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一、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运动
廖仲恺出国留学之日，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爱国运动日益蓬勃开展之时。日本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极为活跃的地方。那时，“凡留学生一到东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指留学生会馆―引者），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廖仲恺也同广大留日学生一样，除在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外，就把自己的爱国热忱集中在努力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上，视其为寻求救国真理的门径。
当时众多出国留学的热血青年，把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名为“学战”，并把“学战”看成是同列强进行兵战、商战、农战、工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可是，在汲取了新思想，目睹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气象，并很快接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后，就越加不满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要求改变中国的心情更加强烈，逐渐发现了仅凭“学战”救不了中国。在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所有学战、商战、农战、工战等等，统统都会流为空谈。于是，他们在国外开展了反清的革命活动。
在廖仲恺到达日本的前两年，因惠州起义失败而第三次到日本的孙中山，开始注意到在留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性，经常与留日学生接触，支持他们的爱国和革命活动。1901年春，孙中山鼎力支持留日粤籍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等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并资助经费，倡言“反对清廷割让国土，及自行宣告独立”，从而揭开了孙中山联络留日学生的序幕。之后，他大力在留学生中进行革命的宣传联络工作，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1902年后，革命排满的风气开始在留学生中盛行。同年4月，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炳麟等人在孙中山的赞助下，在东京留学生中倡议，于明朝崇祯皇帝吊死北京景山的日子，举行“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借悼念明朝之灭亡，痛斥清王朝的罪行，来唤起革命排满。他们在散发到各地华侨的大会宣言书中，号召人们勿忘200多年来历史上的反清志士，激发汉人的种族情绪，以唤起人们投身反清革命斗争。对于这次活动，留学生的“激烈派群起和之”要求参加者200多人。后因日本政府的阻挠，纪念会改在横滨举行。自此以后，留学界革命志士的队伍日渐扩大，决心反清的人越来越多。廖仲恺到达日本东京后不久，江苏籍学生秦毓夔“叹异族之压制”，愤“时事之日非”，会同冯自由、张继等人，在东京组织青年会，提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其会员20余人，建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到1903年，“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当年的春节，众多来自祖国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东京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借举行新年团拜大会之机宣传革命。刘成禺、马君武登上讲台慷慨陈词，讲述满洲贵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这些激烈的言辞，不仅激发了到会者的斗志，而且也在没有到会的留学生中广为传播，使他们深受鼓舞。
但是，20世纪初汇集日本一千余名的留日学生，不仅年龄悬殊，而且志趣各异，有不少是为了镀金，博取功名利禄或盲目随大流者。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描述说：就他们的留学动机言之，“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此类以学自然学者为多），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此类以学社会学者为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鹊者，有不满日本而言欧美之政制文治者”；就其出身而论，“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来者，有已备有官绅资格来此为仕途之捷径者。”为此“种种分子”杂揉在一起，“大别之为‘革命’与‘保皇立宪’两派，而其时尤以‘保皇立宪’者为多。”（《胡汉民自传》，丘权政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一170页）廖仲恺同何香凝跻身在如此错综复杂的人群和氛围之中，何去何从？成为他们必须抉择的首要问题。
廖仲恺、何香凝东渡扶桑的初衷，不是为着个人去捞取什么，而是怀抱着拯救中国的心愿去学习的，他们希图是以日本由弱臻强的经验为借鉴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至于如何拯救中国，他们当时还缺乏一个既定的方案，特别是在必须进行反清革命的这一根本问题上还是不明确的。
在东京，廖仲恺在认真学习课程寻求新知识的同时，被留学界热气腾腾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他经常偕同何香凝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活动，并先后结识了不少趋向反清革命的爱国留学生，其中如苏曼殊、胡汉民、黎仲实、朱执信等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议论时政，互相激励。
起初，多数留日学生还是受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立宪”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通过一系列的爱国斗争的实际教育，不少留学生逐渐看清了清政府的卖国真面目，才转向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其中，特别是1903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拒俄运动是一次影响重大的爱国斗争，也是廖仲恺、何香凝到日本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运动。
1900年夏，英、法、俄、德、日、美、意、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沙皇俄国调集17.7万骑兵、步兵，强行占领了中国东北各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为达到独占中国东北，使它变成“永久黄色俄罗斯”的罪恶目的，想出各种办法拒绝撤兵。1903年4月，沙俄又秘密向清政府提出将东三省置于其监督之下等七项无理要求，强迫清政府允诺。消息泄露后，举国震动。留日学生更是“自警报西来，舆论愤葱，废学忘食，志在授命。”他们“莫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涕”，沉痛地呼吁，“呜呼！革命其可免乎？";“满清政府而不欲与俄人战，而不敢与俄人战，乃并不愿他人之与俄人战，……则我同胞不可不袜马以先与满清政府战。”
（《江苏》第六期时论《支那分割的危机》译后语）留日学生和国内各界人民紧密配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4月29日，500多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大会，愤怒抗议沙俄企图侵占我国东北的罪行，当场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有黄兴、陈天华等200余人参加，从事军事训练，准备开赴东北前线抗击沙俄侵略军。他们“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5月2日，留日学生又一次集会，报名参加义勇队者正式组成学生军，旋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5月中旬，“军国民教育会”宣告成立，它公开标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宗旨，实则是由“拒俄御侮”，进而到“革命排满”；又订出实行办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还分派会员回国到各省活动。廖仲恺与何香凝出席了锦辉馆大会，也参加了广东籍留学生的拒俄集会。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深受教育，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卖国真面目，认识到不推翻清朝统治，就将报国无路，救国无门。为了支援“拒俄义勇队”转化为“军国民教育会”，他们踊跃解囊捐助资金。根据保存下来的当时的一份捐款名单，在捐款的约500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捐银圆，五角、一圆、二圆的，他们二人当时经济上并不宽余，却分别捐献了五圆和三圆，可见他们的热心。
在这一重要时刻，帮助廖仲恺确定了革命方向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
早在1896年廖仲恺在皇仁书院读书时，清廷驻英公使在伦敦诱捕孙中山一事，在香港《支那邮报》等报刊上就有过专门的报道和评论。孙逸仙的名字轰动欧美，也影响到香港，得到一些被压迫民族和主持正义人士的崇敬，也使廖仲恺对孙中山有了初步了解。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增多，孙中山的名声大著，更使廖仲恺对这位在他家乡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人物产生了关注和崇敬之情。当时宣传反清和痛低保皇谬论的名著相继出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风潮的高涨，同时也提高了包括廖仲恺在内的大批热血青年的政治觉醒和对孙中山的认识。
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廖仲恺偕何香凝到神田盯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集会时，喜出望外地在会场上初次见到了他们仰慕已久的孙中山。
这是一次公开的聚会，参加者“鱼龙混杂”，革命、保皇和中立论者都有。
在会上，刚从越南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只泛泛地讲到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奋发图强，彻底革命。孙中山那令人激奋的演讲，伟人的风度，坚定的信念，讲话中所贯穿的不容辩驳的逻辑力量，深深打动了广大留学生的心弦，使廖何二人深受感动，更是“听得人了神”。回到住处以后，极为兴奋的廖仲恺与何香凝一连几天所谈的话题总围绕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这次演讲的内容，并一起回忆和谈论他们见到孙中山的情景。
