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全力协助孙中山先生积极阐发革命学说一、在屡路屡起中苦斗
1912年1月，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腐蚀着它的肌体；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国民主革命派内部意见分歧，财政困难，加上革命党人不能广泛地发动人民，打退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致使辛亥革命很快就遭到挫折，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窃。
同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并未意识到革命遭到的重挫，对袁世凯还抱有幻想。他表示不过问政治，以在野的身份专门从事社会实业活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社会革命”，希望通过实业的振兴使中国富强起来，赶上和超过欧美国家。廖仲恺和中国的其他民主主义者一样，也认为政治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他紧随孙中山之后，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建设方面，如前章所述，集中力量整顿广东的财务，以实现孙中山将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一个超乎欧美的富强国家的美好愿望。这些情况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复辟阴谋丧失了警惕，放松了革命斗争，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袁世凯反革命力量的迅速膨胀。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愈来愈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民生主义的实现尚待争取，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原来也并非如他们所估计的那样已经胜利完成或基本实现。
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并在“民国”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日益扩充他的反革命实力，加强反动官僚机构，制定反动法令；又在“统一”的幌子下，解散了一些地方革命武装，排挤和镇压革命党人。
孙中山于6月巧日离开广州去上海；8月18日，应袁世凯的邀请，离沪赴北京与袁会晤。8月25日，同盟会以自身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成“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当选为理事。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宋教仁为发展国民党组织、扩大国民党影响，积极展开活动，他以“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为号召，力谋通过取得议会多数议席，出组责任内阁，推行民主政治，以分得袁世凯的部分权力，由国民党执掌国家政权。
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各地进行了参议院与众议院议员的初选；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会，国民党在两院都取得了显著胜利，成为占有最多议席的第一大党，而宋教仁被孙中山委任代理理事长，雄心勃勃地准备赴京组阁。
在这段时间中，廖仲恺都在全力对广东财政进行整顿。1913年3月12日，他离粤赴沪，准备由上海转赴北京，与财政部商讨国税与地方税的划分问题。在上海时，他与黄兴、宋教仁、于右任等共商支持宋教仁赴京组织责任内阁的计划。
3月20日上午10时许，廖仲恺与黄兴等到上海车站，欢送宋教仁取道沪宁铁路，由南京换乘津浦线车北上。“至10时40分顷，由吴仲华君引导，与拓鲁生、黄克强、陈勤宣廖仲恺诸君（以上系按行次前后序列，宋先生则在陈、廖二君之间）向车站出口处进行，甫至剪票处之旁，枪声即起”（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21日），突然有凶手向宋教仁背后开枪射击，紧跟宋后的廖仲恺幸免于难。当时，廖仲恺等立即将宋送医院抢救。由于宋身中毒弹，经抢救无效，于22日晨4时许流然长逝。这桩震惊全国的事件，史称“宋案”。
“宋案”的凶手很快就被查获了，大量人证、物证完全证实，主使者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及袁世凯本人。他们忌恨国民党在国会中获胜，便授意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进行了暗杀活动。
接着，袁世凯便倒行逆施，于4月26日，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以盐税和海
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个协定的签订，未经法定手续，袁将利用大批借款，以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镇压革命。这样，袁世凯这个大阴谋家、大卖国贼的狰狞面目就彻底暴露了。
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的枪声，使革命党人从幻想的迷梦中惊醒过来。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讯，立即离日赶回上海，同黄兴等商讨对付办法。他从这个血的教训中猛醒过来，看清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凶残本质，主张武装反袁讨贼，以确保民主共和的胜利果实不被袁世凯所葬送。于是，以“宋案”为导火线，爆发了由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举兵讨袁，捍卫共和的“二次革命”爆发。之后，安徽、广东等省起兵讨袁，力争保卫民主权利。接着，上海、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但是，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同于领导反清斗争的同盟会了，它比同盟会更庞杂不纯，充斥着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政客―其中一部分人原是革命者，但在辛亥后把革过命当作资本，争着当官夺权，一步步变成了军阀、官僚、政客。自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一直采取无原则妥协的政策，使自身涣散无力，脱离了人民，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国民党在军力对比和军事形势上也都处于不利地位，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了国民党，而起兵讨袁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指挥。各省的讨袁斗争，由于步调不一，各自为战，所以“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宣告失败了。
