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主亦步亦趋 拥新君不越雷池
（一）
时间会改变某些积习，也会使某些积习日益顽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之于蒋介石，犹如总管之于主人，虽然不无猜忌嫌隙，但总体上却是信任放心的。到台湾以后，何应钦虽不能再充任当年的总管角色，以自己的心力、体能为蒋操劳，但礼多人不怪，香多神亦喜，何应钦便用自己的口和笔，为蒋介石重塑金身。每逢与蒋介石或与自己有关的具有纪念性的日子，何应钦几乎都要发表演讲或文章，忆往怀旧，阐释经义。天长日久，这种习惯便成了自然，时间渐长，他也增长了不少的“理论”功力。他已不再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实践蒋介石的理论，而是以自己的理论去弘扬蒋的精义。这一微妙的转变，始于去台之初修补反共思想体系的那些日子。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加强反共斗争，何应钦曾为蒋介石所写的《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等反共理论著作作过诠释，发表过心得体会加以宣传。为了使反共理论系统化，蒋介石“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和“怀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于1956年底完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30年经历纪要》一书的写作。1957年6月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现代史和对国民党统治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蒋介石采用全面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法，攻击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并企图证明国共两党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能“和平共处”，抵制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抵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处理各种不同制度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何应钦为讨得蒋的欢心，出面请陶希圣、汪公纪主持译成日文，以台湾当局“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名义在日本出版。出版后，何应钦亲自将日本新闻社出版的报刊摘要呈送蒋介石审核。蒋阅后频频称是，认为还应译成别的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发行，以扩大其影响。
1977年，蒋介石已成故人，何应钦还著文称颂《苏俄在中国》“是一部揭穿共党军事、政治阴谋的宝库”。认为蒋在其手著的这部书中“详细列举共党军事战略的诀窍和统战策略，尤其批判共党‘和平共存’、‘议会斗争’和‘联合政府’等手段，直到现在，仍应为全世界反共人士共同研究的珍贵史料。尤其蒋公由经验累积而发出的名言，以及所作成的明确判断，更足资自由国家的注意与警惕”何应钦：“‘总统’蒋公九秩晋一诞辰献词”，1977年10月31日。!晚年的何应钦以口笔代刀枪，为蒋介石的反共思想体系增砖添瓦，似乎想成为一个老有所成的“理论家”。其实，被认为“著述等身”的蒋介石，他的许多著作，如影响最大的《西安半月记》、《苏俄在中国》、《中国之命运》等，都是文学侍从之臣捉刀的。前者为陈布雷代笔，后二者为陶希圣捉刀。当然，其思想精髓自然是符合蒋之所思的。
何应钦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之能宠辱皆不惊，终能荣宠双全，在于他有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盲从乖巧。并非何应钦没有独立的思想判断能力，而在于他的“独立”，必须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在某些事情上，只要与蒋介石的主意不符，他心虽有异思而不发异词，欲有所举措而不敢动手足。更为高明的是，何应钦可以采取回避之法，以免招惹麻烦。
1962年，原本对“反攻大陆”无信心的蒋介石，以为大陆迭遭天灾人祸，是“反攻大陆”的千载一时之机，且自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便先后派出9股武装特务或海上登陆，或空投，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何应钦却在此时率领《龙》剧到美国演出，“捷报”频传。10月至12月间，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先遣队”的武装特务登陆后即被俘172人，其中包括所谓“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中校司令陈凤辉、中校副司令刘慕贤等；三纵队上校司令袁祖遂等；一纵队上尉副司令、电台台长黎明宗等。1963年，蒋介石不死心，又派出武装特务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但均遭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或被歼灭，或被捕获。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动遭到了沉重打击。为了重振国民党官兵“反攻”的决心与信心，台湾当局于1963年11月12日至22日召开国民党九大。会上研讨了“掌握‘反共复国’机势的方略”，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通过蒋介石连任国民党总裁，陈诚连任副总裁，何应钦等144位资深党员任评议委员，完成了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重组。
