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时常忆当年勇 闲来更感君恩深
（一）
蒋介石培植亲信时，常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作纽带，即非奉化人，也必出身于江浙，非血缘上的关系也得沾亲带故。然而，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却是以“学缘关系”，即同时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培植出黄埔系而成为蒋的宠将。在国民党军中，要得到何应钦的重用，获得晋升，则必须是“穿着黄马褂，戴上绿帽子”，即出身于黄埔军校或毕业于陆军大学。
何应钦是权力崇拜的典型，他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求得功名利禄和维系主仆关系的平衡之术，曾令许多国民党官场中人为之折服。何应钦还有一个长处是别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望尘莫及的，那就是蒋介石给他什么位子他就掌什么权，一旦蒋收回这些权力，何应钦拍拍屁股就起身，连灰尘也不敢多带，更无需说结党营私了。到了台湾以后，他也初衷不改。晚年的他，自知势单力薄，对蒋的依附性，对部属的谦和、对上下左右的礼貌周全，这些长期涵养出来的品性，更显得炉火纯青。
1950年的3月13日，是棉湖之战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也是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总统”之名义“复行视事”的初始，亟须鼓舞士气，团结人心。这一天，何应钦举行酒会，招待当年参加过棉湖战役的袍泽，用回忆当年来给现实填补信心。陈诚、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等亲与是役的老将们都有口难言当年勇，何应钦发表《棉湖之战感言》的讲话，代表与会者表达醉翁之意。当时的何应钦是清楚的，美国几乎要抛弃台湾当局，国民党内部已经人心涣散，所谓“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据曾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本人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要维系人心，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把“反攻大陆”的歌一直唱下去。蒋介石要唱，何应钦就得和。不过唱者自唱，和者自和，听者姑妄听之罢了。至于何应钦所说的冒险犯难的黄埔精神，早成过眼云烟，任你千呼万唤，再也不可能重回他们这批人身上了。
不知是何应钦自己的需要，还是蒋介石的需要，去台湾后的何应钦以其特殊的身份，经常在一些纪念性的场合，发表文章或演讲，俨然成了各种纪念日的“总发言人”。与其说是为自己寻找安慰，不如说是替蒋介石粉饰太平，抑或是双方愈合创伤的共同需要。除了台湾当局需要何应钦去装点门面的时候，他要说要写之外，每年的元旦献词、春节团拜、3月13日棉湖之战纪念日、6月16日黄埔军校校庆、7月7日抗战纪念日、7月9日北伐誓师纪念日、9月9日受降纪念日、“双十节”、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会、茶会、招待会、各种团体的成立会、成立纪念会上，都能看到何应钦那老当益壮的身躯，听到他效忠蒋介石、坚持反共到底的旦旦信誓。他几乎成了“会议将军”、“礼仪总管”。被人称为“国民党陆军保姆”的何应钦，对台湾当局国民党军的军史文件展览陈列一向极为关注。每逢什么庆典时，“国军历史文物陈列馆”
举行特展，何应钦都要亲临指导。展陈内容一旦有什么问题，他必不厌其烦地详为解说。何应钦在这些容易引起新闻界关注的场合频频露面和进行表演，除了表达自己对台湾当局的忠诚之外，也借此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持“党国”元老的尊荣。
1984年6月16日在台北主持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酒会。
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前后，台湾当局掀起了“效忠‘总统’运动”。何应钦一改过去的迂缓迟钝，敏感地意识到，他晚年的境遇，并不取决于他对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作用如何，而是取决于蒋介石对他的好恶及信赖，或者说蒋介石对他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效忠‘总统’运动”中，何应钦是一个先行者，他似乎比别人对蒋介石的“英明伟大”有透彻的认识。姑且不论这认识出于理性加感情，还是情势所迫，他毕竟扮演了一个适合他身份的角色。
他经过几十年官场政坛的磨砺，又从反共的屡次失败之中，深信蒋介石曾说过的“没有我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是至理名言。蒋介石说此话时，是针对何应钦一时头脑糊涂，跟随桂系逼蒋下野而言，警告他既已委身，便不可朝秦暮楚。此话一出，当时令何应钦毛骨悚然，虚汗淋漓。20多年过去了，再回味此话，却又甘甜无尽，成了何应钦60大寿时蒋介石所颁寿轴上的“甘苦共尝，安危同仗”八个字的注释了。何应钦的历史确也证明了“没有蒋中正，绝不会有何应钦”，反之，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作如是观：“没有何应钦，未必有蒋介石。”何、蒋之间这种微妙的机缘，实在难解难分。不过历史的聚光灯总是把它的明亮集中到蒋介石身上，何应钦只得了一点余光的辉映。对这种习以为常但并不公正的情况，何应钦视为天理。