为了从孙中山那里听到更多的道理，廖仲恺夫妇打听到了孙中山寓所的地址―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几天以后，他们和好友黎仲实专程前往拜访。
孙中山热情地会见了这三位年轻人，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这次会晤的情况，何香凝后来追忆时这样写道：“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中山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青年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的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孙中山详细剖析了中华民族同仇敌汽的光荣传统，在“自由主义”与“民权之风”的熏陶之下要求独立而产生的伟大力量，只要因其势顺其情，就一定可以再造一个新中国。廖仲恺与何香凝等对孙中山讲述的这些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他们的思想也顿时开阔与明晰起来。
这次会见，给廖仲恺夫妇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孙中山的一席话，进一步坚定了这对年轻人投身革命的决心，为他们选择人生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此后，从8月到9月下旬，他们二人又两次去“下宿屋”拜会孙中山。廖仲恺还单独去会见孙中山几次，聆听他谈论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并共同讨论国家大事。在频繁的接触中，孙中山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特别是他那精辟的革命言论，给廖仲恺以很深的影响。廖仲恺本来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救国愿望和炽热的革命激情，亲聆这些教诲之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武装了他的头脑，更进一步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于是，他和何香凝在一次和孙中山交谈中，明确表示了“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的愿望。这可说是廖仲恺夫妇从不满清廷的腐败卖国而忧国忧民，到下决心跟随孙中山参加推翻清政府革命行动的开始。
孙中山对廖仲恺夫妇恳切地提出参加革命工作之事十分赞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日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还专门提到1903年他“过日本时，有仲恺夫妇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他当时还嘱咐他们注意“在留日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以便日后“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孙中山认为，他们对日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廖仲恺从此正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何香凝在留日学生中广泛进行联络及宣传工作，团结与物色了一批革命青年，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
1903年底，孙中山决定离开日本赴美洲宣传革命和领导对保皇派的论战。
行前，他交给廖仲恺一项任务，即在留日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初步的军事技能，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当时，廖仲恺夫妇租赁的住所在东京牛达区，他便在这里组织了义勇队，秘密进行军事训练。为避人耳目，二十多个义勇队员每天凌晨秘密聚集到大森操场，由懂军事知识的黄兴教授枪法，练习射击。何香凝则负责烧水煮饭，管理生活。其时清政府驻日公馆非常注意留日学生的活动，公使汪大燮经常勾结日本警察侦察他们的行踪。义勇队员进行军事训练的事，不久被日本警察所侦知。日本警察利用一个义勇队员和日本“女中”（即女服务员、保姆）谈恋爱，唆使那个日本“女中”伪装怀孕，到廖仲恺的住所大吵大闹，寻死觅活，对义勇队的军事训练进行破坏。最后，廖仲恺等人被迫变卖家具杂物，筹款“贿赂”给那个日本“女中”。为了避免警察的纠缠，立即迁移到小石川居住。这样，义勇队练习射击的军事活动就中断了。不过，这项活动实际上为后来成立同盟会做了很有效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04年间，孙中山为了扩展革命势力，派遣一些同志秘密回国进行活动。廖仲恺曾被派往天津。
廖仲恺是个十分好学的人，平时总是手不释卷。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放下书本，离开学校，自东京秘密返回国内。他在天津多方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不久，他的活动被清政府侦知，无法在天津立足，只好返回东京，继续在早稻田大学就读。
同年春季，怀孕的何香凝为了使孩子能够平安诞生，避免过去因未保养好而曾小产的失误，与廖仲恺商量后决定回到香港娘家静心调养。1904年2月4日生下女儿梦醒。廖仲恺之所以为女儿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外国人说中国人是睡狮，廖仲恺为了洗雪这个国耻，决心追随孙中山闹革命，使中华民族能够像雄狮一样从梦中醒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何香凝生下女儿之后，为了避免影响学习和革命工作，便把女儿留在娘家托人抚养，只身返回日本，和廖仲恺一起生活，继续到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也就在同年及在前后的三年间，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宣传革命的书刊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各省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浙江潮》、《江苏》等。这些革命报刊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悟、批判保皇谬论，组织和壮大革命派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作用巨大。随着革命思潮的日益传播和留学革命志士的纷纷归国，国内的革命力量加速集结，开展了建立民主革命团体的活动，继1894年成立兴中会之后，在1904年间陆续涌现出一些民主革命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归国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归国的留日学生在上海与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的光复会，湖北新军中革命青年与武汉一些学生刘静庵、吕大森等在武昌建立的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它们的目标都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这些革命小团体成立之后，积极开展反清革命活动，其中不少骨干分子在国内无法立足而被迫流亡日本，东京也就成为了革命志士汇聚的地方。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各地革命团体的不断出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孙中山于1905年7月从欧洲再次来到日本，准备“召集同志，合成大团”，组成统一的政党。这时，孙中山的活动范围比过去更加广泛，方式也更加多样，收发信件多，来往客人也多。为了避开日本警察的干预，他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场所和联络地点。廖仲恺夫妇在东京的寓所是自己租赁的房子，他们夫妇又热心革命事业，诚实可靠，很适合这一要求。因此，孙中山便委派黎仲实与何香凝商量，当时廖仲恺恰好趁暑假回香港筹措学费，何香凝听说是孙中山的意思，自己又能为革命做贡献，便慨然允诺，并满口答应孙中山提出的为保守秘密不雇日本“女中”的要求。从此，他们的住处便成了孙中山经常和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和部署革命工作的场合与通信联络站。当时，孙中山每星期要在他们家召集革命的骨干分子“开会两次”,“计议和筹划革命各种工作”。
常到他们寓所参加集会的有朱执信、胡汉民、章炳麟、刘成禺、黄兴、张继、居正、汪精卫、黎仲实、马君武、古应芬、纽永建、冯自由、苏曼殊等人。廖仲恺夫妇为了安全，由东京小石川区搬到神田区居住。由于不再雇用日本“女中”，何香凝亲自担任联络和勤务工作，从收转信件、看守门户、照顾茶饭到掩护同志等等。何香凝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不但没有做过提水烧饭的工作，就连开水都不会烧。但是，她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坚定地从头学起，并且成为一位有才干的管家。她热情洋溢，不辞劳苦，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为革命事业做着一切琐事杂务，深受孙中山以及留日革命学生的倚重和信赖，被亲切地称为“御婆样”
（日语，意为“阿姨”、“管家婆”）。这说明了孙中山与革命留学生们对廖仲恺夫妇的完全信任和他们投身民主革命的真诚与尽心尽力。孙中山这次返抵日本后，立即投人组织同盟会的紧张工作。他经过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反复磋商，决定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反清团体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政党。在同年7月30日召开的筹备会议上，确定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的政治纲领。又经过了二十来天的筹备后，在东京举行了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理），设有执行部、司法部和评议部。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章程中确定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
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的诞生，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成为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新起点。这一件事，使得孙中山很兴奋，他异常欢欣地说：“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的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之前，当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8月7日，何香凝便在孙中山主持下，由孙中山和黎仲实二人介绍，在自己的寓所举行了加盟手续，参加了同盟会，成为最早加盟的女会员。廖仲恺在同盟会成立时，正在香港筹措来年留学费用。他从何香凝的来信中得知同盟会成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到处奔走，筹集到款项后，便带上一岁半的女儿梦醒，并约集在香港的胡汉民夫妇等人，心急如火地赶回东京。
1905年9月29日（农历九月初一），这是廖仲恺终生难忘的一个极有意义的日子。
廖仲恺回到东京居处，立即从何香凝那里了解到了同盟会成立的详细情况。