国民党九大以后，何应钦所承担的反共角色依然属于“动口不动手”。他深谙蒋介石在九大报告的精义而欲有所阐发。1964年元旦，他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团拜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在‘总统’蒋公领导下一定能克敌制胜”，并声称九大的决议和提示，“是我们今后‘反攻复国’，争取最后胜利的指标”，给与会者打气。2月13日，在台湾中央军校同学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何应钦又作为当然的主持人，把欢乐的联欢会变成政治的鼓动会。他在致词中又说：“我们在校长蒋公的领导之下，必能在十年之内完成复国建国任务，以达成国父在40年前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他并预言军校同学在今年之内，必“有一番特殊的成就”，为黄埔建校40周年献礼。然而，到6月16日黄埔建校40周年时，不唯军校，就是整个台湾当局在“反攻复国”方面都没有作出一丝一毫的实绩。“反攻”无望，反而更刺激了何应钦等人的乡情。就在这年，何应钦的老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逝世了。临终前，他写了诗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于右任也代何应钦等人抒发了“反攻大陆”无望后激起的思乡之情。
（二）
蒋介石毕竟反共有术，欺骗有方，于1964年12月发起一场“毋忘在莒”的运动，使沉湎于“复国”迷梦中的“志士”们去演出田单复齐的故事。这个“毋忘在莒”运动的由来，是1952年蒋介石为了鼓励金门前线的官兵，在金门大武山上题写了“毋忘在莒”4个字，以便作为日后“反攻”胜利的纪念。10多年过去了，诺言许下千千万，“反攻复国”的行动一再遭受沉重打击。金门、马祖前线的官兵，在台湾当局的鼓动下，效仿2000多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官兵，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终于恢复齐国的精神，借助蒋介石的题词，首先倡导了“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为了响应这一运动，何应钦在1965年中央军校的春节团拜会上强调：“要确立战胜敌人的观念；不断充实战争的准备；奋发‘毋忘在莒’的运动，并弘扬校训‘亲爱精诚’的精神，团结一致，效忠领袖，确立新观念，开拓新机运。”在这年的黄埔校庆纪念会上，又重弹“反攻”旧调，为“毋忘在莒”运动增加点声势。
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毋忘在莒”运动，响应者寥寥无几。与何应钦等的意愿相反，台湾当局军方的徐廷泽、黄天明等驾机飞返大陆，投入人民解放军空军阵营，使台湾当局十分尴尬，更令台湾当局和何应钦震惊的是前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于1965年7月18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何应钦与李宗仁曾经有过多年的交情，李宗仁归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全国人民的欢迎，对何应钦的身心不能不有所触动，他不理解李宗仁何以会投奔共产党。这些日子，烦闷焦躁的何应钦于公务、交际之余，回到家中，凝望着张静江书赠他的“长剑一杯酒，危楼万里心”的对联，忧思万种。他虽有许多闲职、闲事可消磨时间，却无法排遣心中的忧愁，他自饮失败的苦酒，在忍让与等待中去发现和开拓新的“机运”。
尽管何应钦忠实而卖力地为台湾当局“反攻复国”事业效劳，但人们对他的信任却不断下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对何应钦不信任的情绪，在1966年2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大会”选举主席团时，达到了奇迹般的高峰。2月5日选举主席团时，秘书处公布的候选人名单共124名，然而却有15人临时声明放弃竞选。何应钦自信胜券稳操，且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选票。因为这次会议，不过是蒋介石选择过渡人物，为蒋经国的全面接班铺路、搭桥。所谓“国民大会”主席团，充其量是铺路搭桥时的工具，或许只是一种“民主”的摆设。就是在这种不起什么实质作用的主席团的选举中，既暴露了选举人对“万年国大”的戏弄，也反映出选举人对何应钦等失去信任。开票结果，主持选举的“国大秘书长”谷正纲得100票，而何应钦虽然当选，却只得25票，比张群、薛岳都少了13票，论资历、声望和为蒋介石立下的功劳，谷正纲、张群、薛岳都不能与何应钦相比。这种选票上的差距，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是台湾当局政治上层人心转移的某种反映。由此又引发一场会内会外的斗争，不少人替何应钦等抱屈，攻击谷正纲舞弊。何应钦却不愿卷入选票之争，向谷正纲祝贺，声称这也是旅台贵州籍同胞的光荣。这一插曲，因何应钦的虚怀大度而扭转了某些人对他的看法。人心的天平又再次向他倾斜。
