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妥协巨头今朝反日先锋
（一）
“台日和约”的签订与生效，并没有解决何应钦心中对日本有朝一日会抛弃台湾当局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忧虑。他虽然在“台日和约”生效后不止一次地宣称，这纸和约“已经在政治上为台、日两国今后经济文化的合作，开辟了一条平坦的大道。是台、日新的合作关系进展的始基”。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何应钦的意愿为转移。众多的日本有识之士并没有因这项“和约”而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存在，他们通过民间渠道，谋求与新中国接触。对此，何应钦十分敏感而又忧心忡忡。
1954年，他在接见日本赴台参加“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大会”观察团的渡边铁藏等人时，特别提醒日本注意：“在日本朝野方面还有人要讨好苏俄与中共，贪图现实小利，而昧于未来大祸。”他说：“共党国家的阵线是整齐划一的，我们自由世界要团结一致来和它对抗，自非有共信与互信不可。如果日本的反共立场不明确、不坚决，则在亚洲各国不能获得完全的信任，要收到紧密团结的效果，当然是困难的。”
1954年12月，何应钦在《寄语日本朋友》的演讲中，散布中共“试图赤化日本”的谬论，以此提高日本人士的“警觉”。他说：“日本最大的危机，恐怕就在不能辨明敌友。”还说：“今日亚洲能够抵抗共产主义的，恐怕只有‘中华民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及泰国了。”
然而，何应钦的“警告”并未能阻挡日中之间需要相互接触与了解的大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民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更趋密切。顺应这一趋势，1961年9月，周恩来外长以他超群的谈判艺术和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诚意，与日本自民党领袖松村谦三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曾经被严寒封冻的中日关系开始融化。对这一新的动向，何应钦只能故伎重施，诬蔑、恐吓再加淆乱视听。他说中共“一贯的以经济贸易为其政治渗透的手段，日本如一任与中共贸易继续扩大，则战后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将发生动摇”。“眼前日本国内若干组织为共产党渗透的情形，正和我们大陆撤退前夕一样”。
1970年，正是台湾当局“外交”厄运降临之际，何应钦已嗅到了“山雨欲来”的风势。他以台湾当局“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与周至柔、谷正纲和该会的委员35人赴日本参加会议。日本方面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前首相岸信介及委员85人。会议的议长为日方的石井光次郎，台湾当局方面由谷正纲任副议长。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彭孟缉、日本外相爱知揆一、日众议院议长船田中，以及韩国的日韩合作策进会的代表与会。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何应钦在闭幕式的致词中说，台、日之间“国民外交”的任务，其重要性绝不低于政府的“外交”工作，有时甚至可以成为政府“外交”的先驱。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所达成的政治与贸易的谅解原则，是“共产主义者国际阴谋的箭头，现在正对准中、日、韩三国合作的鼎足关系，开弓放矢。周恩来提出的四项原则，表面上只是贸易的条件，实质上却是一项政治的突袭，它不仅企图分化日本的工商界，破坏美日两国的合作，尤其要打击中、日、韩三国的合作”。
1971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趋势已日益明显，何应钦在其所主持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大会上声言：“如果日本朝野人士无视于他们国内媚共逆流滋长的情形，坠入中共威胁利诱、分化离间的陷阱，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希望日本有识之士……认清敌友，奋起消灭这股媚共的逆流。”
正当何应钦张口“共匪邪说泛滥”，闭口“赤色暴力侵略”之时，台湾当局“外交”又面临中日恢复邦交的“地震”。
（二）
1972年5月30日，蒋介石在一片“外交”颓势中连任台湾当局第五届“总统”，蒋又任命儿子蒋经国为“行政院长”，实现了台湾当局权力嬗替的关键的一着。为了冲淡笼罩全岛上空的政治阴云，台湾当局趁机大搞庆典，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纷纷派出代表团或特使赴台北，参加蒋介石的“就职”盛典。日本派出与台湾当局关系十分密切的岸信介为特使前往祝贺。
何应钦、张群这两位岸信介的老朋友被指派为日本特使的陪同人。何与岸信介私下谈及日本国内“亲共逆流”时慨叹“沉舟侧畔千帆过”。但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却表现得胸有成竹、气壮如牛，为蒋氏父子的权力游戏虚张声势。他在蒋介石“就职”这一天，发表《此时此地更需“总统”的领导》一文，文中称赞蒋介石“卓越的领导，坚定的支撑，睿智的判断和妥当的决策，一次次地扭转危局，转危为安，反败为胜……今后如何扭转世局，冲破难关，挽回不利的情势，都期待‘总统’明智的决策。故此时此地，更需要‘总统’的领导，才能满足全国同胞喁喁望治之情”。何应钦心中也明白，他们对蒋介石的这种“喁喁望治之情”不过是望梅止渴。
1973年何应钦在台北接见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时合影。