他要办第一件事，是希望立刻见到孙中山，尽快加人同盟会。当天傍晚，孙中山在黎仲实的陪同下应邀来到了廖仲恺家中。也就在这天深夜，由何香凝和黎仲实二人介绍，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廖仲恺正式宣誓加人了中国同盟会。这个夜晚可不平常，孙中山同这几位年轻志士做了通宵达旦的谈话，一直到晨曦从窗口射进屋内的拂晓时刻。
孙中山对他们讲解了“中国革命之必要与三民主义之大略”,以及“革命党之性质、作用，党员对党之义务与牺牲服从之要求等”。他的谈话，主要是针对胡汉民就“平均地权”提出的种种疑问而发的。胡汉民虽早已倾向革命，赞成反对清王朝和建立共和制国家，但由于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受流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影响很深，对于“平均地权”存有较多的疑虑。他对孙中山说明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不宜在当时提出。为此，在廖仲恺住室与孙中山辩论了一个晚上，一直到更残人静。廖仲恺当时对为什么提出“平均地权”以及怎样实现“平均地权”，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所以非常人神地听着孙中山的讲解。
在谈到是否必须实行“平均地权”时，孙中山从世界革命趋势和国内“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两方面耐心地详为剖析，他着重提出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没有真正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相反，两极分化愈趋激烈，广大赤贫的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回观中国，“此时似尚未发生问题。而将来乃为必至趋向，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胡汉民自传，载中国国民党党史编辑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三集，台北1958年版，总第386页）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盟会在革命中，必须同时解决民生问题，而“平均地权”正是必由之路。孙中山兴致勃勃，他的谈话如江水决堤一样滔滔不绝，其中特别提出，革命党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解除人民所受的痛苦。在这一夜晚，廖仲恺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了解到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思想，感到很新鲜；尤其对孙中山强调的革命党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解除最大多数人民所受的痛苦这一点，他十分赞同。
廖仲恺后来在解释同盟会“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盟约时，着重指出“头两项是同盟会的宗旨，后两项是同盟会的目的。由这四个宗旨和目的，概括成三个大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所谓三民主义，就是那三件东西。由这盟约看来，革命就不是同盟会终极的宗旨和目的，不过是个手段。……所以单是革命并不算可贵，可贵的就是革命内容的主义。
要知道这革命手段见效没有？须看做这革命主脑的主义行了没有”。而在说明革命的终极目的时，廖仲恺指出，只有把中国真正建成一个“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国家，革命方才算是成功。廖仲恺的这些认识，说明他最清楚地理解孙中山关于根本解除人民所受痛苦的思想。同盟会从它成立时起，盟员们对于盟约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廖仲恺坚持“驱除鞋虏、恢复中华”仅是手段，“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方是目的，而革命终极的目的，则必须是人民确实不再经受苦难，能够当家作主。正是这一思想，使廖仲恺成为当时同盟会中真正服膺“平均地权”纲领并积极宣传它的中国人之一。同时，这一思想对他日后成为真正关心人民痛苦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有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廖仲恺加人同盟会和这次同孙中山彻夜畅谈后，心潮澎湃激荡，热血沸腾。
他异常激动，立即就担任起中国同盟会的会务工作，当月被孙中山委任为总部执行部之外务部（科）两名负责人之一（另一为程家怪）。由于他的英文水平相当高，凡有关和西方革命志士联系的事宜，孙中山不亲自出面时，多派他前去接洽、办理。以后，廖仲恺又兼任会计长，并曾一度被指定为天津同盟会分会的主盟人，肩负着对外进行革命联络活动的重任。1905年10月2日，他被早稻田大学借故“除籍”后，一度专职从事革命活动。廖仲恺办事一贯认真负责，积极热情，这也是他的美德之一。所以他还受到了留日学生们的拥护和信赖，“凡有大事，必就而请教之”,1905年被推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长。廖仲恺充分利用自己结识人多又素为留日志士所景仰等有利条件，抓住一切机会在留学生骨干中进行宣传联络工作。他说服同学们在斗争中团结广大学友，激发其爱国斗争热情，并及时地物色介绍其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同盟会组织。
从此开始，廖仲恺便追随着孙中山，将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
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步探索
在19世纪末，中国民主革命兴起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明显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国的革命家在探寻救国之道时，他们在西方不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里汲取了养料，而且对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情西方各国无产者和广大民众受压迫剥削的痛苦，希望中国不再重蹈西方的覆辙。孙中山提出了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的设想。他1905年5月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请求接纳中国革命党为第二国际成员时，具体说明他的企图是：“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而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刚刚兴起的以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从1903年开始，在一部分留学生中出现了一股翻译、介绍社会主义的有关著作以及探讨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廖仲恺正是在这股热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孙中山的直接推动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初步探究。
同盟会成立后，它的机关报《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创刊。遵照孙中山关于将其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革新学说”,“贯（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的要求，《民报》比较系统地开展了对于三民主义理论的宣传鼓吹，并同保皇改良派进行激烈的论战，捍卫三民主义纲领。廖仲恺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参加了这一宣传与论战活动。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究则是和他参加宣传与论战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廖仲恺“时与同人讨论三民主义之理论及实行办法，有所得则著论于《民报》”上，先后发表的论文和译作有9篇之多，在《民报》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这些文章中，廖仲恺宣传的内容涉及同盟会的三民主义，而以介绍与探索广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中心内容。
廖仲恺是同盟会土地纲领的积极宣传者。他对这个纲领诚心拥护，非常赞同土地国有，反对贫富悬殊。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的形成，颇受在欧美风行一时的以美国“单税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与土地国有税的影响，是以其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它与这一理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土地纲领的主要理论基础。
亨利乔治是美国19世纪后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当过水兵、印刷工人、报纸编辑和发行人，在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他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生产力突飞猛进，文明在迅速进步，可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却每况愈下，他们几乎陷于赤贫状态。为了寻找出财富日趋增长而广大工人日趋贫困的根源，他专门研究了土地问题。他认为，正是由于土地为私人所有，巨额社会财富不断变成地租，为这些土地私有者所吞噬。因此，他认为，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变地租为地价税，改归公共所有，除土地税外“凡税捐俱免之”，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贫困被消灭，文明的进步必达于最高度。他所提倡的这种征收单一的地价税的主张，曾经在欧美一些国家盛行一时，颇有影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即“单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生产方式，而亨利乔治的主张则是丝毫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廖仲恺最初研读的就是亨利乔治所著的名作《进步与贫困》一书。这部著作使廖仲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文明进步未能给广大劳动者带来自由和幸福，反而带来赤贫与奴隶制状态产生了极深的印象。为了配合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他着手翻译该书，并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创刊号上，以“屠富”的笔名，发表了该书的“序”及“问题”两节译文介绍了亨利乔治主张的梗概。这无疑有助于人们对孙中山革命主张的理解，同时有助于对社会主义探索热潮之来临。他用的笔名所谓“屠富”者，即是打倒“豪富”阶级之意，表示对贫富不均现状的抗议。当时，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接受了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注意劳苦大众的问题，并试图把它传播到中国来。所以，朱执信在翻译一些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并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廖仲恺对此深表同意，并经常向何香凝阐述“豪富”和“细民”的区别，还很风趣地问何香凝：“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么？”正是从同情劳动人民出发，廖仲恺用“屠富”笔名发表文章，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病，反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并试图找寻一种避免重蹈这一覆辙的办法。当然，他当时还谈不到真正认识工农，也不可能理解工农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廖仲恺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和朱执信等一起，对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种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逐一地进行了学习、探索、考察和介绍。
