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一、家世述略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清光绪三年三月初十），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三藩市）一个华侨家庭。他比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小11岁。
旧金山是一座新兴的海滨城市，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西靠太平洋，东部是湾区。该地山峦起伏，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在廖仲恺出生前30年，旧金山一带还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遍地荆棘，人迹罕至，隶属于墨西哥。1848年，这里以及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才归属美国。恰好这时，在旧金山一带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被华侨称为“金山”，从而掀起狂暴的“淘金热”。人们从陆路、海
路蜂拥而至，在荒岛上搭起了一座座简陋的帐篷。在短短的三十年中，这里由帐篷变为屋宇，由市井变为城市，进而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旧金山飞速发展起来。
此时，美国当局在以“开发”为名，掠夺中南美洲过程中，又急需大批劳动力。他们除了驱使黑人、印第安人从事苦役外，在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设立所谓招收“契约华工”的招工所，派出大批经纪人到中国来网罗青壮年男子卖“猪仔”
（被拐卖到美国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经纪人以香港、澳门为基地，通过一些洋行在中国沿海各地“招募”华工。人贩子使用了利诱、讴骗、威胁以至暴力等卑鄙手段，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劳工拐骗、绑架出国。这样，从万里外的中国广东、福建一带漂洋过海来的大批华工，为旧金山的繁荣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据赴美国参观浏览的清朝官吏李圭的记述说：在1876年，即廖仲恺出生前一年，“华人在美男女约16万余口，居三藩城者约4万人，居卡（加）省别城者约10万人，余皆散处腹地各属”。他们从事建筑铁路、淘金、治理涝洼地、建造堤堰等最为繁重和艰苦的工作，而且表现出色，是非常好的劳工。应该说，这一地区的开发，凝聚着许多华工的血汗和生命，华工为该地区的繁荣兴旺作出了极为显著和不可磨灭的贡献。1877年2月2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人人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的“前言”中承认：“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岸的资源曾经由于得到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比没有这一因素更为迅速的发展。就物质繁荣而论，毫无疑问，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资本家因为有了华工而大获其利。这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人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北岸（即美国西岸）的物质繁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所罗门海登菲尔特，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说：
“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繁荣兴旺实在应当归功于来到此地的中国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认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港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船，我们的土地上不会有那些四通八达、穿山越岭的铁路，我们大概会因为没有他们而落后许多年。”（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三辑，第239一240页）正由于众多华工“脐手肤足，使一片荒芜土地，于极短时间，成为富庶之农业区。华人之贡献，可谓大矣！"
廖仲恺原名恩煦，亦名夷白，仲恺是他的字，笔名屠富、渊实、微尘等。廖仲恺的祖籍在何地呢？根据《惠阳廖氏家谱》记载：元、明之间，廖仲恺的祖先从福建上杭迁至广东兴宁立业；到明代中叶，兴宁廖家的一支由兴宁又迁居归善县鸭子涉乡窑前村（今惠州市惠城区陈江镇幸福村），成为惠阳廖氏的始祖。
廖氏系客家人。所谓客家人，顾名思义，即非本地土著人。一般泛指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两宋之间）这三次中国历史上因战乱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徙到南方，定居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汉人家族。
由于这些地区交通闭塞，相对安定，使数以万计的客家先民能在战乱中得以生息发展，并形成固定群体―客家民系。客家话一直保留有较多的汉语古音。他们迁至南方后，继续沿袭着北方的许多习俗，与当地的原有居民有明显的差异。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体，总体上是北方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由于他们多迁居于重山叠岭之间，辟林垦荒，艰苦创业，世代相传，故多富有刻苦耐劳、革路蓝缕的奋斗精神。客家人为在地方上取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不论贫富都特别看重读书，崇尚文化教育，以求在社会上为人所尊重。