（二）
如果说去台湾以前，何应钦主要是以他的实践活动来帮助蒋介石塑造形象的话，那么去台湾以后的何应钦，则主要是以他的语言文字在描绘蒋介石了。
1952年2月8日，何应钦所发表的《“总统”行谊》的讲词，便是他描绘蒋介石形象浓墨重彩的开篇，也奠定了他在“效忠‘总统’运动”中充当信神与造神双重任务的基础。何应钦的这篇东西，发表在蒋介石宣布要在台湾实行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四大总动员之时，目的诚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在这风雨飘摇、革命成败的关头，更要秉承领袖的意志，接受他的命令和指挥，以进行艰厄困苦的奋斗”。
当然，要把蒋介石从一个败军之魁首塑造为决战决胜的神明，绝非优美动听的文词所能奏效，还必须从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践的种种方面，做好铺垫粉饰。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第二号人物的经历和身份，有的是这种机会。一年一度的黄埔军校校庆日，何应钦都可以毫无牵强之感，尽情挥洒地塑造蒋介石的神像。
1953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成立29周年，何应钦在《坚定革命军人信念完成反攻复国任务》的讲话中，把他对蒋介石的赞颂提高到系统的具有初步理论色彩的水平。他认为蒋介石不久前所说的“革命军人必要的信念，是主义、领袖、国家、责任和荣誉五者”，而这五者，便是黄埔军校建校的基础，是黄埔精神的源泉。何应钦将这五点作了具体阐释：
所谓“主义”，名义上仍然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台湾当局和何应钦等人在基本精神和本质的内容上作了改变。民族主义是为其“反共抗俄”服务；而民权主义，则是围绕台湾的“全民政治”、“法治主义”来实行；民生主义，则是围绕“合作互助的科学建设”来推进。
所谓“领袖”，何应钦认为是源于孙中山而传之蒋介石。这种承袭关系非偶然，也非世袭，而是由“主义”所决定的。“因为校长蒋‘总统’接受了国父首创的主义，继承了国父革命志业，所以我们便将这个领袖的责任，放到他的肩上”。
所谓“国家”，怎么冠冕堂皇，都脱离不了蒋家天下，但何应钦把蒋介石的“国家观念”附会成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事业。
所谓“责任”，何应钦认为便是“救国救民”的实践，也即是对蒋介石“国家观念”所应尽的义务。
所谓“荣誉”，何应钦解释为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先烈的荣誉所寄，也正是革命军和本校荣誉的根源”。
1953年10月31日，蒋介石届满67岁。何应钦特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一文，除了叙述他与蒋介石共同参与并可引以为骄傲的东征、北伐、“统一”和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所表现的“伟大人格”外，何应钦还特别强调：“近几十年来，我们革命历史、民族精神、国家存亡，已与蒋‘总统’个人的人格，结合为一体”；“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而且具有政治远见”，尤其是他的“反共远见，远非世界政治家所能企及”。何应钦早已领教了蒋介石匪夷所思的“伟大的人格”，但他仍然像迷信法力无边的神灵一样迷信蒋介石，不，他害怕蒋介石才如此惶恐地奉蒋为神明。诚如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所说：“蒋介石却只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圣人的小人。……‘蒋介石的悲剧是这样，他想做不可能的事。”蒋介石的“动机完全从他自己出发。至于思想则必然剽窃别人的……他标榜过共产主义、英美的民主主义、基督教的精神，以及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粗暴的战略家、低劣的组织者，极糟的行政官”，“外国的奴隶”，一个具有“不稳定性格”的独裁者。然而，对这么一个人，何应钦却拼命神化他，因为在为蒋介石贴金的过程中，何应钦也在为自己树碑评功。他常常借颂扬孙中山和黄埔精神、赞颂蒋介石时，顺理成章把自己捎带进去，不由得听者、看者不以嫡传正宗视之。
1965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百年诞辰，何应钦发表了《国父与本校》的长文，追述孙中山与黄埔军校创办的历史。其深义更在引发他与蒋介石的亲密，称颂蒋在创办黄埔军校时的功绩。在这篇文章中，何应钦还将80年的“国民革命”划分为两个时期：前40年是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奋斗的时期；以黄埔军校创建为始的40年，则是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历届师生和国民革命军奋斗的时期。可见，在他心目中，蒋介石至少与孙中山处于并列地位，而他则是这两人的主要助手和追随者了。1981年4月5日，何应钦又发表《蒋公对唯物辩证法的真知灼见》一文。