（三）
1966年中国大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何应钦认为“反攻复国”的机运又来了。“文化大革命”10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以强化“反攻复国”的信念。
1966年9月9日，何应钦借受降21周年纪念，在台北中央电台的“中国自由之声”中发表对大陆军民同胞的广播讲话。他断定红卫兵运动是“使整个大陆面临一个新的毁灭性的斗争的开始”，为了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结为“全靠了中华民族5000年历久而愈新的民族文化”，并说：“由于我们这一文化的传统，使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人人都奋发忠恕的精神，不仅人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并且人人弘扬恕道，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共谋生存的发展。”他还鼓动中国大陆的军民同胞同他一道起来，维护“民族文化”。
1966年底，台湾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规定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宣称：“实行三民主义，凭借传统人本精神与伦理观念，唤醒理性良知，消弭共产邪说，加强政治思想与经济反攻，再以全力进行致命打击。”这一运动的发起，与何应钦多年所致力的“MRA”运动和“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活动在实质上接轨，何应钦好不得意，窃喜自己获风气之先，把“MRA”和“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工作纳入“文化复兴运动”的轨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既然是台湾官方发动的，何应钦当然不能执其牛耳，但何应钦在这一运动中绝不甘落于人后。1967年1月，何应钦在“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员大会上讲话，认为“复兴传统文化”是“反攻复国”的有效途径。他说：“只有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才能消灭泛滥在中国大陆上的一股文化逆流，从而永绝亚洲赤祸的根源。”他还煽动日本朝野一致行动起来，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保卫东方的传统文化”，“以消除共产主义在亚洲的祸患”。
1967年3月20日，是何应钦与王文湘结婚50周年的金婚纪念日，许多人事前曾张罗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何应钦却说要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说什么“国家”多难，个人之喜不足以庆祝，中国传统文化是讲求宁俭勿奢的。他只在家中以茶代酒，与夫人相互祝福。
1967年7月28日，台湾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在岛上设立了许多推行“文化复兴”的机构，整理出版了许多古籍，既以反共为中心，同时又反对全盘西化的台湾世风。何应钦在这场运动中只能敲敲边鼓。
正值台湾全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喊得震天响，但应者寥若晨星，实绩无多之时，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又重提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案，获得蒋介石的赞赏。何应钦曾在1963年就提出过改建圆山“忠烈祠”的建议，但不为当局所理会，被委婉地以财力不济、难资兼顾为由挡了回去。现得蒋介石的赞同，何应钦大有知遇之感。
坐落在台北圆山公园内的“忠烈祠”，是台湾当局供奉为“党国”尽忠者享受牺牲香火之地，然而它却是日据时代的“护国神社”，建筑也还是日本式的，虽经改造，但显得不伦不类。加之年久失修，实在有改建之必要。一些外国访台者或旅游者到此游览时，无不以崇祀“国殇”之所，竟是日式建筑而诧异。
何应钦的改建议案一提，蒋介石认为此举是“复兴文化”的题中之义，十分重视，批示道：“何评议委员应钦建议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一节，应即行研究，迅予办理。”国民党中常会得了“御批”，也作出决定：“交‘行政院’主管同志切实研究办理。”有关方面研究的结果，认为圆山“忠烈祠”虽隶属台北地方管理，但事实上已代替“中央”的“忠烈祠”，实在有改建的必要。但工程浩大，经费需由“中央”、台湾省和台北市三方面共同筹措。如此一来，岂不又是1963年的结果?何应钦急了，又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郑重地陈述了必须改建的理由及其预为筹划的情况。此报告又转到蒋介石手中，蒋对“财政部”及“行政院”主计处之推诿搪塞极为不满，指示中常会：“类似国家宗庙之兴建，以其旨在激发军民精神，自亦不可忽视……此次何敬之同志建议改建台北市忠烈祠，以消除日人神社遗迹，表彰国民革命精神，确有必要。”“至其经费，可暂以三千万元为度”。蒋介石的批示，由秘书长谷凤翔函转何应钦。于是，台湾“行政院”组成改建委员会，并聘请何应钦为主任委员，主持改建工作。于是，在喧腾一时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何应钦似乎有了一个名至实归的位子。