归善县窑前村位于广东省的偏东南部，地处粤东地区鸭子涉乡的北部。从香港经深圳往东北方向行约80公里，或者从广州往东北行约130公里，便到了著名的千年古城惠州。从惠州南行约30公里左右即到窑前村。该村依山建筑，是个很小的自然村落，不过一二十户人家，几十口人。廖仲恺的祖父廖景昌，原是以耕田务农为业，后来去到香港，改为从事经商。他娶妻杨氏（1884年在美国病逝），生有二子，长子名竹宾，次子名维杰。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早年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颇通英语，亦精汉文。他在圣保罗书院毕业后，便进人香港汇丰银行工作。香港汇丰银行于1865年开始在美国发展商业，初期只是由代理商负责处理业务，1895年才正式在三藩市开设分行。廖竹宾娶妻梁氏，1863年生长子恩煮（即廖仲恺的胞兄）。在廖恩煮9岁那年（1891年或1892年），廖竹宾被调往美国三藩市，协助处理汇丰银行在美国的商务，于是举家迁往美国。
几年间，廖竹宾在美国的事业获得相当的发展，曾担任过汇丰银行三藩市分行的副经理等职务，他已成为旧金山华侨中很有社会地位的侨商，颇受侨胞的爱戴，并在当地娶了一位妾侍；还曾先后出面协助筹款兴建为华人治病的医院，因而受到当地报刊《唐番公报》、《萃记华美新报》的报道赞扬。廖仲恺出生时，廖竹宾的“家基富有”，家景相当富裕，是属于“上流”社会的银行职员家庭。
廖仲恺的叔父廖维杰，又名志岗，字紫珊。他通晓洋务，是清朝洋务官员，曾担任过香港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要职。他有一妻六妾，九个儿子十八个女儿，家境富有。
廖仲恺同胞兄弟和妹妹四人，他排行第二。哥哥廖恩煮，字夙舒，号忏庵。
9岁随父母赴美后，在三藩市攻读英文。1879年返回中国，经当时在汕头任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维杰介绍，人东莞籍举人陈伯陶在澄海县所设的专馆攻读，研习国学，后考中秀才功名。1887年，通过叔父廖维杰的关系，他开始参加外交工作。晚清和民国初期，历任驻古巴、朝鲜、日本等国领事、总领事、代办，至1933年退休。1954年在香港病逝。妹妹廖静仪(1879一1964年），与廖仲恺一起在美国长大，后又一起归国，兄妹感情融洽。她回国后嫁人黄姓人家，后在香港病逝。另有一个异母弟廖恩勋（1895一196？年），是廖竹宾的遗腹子，从小由叔父抚养，同廖仲恺关系不密切，20世纪60年代在广州去世。廖仲恺20岁时，即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10月底，他与香港富商之女何香凝在广州结婚。婚后情投意合，志趣相同。在以后几十年的战斗岁月中，彼此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石氏砺和促进，感情弥笃，生死不渝。何香凝在廖仲恺遇难后，还坚定地继承廖仲恺的遗志和未竟事业，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之间充满着的无数感人的深厚情谊，不仅在近代革命史上，而且在近代社会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是新型的夫妇关系与新型家庭关系的楷模。
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1904年2月4日出生于香港。她早年追随孙中山，1924年加人中国国民党。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作，并参与筹建保卫中国同盟，担任宋庆龄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等职，1988年1月7日在北京病逝。
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1908年9月2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曾化名何柳华。
1925年加人中国国民党。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委派任德国汉堡海员俱乐部党支委、书记等职，参加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犯年初回国，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川陕苏区工会宣传部部长。次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长征。1937年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先后在上海、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任负责人。后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等职。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人狱。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83年6月10日在北京病逝。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系国民党元老经亨颐之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廖仲恺有孙子孙女7人：廖坚、廖晖、廖茗、廖淳、廖著、廖钧、廖扬。
外孙女1人：李涓。长孙廖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廖仲恺出生的19世纪80年代，正值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扑向中国，疯狂地进行掠夺之时。中国一步步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沉沦，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促使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进行着接连不断的寻觅和抗争，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风雷激荡。远离祖国身处异国他乡的整个华侨社会也遭受了无数屈辱和苦难。廖仲恺身在其中，心灵刻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潮流，逐渐影响并推动着他日后的成长。
二、“我们是中国人”
在美国的众多华工，用自己的血汗浇灌了旧金山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繁荣之花，为资本家提供了高额利润。可是，美国当局对于华工却恩将仇报，不断地掀起打击迫害华工的恶浪，使华工所得到的竟是充满了血腥气味的种族歧视。