那时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1890年世界第三次经济危机后，罢工、“米骚动”以及减租、均地的斗争此起彼伏，因而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各种社会学说纷至沓来，并在二十世纪初期获得广泛的传播。
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者奉行的社会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颇为流行。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来自思想禁锢的中国，面对各种思潮，样样感到新鲜，分不清其界限，自然来不及仔细辨别品味就兼收并蓄起来，因而他们受机会主义思想影响比较广泛。但是他们并不把社会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和目标，只是作为防止社会革命的手段。
廖仲恺当时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是受到欧美和日本一些学者烟山专太郎、久津见旅村、柏律和亨利乔治等人的较大影响。他自认曾“直接受教”
的烟山，是早稻田大学讲师、日本《外交时报》的俄事记者，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他非常仰慕的久津信奉无政府主义，曾同避居长崎的俄国革命党人接触过，著有《欧美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他受到较长久影响的柏律是以研究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而著称的美国学者，所著《社会主义手册》一书，颇受日本知识界的欢迎；使他受到影响更大的亨利乔治，有一些在日本的忠实信徒，是和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来往颇密的。廖仲恺认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世界革命的“三大主义”，他非常有兴趣地研究它们的历史、派别和活动情况，并强调指出：这三大主义“其学说，其历史，其派别，其运动，各不相同”,“译者深喜研究其真相，并拟一一介绍之于学界”，所以“立志专译泰西各国名著”之目的，在于“以导我先路”。显然，廖仲恺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虚无主义之研究与介绍，旨在激励革命党人探求新知，让人们去比较、鉴别、取舍，从中找出一种符合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论，用以指导救国斗争。
廖仲恺虽然怀着浓厚的兴趣去翻译和发表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论著，但未能科学地区分和评价各种思想流派。当时，他一方面对于揭露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理论怀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又对无政府主义和俄国革命党人的斗争方式倾注了关切之情。他在《无政府主义之二派》一文“译者按”中强调，译此文的目的，是想让人们将社会主义中激烈的一派―无政府主义，同社会主义流派中“最温和者”―布利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相比较，并谓：“老子云：‘正言若反’，译者每善持此论以读矛盾之处。”在廖仲恺的译著中，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比重较大，他心系民主主义，认为“无论用任何暴力，凡用以破坏现社会者，均视为神圣”，因而特为关注无政府主义学说。就当时中国的条件来说，无政府主义要求用一切暴力手段反对“现社会”―清朝的封建统治，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吴玉章曾说：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鼓舞人们去进行冒险纂的斗争，重要作用还I是积极的，不过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崇拜英雄、轻视群众的消极作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7页）纂根据汪东的忆述：潺“廖仲恺当时是激烈洲派，有些倾向无政府廖俐：多次刊发文章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义。”
这一评说还是
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情况。
据统计，廖仲恺在《民报》创刊后的几年中，以“屠富”、“渊实”、“无首”为笔名（或虽未署名，经考订为廖仲恺所撰译者），先后发表的9篇译文和著作是：《社会主义大纲》（载于1906年9月的《民报》第七号）、《无政府主义之二派》（载于1906年10月的《民报》第八号）、《虚无党小史》（分别载于1907年1月的《民报》第十一号和10月的《民报》第十七号）、《苏非亚传》（载于1907年9月的《民报》第十五号）、《巴枯宁传》（载于1907年10月的《民报》第十六号）、《辟非民族主义者》（载于1907年10月的《民报》第十七号）和《帝王暗杀的时代》（载于1908年6月的《民报》第二十一号）。通过上述译著，他向读者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土地问题理论，介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诸流派及其学说，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等内容。这些众多的译著，表明了廖仲恺是在努力研讨革命的理论，积极谋求寻找挽救危亡的救国之路。他所撰写的《辟非民族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必须推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清政府，才可以“御外侮，亦即可以自保之道”，才能制止“碧眼胡儿”即西方侵略者瓜分中国的妄想，驳斥保皇派“排满必招外侮，'.“促瓜分”的谬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廖仲恺在宣传民生主义纲领的同时，对于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介绍和探索（通过翻译外国的著述）是积极与努力的，并且他在寻求救国革命真理时，“深恨近人专尚獭祭工夫，每活剥他人所有，以为己说”等恶习，反对将理论研究变成出风头、赶时髦的浮夸作风，表现出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和不断探索的进取精神。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介绍和探索是初步的，和当时其他人如朱执信等的文章一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够全面和准确，甚至对科学社会主义有误解或歪曲的地方；但是，他对各派社会主义的介绍，既可视为是对西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引进与传播，也可以看作是为宣传孙中山与同盟会的社会革命纲领提供新的思想资料，同时也揭示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某些思想源流，有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等主张。
这都反映出廖仲恺在建设新国家的问题上紧跟孙中山的理论探索，以及他较注意世界进步思潮的发展趋势。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起到了批判当时封建传统的陈腐思想，开拓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视野的启蒙作用，同时流露出他对社会主义前景的朦胧向往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隐约同情。
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场新型的革命，它既是民族民主主义革命，具有西方同类革命所没有的许多新的特点。究竟怎样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把握住这些特征，这不是骤然之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廖仲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步探索，表明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革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并力图去摸索和追求。
他在二十世纪初年，围绕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土地纲领主张，对社会主义做了阐述、探究和介绍，满腔热忱地和朱执信、宋教仁等一起，促成了《民士卧的社会主义热，从而带动了国内外一些刊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实际上他们是参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热潮，从而首先给长期关闭自守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这种积极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三、“劝君莫惜头颅贵”
廖仲恺从宣誓加人同盟会时起，就立志献身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一面致力于革命理论的探究，一面投人革命的实践。在理论探究中，他以虚心、平实和严谨学风见长；在革命实践中，他则表现了积极热情，以及忘我的负责和牺牲精神的特色。他在孙中山领导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努力以自己的切实工作，以求促使同盟会的盟约与纲领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反对日本政府勾结清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是廖仲恺加人同盟会后第一次参加的较大的政治斗争。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清国人学之公私学校规程》，规定中国留日学生，无论公费或自费生，欲进人日本学校，都必须持有清政府派驻日本公使馆的“介绍书”,欲转学或退学，也必须持有公使馆的“承认书”。
这是日本政府与清政府朋比为奸的产物。它就是要将所有留日学生都置于清公使馆监督、管理和控制之下，特别是要将大部分属于革命派的自费留学生，放在清公使的严格约束之中。规则还有其它如“留学生不得自由择居”等许多规定，都是为了限制留学生的自由，阻止他们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使革命派蒙受约束和遭受打击。