从性质上说，“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辛亥革命果实所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斗争失败后，国民党人急剧分化，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动摇，甚至有些人公开离开了革命队伍。廖仲恺后来回顾这种情况时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班同志，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与私人没有利益的，便不去做。所以满清推翻以后，争权的争权，夺利的夺利，一直弄到丧失革命的原意。”（《革命党应有的精神》，尚明轩等编：
《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3页）但廖仲恺不仅没有倒退，而且也没有因为失败影响斗志，仍积极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宋案”发生后，廖仲恺于1913年4月22日返回广州。他在途经天津时，曾调查了施行所得税细则，拟在广州区先行试办。几天后，于26日又启程北上，5月中旬到达北京，6月上旬再返回广州。由于形势的风云变幻，他行色匆匆，席不暇暖。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为解决广东财政经济问题，力图实现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初衷。不过，在后一次的赴京期间，为了争取当时的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廖仲恺曾奉孙中山之命，一面处理有关财政问题，同时又暗中配合国会中国民党反对袁世凯御用政党的斗争。他走访相关议员，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说明组织反袁斗争所应采取的措施和步骤，尽力争取一些议员站到反对袁世凯一边来，设法控制袁世凯的权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来，廖仲恺的秘密活动为袁世凯的侦探侦知，被列人捕杀的名单。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廖仲恺得到友人密告，星夜只身离开北京，经天津返回了广州。而当时与廖仲恺时相过从的粤籍国会众议员伍汉持，则于8月1日在天津被袁世凯逮捕，旋即惨遭杀害。这时，形势已经异常危急。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同月14日，又下令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以陈炯明继任粤督。当时陈炯明的部属很多已被袁世凯秘密收买过去。到8月初，由于广西军阀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合谋依附袁世凯，反戈进攻广东军政府，使局势逆转。8月3日，驻广州沙河的陆军变乱，陈炯明仓皇出走。5日，广州讨袁军失败，广东军政府也随之瓦解。
广东革命政权瓦解之后，廖仲恺于5日剪须易服，与何香凝携子女梦醒、承志仓促离开住所出逃，避往沙面，翌日转赴香港。龙济光率所部进驻广州后，秉承袁世凯之旨意，先后下令悬赏缉捕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标明有缉获廖仲恺者，“赏银一万两”。他在广东各地遍贴缉拿革命党人的告示，务要“逮捕归案”。
所以，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即视廖仲恺等为“政治犯”，不许居住逗留，限48小时内离境。他们被迫改道前往神户，再度亡命日本，与被迫已流亡日本神户的孙中山会合。稍后，廖仲恺偕胡汉民又随孙中山移往东京。
这样，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以孙中山为首的一大批革命党人，都被迫不得不怀着深深的悲痛离开自己的祖国，去日本重度流亡生活。廖仲恺眼看不仅民生主义化成了泡影，民主共和国也名存实亡了，胜利果实转瞬间全部丧失，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1913年8月中旬，廖仲恺夫妇带着子女抵达东京之后，在东京千驮谷的简陋小屋中安下家来。廖仲恺即与胡汉民、朱执信等同住在一起，他们几人当时“结庐读书，隐居郊洞”。胡汉民著文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兄弟与廖先生即亡命海外，同居一处，有一年之久。海外人士看见我们那种亡命的生活，很以为怪。他们晓得兄弟做过广东都督，尤其廖先生曾充一年的财政厅长，料想我们一定有钱。不意我们二人同住一处，只两个简陋的房间，会客、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每月的房租20元，其他各项开支亦都很省。”（胡汉民：《廖仲恺先生精神不死》，尉素秋编：《廖仲恺先生》，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1943年版，第89页）