当时，中国正处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国家十分屏弱，广大侨居海外的华侨和华工没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得不到本国政府应有的保护，处境比其他国家的工人、移民更为悲惨。在加利福尼亚州，华工的工资远远低于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人境人头税、外籍矿工执照税、海关税、治安税等等，华工去世后尸体运回中国，也得交纳死尸税。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子女不得进人白人学校就学，病人不能到白人开设的医院就医，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起码的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驱逐和残杀。实际上，他们几乎处于奴隶一般的地位，备受欺凌侮辱，像黑人、印第安人一样受到种族歧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过着“欲饮无浆，欲饭无粮，霜欺雪虐，风雨仿徨”的苦难日子。
随着美国北太平洋铁路修建竣工，西部开发工作大体完成，导致部分工人失业。在政客和资本家的煽动下，美国的排华风潮开始蔓延。早在廖仲恺出生前十多年，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就大力推行在政治与经济上歧视、侮辱华工的政策。
1873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萧条持续达五年之久。美国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目标，掀起了排斥华工的风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紧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掀起了驱赶华工的运动。他们以最污秽的语言来谩骂中国人，胡说中国是低劣的民族，叫嚣华工进人美国是制造了“黄色的威胁”，美国工人失业是由于华工竞争所致，恶意挑拨美国工人与华工的关系，到处煽动美国人制造排华事件，迫害华工之事时有所闻。到廖仲恺出生时，他家侨居的旧金山一带成了美国排华罪恶活动最为猖撅的地区之一。在旧金山，成群结队的美国流氓、无赖之徒到处寻衅，在街道上随意投掷石子、砖块、泥巴等物，袭击手无寸铁的华人，或拳打脚踢，用鞭抽打；他们包围华人的居住区，放火焚烧华工的房舍，将华人从城区赶走，甚至将中国人残酷杀害，致使华人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驱逐、袭击、屠杀、迫害华工华侨，捣毁、焚烧华人财产的惨案几乎到处都有，充满着排华风潮的恐怖。
廖仲恺的整个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凶险的排华声浪与暴行日益严重的环境下度过的。
1877年7月24日，廖仲恺出生刚满三个月时，旧金山的华人居住地就遭到白人流氓、暴徒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当天，有几百名白人在旧金山游荡，见到华人就打。华人洗衣馆被烧，华人妇女被强奸。在随后两年，正当廖仲恺方牙牙学语，踌珊作步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连续出笼了一个个排华方案，并制定了许多排华律例。比如，明令华人不许在美国法庭出庭作证人；严禁各公司雇用华工；规定华人的工资顶多不能超出白人的三分之二；规定华人的洗衣店要交纳的税额是白人同行业的五倍等等。总之，想尽办法苛待中国人，必欲驱逐务尽而后快。廖仲恺从童年懂事时起，就不断地从父母口中听到许多关于华工华侨遭受歧视和迫害的惨事。年纪稍大，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华人、华工遭受美国白人的嘲笑和戏弄，比如他们辱骂华工为"yellowdog（黄狗）”、为“ChinaPig（中国猪）"；白人流氓经常以石块、木棒等凶器袭击中国人；碰到过中国妇女挑的洗衣篮子无故被白人踢翻、踩烂；以及中国儿童被美国富人的孩子欺凌和殴打等等。1889年，廖仲恺12岁时，又目睹了旧金山美国当局借口“唐人街”污秽不洁，派出警察进行骚扰，故意制造事端，以殴打、拘禁、驱逐等手段逼令中国人迁徙别处的情景。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一件件、一桩桩强盗般野蛮行径，一次又一次沉重地锤击着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中国人在外国侨居和做工的悲惨遭遇在他的心灵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当时，廖仲恺非常难过，也无比的愤慨。帝国主义的凶残，祖国的屏弱，清政府的怯懦、腐败，在廖仲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外国人迫害自己同胞的怨恨逐渐形成，爱国思想开始萌发，在幼小的心中开始出现了要为振兴中华出力的憧憬。
他为了宣泄心中的怒火，决定对美国白人进行报复，曾多次利用一年一度的美国独立节允许燃放爆竹的机会，趁美国警察不注意时，机智地把燃着的鞭炮故意甩到他们身上，惊吓他们。幼年的廖仲恺，一度“顽劣非常，不乐读书”，却又是个聪明而又勇敢的孩子。他童年时，有一次在高楼的平台上做游戏，不慎从平台上掉下，他却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机智地用脚钩着百叶窗，倒悬着，紧紧地贴着墙不动。大人们闻讯跑过来，才把他抱回屋中。廖梦醒在追忆父亲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廖仲恺童年的轶事时，生动地描述说：
“父亲八九岁时，随着祖父住在第五层的楼上。有一天，父亲在祖母身边的窗口边玩耍，祖母忽然不见了父亲，觉得很奇怪，以为父亲跌落楼下去了，大惊失色，从窗口望下，街上并无异状，于是动员全家找，发现父亲确实已从窗口跌出，却只凭一只肚p钩在百叶窗上，倒悬空中，保存了性命……”（《新华日报》副干｝｝《青年生活》第88期，1944年8月20日）
1885年廖仲恺八岁时，第一所华人学校在旧金山开办，廖仲恺开始进校读书。这所华人学校，从国内聘请了一些秀才、举人在这里执教。学校的课程虽然有不少与美国同类学校相似的内容，但是，居中心地位的，仍旧是“四书”、“五经”等古代儒家经典著作。
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由于寄人篱下，备受歧视侮辱之苦，对于美国华工的苦难更是永远不能忘怀，所以虽然羁旅海外，却是系念桑梓，心怀故国，在生活习俗上始终保持着中国士绅固有的传统，生活言行完全一派中国人的古风遗韵。他在教育后代方面抓得很紧，想尽办法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要对中国的圣贤之书获得明彻的了解，更不要忘记祖国的文字，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主张“以国学为先”，要年少的廖仲恺每天下午5一8时，到陈馨甫在华人区开办的国学专馆攻读唐诗和古文等科目，因而廖仲恺得以同时掌握了汉、英两种语文的基础知识，并初步学会了作诗、填词。