1969年3月15日，“忠烈祠”改建成功，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忠烈祠”，耗资实为5010万元台币。建筑物计有大门楼、钟楼、鼓楼、山门、回廊、烈士祠、先贤祠、国民革命忠烈祠等，堪称蔚为壮观。祠内供奉了自民国建立以后，在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共”、“讨逆”、抗战及所谓“戡乱”等役战死或所谓“成仁取义”者，其余非阵亡或殉职而有“功”者，则配祀附建的先贤祠内。这天，何应钦主持了竣工典礼，并率领参加典礼的文臣武将和台北各界代表，入祠向“忠烈”、“先贤”们敬礼致祭。自此以后，每年春秋二祭，定期举行，成为台湾的定制。
（四）
“忠烈祠”改建大功告竣，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却日渐冷落。这座庄严宏伟的“忠烈祠”，并没有起到原先预想的政治效果，倒是为美丽的圆山公园增添了一处新的景点。
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给何应钦的思想造成一些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因冷暖寒热需要更换衣装一样，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何应钦对蒋介石的称谓也需要改变。除官方通行的“总统”、“总裁”之外，有依黄埔系旧例，称“校长”或“蒋先生”的；有称“先知先觉的导师”、“光辉的太阳”、“无际的大海”、“国家永恒的重心”、“反共先知”、“中流砥柱”等的。为了适应“文化复兴”的需要，何应钦又把蒋介石称为“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
1967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80岁生日，何应钦发表了《民族文化中兴的导师》一文，称蒋为“三民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人”，蒋的思想“击溃了共产邪说”，蒋“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号召台湾军民在这位“导师”的统率下，向大陆进军。
1974年，蒋介石87岁。当10月31日这个习惯由何应钦发表专文祝寿的日子到来之际，他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名词给蒋介石编织桂冠了。但他并不放弃这种机会，不仅发表文章，还出版了专集为蒋祝寿。他把近年来替蒋歌功颂德的文章辑录成册，取名为《中国与世界前途》在台北出版。分赠有关人士，寓意蒋介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蒋是决定中国命运和世界命运的“旷世伟人”。何应钦有感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花开已花落，“道德重整”更是黄昏的一抹残辉，“反攻大陆”的几度机运皆成泡影，为了重振反共的心理防线，于10月31日发表《加强心理建设为蒋“总统”寿》的文章，表明自己对蒋的信赖、拥戴至死不渝，并呼吁岛上的人们要牢记“当前加强心理建设的要点：第一，要坚定我们的主义信仰；第二，要复兴我们的文化传统；第三，军人、党员要率先倡导。如此，我们才能达成反共复国的使命，以为我们对‘总统’蒋公祝寿的献礼”。
（五）
1975年4月5日，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人们都遵从祖宗流传下来的风俗，家人与亲朋好友约集一道，去祭扫祖墓，施舍新老亡灵。谁也料想不到，蒋介石这位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重要人物会在这天病情急剧恶化，于当夜11时50分离开了人世。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述：其时，“风云异色”，雷声激荡，大雨倾盆。何应钦已经入睡，忽被电话铃声吵醒，迷糊中得知蒋介石逝世这一预料之中但又觉得突然的消息。但他没有得到立即去士林官邸的通知，只好静候召唤。当何应钦应召去灵前时，一切均已安排就绪。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蒋经国、严家淦、倪文亚等打开了一星期前由国民党台湾当局副秘书长秦孝仪记下的遗嘱。在这份遗嘱中，他念念不忘的是“……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宋美龄哽咽着，第一个在遗嘱上签了字。随后，蒋经国、台湾当局“副总统”严家淦、“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功亮、“监察院长”余俊贤等都颤抖着在遗嘱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次日上午7时，国民党台湾当局召开了紧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严家淦“依法”继任“总统”，并由严家淦特派何应钦等21位“党国”大员、名流、宿耆组成治丧委员会。