同月26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各公私立学校奉文部省之命，分别公布出该《规程》，并限令所有中国留日学生立即将自己的情况在3日内一律呈报学校当局，逾期不报者后果自负。布告一出，留日的中国学生大哗，激起了众多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先是联名上书清朝驻日公使杨枢，请其交涉，定要日本文部省收回成命。上书无效之后，留日学生义愤填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政治斗争。从2月初开始，各校留日学生纷纷集会，发表演讲和散发印刷品，抗议日本政府的行径。12月4日开始集体罢课。12月8日，著名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本反动派对留日学生的低毁迫害，留下雄色命辞》，愤而在日本蹈海自杀；12月10日，几千名留日学生齐集中国留日学生会馆举行大会，决议一致罢课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在这一事件演进过程中，廖仲恺态度一直非常鲜明。他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罢课，以示抵抗”。当时，廖仲恺利用自己负责同盟会对外接洽与联络事宜及曾担任过中国留日学生会长的有利条件，结合这场反“规程”斗争，乘机在各省留学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联络工作，注意“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随着反对取缔《规程》运动的深人开展，同盟会员们跟整个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分为主张坚决罢课、按照原决议全体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和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不可轻率废学归国，要妥协一体上课两派。
前者以胡瑛和宋教仁等人为代表，成立了“留日学生联合会”，积极进行罢课归国的活动；后者以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为代表，他们恐怕罢课影响自身利益，又接到孙中山从越南拍来的“关于不赞成留学生全体归国”的电报，便搞了个“维持留学界同志会”，极力鼓吹不要再扩大事态，散布什么‘旧本方面已经对《规程》做了解释”,“应即劝告各校同学，一体上课。”两派互相驳论，如临大敌。面对着两派激烈辩论的情况，廖仲恺认为：孙中山“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出于义愤而做出全体学生回国的决定不够策略，“不特实行起来颇为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故应该识时度势修改原决定。他对汪精卫等人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作为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不应该在留日学生中制造分裂，更不应该倒转矛头来攻击主张坚决反抗的同志。
在行动上，廖仲恺和同盟会中其他许多成员一道，说服胡瑛等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斗争中掌握策略，又反对汪精卫等人制造分裂的做法，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
由于廖仲恺等人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促使很多青年学生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从靠拢廖仲恺和何香凝等人“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组织中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直接到廖仲恺寓所访问求教的人很多，尤其“以士官生最多”。据与廖仲恺同住过的老同盟会员龙裔禧忆述：在保存的1905一1906年间人会的960多位“同盟会会员名单中”,“不少会员是由廖仲恺物色介绍的”，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从而使同盟会队伍进一步扩大，工作更加活跃。廖仲恺投身革命后，积极担负孙中山指派的所有任务。1906年初，身为同盟会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的廖仲恺，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暂时终止自己的学习生活，潜身回国，只身前往清王朝的腹心地方天津去“设立机关”，从事革命的联络工作。早在1905年10月上旬，孙中山偕同胡毅生、黎仲实等自日本赴西贡筹款途径吴淞口时，曾与法国驻天津屯军参谋长布加卑少校在轮船上约会，并议妥请布加卑“派员相助”，协同调查国内各省革命实力，以求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经考虑决定派一娴熟英文的党人长驻“天津法军营中”，担任“翻译文件”和联络工作，“图发展北方革命势力”。
他认为廖仲恺办事坚毅、果断、认真，长于英文，便赞同胡毅生提出的由廖仲恺担任此职，并立即命嘱胡“作书告之，书交布带至沪付邮”东京，征询廖的意见。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汹涌澎湃，迅猛发展，冲击着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清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使出了垂死挣扎的手法，更加残暴地镇压人民，围剿革命。在这种斗争非常尖锐的时刻，局势十分紧张，若只身潜行回国进行革命工作，无疑是要深人“虎穴”。到清王朝京瓷地区的天津，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廖仲恺献身革命，心坚如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当他在日本接到孙中山的来信后，没有丝毫犹豫，欣然受命，立即复信给在西贡的孙中山，表示接受这一特殊的使命。1906年初，廖仲恺暂时终止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生活，潜身回国，赴天津“设立机关”，无所畏惧地深人敌穴进行工作。这次回国虽只是短别，却充满了慷慨报国的悲壮气氛，何香凝临别题写七绝一首，激励他努力报国。诗曰：
国仇未报。‘难死，
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
留得支那史上名。
（《双清文集》，下卷，第217页）
这首七绝诗，抒发了他们夫妇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互相劝勉，献身革命的壮烈之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廖仲恺抵天津后，住法国军营中，积极与布加卑少校等接洽联络，翻译文件，并担负同盟会天津主盟人，发展会员。在这期间，天津法国驻军参谋部派出军官7人，会同孙中山指派的黎仲实、胡毅生等一批同盟会骨干分子，分别前往两广、川滇及宁汉等地进行考察革命势力的活动情况。廖仲恺在天津负责同法军参谋部联系，并统管各路活动的进展情况，保持与各地的联络。
同年10月，布加卑和孙中山共同派员调查各省革命势力的活动被清政府密探侦悉，致与法国的联系遭到破坏。之后，清政府向法国驻北京使馆提出抗议，法国政府禁止使馆同孙中山联系，布加卑亦被调离中国，使廖仲恺在天津协助布加卑的工作随告结束。之后，廖仲恺途径安南河内，返回日本东京。
这时，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正在如火如茶地展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非常害怕革命，散布什么“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等等谬论，抵制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了广泛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廖仲恺和朱执信、何香凝等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写文章，作讲演，口诛笔伐，给保皇派以有力地回击。
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的华侨，向他们说明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的必要，努力清除保皇势义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深得海外华侨的同情。
1907年初，廖仲恺又奉孙中山指派，离开东京去到香港，协助新加坡华侨许雪秋策划潮州的起义。廖仲恺由天津赴安南河内然后至香港，结果因失密事泄，起义未能实现。他返回日本东京，继续求学。
这次，廖仲恺考人了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专攻经济学。此后两年多，他就在日本一面钻研学业，一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直到1909年6月在该校经济科本科毕业。其时，何香凝已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次考人目白女子大学，专攻博物科。1907年初，她因胃病加重，不能继续学习，不得不休学疗养。直到1908年生下儿子承志以后，方才恢复学习生活，但没有重人目白女子大学，而改人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专门学习绘画。在这段时间中，他们夫妻二人一面积极宣传革命，承担孙中山分配的革命斗争实际工作，认真做好筹划武装起义的细致工作；一面还各自注重完成自己的学业，坚持繁重的学习，刻苦钻研，从而使廖仲恺在经济理论方面，何香凝在绘画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们日后成为杰出的理财专家和造诣深厚的画家准备了条件。在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注重完成自己的学业，这是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妻留学生活的一个值得称道的特征。廖仲恺在天津进行革命活动的经历，使他对北方革命运动进展缓慢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对于在这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程度，他也有着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在中央大学毕业后，打算设法渗人清朝官府衙门，以合法职业作掩护，来暗中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和内部的策反活动。他采取了借取得清政府“功名”，以便“人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工作”的迁回方式，立即偕同友人赶往北京参加了留学生科举考试。考试结果，取得了政法科举人的身份。
之后，他被清政府派往东北，在东北边务督办大臣吉林巡抚陈昭常公署当译员，协助陈昭常及边务会办大臣吴禄贞办理吉林省延吉地区归回祖国的交涉事宜。
廖仲恺在东北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译员”这一公开职业掩护下，往来于吉林、营口等地，进行秘密联络和策反工作，颇有成绩。原来吉林地区以图们江为界与朝鲜接壤，日本侵占朝鲜后就凯靓这块地方，并在1907年秋制造事端，派出军队渡江侵占了龙峪、光雾等地，强立名目叫什么“间岛”，妄图吞并为己有。经过廖仲恺协助吴禄贞的努力奔走，与日本当局交涉所谓“间岛问题”，据理力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日本当局派代表到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退回他们所侵占的地方，使这块两年前被日本强占的领土“间岛”地区，能够较快地从日本人手中收回。