在日常生活中，廖竹宾还经常勉励儿子要爱国爱乡，做一个努力学好祖国文化的中国人。他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们虽然是住在美国，应该学习美国的文字，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文字更应该学习精通。”又说：
“祖国是每个人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像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祖国，就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能够不忘记祖国，不忘记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护我们祖国的第一个条件。”（程途：《廖仲恺》，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3页）当廖仲恺被美国孩子欺侮的时候，他的父亲感到十分痛心。廖竹宾深叹清政府的屏弱，不能保护寄居国外的侨胞。他希冀廖仲恺有机会为祖国服务，帮助中国达到富强的地步。
廖竹宾炽热的爱国言行，对于廖仲恺有着极大的启蒙和教育作用，特别是所强调的“我们是中国人”这句话，在他的心灵上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痕！
“我们是中国人！”这一句廖竹宾经常念叨的话，有着千钧的分量，它确是有着十分沉重的内涵，包容着深厚的酸辛苦辣的滋味。在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岁月里，没有任何人能比那些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含辛茹苦生息操劳着、苦难挣扎着的炎黄游子，体会得更深、更重！在远离祖国的异乡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廖仲恺，也同样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
总之，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给了廖仲恺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懂得了爱国爱乡的含义，他的爱乡思想因此得以较早萌发。当时中国深重民族危机的束」激和美国种族歧视与迫害的社会境遇，激发了廖仲恺的爱国热忱，他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和必要。从此，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发了将来要为从危机中拯救祖国而献一份力量的理想。
廖仲恺不负其父所望，在旧金山近10年中，他日益学习勤奋，十分用功，尤其认真攻读中文，从而使其在西学和国学两方面，尤其在书法和古代诗词上都打下了初步的功底。廖仲恺后来在诗、词、文章和书法所以有较深的造诣，与这时奠定的基础很有关系。
三、从“国学”转向“西学”
1894年，17岁的廖仲恺正举步迈进青年时代之际，他的家庭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这就是他的父亲突然病逝，使家庭生活失去了支柱。不久，他的母亲因忧伤过度，也病倒在床。为了将父亲的灵枢护送回国安葬，使母亲在故乡得到慰藉与依靠，也为了让自己返归日夜向往而又从没有见到过的祖国，廖仲恺陪伴母亲和弟弟妹妹离开美国，结束侨居异国的生活，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
一声汽笛长鸣，开往香港的汽轮缓缓驶出旧金山海岸，向北驶人金门海峡，迎着滚滚波涛，航向太平洋彼岸的祖国。在归国途中，廖仲恺守护着父亲的灵枢，眼望着面容憔悴的母亲，格外牵动游子的遐想。他回想起父亲坎坷一生的经历，想到了自己在异国度过十七个春秋的不平岁月和今后的人生，忽然感到“人生独立问题活现眼底”。他朦胧地意识到，自己虽然年少，今后势将要挑起生活的重担，独立探索人生的道路，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廖仲恺乘坐的汽轮抵达香港后，在天星码头靠岸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在码头上看到英帝国主义殖民警察殴打中国的码头搬运工人”的惨事，心里益觉气愤不平。甫抵国门，竟亲眼看到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己的同胞却被殖民者的鹰犬殴打的耻辱之事。他痛心之余，进一步感到祖国富国强兵之必要，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求学报国的雄心大志，在心中产生了将来“怎样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
廖仲恺一家人在香港稍作停留，便换乘另一条船到达广州，然后从陆路平安返回到故乡窑前村，寄住在叔父廖维杰家里。刚刚安顿下来，他的母亲梁氏就病势加重，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廖仲恺在悲痛之余，面对自己完全陌生的家乡，他和弟弟妹妹在生活上的一切只好仰仗和依赖叔父安排了。
廖维杰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他是继承祖辈遗训，从古书堆中爬到官场的。所以，他对这个父母双亡的侄子所寄予的希望，便是沿着自己走过的这条“学而优则仕”的旧路走下去。
在旧金山时，廖仲恺已初涉“国学”藩篱。这时，他也认为经史策论的学习，可以打开祖国文化珍宝的大门，并可步人科举人仕之途，从而光宗耀祖。所以，便立志步叔父的后尘，进人家乡的私塾，拜塾师梁缉为师，刻苦攻读“四书”、“五经”，研究经史策论之学，以备应考科举。当时，他“意气扬扬，欲在科场中占一席。人大馆，从梁缉游，鸡鸣而起，孜孜研究经史策论之学。”
在此后的几年中，由于廖仲恺勤奋好学，如饥似渴地努力研读，学习的收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从而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正当廖仲恺刻苦攻读“国学”之时，1895年春夏之交，北方传来了甲午战争惨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从而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恶浪。面对国家危亡险境，慷慨爱国之士奔走呼号，群起寻谋保国救亡之策。以“学外国”、采撷西方文明果实为中心的维新思潮，正在发展为维新运动。这年5月2日，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接着，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分会。维新变法运动高涨起来，很快波及到了广州。同年12月，身为清政府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回到广州，讲学于广州府学宫万木草堂。之后，“康门子弟”又意气激荡地开展了宣传鼓吹活动。这一切，给了与广州近在咫尺的廖仲恺以很深的影响。