台湾被昔日盟友接二连三抛弃的命运，有如陡滩上下泄的流水之难以阻遏。最令何应钦揪心般疼痛的，是他多年苦心奠筑起的台、日关系的“外交”堤防，已挡不住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滔滔洪流。当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即将组织新内阁时，何应钦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田中能洞烛当前国际风云中的“微妙关系”，坚持所谓“自由、民主、正义”的原则，维持“台日和约”所确立的关系。然而，何应钦的希望成了泡影。
田中首相冲破各种阻力，毅然决定恢复日中邦交。他在自民党内特设了一个“日中正常化协议会”，与当时竭力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外交恳谈会”斗争，最终取得日本朝野的广泛支持。何应钦一反往日的亲日形象，置外交礼仪于不顾，大肆抨击日本的外交政策。他认为田中首相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要废除“台日和约”是受了中共的“诱使”。7月7日，他借纪念抗战爆发著文攻击田中，他的这篇文章写成中、日文对照稿，分送各报刊登，并请台湾“新闻局”译成英、法文字向外广播，企图在关键时刻保住“台日和约”。田中角荣和日本政府并未理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步子正急速迈进。8月10日，何应钦借“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发表了《忠告田中首相悬崖勒马》的演讲。他引述了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种种“恩德”，在“台日和约”签订前后日本政界要人关于加强日台合作的谈话，以证明田中首相谋求日中关系正常化是“背信弃义”，是“牺牲与‘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而上了中共“赤化日本”的当。这篇演讲发表后，在台北却也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台湾一些支持何应钦立场的人，还发起募捐，将何应钦这篇演讲稿改名《告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译成日文，印刷数万份，运往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及“领事馆”，以分送日本各新闻单位及公私机构，扩大影响，作最后的一搏。
这篇演讲稿，是何应钦去台后由亲日走向“反日”的标志。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日本应负一部分责任。其理由是：“国军因八年抗战疲惫不堪的时候，引起了大规模的叛乱，使之大陆沦陷，制造了今日亚洲动乱的祸根，其责任的一部分日本应该负责。”他还认为，按照《国际公法》的原理，“台日和约”的有效期应是无限的。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应一意孤行，单方面废止双边“和约”。他还攻击田中首相是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方式，公然巧妙地避开废弃“台日和约”和中共缔结友好条约，拿借款代替赔偿，在无形之中，让“日台和约”失败，想方设法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日本将受到“背信弃义”的指责，招来损“国格”及“中华民国”。
9月9日，何应钦借日本投降签字纪念日之机，对日本进行威吓，他说：“现在中共的统战工作，正在日本虎视眈眈。在日本和中共建立邦交之际，中共大摇大摆地进入日本……日本必将失掉前途，灾难将再次降临，落到悲惨的境地。”
9月18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前往北京访问前夕，派特使椎名悦三郎去台北，向台湾当局通报。何应钦会见椎名悦三郎时，把日本国内一个被称为“联合红军派”的暴力团体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扯在一起，将《解放日本》的机密文件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这份秘密文件提出了“解放日本”分三个阶段：“第一期目标，和中国邦交正常化；第二期目标，形成民主联合政府；第三期目标，建立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国。”何应钦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在日本暗中流传的这份秘密文件与日中邦交正常化联系在一起。他煞有介事地对椎名悦三郎说：“中共叛乱革命工作人员，借口设立大使馆、领事馆、商务及文化机构等，何止千万地涌入日本，利用日本的过激分子、左派、青年学生、工人等，组织如像联合红军派的暴力团体，引起武装暴力革命。在其第一阶段，打倒田中内阁，想搞各派联合政府。第二阶段，用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方法，‘破四旧，立四新’来破坏日本多年培育出来的好的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使之成为共产的坏文化、坏制度、坏风俗、坏习惯。并且想彻底破坏日本的立国精神和高度繁荣的经济。第三阶段，搞一个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把日本搞成中共的附属国。”何应钦编造的中国共产党“赤化”日本乃至“赤化”世界的妄语，椎名悦三郎自然不会相信。
1976年8月24日，随一个日本教育考察团到台北访问的田中信一会见何应钦时，何又向他谈起了上述中共“赤化”日本的三阶段。田中信一当时心想：“何将军已经看了关于《解放日本》这种秘密文献，否则，中共‘赤化’日本与‘解放日本’的三阶段怎么大致和何将军的发言是一致的呢?”