陈昭常是广东新会人，与廖仲恺有大同乡之谊，对廖仲恺的能力也很器重，因此对这年轻的译员很是优待。这种关系，为廖仲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他在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掩护从事反清革命的志士和同志。1910年1月30日，发动1908年安庆起义的熊能基，由于叛徒告密在哈尔滨被捕，次日被押解到长春。顽固的陈昭常对于革命党历来是“格杀勿论”的，他决意要将熊能基处死。廖仲恺和其他革命党人，暗中多方设法疏通都没有什么效果。当时，吴禄贞不顾一切地加紧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他派营长柏文蔚会同前来东北从事活动的宋教仁，去奉天联系第二混成派协统蓝天蔚，准备在吉林发动起义；还派人赴辽西地区联络民团势力，壮大革命力量。陈昭常又发觉了吴禄贞暗中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些可疑之处，他以熊案为鉴，准备将吴调走，免生祸端，廖仲恺赶紧从中斡旋，消痕迹于无形，“才相安无事”，使吴禄贞得到了保护。
在这期间，廖仲恺遇见了在吉林省以任提学司科长、劝学总力、为掩护从事联络知识界及绿林豪杰反清活动的林祖涵（即林伯渠）。他和林虽早在东京留学时已谋面相识，但没有什么交往，现在他乡相遇，又同在一地从事地下工作，倍感亲切，彼此“时常过从”，由相识到相知，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后来，在国民党改组时期，林祖涵成为廖仲恺最亲近的战友之一。
1910年2月9日，即旧历除夕之夜，廖仲恺面对着冷雪狂风猛扑人的险恶环境，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即将牺牲却难以相助，同时焦虑地思念着仍留在日本的亲人何香凝，他饱含感情地填写《菩萨蛮》一首，词云：
春回腊照惊孤风，
年来年去愁相迎。
边冷雪如尘，
随风狂扑人。
拥衰寻梦睡，
梦也无处寻。
便许到家乡，
楼台少靓妆。
（廖仲恺：《菩萨蛮―吉林除夕》，见《双清文集》上卷第6页）
1g10年前后，是同盟会反清起义屡陪屡起和清王朝进行顽强斗争的时期。
清朝统治者在对革命者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又对广大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廖仲恺面对当前严峻险恶的形势，无所畏惧，依然勇猛向前。他在这年所写的一首杂感诗中，满怀感慨地叙述了艰险的斗争环境和个人的革命意志和感想，诗云：
松柏励初志，
风霜改素颜。
遥知南岭表，
先见早春还！
（廖仲恺：《吉林岁暮杂感》，见《双清文集》上卷第62页）
这首诗，以诗言志，表达出他矢志献身民主革命的远大理想，以及相信革命事业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坚强信念。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清王朝的血腥暴行和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不堪忍受的各地群众激烈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发展很快。据统计，1909年的群众反抗斗争有130多次，1g10年猛增到290多次。参加反抗的群众非常广泛，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等都越来越多地参加到了斗争的行列。这些群众性自发的反抗斗争和孙中山领导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席卷全国，声势浩大，震撼着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1911年初，汉口英“租界”巡捕房警察蛮横地踢死一名中国人力车夫，翌日一千多人力车工人举行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英国领事竟下令开枪，打死十多个游行工人。
驻汉口的清兵不但不制止英军暴行，相反帮助英军镇压中国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汉口全市人民的愤怒，群起抗争。接着又发生了1911年5月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革命党人“借名保路”准备武装起义。同盟会员吴永姗（玉章）、王天杰等首先在荣县建立自己的政权。清政府派出大批部队进人四川，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正是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同盟会员组织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社”，于1911年10月在武昌发动新军起义，爆发了著名的辛亥革命。当天经过一夜的战斗，攻下了总督衙门，占领了武昌城，11日继续攻下了汉阳，12日又攻下汉口。武昌起义的枪声，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全国。各地革命党人闻风响应，顿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了反抗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烈火。
到11月下旬，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朝的反动统治，陷人土崩瓦解的局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即将宣告结束。
武昌起义爆发后，廖仲恺感到十分欢欣和喜悦。他考虑到吉林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革命力量一时尚难取得胜利，继续留在北方已不能有所作为；同时，又接到了何香凝催其速回家乡的电报，便于11月间只身启程南下，准备赶回家乡广州参加战斗。
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自1895年孙中山首次在广州策划起义开始，接连不断地在这一带发生过惠州起义、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许多先烈为了民主革命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壮烈地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如今，在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的日子里，在11月9日广州就宣告共和独立，推举胡汉民为都督，结束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翌日，胡汉民从香港赶回广州担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朱执信任枢密处总参议，成立广东省军政府，立即开始了组织都督府的工作。
根据胡汉民的提名，邀请甫抵广州的廖仲恺就任了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部长是香港巨商、同盟会员李煌堂）和枢密院总参议，并兼国税厅长等职。这位在日本专攻经济学的民主革命家，积极参加了建立和巩固新生民主共和政权的斗争。他以广东为活动舞台，开始了他一生为革命理财和实际从政的活动。正如他后来在《忆江南壬戌双十节，承荔侄女以小册索书，为赋此令》中所云：
画角吹残蛛海月，
战云荡漾汉江潮，
人尽识天骄！
（廖仲恺：《忆江南壬戌双十节，承荔侄女以小册索书为赋此令》。
见《双清文集》上卷第416页）
从此，廖仲恺便斗志昂扬、精神饱满地参加了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的斗争。
四、全力建设广东民主共和政权
广东刚刚宣布独立，军政府处于初创时期，各个组织机构的建立、财政的恢复和筹措、军民的安抚和处置、省城反动分子的清除、北伐军的筹建和出世，以及社会治安和正常秩序的建立等，头绪纷繁，事事都需全力以赴。廖仲恺以军政府枢密院成员和总参议的身份，不避艰险，忘我地大力协助胡汉民和陈炯明规划并开展工作。他“常出人于都督府议事，至深夜而出”；当时，报纸的时评也曾称赞曰：“所有要政，多得廖君襄办”，真是昼夜匪J解，尽心尽力。
当时，财政问题是最为棘手的突出难题。刚光复的广东财政非常困难和紊乱，广州市以外的税收多为驻当地的民军截留，市内的房捐、警卫费等已奉军政府命令一律豁免，又没有清代的部库拨款和各省协晌接济，加上驻军10万，日费甚多，管理财政是个艰巨的任务。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平时在广东尽情搜刮，每年上交北京朝廷之款在1360万两以上，居各省之冠，省库早已空虚。他在逃跑前又与其属吏席卷官库余款，并扬言：“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财政司长李煌堂谈到当时财政困难的惨状说：“吏役逃亡，席卷饱矣；管钥虚设，库空洗矣；殷富流离，商务凋敝；农工失业，盗贼繁滋；抒袖已空，税厘无着。加以盟军抵省，累万盈千，晌需逼迫，急于星火，既点之金乏术，岂画饼之止饥？"（《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三辑，总417页）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廖仲恺不辞辛苦，励精图治，千方百计加以整顿，设法使一切经济来源控制在军政府手中。他为了研究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稳定民主共和新政权，不得不常常和胡汉民工作到深夜，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策划了不少克服困难的计谋。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完成了在美欧进行的外交活动，于同年11月24日自法国乘轮船经南洋回国，在12月21日抵达香港。胡汉民、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等闻讯后，都十分高兴，他们经过商议，决定要请孙中山留粤主持一切，以广州为根据地，修治战备去消除北洋军兵力。于是，当天胡汉民偕同廖仲恺便乘兵舰赴香港迎接孙中山，商讨革命形势及应付举措等事。“既见（孙）先生，屏人熟议，自晨至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建议孙中山留在广州，以广州为基地，观察形势，再图发展，并一再要求孙中山同他同行赴广州。孙中山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详细解释了要前往上海、南京，立即组织中央政权的必要性。
他分析了当前最大的祸患是无政府状态，如果开创全国大局，建立新政府，则清政府一定倾覆，即使掌握军权的大吏们，也未必能支持它。指出，“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我恃人心，敌恃兵力”，因此，革命者不应“避难就易”，坚持前往上海、南京，主持国内大计。在讨论中，廖仲恺十分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并要胡汉民也随孙中山左右，协助处理各项事务。最后，胡汉民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根据孙中山的决定，他随同孙中山北上赴上海组织中央政府，广东省都督一职则委托陈炯明代理，由廖仲恺携带孙中山致陈炯明的信函回广州，传达所决定的一切并具体落实。廖仲恺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使胡汉民得以放心陪同孙中山前往上海。
廖仲恺从香港回到广州，于23日向朱执信、陈炯明等传达了他们同孙中山讨论的今后所采取的方针，又向广东临时议会报告赴港会见孙中山的经过，以及胡汉民北上、要求依孙中山嘱托推举都督以补空缺的意见。广东省临时议会遂推举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廖仲恺继续担任领导广东财政的工作。