特别是康有为所提出的“今天下之士皆通西学”的主张，在廖仲恺的胸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回思在海外十七年的生涯中所获得的切身感受，美国西部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发展的景象，与回国后所面临的备受外人欺凌及遍及各地满目疮咦的黑暗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在思考与探索人生之路的廖仲恺很快就发现，在“四书”、“五经”中是找不到改造中国和改变这个腐朽社会的良方的。
他逐渐觉察到，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旧学是束手无策的。因此，旧学对他的魅力便日益减退。凭着他少年时代在美国居留期间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初步接触和感受，现在又经过康有为的大声疾呼，加上他自己返国以来学习生活的实践，使他很快省悟到单纯研习国学，不足以救国，开始“渐觉其途径之非”，中国要自立自强，必须学习西方、走西方国家的路。于是，他放弃了孜孜研读“国学”
以应科考的道路，准备继续攻读英语作为学习西学拯救中国的手段，便向叔父提出赴香港转攻“西学”的请求。
1896年，在叔父廖维杰的支持和帮助下，19岁的廖仲恺离别窑前村，到了较为开通的十里洋场香港，进人该地英国当局所开办的皇仁书院（Queen'5college）改习“西学”。
皇仁书院创办于1862年，原名中央书院（CentralSchooD,1899年改称域多利书院（victoriaCollege),1894年改称皇仁书院。这是一所中等学校，由于受到港英总督的重视，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都是一流的，在香港可算作佼佼者。该校由于广泛招收香港、英、美、中国内地和侨居香港的他国中产阶级子弟，因而思想活跃，名人辈出。1884一1886年，孙中山便在这里就读了两年半。
组织革命小团体辅仁文社的谢缕泰，以及清末推行洋务、维新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胡礼垣、梁敦彦等，都出身该校。
皇仁书院相当良好的教学环境，促使廖仲恺更加勤奋学习，刻苦上进，如饥似渴地阅读富国强兵的中外文新学书籍，学业上进步很快。后来与廖仲恺一起到日本留学的关乾甫追忆说：廖仲恺一到香港，前后如出二人，精勤苦学，各书无所不窥。四五年后，所学如宿儒，诗词文艺无所不精妙，并旁及美术，字尤秀雅，并喜研究维新革命文书。仅就英语而论，他已经能够熟练掌握，除去听课、会话之外，还能够流利地阅读英文书报，用英文写作。后来廖仲恺在自述中说：“英文之进步，得之于侨美者少，得之于香港者多。”也正是在这座完全按照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中等学校，他首次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西学”的教育。廖仲恺在皇仁书院学习期间，国内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正在逐步走向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在1895一1898年间，各地创办的学会组织有70多个，新式学堂50多所，书刊、书局近百家之多。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书局都致力于变法思想的宣传、西学的介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维新运动风靡全国，维新派政治力量也日益壮大。当时，人们把西学看成西方“政治之本，富强之由”,“西学”受到人们真诚而热烈地广泛欢迎。这一风气，给正在努力学习“西学”的廖仲恺以很大鼓舞，他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攻读原著，在课堂上认真地听取教师系统的讲授，因而他的学习效果更为明显，进步很快，成绩斐然。廖仲恺转到香港学习的几年期间，不仅较为系统地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和训练，而且由于香港风气开通，新闻传播发达，使其比之在简陋闭塞的窑前村塾馆时大开了眼界并增长了见识，为以后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四、“天足缘”巧合天成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廖仲恺20岁时已经成长为风华正茂的翩翩书生。就在这年的10月底，经叔父廖维杰的安排与媒约的介绍，他与何香凝在广州结为夫妇。
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别名双清楼主，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今划归广州市芳村区东淑镇海南村）人，比廖仲恺小一岁多，1878年6月27日出生于香港。何香凝的父亲何炳桓，出身于农家，早年在香港开办小杂货店营生，待资本较丰后，又开设“祥安”茶行，兼营地产，慢慢地由“小商”而变为“中商”，再进一步成为“富商”，创立了颇大的家业，成为香港一个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
何香凝是在香港这个新兴的东亚海港城市成长起来的，由于处于交游甚广的富商家庭和风气开通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很早就已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刷，加上她家境优越闲适，一直被父母与全家视为掌上明珠，自幼便性格开朗，见多识广，敢说敢做，具有争强好胜的辈脾气，常常表现出长辈无法驾驭的任性。她又勇于破除迷信，不相信看相算命的胡说，与一般传统封建家庭的名门“千金”有所不同，也不像是一位“依栖母亲膝下的弱女”。何香凝童年时就对“逸乐”生活没有兴致，而是爱好读书求知，但在封建家庭里，父母是不主张女孩子读书的。
何炳桓是个半新半旧的人，欧洲的文明虽说对他有某些影响，但所接受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遗训。他尊奉封建遗风，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相信将“女孩子送进私塾会夺走男孩子的聪明”，对女儿读书很不热心。他禁止女儿们到男孩子们的“专馆”读书，仅送她们进另办的“女书馆”（师生都是女性）读了两年，接受了一些“子曰诗云”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之后，就不许再读了。何香凝多次请求进人邻近的“女塾馆”，始终没有得到许可。迫不得已，只能在闺阁中暗中摸索，发愤自学，遇到不懂的字，就叫女仆人到私塾教师处去请教，冲破重重阻力，争取读书识字，并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等新知识。
