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犯颜直谏而被荐
曾国藩少年得志，27岁中进士、点翰林，尔后踌躇满志，要做孔孟那般的大儒，做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还要做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那样的大学问家。
为此，他下苦功夫修德读书，其德行大进，学问大长，也的确距孔孟、韩愈、欧阳修不远了。
但是，因时局的突然变化，却把他推上带兵打仗的位子上，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抑郁死去，咸丰帝继位，为救民于水火，下诏开言路、求贤才。
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做京官，距今已是十余年。这些年曾国藩由七品翰林升至二品大员，但也是清政府痛遭外敌入侵，江河日下的十余年。十几年未回家乡，但家乡的许多好友如刘蓉、郭嵩焘、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不断写信反映湖南地方情形，多说官场腐败，摊派多如牛毛，自然灾害不断发生，迫使各地农民暴动、土匪抢劫，民不聊生。
1851年，广西发生农民大起义，短短几个月便接连大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扯旗北上，称王封制。同年3月，咸丰帝任命他的舅父、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前线总指。当时，赛尚阿在清廷中地位最高，与咸丰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去前线作战，朝野反响极大，认为清廷的内忧之局，已非同一般了。
形势所迫，曾国藩再无法面壁坐省，也无法静心读书，他先是应诏连上《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奏折揭示了民间的种种苦处、官吏无能腐败、兵勇徒费国用等实情，要求皇帝采纳，革除各种弊端。同时提出选拔贤才，以供救时之用，奏折推荐了江忠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等人，认为这些人“堪当大用”。
精力衰竭，登上帝位不过循例发了求贤诏书。对曾国藩上的一系列奏折也不知看是未看，反正让曾国藩等了许多时日，仍不见消息。
待到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连败李星沅、周天爵大军，朝廷震动，曾国藩便着了急，他多次写信给湖南的朋友，说自己上疏多篇，大臣们也纷分上奏，但年轻的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知道了”、“勿庸议”数字了之，把大臣的奏疏“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0页。。
着急之下，尚不大通时务的曾国藩又于1851年5月上了一道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的折子，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他认为，新君登位，文武多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形成。这对青年皇帝可不是好事，容易滋长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好谀”的习性，那就是国家的祸事了。而自己作为二品大员，十年不断荣升，却未给国家造出寸功，现在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必须有个英明的皇帝主持国家大事，因此趁着新君登位不久，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新君“日就竞业”，使朝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救国救民于水火《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几乎因此丢了前程甚至脑袋。但其“冒死直陈”，在朝廷和家乡知识分子中，造成了较他十年不断荣升犹大的强烈反映。
上疏的确不寻常，是直接揭皇帝的短。
宗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批评皇帝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前线的统帅安排不当，造成作战的失败；二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三是批评皇帝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言行不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第1卷，第32—37页。。
曾国藩怕这篇疏稿仍像前几篇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把紧要内容背了下来。由疏谏变成了面陈。
自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也多是战事。由于朝会多，议论又关乎战争大计，所以发言的臣工就越来越少，多是皇帝点名逼着才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一次朝会，君臣面对沉默一段后，曾国藩突然出班跪在百官之前，面对皇帝大声背他的那篇奏稿。
开始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例说皇帝自统驭天下以来，多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措之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的湖南话不易被人听懂，所以他说的节奏很慢，但声音却极为洪亮，加之朝堂上十分寂静，让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在句句指责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了第一段，克制着勃勃升腾的怒火，往下听着。
曾国藩揭露他开言路是文过饰非。言称百官应诏上疏，多不见回音，或以“知道了”应付，间或有褒奖者，亦不知何由褒，或褒之而贬之，臣工不知措。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者以答苏廷魁，未几而后为乱道之流。
是鲜察言之实意，续饰纳谏之虚文。”
他明明看到面前的年轻皇帝脸色由白变红，两眼变形、嘴角拉长、牙齿咬了起来，是为怒极之兆。但他不等皇帝发声吐气，一口气又背出“防骄矜之气”。
这时咸丰已听不到曾国藩所言内容，只听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等指责他的短语。
年轻的咸丰自登极以来尚无人敢如此指责他，于是大喝：“狂悖！”“你，你，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此时，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曾国藩罪该万死，但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冒死直陈，原视皇帝为尧舜，自古“君圣臣直”，望免其罪。