孙中山在12月25日抵达上海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首先，12月29日，17个省的代表45人在南京召开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2月2日，清朝政府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但是，民国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腐蚀着它的肌体；另一方面，清政府启用了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他于2月13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声称他将努力“永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2月巧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致使辛亥革命很快就遭到挫折，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力、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
从孙中山离开香港，到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这段时间中，廖仲恺作为广东军政府财政司副司长，主要是协助财政司长李煌堂致力恢复和稳定广东财政、筹措新生革命政权急需的政晌费用。他利用过去留日时所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专长，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以期尽快地恢复广东财政，稳定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
在征求都督胡汉民同意之后，李煌堂和廖仲恺主持的财政司，采取了劝募国民捐、发行债券借晌和流通前清纸币三项有效措施以稳定广东财政。首先，他们利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向各阶层人士和海外华侨广泛开展募集“国民捐”的活动。据统计，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头5个月里，共收到各属各界踊跃捐输的捐款126万元。其次，财政司大量地启用和发行纸币，流通于市面，并在广州总商会等认可支持下，先后从前清藩库、银行等处，提取大清旧纸币1223万元，加盖财政司大印，逐月流放于市面。纸币一时成为广东军政府财政上的支柱。
同时，他们召集广州各行业商会负责人商议，力促工商界恢复经营，确定了货币流动办法，清理各类厘捐、税收；为了弥补亏欠，应付需用，又成立了筹晌局，还发行了广东省地方有奖公债r000万元，向海内外进行债券借晌。由于进行了广泛宣传，号召各界爱国者及国内外华侨踊跃认购，促使公债很快发售完毕。
在头5个月中，共借到债晌等达328万元。在11月以后，廖仲恺为解决财经困难，还不辞辛劳地奔跑于广州和北京之间，同北京政府商讨解救广东省财政困难的办法和途径，谋求协助和支持。这些财政措施实施后，使广东的财政初步得到恢复，军政府的晌政两费基本得以维持，对稳定广东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廖仲恺在实施诸多措施过程中，不仅出谋献策，而且亲自操办。他为此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曾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
但是，廖仲恺和司长李煌堂之间，由于在年龄、教育背景、从政经验、革命思想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李煌堂不谙财政学，理财“只知持筹握算，绝不明了国家之财政大计”，故在一些财政政策问题上往往与廖仲恺意见相左，难得统一。
所以，廖仲恺在同年3月间，辞去广东省军政府财政司副司长职，专任军政府参议。
不久，廖仲恺受陈炯明代都督的派遣，以广东军政府专使的身份，于当月26日前往南京，去迎接即将解职的孙中山回广东主理一切，“维持粤局”。孙中山于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遂偕同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20余人，于4月3日离开南京，途经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香港转乘“宝壁”轮于25日回到了广州。在24日抵达香港时，廖仲恺曾代表孙中山出席了香港各界欢迎大会，并会见港督。
孙中山抵达广州时，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粤人俱欲望见颜色，不止万人空巷，（孙）先生亦极欢畅。”他的到来，对安定广州的政局起了重要作用。
当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炯明以“省亲”名义当晚即离穗赴港，留书请胡汉民代行都督。经省议会正式选举，胡汉民于27日接任都督。不久，在财政吃紧和舆论攻击的双重压力下，李煌堂于1912年5月中旬辞去财政司长职。5月23日，刚刚35岁的廖仲恺，被委派为广东都督府财政司司长。他成为军政府第二任财政司长，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司长。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廖仲恺“精神奕奕，奋斗不绝”，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着主管广东的理财重任。他为解除军政府财政上的困境，稳定广东政局，谋求搞好人民生计和奠定经济建设基础，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人到工作中去。
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后，从建设新生革命政权的高度着眼，首先进行了整顿机关的工作。他吸取前任李煌堂任用亲属、同乡、故旧等私人，使财政司成为了舞弊询私机构的教训，在用人、理财各方面大公无私，坚持用人为贤、按才录用的原则，不滥用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使“署中无一私人，收受无一私财”。
当时，廖仲恺有一位幼年时的启蒙老师由故乡来到广州，欲求一优等差事，廖仲恺知其除文字抄写，别无他才，便分配给他工资较低的书记工作。而对于学有专长者，他不问认识与否，必予重任。当时造币厂正缺一技师，他从吴乾甫处得知归国的留英学生陈兆基、虞锡麟二人专攻化学，学有专长，才极可用时，便给予充分信用，分别委以造币厂厂长、技师的重任。为了清除财政司中属员不按时上班和工作拖沓的积弊，廖仲恺在财政司办公室建立了每日签到的制度，并以身作则，每日准时上班，陋习因之一扫。为了使下情上达，他经常深人各科、室，巡视工作，听取意见，联系群众，使上下通气，全司上下关系和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自己生活俭朴，带头节省开支，在司长任上克己奉公，始终廉洁自守，为全司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他还严格财经制度和纪律，尽力防止司内职员舞弊渔利。在廖仲恺的努力整顿下，财政司的工作井然有序，面貌为之一新。他的这种优良品德，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任职财政司多年的一些人员赞叹说：“供职财政（司）十余年，所见长官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与此同时，廖仲恺举办了“考试税务专员，分赴各县掌管各县财政”，整顿全省各县地方财政以增加收人。为了巩固和建设新生政权，就需要维持广东货币的信用和稳定金融市场，以安定政局和民生，这是廖仲恺首先要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如前所述，广东军政府成立之初，库空如洗，收人无着，为了筹措急需的军政晌费，财政司不得不将前清官钱局印制的龙纹1元、5元、10元旧纸币及成元票加盖新印逐月投放市场流通，同时又于1912年“5月始改发中华民国新纸币”应市。据广州总商会在1912年8月的调查，当时军政府借用旧纸币额1201万元，发行新纸币额1343万元，总额为2544万元，除去存司库及官钱局的716万元外，其流通市面者为1828万元，并且而后投向市面的纸币仍逐月有所增加。
军政府依靠大量的纸币作为财政支柱，虽解决了政晌两费和恢复了财政金融的运转，但却造成了金融危机。纸币由于无望兑换现银面值日益低折。币值的贬落，使用价值仅值面值五成，随之出现了纸币挤兑风潮，造成广东官钱局无法开门，从而引起商民的普遍不满，市场动摇，形势难以控制。
面对这一困境，廖仲恺深切感到“数月以来，纸币价值日益低落。若不速从根本上解决，则政府、商民同受其损。”他认为稳定市场金融和安定商民生计，是关系新生政权安危的大事，便积极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来维持广东纸币的信用和流通，以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
首先，廖仲恺呈请都督胡汉民任命邹鲁为官钱局统办，指定官钱局全力解决纸币兑换的风潮。之后，官钱局专门设立钱庄，暗中每日提高纸币价格若干，以造币厂鼓铸的银毫有限收回部分纸币，用以稳定市面金融。与此同时，在行政措施上，取消原先实行的“纸银各半”的规定，确定以纸币为本位。他呈请都督发出通令，规定“嗣后官商军民人等，凡与市场交易，以及商民交纳钱粮厘金税，一概以纸帛为本位，以银毫为辅助”，并具体规定“一元以上者俱收纸币，一元以下者均用毫银。”并多次召集省港行商会议，订出《实行平换纸币条款》，规定广东纸币自旧历中秋节后“十足流通，低则议罚”，并订出“罚则”，严格执行。这一措施，收到良好效果。
其次，廖仲恺提出借外债筹办广东银行，以改善币制的治本计划。他根据“银行纸币，于本体之性质及其流通的速力，远占优胜”的原理，提出由都督胡汉民出面向外商借债，为设立广东银行之用；由广东银行“以中华民国货币公债票、广东省纸币、银行公债票、外国金银币、生金银及3个月以内到期银单作为保证，发行5000万元纸币”，以“代政府于三年之内，全行收还政府纸币”。胡汉民肯定了廖仲恺这一计划，并指令财政司会同实业司从速筹办银行。然而在实践中，开办广东银行事宜在资金等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几度筹议，廖仲恺亦作了极大的争取，终无办法开办，只好作罢。
与此同时，廖仲恺为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还采用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
例如，在开源方面，首先是继续以高利息向省港行商第二次募债共计543余万元（内含协助京晌借款140万元）,和开办1912年之特别收人有奖公债。其次是，将整理省内赋课旧税和振兴实业，作为“以求岁计均衡”的主要途径。为增加税赋收人，提出“规复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捐”的规制，并立即开办了其中一些捐税，如所得税、营业税和整顿盐课、渔业、海关等税收；把全省酒税收归官办，减轻税率以防外国酒搀人，并定出严惩漏税的办法。大力提倡扩充官营企业，振兴土货以活跃市场交易，并减轻官营企业的厘税。在节流方面，他着力于统一和改良全省征收机关，严禁各属裁留厘金与税款；严禁奸商偷运私盐漏税；规定各单位编制决算表册，以控制不必要的支出；支持军政府缩编行政官厅和扩大职权范围，裁撤冗员；实行公职人员减支薪体等。
在廖仲恺的努力整顿下，上述治本、治标各项措施得到综合实施，对军政府财政状况的好转起了巨大作用，促使广东财政工作不久便井然有序，收支不仅基本平衡，还库储有余。到1913年5月初，军政府库存有生银50余万两，双毫300多万元。当他于1912年8月5日解职离开广州时，省库中存有“现洋700余万元，另纸币数百万，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廖仲恺在中华民国建立初年，以极高的工作热情，廉洁自守的优良品德，凭借所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到建设广东的民主共和政权之中。他在逆境与顿挫里，为稳定广东金融所作出的努力和建树的业绩，是孙中山创建共和民国事业的组成部分。
廖仲恺不愧是一位具有“高深经济学识和敏锐手腕”的理财能手，他博得了人们的普遍赞扬，指出其在广东政坛上“一露头角，便有如此成绩，同志们都为之惊叹不已！"