何香凝幼年时，就喜欢听亲戚和长辈们讲述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事迹，尤其是不少关于太平天国女兵的战斗故事，逐渐滋育了她的反对封建束缚的思想，憧憬着自己将来能学太平军中的女英雄那样，凭借一双天足走遍天下。当时维新派鼓吹的改革封建陋俗，倡导树立妇女不缠足新的社会风尚的维新之风，对她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何香凝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缠足。
在家人为她缠足期间，她每天晚上都用剪刀剪掉缠足布。剪刀被大人收去后，她就设法再找一把来，“藏在祖先的祭坛香炉下面”，等到夜深人静再将缠足布剪去。再缠再剪，始终不屈。经过“好几十个回合”的反抗，大人们对这个倔辈的女儿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终因何香凝姐妹多（有兄弟姐妹12人，3兄弟，9姐妹，她排行第九），父母也就只好“叹了一口气，网开一面”,由她去了。
何家的“千金”小姐，居然要长一双大脚，这在当时是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廖仲恺与何香凝素不相识，他俩的姻缘结合，可谓“天作”的巧合。原来，居住在闽、粤一带的客家妇女，一直保持着天足的习惯。这是由于客家人大都依山居住，深壑断崖和羊肠小道，三寸金莲无法举足；同时，客家妇女大都直接从事农田耕作，无论耕稼收获、纺纱织布、挑运货物等样样都干，常常是农事与家政的主要承担者，终年劳作不断，这一切都离不开天足。正因如此，在封建社会汉族女子被当做玩物而产生的最野蛮愚昧的缠足陋习，在客家人中素来沾染甚少。
而当时的维新运动，则从“储人才、强国本”的高度，揭示了革除缠足等陋习的社会意义，并通过各地出现的戒缠足会等团体，公开倡导人们与不缠足的女人通婚，这就给客家的旧传统注人了新的时代内容。
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是客家后代，一直不忘祖辈的习惯和乡规，认为客家妇女的勤劳刻苦、俭朴坚毅的美德，和她们的天足密不可分。他亲身经历过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所以在重病期间曾给后人留下两条遗嘱：“第一，根据客家的规矩，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作媳妇；第二，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因此，必须照办。”（《廖承志文集》，下卷，第563页，人民出版社第1990年版）加上廖仲恺对于维新志士所宣传的革除缠足陋习也有共鸣之感，意识到父亲留下的娶“大脚小姐”为媳妇的遗训，实有着改革社会风气的意义。因此，他明确宣布：“不喜欢缠足的女子，非要找一个大脚的妻子不可。”可是，在19世纪末，中国的汉族妇女几乎都缠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妇女，尤其在上层社会里，更难找到不缠足的大家闺秀。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正为着女儿脚大难找婆家而忧心忡t中的何家，听到有人到处宣扬要讨一个没有裹过脚的人做妻子时，便满怀高兴地“没有经过繁多的手续”便答应了。这一“天足缘”，真可谓“巧合天成”。他们的儿子廖承志后来在评论父母亲的婚姻时，非常风趣地描述说：
“外祖父恰恰听到有人到处敲锣打鼓似地要讨一个没有裹过小脚的人作媳妇，那可不正好？于是他俩没有经过繁多的手续，顺利地结了婚。我父亲和母亲来不及享受自由恋爱之福，但是却省掉了许多麻烦。”（《廖承志文集》，下卷，第563页）廖仲恺与何香凝的结合，基本上是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进行的旧式婚姻。旅美华侨之子匹配香港富商之女，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日本学者有人认为：这为“凭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传统婚姻，实在是代表了“香港富商和广州官僚”的政治联盟。但是，一结婚，他们便发现两人志趣完全相投，志同道合，彼此敬爱，相互体贴，感情十分融洽。
何香凝没有廖仲恺那样良好的学习条件，可是她喜欢读书求知，一直想尽办法寻找书籍自学苦读。结婚以后，廖仲恺想方设法搜罗各种新学书刊，指点她阅读，细心为她讲解疑难之处，满足了何香凝求知的愿望。有着美术业余爱好的廖仲恺，在读书的同时“常常到画家伍乙庄处学习”绘画，回到家里就耐心地把学的知识传授给妻子，故而何香凝对绘画也产生了兴趣，“她的绘事是从此开始的”。
襟怀宽阔的何香凝克己为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担负了大部分的家庭开销。日常饮食浆洗等事有陪嫁丫头料理，尽管她没有太重的家务负担，但却将全部精力用以照顾丈夫的生活，使好学的廖仲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正是由于有妻子的贤惠照料和经济资助，廖仲恺才得以完成在皇仁学院的学业。
廖仲恺和妻子二人都羡慕太平天国的革命人物，都有求知的渴望和研习西学的热情，都追求新的有意义的生活，都热爱绘画和学习诗词；又经常一起海阔天空地议论时政，志趣完全相同，情投意合，确是美满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好伴侣。
廖仲恺何香凝结婚时，他们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只好寄居在哥哥廖恩煮家中。
在南国羊城珠江南岸（广州人习惯称为“河南”）的三官庙附近，有一幢砖木结构的米黄色两层小楼房（今属广州市南华西路龙溪新街42号），就是廖恩煮的家。起初，他们住在楼下一间屋子中。不久，为躲避侄儿女的嬉笑打扰和减少抽嫂间的矛盾，就把屋顶晒台上的破屋修整一下搬到上面作为“新房”了。这间房子虽然矮小简陋，是一间斗室，但因为它高处独居，完全不受楼下喧闹的干扰。
他们白天在这里研读诗文，谈论时局，夜晚一起观赏洁净明澈的月色。每逢皓月当空，清光射向斗室，他们便产生“人月双清”之感。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他俩自得其乐，为了纪念这种既可读书又便赏月的清静惬意的读书环境，特地把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取的是“人月双清”的意思。在这间小天地里，他们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几乎整天厮守在一起，情好至笃，生活过得很甜蜜。他们在“双清楼”上共同居住了四五年之久，直到1903年去日本。