4月16日，是蒋介石灵柩奉厝的日子。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堂前，三军仪仗队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堂前，犹如雕塑一般纹丝不动，为蒋介石护灵。“国葬”仪式之后，何应钦木然地坐在送灵的车中，阵阵的哀乐和沿途送灵的人群，更搅乱了他早已杂乱的思绪。好不容易到了台北南部约60公里树荫蔽日的“慈湖”行馆。这座民居式的典雅建筑，是1949年6月从大陆撤退前夕，蒋介石去台巡视时落脚的地方，由于风景很像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所以蒋介石去台以后，便选择慈湖畔的这座院落改建行馆。蒋介石的灵柩被安放在行馆的正厅中。就像他生前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一样，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的大礼服，胸前佩戴着勋章，躺在黑色大理石的棺材中。何应钦等8位大员将国民党的党旗覆盖在灵柩上，表示这位国民党首脑统治的终结。
移灵仪式结束以后，何应钦步入行馆的厢房，蒋介石的寝室仍保持着生前的原貌。蒋生病住院前，何应钦不止一次在这里聆听过蒋的训示，也进行过亲切的交谈。在座椅间的茶几上，何应钦看见了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在便笺上以行书体写的“能屈能伸”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当时蒋介石无可奈何心理的写照，也道出了何应钦饱尝人世沧桑和幻灭后的沉痛。目睹此情此景，盈盈热泪不禁在何应钦眼里转动。他此刻忆起了移灵前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追思礼拜上，周联华牧师证道时所说的：“一位义人和信徒逝世之后，他的踪迹虽远，但人世的天空，仍有他的光所照耀。这种人，音容宛在，是永远不朽的，当他离去之时，他的身后还留下了许多代表他的人，来继续完成他的竟尽之志。”何应钦便是代表蒋介石的人之一。移灵的前一天，何应钦发表了《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追思故“总统”蒋公》一文。这篇文章，在4月6日至16日的“国丧期”中，台湾各报整版整版地发表的哀悼文章中，虽不显眼，但写法却有些与众不同。何应钦历述自1924年起追随蒋介石，始终如一，“并蒙指示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使其毕生受益怀念”。他“愿以有生之年，遵奉蒋公遗志，拥护政府，与我国同胞团结一致，相信蒋公的精神一定永远与我们常相左右，我们也终必能在蒋公的精神与我们政府的领导下，达成‘反攻复国’的最后胜利”。这种既歌死者亦颂其继任者的一箭双雕之词，充分表现了何应钦“三代元戎”、“一门忠仆”的身份。
何应钦还撰写了一副挽联，敬献于蒋的灵前：
追随逾五十年，谊为部属，情若家人，两语忆亲题，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弥感深知蒙重任；
哀思合亿兆众，世事方艰，大元顿远，全民勉奋起，团结自强，中兴复国，完成遗志慰公灵。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一直沉浸在对死者的怀念与尊崇之中。在他的客厅中，悬挂着蒋介石生前亲笔题写有“敬之吾兄惠存”字样的照片。蒋介石在照片上笑容可掬，丝毫看不出那反复无常和装腔作势的性格。凝望着这帧照片，他的感觉似乎与宋美龄的感觉近似：“现在独对一帧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作静祷，室中沉寂，耳际如闻謦咳，余感觉伊乃健在，并觉随时在我身边。”
何应钦在他追忆蒋介石的文章中提到，平生他引以为荣的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隆，信任之专，付托之重，关爱之殷”的有三件大事：一是任命他为军政部长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与日本关东军和特务机关周旋，签订了《塘沽协定》，又进行了人们俗称为“何梅协定”的谈判交涉，遭举国一致谴责时，蒋出面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和舆论压力；二是日军攻至贵州独山时，贵阳危急，重庆震动，蒋派他连夜赶赴贵阳，坐镇指挥；三是让他主持日军投降盛典，使他的军事生涯达到了辉煌的峰巅。遥想昔日的繁华，面对眼前的茫然和既不能再给他荣宠，也不会再令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蒋介石的照片，何应钦心中涌起了基督教追思礼拜上通行的那句祷词：“蒙主恩召，愿你的灵魂平安到达天堂!”
作为孤臣之一的何应钦，谨记着国民党中常会的决定：灵柩暂厝慈湖行馆，“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而作为孝子的蒋经国在奉厝仪式后的答谢词，更使何应钦百感交集。蒋经国的谢词说：“先君崩逝，野祭巷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情，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愿望。”何应钦想到自己没有亲生子女，百年之后，连孝子都没有，一种膝下凄凉的莫名忧惧涌动起来。