廖仲恺在东京艰苦的流亡生活中依然积极地为革命而奔走。特别是由于能够和孙中山经常相见，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所以他更是积极地全力投身于新的斗争。他完全有别于当时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袁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的情况；更不齿于少数党人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痛苦地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二次革命”之失败既“非战之罪”，亦“非袁氏兵力之强”，而是败于“同党人心之涣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无组织无纪律，丧失了革命精神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坚决主张取消旧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代之”，重举革命旗帜，继续斗争。并表示要用“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坚决反袁，“以竟辛亥之功”。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为加强组织纪律观念，规定人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以便在艰难困苦中举行“三次革命”。当时相当多的老革命党人强烈反对按指印、立誓约的做法，其中包括和孙中山并肩战斗多年的黄兴等。他们宁可离开孙中山，也不愿履行这一手续。而廖仲恺则是全力支持并尽力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工作。他与孙中山长期交往，友谊甚深，特别是由于对封建军阀朝秦暮楚破坏革命的体会，使他坚信必须有一个在孙中山领导下的纪律严明的团体，才能使革命成功。廖仲恺认定孙中山对国民党的分析是正确的，抛弃国民党而重组中华革命党是必要的。所以，他在中华革命党筹组阶段，就正式宣誓参加。廖仲恺在1914年5月2日亲笔所写的誓约书中，坚定地表示：“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
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廖仲恺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誓约书》，原件影印）中华革命党是此后在1914年7月8日于东京筑地精养轩宣布正式成立，并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的。
中华革命党总部设于东京，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下设总务、党务、财政、军事等部。《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将民权主义重新规定有待争取的奋斗目标，要坚决反袁，重建民国。同年9月中旬至12月中旬，孙中山在三个多月时间内，于东京赤坂区灵甫坂主持召开关于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讨论会17次。所谓“革命方案”，实际上是组织革命军发动革命战争，以推翻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方略。与会者有胡汉民、田桐、谢持、许崇智、居正、杨庶堪、戴季陶、陈其美等。廖仲恺非常认真负责地参加这些讨论与审议，在会上积极发表个人意见。在讨论会上，大家揭露了袁世凯妄图称帝的野心，明确地把军事起义定为《革命方略》的主题，将武装倒袁放在第一位。会议确定中华革命军的纲领为：“一、推翻专制政府；二、建设完全民国；三、启发人民生业；四、巩固国家主权。”《方略》规定，中华革命党总理就是中华革命军大元帅，监督、指挥全国的军事行动。廖仲恺被孙中山指定审查大元帅府组织、关于维持民食整理金融各项、陆军部和海军部官制等条例，并负责起草海外支部长和职员委任的详细章程等工作。19巧年2月12日，廖仲恺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由于财政部部长张人杰体弱多病，就职部长后，就“声请健康不佳，由副部长廖仲恺主持”，实际上财政工作的重担完全落到廖仲恺肩上。当时，财政十分困难。孙中山曾在致友人信中说：“在我们的一切困难中，财政是主要的困难”。
（《致咸马里夫人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4页）在孙中山指导下，廖仲恺挑起了中华革命党的理财重担。他为了发展党务，给宣传、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分别制订了各种筹款和公债条例，并千方百计向各方面筹款，克服重重困难，竭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华革命党的讨袁斗争。他成为了孙中山统筹中华革命党进行武装讨袁的得力助手之一。
与此同时，廖仲恺鉴于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党人思想一度异常混乱，深感理论宣传与思想论战工作的重要。他为增强党员与民众讨袁的革命信心，积极开展了改革人心和抨击袁世凯罪行的理论宣传工作。为此，廖仲恺热心支持1914年5月创办的理论刊物《民国》杂志月刊。在刊物上，以大量篇幅揭露与抨击袁世凯破坏民国《临时约法》，图谋复辟帝制的罪行，宣传中华革命党所确定的革命宗旨，唤起人们的斗志，鼓舞人们的胜利信心。所有各期“无不本‘革命’、‘讨袁’之精神，以为宣传。”廖仲恺是该刊物的编撰之一，并热心为其撰写文章和译稿，在迄今仅见到的五期中就有四期刊载了他的文章。在杂志的第一、第二、第四期上，廖仲恺以“微尘”为笔名，先后连译载了英国学者何思敬所撰的《大私归士》一文。在杂志第三号上，他又以同一笔名翻译了阿斯吐哥士奇所撰的《社会威力为政治生活之本》一文。两篇译作，虽然是翻译，却都是为密切配合中华革命党的革命宣传而发，有鲜明的针贬性。前文是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革命党人扫荡见利忘义、追逐名利的劣根性，奋起投身到为国为民谋福利的火热斗争中去。后文及他特为译文撰写的针对当时出现垢骂民主政治谬论的长长一段“按语”，正是有力地反驳了袁世凯一伙攻击政党政治、鼓吹取消民主共和的谬论，号召人们起来抵制帝制逆流，为重建民主共和制度而斗争。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耍弄阴谋权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又靠镇压革命当上了大总统。之后，他强令解散国会，宣布废弃《临时约法》，19巧年12月公然称帝，梦想恢复封建专制统治。为了取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他还先后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过一百多个不平等合同、协定和条约，大借外债，拍卖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等主权。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后发表了《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等，揭露袁世凯的“暴行帝制”罪行，要坚决除去民贼，拯救民国。