咸丰这才未加其罪，仍愤愤连声，命令退朝。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在清廷的官中传扬；湖南地方也无不说湖南出了个海瑞。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欧阳兆熊等人同声称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此举“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一场风波过去，但太平军北上的风声却越来越紧，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奔回原籍奔丧。
船行不久，又闻湖南省城长沙已被“长毛”围困多时，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荷叶塘老家。
曾国藩一踏入湖南，太平军的传闻更紧了，长沙被围虽解，但岳州失陷、武汉丢失，围追太平军的大帅赛尚阿、向荣、乌兰泰皆受处分，前线再无能征之帅、能战之兵了。
此时有人上疏，让地方官举办团练，利用人地两熟的条件，组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对抗太平军。
曾国藩尚未到家，让他在湖南举办团练的诏书已传到他手中。
不久听说，是他在京中的老师和密友唐鉴向皇帝举荐了他。
曾国藩与唐鉴相识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师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的成就，皇帝的极力称赞让曾国藩既羡慕又好奇，便主动去拜访。
两人一见如故，在唐鉴告老之前的五年中，两人几乎无日不见。曾国藩以弟子礼诚心接受他的教诲，唐鉴把自己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曾国藩。他在京师十二年，虽升为二品大员，但皆为虚职，他利用这十二年顺着唐鉴的指示方向。
读经、克省，也成就了当时少见的一代大儒。曾国藩的品质和学问，唐鉴自然是十分清楚的。
唐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致仕还乡，到江宁金陵书院主讲，名震江南。咸丰二年七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他推荐了曾国藩，详细讲述了曾的人品、学问，以为“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并以自己一生名望担保，请咸丰帝坚信其忠贞，将来必成大事，请咸丰帝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
曾国藩接到任命诏书，因热孝在身，并无出山之意，加上自己对带兵打仗全无心理准备，虽儒家有修齐平的宗旨，但文人带兵毕竟在历史上少见。
太平军在两湖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士子的保家卫国情怀，也不断给曾国藩冲击。尤其是以他为榜样的湖南友人，都亟望他能出山带头打击太平军。
曾国藩向皇帝推荐过的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丁酉（十七年）年举于乡，与同乡刘长佑入京，拜访曾国藩。曾见到此二人，认为皆不凡，尤以为江忠源为血性男儿，“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23页。道光末年，湖南大乱，江便自办团练，镇压了雷再浩起义，以知县用。
洪秀全起义后，他与弟弟江忠浚率“楚勇”投奔赛尚阿，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他募的“楚勇”作战十分勇敢，以一当绿营军十百，上述战役清军虽败，但在“楚勇”担当的局部战斗中，皆打败对敌的太平军，尤其全州蓑衣渡一战，“楚勇”打死了太平军南王冯云山，江忠源的名声在太平军和清廷上下，已很响亮。
江忠源几次来信催促曾国藩出山。
罗泽南曾为曾国藩推荐，他是长沙知识分子推重的人物。他是举人办私塾，培植了大批知书又知兵的青年士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腾鸿、杨昌浚，后来都是湘军的悍将，此时都是他的学生。太平军入湖南，罗泽南正办团练，听说曾国藩回乡，更是极力拥护他出山领导。
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在幕僚左宗棠的推荐下，也给曾国藩写信，请他出来相助镇压太平军。但是，曾国藩顾虑重重，反而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要求在家守制三年。
这时，太平军攻克武汉又回头向长沙进攻，张亮基与左宗棠等商量，让郭嵩焘到曾国藩家里致吊，劝说他出山。
郭与曾的关系比其他朋友还亲密。他与曾都是翰林出身，也因丁母忧回籍守制，太平军进攻湖南，他主动为张亮基出谋划策，并被众人推至曾家作说客。
郭向曾剖析利害，并告诉他自唐鉴推举之后，皇帝又在朝堂上公开征绚了大臣的意见，其中恭亲王和内阁学士肃顺极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一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多年，深知恭王和肃顺，二人是皇族中的顶尖人物，有他们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郭嵩焘怕曾国藩怀疑，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信。
周寿昌是长沙人，也是翰林出身，是京官中曾的同乡，感情自然很好。周是京官中有名的“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不容怀疑。
郭与曾分析，“长毛”的致命之处是拜上帝，迷信《新约》，以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官、砸孔位、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之。吾辈打起捍卫名教的旗帜，必定得天下士子之心，天下人都能归顺勤王卫道之师，长毛是不会长久的。
郭嵩焘又主动承担办团练的第一笔经费，愿去湘阴劝募二十万两白银。又让当时任湘乡挂名团总，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劝儿子出山，使曾国藩上应诏命，下应父命，移孝为忠，名正言顺。
曾国藩这才打消顾虑，决定出山办团练。第二天，又接到咸丰的第二道急旨，催令曾国藩寻人抓紧组织团练，奔赴前线，那天是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安排好家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兄上战场，曾国藩只带曾国葆一人离家，让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亲，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经出山墨经：指居丧时穿的孝服，这里指守孝之时。，尽忠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