“人月双清”，展示的是一种清净高洁的美好境界，它反映了这对新婚夫妇高尚的情操。在他们此后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可以充分反映出这两位楼主不是取此室名以标榜自己的清高，而是用来砒砺自己去身体力行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这个室名十分珍视，以后数十年居处虽然屡迁，华陋不一，但这个室名始终未改。廖仲恺把自己的诗词集取名为《双清词草》，何香凝作画自称“双清楼主”，并将其诗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双清楼”成为了这对夫妻开始新生活的历史见证！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这对夫妇的婚姻中，存在一些新的因素：他们是因“天足缘”而结合的，有别于旧式婚姻在这方面所要求的择偶条件；他们都关注祖国的命运，具有爱国的赤诚之情；当时的维新思想，对他们有着共同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因素，使他们能够冲破旧式婚姻中的夫妇关系，走出了旧制度的藩篱。他们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在婚后不久就显露出新的风格和面貌，并在此后的共同生活中，由夫妇发展为同志、战友，成为新型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这种变化对近代中国的婚姻和家庭的形态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起了方向性、引导性的作用。
在廖仲恺与何香凝结婚之际，正值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时，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祸。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镇压之下迅速失败。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被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镇压下去。1901年，腐败的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出卖国家主权的《辛丑条约》。从此，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完全沦为洋人的走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所有其他劳动者等下层群众，连续不断地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并决心以武力反抗来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近代政治舞台，开展挽救危亡的活动，逐步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先后于1895年和1900年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将革命的火种由广州撒向全国。时局的动荡，政治风云的变幻，新旧政治势力的搏斗。这一切拨动着全国志士仁人的心弦，也影响和激励着廖仲恺与何香凝这对年轻的夫妇。
这一时期，廖仲恺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生活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在他的心头震荡，他和何香凝一起密切注视着国家政治风云的变幻，经常讨论时局，抨击时政，关心着祖国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共同探求承担起救国重任的方法和途径。后来，廖仲恺在一首《幽禁中感赋》的诗中，曾沉重地追忆起他和何香凝二人从“双清楼”上开始，在长达二十年中共商“匡时”
之策的艰辛历程：
“吾生遭不造，芸鞋肆所之；
廿载茹酸辛，努力思匡时。
魔障满人寰，需泽安从施！"
（尚明轩等编：《双佳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面对着国事日非的局面，“魔障”在域内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找不到一条真正有效的挽救危亡的救国之路，这正是这对年轻夫妇当时最为苦恼的问题。
那时，许多青年把目光转向西方，到国外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特别是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之隔，该国自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颇见成效，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所以涌到日本留学的人更多，留学日本成为一种风尚。有志青年纷纷东渡，探讨日本变富变强之道。自1896年清政府派出13名学生留日，揭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之后，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东渡日本。1899年留日学生已达100余人，到1902年秋已激增到近r000人之多。时代的启示，潮流的趋向，促使廖仲恺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可是，他的叔父廖维杰和哥哥廖恩煮却都希望他紧步他们的后尘，进人清政府官场。廖仲恺则毅然拒绝走这条路，决心投身到留学外国的行列之中，要通过留学日本开创新的生活。
然而，由于廖仲恺父母早已双亡，“家道中落，财产非丰”,他赴日留学的费用难以解决。他的“哥哥亲戚虽然都在官场中纸醉金迷，可是没有一个人肯帮助他”，为此他常常唉声长叹。有一天，廖仲恺怀着沉重的心情对何香凝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惟学费无着，奈何？”何香凝听后慨然回答道：“你尽管放心，我可把我的奋饰变卖助你成行。”何香凝决定把妆奋变卖，为廖仲恺筹集留日费用的打算，遭到了娘家人和廖家嫂子的坚决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有损面子”，太丢脸。何香凝则毫不顾虑这些，她毅然将陪嫁的珍珠、宝石、翡翠、金银首饰和部分家私变卖，连同做女儿时攒下的私房钱1000多元，共“凑得三千余金”，作为廖仲恺出国的留学费用。