（六）
在蒋介石死后的23天里，蒋经国通过娴熟的政治手腕，事实上已将台湾当局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成了台湾岛上的头号人物。何应钦认为蒋经国头脑精明，气度超凡，其才智不逊于乃父，自然可子承父业，执掌中枢，他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转移到蒋经国身上。
1975年4月28日，在台湾当局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代“总统”严家淦顺风张帆，率先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主席，并不容反对者稍有余裕，以起立方式表决。会议修改了党章，宣布国民党党章中保留“总裁”一章，犹如“总理”的称谓是对孙中山的纪念一样，把“总裁”的名称，永远留给蒋介石独享。此议虽由别人先提，但正中何应钦下怀，他抢先附议：“在当前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关于本党领导人的职称问题……本席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本席拥护推荐蒋经国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案。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来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的这番拥戴，使蒋经国对尊敬的“何敬公”的感情又增进了几分。
1975年7月17日，日本产经新闻社连载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一周年。该社社长松本龙二、常务董事兼出版局局长小野田政等4人专程赴台北举行纪念酒会。何应钦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身份接见了松本龙二一行，盛赞他们在《蒋“总统”秘录》中写出了蒋介石的“伟大精神”，“揭露”了俄共和中共的所谓“罪恶”真相。当时，正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大步迈进的时期，何应钦借机警告日本政府：“切勿迷人不归点”，应立即从中共的“迷惑”与“引诱”中“改邪归正”。
台湾当局因蒋介石遗志的核心是“反攻复国”，便将他的生日定为“莒光日”，纪念他“勿忘在莒”的苦心孤诣。10月30日，为纪念第一个“莒光日”，何应钦在台湾“中央电视台”向国民党官兵发表讲话，要他们努力实现蒋介石遗嘱中的“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的“四大指标”。
1976年4月2日，蒋介石逝世周年前夕，高雄澄清湖畔蒋介石的铜像落成，何应钦前往主持揭幕典礼。4月5日，他发表《怀民族领袖，忆对日名言》的文章，追忆蒋的“功德”。从此以后，何应钦发表纪念文章或讲话，又增加了纪念蒋介石逝世的内容。
何应钦对蒋氏父子忠心耿耿，自然会有回报。1977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会董事长植村甲午郎和产经新闻社社长鹿内信雄率代表团到台北，为《产经新闻》连载《蒋“总统”秘录》完成举行祝贺会。植村会长和鹿内社长与何应钦等会面时，提出在日本兴建中正堂，作为对蒋介石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并展示了中正堂的设计模型。台湾当局与产经新闻社商谈的结果，选择在日本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下郡箱根町二之平“雕刻之森”美术馆境内建筑中正堂，以此表达日本方面对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深仁厚泽的永久怀念。何应钦被推举为台湾方面筹建中正堂的负责人。
蒋经国接班之初，何应钦身膺重任，忙完死人的纪念又操劳活人的继任。在1978年2月召开的台湾当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何应钦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主持了3月2日的第二次大会。他在当天的总结发言中为蒋经国当“总统”预为鼓吹，他强调“行政院长”蒋经国施政报告的要点，是在“以坚忍刚毅面对一切事实挑战”，是强调政府“保卫中华文化，贯彻民主政治，积极充实国防，继续努力发展民生建设”的四大决心。他认为：“蒋院长强调我们‘稳扎稳打，实事求是，慎谋能断，力行奋斗，打开出路，迈向光明’。这正是国家在对匪作战的重要关头，最平实而且最负责任的做法，使我们对政府增加了无比的信赖，确信在如此坚定、勇敢、负责的政府努力下，必定能号召结合中国人民以及国际友人的力量，获得自由、民主、正义的胜利。”
3月21日台湾当局举行“总统”选举。到会的“国大代表”1203人，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第六届“总统”，谢东闵以941票当选“副总统”。
“国民大会”刚刚收场，何应钦对蒋“总统”经国先生的祝贺之声尚有余音，他又接到了鹿内信雄邀请他赴日，参加中正堂落成典礼并在揭幕式上主持剪彩。
（七）
箱根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那里的“雕刻之森”美术馆，是在一片风景优美的山坡上，集中了世界各国的雕塑精品，有金属的、石质的、木质的、石膏的，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著名的室外雕刻艺术馆。坐落在那里的中正堂是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一、二层展出蒋介石的生平资料，三层是贵宾室，并备有日本天皇驾临参观时的起居处。