早在19巧年夏末，廖仲恺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中华革命党各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北军、西南军四个总司令部，组织军队讨伐袁世凯，再举第三次革命。之后，孙中山先后指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和于右任，分赴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等地秘密组建中华革命军，在各地组织暴动，部署起义。此时廖仲恺积极协助孙中山统一筹划、联络和指挥，还受命接待到东京汇报南洋情况的罗翼群，布置工作。同时，多方购置枪支弹药等物资，及时秘密地运送到各地革命军所在地。正是各地革命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开创了良好的革命局面，并推动了蔡愕于19巧年12月25日在云南起兵，发动护国战争。全国军民群起反抗的浪潮，迫令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承认帝制案”，把袁世凯连同他的皇帝梦一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16年4月9日，廖仲恺和孙中山、宋庆龄等以及日本朋友，在东京举行庆祝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集会。这次集会，在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日本帝国主义后院点了一把火，是对袁世凯及其后台的再次沉重打击。
同年4月27日，廖仲恺随同孙中山离开日本乘“近江丸”启程回国，于5月1日到达上海。当时，孙中山进一步明确提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他表示：
“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责；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廖仲恺完全赞同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并积极参加孙中山为维护民国而进行的斗争。5月25日，他被孙中山特派为专使赴山东青岛，代表孙中山慰问和视察连克20余县且声势最大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他先后到山东潍县、即墨、寿光、高密及诸城等地，连续十多天风尘仆仆地深人部队和地方基层，慰问各部将士。对做出特殊成绩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二师及高密县的民政部门，给予鼓励和表扬，并授予了孙中山手书的匾额。当袁世凯6月6日自毙于“新华宫”、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廖仲恺对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领导人居正、许崇智等人谈论今后的局势和对策时，郑重地指出：“目下，袁世凯死了，黎元洪是看印总统，大权都在老段（即段祺瑞―引者）的掌握之中。段是日本的忠实奴才，未来的种种变化，谁也不能预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要他们密切注视局势的动向，切戒麻痹大意。此后时局的演变，果然不出他所料。
这时，中华革命党本部已迁至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孙中山的寓所就在本部对面，廖仲恺和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则与孙中山同住一处，朝夕过从。
讨袁战争告一段落后，孙中山和一部分革命党人，曾将袁世凯自毙，黎元洪复约法、召国会，估计为“推翻专制，重造民国”的目的已经实现，因此通令各省革命军停止军事行动，甚至直接提出，必须“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
在国内政治形势急变的时刻，廖仲恺紧随孙中山身边，协助孙中山办理收束军队、偿还讨袁华侨革命债款、发展北方党务等工作。1916年7月14日，他奉孙中山委派，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一道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不久，他返回上海
复命。
1916年9月8日，为贯彻孙中山的恢复约法与国会的主张，廖仲恺又奉孙中山之命，同胡汉民一起离开上海北上，代表孙中山到北京和黎元洪、段祺瑞商讨国事，向其宣达孙中山之意，并从事扩展中华革命党党务的工作。他在北京圆满完成了所担负的使命，还观察了北京的政治局势并办理了偿还华侨革命债务后返回上海。
廖仲恺返回上海时，因山东讨袁军事结束，以夏重民为队长原驻扎在潍县的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数百人，已于1916年9月底奉命集中上海，暂驻于徐园。
10月初，廖仲恺即奉孙中山之命，到徐园慰问队员。当时，队员需用较多的膳食及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的财政拮据。廖仲恺奉命把华侨赠给孙中山代步的汽车变卖后，仍不足用。他为此四处奔走，向各方筹措，得到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3万元，才解决了问题，“发给每人大洋300元”，作为遣散费。
袁世凯的自毙及其帝制的失败，事实上并没有能够使约法真正实施和国会真正行使职权，其结局并没有使人民获得胜利。帝国主义各国虽失去了袁世凯这个共同的走狗，可是，他们又各自扶植其他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致使中国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各派军阀割据充霸，纷争混战，祸国殃民。继任总统的黎元洪确实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看印总统”，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