有了何香凝筹措经费的帮助，廖仲恺如愿以偿。1903年l月（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他离别祖国，东渡扶桑，经香港到达日本东京。三个月后（即同年的4月，何香凝步丈夫之后，也东渡日本到了东京，与廖仲恺会在东京，他俩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所公寓名叫“觉庐”，建筑颇为精美，有园林之胜。同寓居住的还有留学生关乾甫、萧友梅等人。廖仲恺先是“人神田区日人松本甩次郎开办的日语学校”，补习日语约一年，后进人早稻田大学预科政治科学习。何香凝起初也是进人普通的补习学校学习日语，为进人专门学校做准备，后转人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廖仲恺夫妻二人的到来，给东京的留学生们增加了欢快的气氛。由于“仲公体小而何高壮”，不少人初见他们时竟视为姐弟俩，还不时以此开玩笑取乐。尤其是何香凝那双健步如飞的“天足”，更使不少留学生大为惊奇，纽永建、张继和居正等人干脆给何香凝取个雅号，“称她为‘何大脚”’。
廖仲恺何香凝这对年轻夫妇，一道在东京掀开了新的生活篇章。他们相互鼓励，勤奋学习，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并经常议论天下大事和中国的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探求救国真理。
赴日留学是廖何二人迈向革命生涯的起点，从此开始了探索革命道路的奋斗历程。这个行动无疑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
第二章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一、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运动
廖仲恺出国留学之日，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爱国运动日益蓬勃开展之时。日本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极为活跃的地方。那时，“凡留学生一到东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指留学生会馆―引者），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廖仲恺也同广大留日学生一样，除在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外，就把自己的爱国热忱集中在努力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上，视其为寻求救国真理的门径。
当时众多出国留学的热血青年，把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名为“学战”，并把“学战”看成是同列强进行兵战、商战、农战、工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可是，在汲取了新思想，目睹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气象，并很快接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后，就越加不满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要求改变中国的心情更加强烈，逐渐发现了仅凭“学战”救不了中国。在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所有学战、商战、农战、工战等等，统统都会流为空谈。于是，他们在国外开展了反清的革命活动。
在廖仲恺到达日本的前两年，因惠州起义失败而第三次到日本的孙中山，开始注意到在留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性，经常与留日学生接触，支持他们的爱国和革命活动。1901年春，孙中山鼎力支持留日粤籍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等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并资助经费，倡言“反对清廷割让国土，及自行宣告独立”，从而揭开了孙中山联络留日学生的序幕。之后，他大力在留学生中进行革命的宣传联络工作，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1902年后，革命排满的风气开始在留学生中盛行。同年4月，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炳麟等人在孙中山的赞助下，在东京留学生中倡议，于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北京景山的日子，举行“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借悼念明朝之灭亡，痛斥清王朝的罪行，来唤起革命排满。他们在散发到各地华侨的大会宣言书中，号召人们勿忘200多年来历史上的反清志士，激发汉人的种族情绪，以唤起人们投身反清革命斗争。对于这次活动，留学生的“激烈派群起和之”要求参加者200多人。后因日本政府的阻挠，纪念会改在横滨举行。自此以后，留学界革命志士的队伍日渐扩大，决心反清的人越来越多。廖仲恺到达日本东京后不久，江苏籍学生秦毓夔“叹异族之压制”，愤“时事之日非”，会同冯自由、张继等人，在东京组织青年会，提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其会员20余人，建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到1903年，“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当年的春节，众多来自祖国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东京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借举行新年团拜大会之机宣传革命。刘成禺、马君武登上讲台慷慨陈词，讲述满洲贵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这些激烈的言辞，不仅激发了到会者的斗志，而且也在没有到会的留学生中广为传播，使他们深受鼓舞。
但是，20世纪初汇集日本一千余名的留日学生，不仅年龄悬殊，而且志趣各异，有不少是为了镀金，博取功名利禄或盲目随大流者。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描述说：就他们的留学动机言之，“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