受到挫折，但由于我们民族文化根基深厚，与夫六二年来的饱经忧患，特别是‘总统’洞烛机先，及时给予我们睿智而有力的指示，所以我们能在漫天阴霾的局势中，彻底觉悟，由此产生大无畏的精神……化险为夷，重开我们国家的新机运，及早完成我们的‘反攻复国’的任务”。此刻的何应钦口里虽仍叫嚷着“反攻复国”，但心中未必没有想起蒋介石1950年就在《军人魂》的讲话中所许诺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空头支票，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他曾重复过多少遍的“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老调，已经是‘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其身待明年，万事皆已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