何应钦接到邀请后，与台湾有关方面一再磋商，并呈请蒋经国核准，决定把蒋介石的佩剑一柄、宋美龄的画册一套4本、蒋介石一生所留下的墨迹的全部复制品、蒋介石各时期的历史照片100幅、蒋介石的全部著作及各国文字译本送展。何应钦为了表示他个人对蒋介石的尊崇和怀念，以及对产经新闻社的感激，特别不假手幕僚，独自沉思默想，题写了“义无反顾，仁者无敌”的八尺中堂一幅，并在条幅上又加跋：“鹿内信雄先生，于箱根町二之平雕刻之森美术馆境内，兴建中正堂，纪念‘总统’蒋公崇仁尚义之盛德，实含有弘扬中日文化之重大意义，特缀此二语，以资景佩。”下款的署名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何应钦还特别要求对方将这幅中堂悬挂在中正堂一楼大厅，以便参观者一进门，便看见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及他的职衔，以便在日本这个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重扬起“中华民国”的招魂幡，产生超出中正堂建立之外的政治意义。临行之前，何应钦又请中外驰名的画家张大千、蓝荫鼎、高逸鸿、黄君碧4位，各绘巨幅国画一帧，商请对方布置在三楼的贵宾室内，以增添中华文化的气氛。至于他所带去的展品，也要求对方将蒋介石的佩剑和宋美龄的画册，永久性地陈列在二楼展品室，其余东西则轮番展出，以添新鲜感。何应钦所带去的展品，重达1000多公斤，他谓之“礼重情亲”。
4月3日，何应钦到达东京羽田机场，日本参众两院部分亲台议员及有关人士500余人前往欢迎。何应钦在台日“绝交”后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感动，深信自己多年来所从事的“国民外交”并非徒劳。
中正堂的落成典礼分两部分进行：4月5日上午，以日本古代祭神仪式，举行“竣工修祓式”；下午才举行揭幕典礼。鹿内信雄首先致词，宣告中正堂的落成。然后由何应钦举行赠剑仪式。那柄曾经佩戴在蒋介石身上的利剑，经何应钦的双手捧上，递到了鹿内信雄手中；鹿内也如捧骨灰盒般地庄重，将它放到陈列室预留的展览处。然后，在500余人的鼓掌声中，何应钦剪彩，人们蜂拥入内，首先想争睹一下被何应钦称为“国宝”、鹿内信雄称为“仁者之剑”的蒋介石的佩剑。
在三楼的贵宾室里，何应钦这位被日本右翼势力称为“救命恩人”的老人被记者们围得喘不过气来，仅是供记者照相就花费了半个小时。特别令何应钦感兴趣的是，当天夜里在箱根“龙宫殿”旅舍举行晚宴时，何应钦便欣赏了当天中正堂揭幕典礼的电视新闻，目睹了自己的风采。新闻播出以后，不断有从日本各县、市打到“龙宫殿”的长途电话。这是当年那些受到何应钦“特殊优待”后回到日本的日俘、日侨打来的。他们得知这位“亲日老人”来到日本，便通过长途电话表示感激之情。最使何应钦动情的，是一位当年由上海遣返归国的日本老太太，特别自制了一根山藤手杖，送到旅社给何应钦，嘱咐他一定要使用，以免忘记了他的遣返者们。
（八）
何应钦此行的目的，虽说是参加中正堂的落成典礼，但台湾当局和他本人都有主题之外的内容，企图借此机会，拉拢日本反华亲台势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再度制造地区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连锁的“东北亚反共联盟”。在日本逗留的一周内，何应钦先后参加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滩尾弘吉在自民党总部举行的酒会、日本自民党副总裁船田中的午餐会，还到前首相岸信介家中晤谈。双方交谈的内容都紧紧围绕如何加强台日关系，共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何应钦看来最为重要，而事实上是在国际惯例中表示他的访日“名不正、言不顺”的一次会面。
那是4月7日下午5时半，何应钦应邀参加老朋友日本前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夫妇的钻石婚纪念会。酒会中，由于中日邦交已经正常化，身为日本国首相的福田赳夫虽然是何应钦的老相识，但他不能违反国际惯例，单独接见何应钦。于是，选择了石井光次郎夫妇钻石婚纪念酒会，作为偶然巧合的私人会面。石井光次郎有意选择了何应钦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孔雀厅举行酒会。这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酒会，日本政界及各界人士约2000多人参加。孔雀厅的中间台下，只安置了半圆形的餐桌和三个座位。何应钦的客位居中，福田首相主陪居左，福田夫人右陪。据何应钦自己说：“福田首相与我晤面交谈，非常自然亲切；当我入座之后，他十分客气，始终陪在我的座位的左方。”石井光次郎讲话以后，福田和何应钦先后致祝词。何应钦致词完毕后，福田即起身离去。
在酒会上，何应钦又抓住机会与日本众议院议长保久茂晤谈。当天晚上7时半，自民党元老11人代表自民党宴请何应钦，把何应钦的随行人员另外安排在别的房间，使他们能与何应钦在秘密状况下坦率地交换意见。何应钦向这些坚持反共的自民党元老们，重申了自己坚决反对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所谓“坚定立场”，希望这些保守的元老们在对台湾极为不利的国际形势下，对调整日本和中国台湾关系，保障日、中国、韩、台湾共同安全及亚洲反共事业充分发挥作用。