还要值得提出的是，廖仲恺在财政司长任上，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就是推行地价税契法案。这一法案，是在孙中山的提倡和支持下提出来的。廖仲恺忠实地遵照孙中山主张，为争取法案的通过与实施，进行了艰苦努力，以谋求在广东省范围内将它们付诸实施。
进行社会革命，实行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纲领，是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前后孜孜以求之要事。孙中山说：民生问题，须从税契人手。他认为，“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开办时，“必将各地主契约换过”，将从前照田地面积分“上中下三等”纳税的办法，改为“照价收税”,“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为此，廖仲恺亲自主持制定了地税换契法案。
廖仲恺认为更换土地契约法案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筹款增加财政收人，以济当时军政府财政短缺之急，稳定广东政局，还是为着消除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弊病，议定公平的征税制度，逐步使土地国有化，进而实现同盟会“平均地权”
的土地国有纲领。他在1912年6月12日向广东临时议会报告换契案的内容和主旨时指出：换契法案不单是沿袭中国历来朝代更换必改税契的先例，还是将来广东改革地租，以实现孙中山土地照价纳税主张的序幕；并保证将在短期内把广东的租税逐一厘定。他要求广东全省每个土地所有者应将清政府所发的旧地契，以两个月为期，交到军政府进行登记，换发新照。业主可以自由呈报地价，政府按价抽2％的税。逾期仍未换契者，则加倍征税甚至没收土地。廖仲恺强调说：
“目前孙先生发起土地国有问题，亦宜先从租税着手；而欲整顿租税，又必以换契为前提”。
当时，孙中山对廖仲恺的换契案极表赞同，为此他还亲自出面，于6月9日邀集数十名省临时议会议员和二十多名记会举行座谈会。在会上，孙中山向报界记者和议员再三强调它的重要性，指出：“这种单税法，实为平均地权之第一法。”
指出“现时中央税法未定。吾粤首先行此地价抽税良法，收人必丰于前，可为各省模范。”要求议员们对廖仲恺所拟订的方案切实讨论，努力鼓吹，以期实现。
他对于推行这一法案非常乐观，肯定它必会成功，并且其他各省都会争先效尤。
如此，广东改革地租、按地价抽税的良策，就可以成为全国的模范。
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广东省临时议会几次开会审议地价税契法案，反复评议。可是由于广东绅商保守势力的阻挠，换契法案在临时议会中竟遭到处处挑剔，阻力重重。一直争议到最后，临时议会才在将换契税额减为1％并延长换契期限的条件下通过与付诸实行。然而各业主对税契事多持观望态度，税契案实施半年多时间，“所收税契金不过百余万”元，对省财政并无多大补益。
廖仲恺大力推行的地价税契法案，限于当时全国形势正在逆转，广东一隅要实施同盟会的社会革命纲领，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致使换契一事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若仅从增加省库收人方面来看，成绩也不是很大。但是，它却有着明显的深远意义，即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社会革命纲领的可行性，以及表达了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党人决心实施这一纲领，把广东建设为模范省的美好愿望。
实际上，仅仅更换契照是不可能解决土地国有问题的。但是，廖仲恺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积极贯彻孙中山学说的愿望，以及他极力试行单税社会主义的地价税契法案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他对于封建剥削者的憎恨，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真挚同情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是值得称道的。
廖仲恺对平均地权的主张是十分认真对待的。他真诚地认为这是救国救民的良方，从1905年《民报》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一直致力于宣传它，并力求加以实施。这个时期孙中山主张的民生主义，基本上就是平均地权。廖仲恺说：“民生主义这四个字，我们是有个具体内容给它的，这就是我们‘平均地权’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拿土地政策来做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手段。”（《革命继续的工夫》，《廖仲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0页）平均地权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一个主要口号。当时中国土地问题十分突出，少数人占有大部分土地，很多农民失掉土地变为佃农。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解除苛重的租税。资产阶级看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也是吸引农民参加革命的关键，但是却没有自己的办法，而西方流行有年的“土地国有”办法既可以发展生产，又能免除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弊端，于是便把这个口号写上了自己的旗帜。它的理论主要来自亨利乔治的学说。如前节所述，为了介绍这种理论，廖仲恺曾在《民报》上发表过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的部分译文。1919年他还撰文继续阐发乔治的土地国有论。甚至直到1923年10月，他担任广东省省长时，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草案》，详细规定实行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并报请孙中山批准，先由广州市试行。这些宣传和活动，说明廖仲恺一直是忠于孙中山、坚持“平均地权”这面旗帜的。这和其他同盟会员及后来国民党人在辛亥革命后实际上抛弃了这面旗帜的情况相对照，廖仲恺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廖仲恺这时阐述的有关财政经济的改革方案，与亨利乔治的“单税论”
是颇相符合的。亨利乔治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缴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廖仲恺提出的建议，即土地价值的提高（按乔治的提法就是“自然增价”）所得，应拨给公共事业使用，也表明他是接受了亨利乔治的理论。
按照廖仲恺的计划，政府将允许土地所有者自行规定财产的价格，而以后政府即以此价格为基础来征收土地税。政府按保留登记时定的价格购买该地产的权利。
由于廖仲恺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因而他期望将来仅用土地税的收人就能满足政府全部开支的需要，就有希望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了。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无论廖仲恺或孙中山，都未能识破它的本质，反而把它作为在中国防治资本主义“弊端”的灵丹妙药。然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只是有了一定发展的那个历史阶段，能提出的这个方案，触及到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因而也还是具有进步的意义。
第三章全力协助孙中山先生积极阐发革命学说一、在屡路屡起中苦斗
1912年1月，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腐蚀着它的肌体；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民主革命派内部意见分歧，财政困难，加上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致使辛亥革命很快就遭到挫折，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窃。
同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并未意识到革命遭到的重挫，对袁世凯还抱有幻想。他表示不过问政治，以在野的身份专门从事社会实业活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社会革命”，希望通过实业的振兴使中国富强起来，赶上和超过欧美国家。廖仲恺和中国的其他民主主义者一样，也认为政治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他紧随孙中山之后，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建设方面，如前章所述，集中力量整顿广东的财务，以实现孙中山将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一个超乎欧美的富强国家的美好愿望。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复辟阴谋丧失了警惕，放松了革命斗争，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袁世凯反革命力量的迅速膨胀。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愈来愈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民生主义的实现尚待争取，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原来也并非如他们所估计的那样已经胜利完成或基本实现。
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并在“民国”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日益扩充他的反革命实力，加强反动官僚机构，制定反动法令；又在“统一”的幌子下，解散了一些地方革命武装，排挤和镇压革命党人。
孙中山于6月巧日离开广州去上海；8月18日，应袁世凯的邀请，离沪赴北京与袁会晤。8月25日，同盟会以自身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成“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当选为理事。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宋教仁为发展国民党组织、扩大国民党影响，积极展开活动，他以“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为号召，力谋通过取得议会多数议席，出组责任内阁，推行民主政治，以分得袁世凯的部分权力，由国民党执掌国家政权。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各地进行了参议院与众议院议员的初选；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会，国民党在两院都取得了显著胜利，成为占有最多议席的第一大党，而宋教仁被孙中山委任代理理事长，雄心勃勃地准备赴京组阁。
在这段时间中，廖仲恺都在全力对广东财政进行整顿。1913年3月12日，他离粤赴沪，准备由上海转赴北京，与财政部商讨国税与地方税的划分问题。在上海时，他与黄兴、宋教仁、于右任等共商支持宋教仁赴京组织责任内阁的计划。
3月20日上午10时许，廖仲恺与黄兴等到上海车站，欢送宋教仁取道沪宁铁路，由南京换乘津浦线车北上。“至10时40分顷，由吴仲华君引导，与拓鲁生、黄克强、陈勤宣廖仲恺诸君（以上系按行次前后序列，宋先生则在陈、廖二君之间）向车站出口处进行，甫至剪票处之旁，枪声即起”（上海《民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