（三）
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搭在弦上多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之箭终于射了出去。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经过双方多年努力终于变成现实。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样，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也是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台湾的大施主，但为了谋求自身更远大的利益，美国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好，何应钦似乎想得通。可日本就不同了。何应钦认为，日本既与台湾同文同种、唇齿相依，他和蒋介石对日本都是有大恩大德的，日中建交对他们无异于“以怨报德”。更与他有切身利害的是，去台湾以后，何应钦“国民外交”的重点是日本。他不顾年迈，穿梭般地往返于台北与东京之间，为维持台日间的“外交”关系，可谓费尽移山心力，却只赢得：几个难友，半边相思，两方绝交，一腔哀怨。
何应钦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之有今日之独立、完整与经济发展，除了日本自身的努力之外，主要得助于蒋介石当年的“恩德”。他说：“日本战败后，由于蒋‘总统’以德报怨的宽大胸襟，日本方避免了分裂，使日本从战后的废墟能够迅速地复兴。如果日本当局真的对此恩德有感谢之念，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应同甘苦共患难。”
何应钦所说的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恩德”概括起来有五点：一是日本战败后，蒋即发表“以德报怨”宣言，不把日本侵略者当敌人；二是他忠实执行蒋的宣言，对投降日军不以战俘对待，而以“徒手官兵”相待，并迅速将200万名日俘日侨遣送归国；三是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四是在开罗会议坚持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五是不派兵占领日本本土。
上述五点，前四点确有其事，第五点也不是无稽之谈，但却有一段故事：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战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应该以中国为主体，但蒋介石则提出应以美国为中心。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日本时，苏联要美、中、苏三国共同出兵，美军占领本州，苏军占领北海道，国民党军占领九州，后来，由于蒋介石拒绝派兵，苏联红军也就没能占领北海道，从而避免了日本战后如同朝鲜、越南、德国那样分裂。蒋介石未派兵占领日本，并非不想，而是不能。日本投降前，何应钦已在昆明装备、训练了一批美械精锐师，其中卢汉的一支部队拟战后出国，协助美军占领日本。日本投降后，这支中国占领军的先遣官也曾赴日联络。正当占领军准备出发之际，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而国民党军不敷分配，便令何应钦将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投入反共第一线，致令国民党占领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
中美、中日建交后，何应钦力持镇定，苦撑苦忍，幻想利用台湾当局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和日本的“亚东关系协会”，维持台日间的文化、经济联系。同时，他又常常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突然发起解放台湾的战争。他几次率领战略顾问们视察金门、澎湖防务。他也曾向蒋氏父子呼吁，要“加强国际宣传”，“实施反共精神教育”，放弃台湾一贯使用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提法，以免“民族”一词引发海峡两岸中国人同根同种的民族情绪。
1975年4月，日本东京出现了少数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人所组织的“日本青年思想研究会”，主办了一个“恢复日台邦交国民大会”。何应钦闻讯后，像捕捉战机似的唯恐失之交臂，寄去书面讲话稿，主张“迅速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共同携手合作，完成反共、胜共、保卫亚洲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使命”。
何应钦一直为拼凑世界性的“反共联盟”而奔走，结果总是劳而无功。1979年11月22日，他参加了陶希圣主持的台湾当局“中华战略学会”举办的东北亚地区战略情势研讨会，并在闭幕式上致词。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由前防卫厅长官、时任国会议员的金丸信率领，韩国代表团由前国防部长金用雨率领。会上，何应钦极力要求开拓区域性的反共战略合作，组成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北亚反共联盟”，但会上响应者寥寥，日本政府更不理睬。何应钦的过分执著，使他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仍抱着恢复台日“邦交”的幻想。1983年11月10日，他在日本《内外新闻》举办的会议上发表《中日关系与世界前途》的演讲，他说：“日本与中共继续交往，必将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只有与‘中华民国’恢复正常关系，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友人，开拓日本未来的前途。”他恳求日本不要再作“独善其身的战略构想”，必须与台湾携手合作，再联合全亚太地区的“自由国家”，才能确保亚洲安全及世界和平。
为了适应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形势，台湾当局提出了所谓“总体外交”政策。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台湾当局的“总体外交”政策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局部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势不两立”的立场，由原来坚持“一个中国，一个政府”转向追求对等地位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在具体策略上，采取了“变”与“不变”的弹性做法：区别对待不同层次的对外关系；在整体上不是依靠传统的“外交”方式，而是运用实质关系推动台湾的对外交往，以所谓“坚守民主阵营”为出发点，展开“多方位外交”。何应钦以往所坚守的“国民外交”虽因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大受挫折，但在新的形势下，他依然在台湾当局“总体外交”原则的指导下，利用各种非官方的渠道，以“国民外交”推进台湾当局的“多方位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何应钦“国民外交”是台湾当局“多方位外交”策略的先导。
1987年7月6日，台湾各界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前夕，已经因病住进了医院的何应钦还发表讲话，发泄他被世界潮流所遗弃的愤懑。他在讲话中“正告中日两国人民，为了稳定亚洲局面及挽救亚洲危机，中日两国必须开诚合作，重整关系，共同承接下历史的新任务”。“中日两国经过八年血战，‘中华民国’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但结果徒使苏俄与中共乘机坐大，成为亚洲及世界的祸源”。纪念七七事变，何应钦耿耿于怀的当然还有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巨大贡献的田中角荣。称田中“一意孤行，撕毁中日和约，向中国再作出一次战败、两次投降的错误行为，不但引狼入室，更破坏了亚洲国家间的反共团结”。
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分界，何应钦从昔日对日妥协甚至亲日的面目，一变而为台湾岛上反对日本谋求日中关系根本改善的带头人。有人说他成了“反日派”的头目。纵观何应钦对日观的发展变化轨迹，便会发现一个简单明白的事实：既不是为了日本，也不是为了中国，甚至连为了台湾也说不上。以往，他曾甘心为蒋介石担待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责，表现出对日妥协甚至亲日，而今又充当离间中日关系的说客，为了什么呢?不过是“反共”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