何应钦身为蒋介石所倚重的老将，而不能在反共的第一线战死，已属不忠不烈了。他获得了国民党军的终身军籍，但其地位不文不武，又武又文，既不能去战死，也不会谏死，只得怀抱愚忠，专唱“赞美诗”去“纬武经文”了。
在何应钦一生中，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蒋介石让他主持了中国战区日本陆海空军投降的盛典，自谓是他“历史上无比光荣的一页”。在何应钦保存的照片中，有不少是他主持受降大典的。他最得意是的那张记录了伟大历史一瞬的冈村宁次向他递降书，而他起立接受降书的照片。照片上的何应钦双手平伸，接过由冈村宁次刚刚签字用印的降书。
1969年4月，何应钦八十诞辰时，“副总统”严家淦等455人请画家林克恭绘制了一幅《何应钦将军代表蒋委员长接受日本降书图》的油画作为礼物相送，画面再现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接受日本降书时的情景。画家对何应钦与小林浅三郎的姿势作政治艺术的加工。何应钦矜持地站立，目光直视小林，微张两手；而小林则弯腰近80度，双手恭递降书，与当年的实况略有不同。送礼者为这幅画作了《图序》，序文除了应景的歌功庆寿及送画的缘由外，主要是追述了80年来何应钦的生平事迹。其中对抗日战争爆发至受降为止的一段是这样记述的：“……公以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民国)1927年晋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绾军政，翊赞枢机，划策帷幄，决胜算于疆场之间，转徭给赋，救危补敝，宵旰荩筹，而劳谦益著。欧美诸强，方抗德意，无暇东顾，任我独撑战局，而日军狃于东北之役，狂焰嚣举，潜师南进，爆发太平洋战争，侵入诸强，诸强始与我谋，连年抗战。公于(民国)1932年访问印度，配合盟军南救缅甸，击日军，大败之，以解英、美诸军之困。旋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棨戟昆明，部勒戎伍，反攻顽敌。(民国)1934年7月收复柳州、桂林诸地，设前进指挥所于南宁。8月向广州及雷州半岛进军而日本宣布投降。公转于芷江，主持受降事。9月8日节钺莅南京。9月9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公接受日本降书，扬汉官之威仪，苏亿万人民命，重复金瓯，贷遣降虏，光昭日月，猗欤盛哉……”
1970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46周年纪念会，何应钦便把这幅油画转送给军校。当天，举行揭幕仪式。何应钦致词说，这幅签订降书的画，“是近百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总结算，也是我们军校同学牺牲奋斗的总代价，是我们‘总统’卓越领导的成功，是我们中华民族永不灭亡的象征，是我们‘中华民国’几百万三军将士和同胞们鲜血换来的光荣!我们要永远保存它，珍视它!”何应钦为什么要把别人送给自己的寿礼转送军校呢?他说：“面对这幅光荣的图片……我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各位，要在这危疑重重的局面之中，重新振奋我们的黄埔精神，亦就是总统昭示的牺牲精神、团结精神和负责精神，才能在将来的反攻复国的战争中，重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声威，重新写下我们军校同学光荣的战史!”
此后，年复一年的黄埔军校校庆，何应钦都要有所献词；年复一年的受降纪念日，他也会沉浸在往日辉煌的记忆之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别人早已听腻了的老调。天长日久，这类讲话，完全丧失了任何实际鼓舞人心的效用，只不过借纪念这些节日，使“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属好友得以聚聚。
对何应钦来说，他还有一个最高层次的社交场合，那就是例行不衰的国民党中央联合总理纪念周上。他只要不离开台北或住进医院，是从来不缺席的。特别是他轮值担任主席的时候，他除了对孙中山的崇敬外，更突出地表现他的名将威仪。1974年，何应钦已是86岁高龄，在一次中山堂举行的国民党中央联合总理纪念周会上，他任主席。过去每次例会，都有一位政府的首脑人物作专题报告，时间均在40分钟以上，这次也不例外。何应钦端坐在主席位置上，神采奕奕，全神贯注，腰杆挺得比会场上任何人都要直，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年登耄耋。专题报告完毕之后，照例是由主席宣读党员守则。何应钦起立上前，底气十足、铿锵有力地宣读党员守则前言。由于他的腿部曾受过伤，再加上年老，不免有风寒宿疾，走路要靠手杖支撑。宣读党员守则时，手杖只能放置一旁。时间一久，渐感脚力不支，不免身体往一边倾斜摇晃。站在附近的司仪立刻上前准备搀扶，台下的听者也为他捏了一把汗。何应钦拒绝了司仪的搀扶，威严地说：“手杖拿来!”他从司仪手中接过手杖，立刻恢复了笔挺的立正姿势，带领出席纪念周的人员宣读党员的12条守则，犹如当年在黄埔军校领诵誓词一般。对早已熟读的党员守则，不少人不以为意，而对何应钦的表现，则人人动容，暗自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