4月8日上午8时至10时半，何应钦屏去随员，单独与对方不愿透露姓名、何应钦也不公开其身份的两位在日本政界“具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见面。双方“从经济合作谈到共同安全”，对于中国台湾、日、韩“必须共同防卫的问题”，何应钦根据他的战略理论指出“日本绝不可能独行其是”，不能冀望以联合中共遏制苏联，须知联合中共可能增加日本的灾难。他又向这两位老朋友赠送了他的“警世箴言”，分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所谓“利害”，“希望他们了解自由国家共同的需要，停止对中共谈判签约”。
在与日本政界领袖的所有会谈中，何应钦都“本着个人应尽的责任，把握每次会谈，充分表达个人对世局、对中日两国实质关系、对东北亚与亚洲的共同安全提供意见”。
在日本期间，何应钦还应“亚东关系协会”的邀请，与东京、横滨的华侨会面。何应钦对旅日华侨鼓吹中日建交，台湾已面临严重危机，而台湾当局坚持反共、反对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他还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当局“扼守台湾海峡，屏障西太平洋门户战略位置的重要”。吹嘘“此一战略基地，不仅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土的安全，更对日本形成侧翼防卫。大韩民国据守朝鲜半岛，不但足以阻遏北韩和中国大陆共党势力的南侵，更能牵制由千岛群岛经海道威胁日本右翼的共党势力。中国台湾、日、韩合则成犄角之势，以三国的互相策应，加上日本雄厚的后勤支援，足以粉碎国际共党的侵略，维护三国的共同安全；分则处处可予敌人乘隙而入的机会，必为共党势力各个击破”。他鼓动旅日侨胞与日本反共势力团结起来。“一致敦促美国放弃联匪制俄的幻想，重新考虑撤退驻韩美军的计划，并且发挥协调联系的功能”，使台、日、韩“基于共同安全的需要，在对抗国际共党暴力侵略威胁上，排除一切障碍，密切团结合作，维护亚洲的自由与安全。
4月8日，在王山饭店举行的午宴上，何应钦不惮烦剧，又对赴宴的日本各界代表及旅日侨胞重申“台、日、韩应从速建立共同安全体系”，并且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违背世界潮流的所谓“新的国家观念”，“希望在当前多变的世局，各国的政治家，要从速培养‘国家安全重于国家经济利益’的新观念”。他希望以此“新观念”作桥梁，在各国与台湾当局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仍能经由第三者的协调，与双边防卫关系的联系，共同携手，对抗潜在的共同敌人。
4月8日，在日本“中华总会”与东京、横滨各侨团、台湾旅日同乡会联合举行的晚宴上，何应钦又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说，回顾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提出而主要由他具体执行的“以德报怨”的四项重要措施，强调其中放弃了总数达500多亿美元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日本对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赔款总数仅有15亿美元，从而使日本经济力量全部用于战后重建，日本才能有今日的繁荣。何应钦还编造了各种台湾当局必能“光复大陆国土”的条件。说到兴奋处，他情绪激昂，仿佛这总攻的动员令即将由他发出似的。受了这位反共老将的感染，一位反共成瘾的先生由台下冲到台上，发疯一般扯起嗓门大声喊道：“全体肃立!”并带头振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制造了何应钦访日最富戏剧性的高潮。何应钦返台以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向台湾当局“总统”蒋经国呈具如下三条建议：
第一，台湾要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关键性地位，加强与台友好的日本政界人士的联络，尤其是要建立与日本青年国会议员的情谊，以促使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增进，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第二，台湾应增强与韩国的“邦交”，在对抗苏联与中共的共同需要下，强化台、韩间的双边防卫关系，进而促成东北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共同安全体系。
第三，台湾当局要敦促美国发挥协调联系的功能，以苏联和中共为目标，以实力排除来自苏联及大陆的威胁，为美国本身及亚太地区“自由国家”的共同利益，促成亚太地区自由国家对抗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何应钦通过此次访日的机会，既报答了蒋氏父子的知遇之恩，又以驾轻就熟的“国民外交”手段，推进台湾当局的“实质外交”，扩大了他企图建立东北亚及亚太地区反共联盟构想的影响。他的不少“反共战略”和“外交策略”为台湾当局所接受，他的“战略顾问”似乎名副其实了。1979年，蒋经国发起成立“中华战略学会”，有鉴于世局之激变，“国步方艰”，希望能以战略研究达成“学术报国”目的。为了表示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尊重，蒋经国聘请何应钦担任学会的名誉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