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的头子、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承袭了袁世凯的反动衣钵，对外肆无忌惮地拍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为了毁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排挤黎元洪，他和北洋军阀、旧官僚政客坑靡一气，纵容张勋捧出宣统皇帝复辟。在假手张勋赶跑黎元洪以后，他便组织“讨逆军”，取张勋而代之，推冯国璋为总统，而自己以国务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他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势力，实现“武力统一”，一心追逐的是建立北洋军阀独裁统治。事实又一次教育了人们。段祺瑞上台后一年多的作为，使孙中山看清了他不过是一个“以假共和的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造乱之徒。他看到，民权主义依然没有实现。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固然是背弃民权主义；段祺瑞保留共和国的形式，骨子里行专制之实，同样是背弃民权主义。这时，是否坚持约法，是否承认国民党人占优势的旧国会依然合法，成了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焦点。
不打倒段祺瑞，不推翻其统治，中国无法实施《临时约法》和实现真共和民国。
因此，孙中山对于段祺瑞的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
从1917年5月开始，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投人捍卫《临时约法》与共和制的斗争。他手中没有自己的武装，为了同北洋军阀相对抗，便亲自几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并派遣廖仲恺、何香凝到海军官兵及其家属中做发动抵粤的120多名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议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工作，争取他们共同举起护法义旗。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后，孙中山于7月3日召集唐绍仪、程璧光、章炳麟等以及海陆军军官多人，在上海寓所召开重要的决策会议，商定通电全国，即日动身南下广州，发动护法战争。
孙中山到达广州后，电邀参、众两院议员南下参加护法。s月25日，9月1日，国会非常会。孙中山即组成军政府，通令讨伐段祺瑞，号召举国奋起，“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还我人民主权”。他依靠支持护法的海军第一舰队和“暂行自主”的西南桂（广西）、滇（云南）等地方军阀力量，开始发动护法战争，以“树立真正的共和”。
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决定。当时，要南下护法在经济上极为困难，为讨袁向海外华侨的筹款早已停止，中华革命党本身又乏存款，廖仲恺便奉孙中山指令，担负起理财以支持护法斗争的重任。他四处奔走，频频同德国驻沪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接洽借款事宜。几经磋商之后，遂以“孙中山以个人名义担负，经仲恺借人现款……139万元”，解决了当时南下护法的燃眉之急。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协同章炳麟、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及部分国会议员，登上“海深”号军舰，驶出吴淞口，离开了上海赴广州，准备以广东作为护法革命斗争的基地。廖仲恺仍暂留上海，从事筹款及接洽海军、联络北方国会议员南下广东等工作。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后，为解决面临着的财政极度困难，孙中山电召廖仲恺急速由沪归粤。1917年9月18日，廖仲恺与何香凝离开上海南下广州。9月25日，他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旋又奉孙中山之命特任为署理财政总长，再一次担负起筹措经费以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当时，桂系广东督军陈炳馄、莫荣新先后把持地方财政税收，不让军政府插手，造成军政府因得不到正常稳定的财政收人，处境拮据，陷人极度困境。在一段时间内，“国会经费及海军军费不能依时如数发给；帅府所属职员，当时亦无薪可发，各人不分职级，每人每月只能领到广东毫洋20元，仅足供个人食宿之用。”为了筹措维持军政府与护法战争所必需的财政经费，廖仲恺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多方张罗，筹募款项。
首先，由于地方税收无着，不得不把主要筹款目标放到海外。廖仲恺以军政府名义动员海外华侨捐款―尤其是南洋及美洲各埠华侨方面。他尽力对菲律宾、星洲等中华革命党支部发电催款，敦促他们“鼎立维持，源源接济，仰师行无阻。”
同时，又请求孙中山派出冯自由、邓子瑜等人，前往美洲、南洋各埠，促进劝募工作的进行。一时间，吉隆坡、槟榔屿、缅甸、新加坡、檀香山等各埠的华侨，纷纷认购公债券，陆续不断地汇款给广东军政府。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6月中旬的8个多月时间里，军政府共收到海外华侨各项捐款相当于同时期军政府财政收人的一半，有力地支持了护法斗争。
其次，廖仲恺协助军政府与沙面领事团进行交涉，争得领事团每月拨交军政府盐税40万元，指定其用途为："10万元为国会经费，5万元为本（军政）
府经费，13万元为海军军费，9万元为广东财政厅例拨还款，其余悉数给前敌军晌。”（《军政府发行公债数及用途―军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致非常国会公函》，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6月6日）
第三，在国内募集公债。廖仲恺呈请孙中山咨转广州非常国会批准发行军事国内公债5000万元，以供军政费用。为此，他主持的财政部设立了筹晌公债局，采取一系列有效办法和得力措施，向广东省内及广西、湖南等护法军政府势力所及地区募集公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筹晌公债局共发行公债1555万元。这些措施增加了政府收人，缓解了困难，从财力上支撑着广东护法军政府。
廖仲恺在进行上述各项筹募军政费用措施中，规定了严格的财经纪律，比如对于债票的销售、数目的报告、债票号码的呈报及存根表册的缴送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一丝不苟。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向海外侨胞广泛宣传护法的意义和目的，提高人们的认识和积极性。他指出：孙中山“整军经武，以靖国难。吾党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设真正之共和国家。”“今共和国家已被奸人推倒，应共任维持之责”，号召华侨在海外竭力鼓吹筹款，以济军用。正是廖仲恺开拓财源的紧急措施和得力宣传，才能在短短时间中筹措到一笔可观的经费，使军政府得以突破桂滇军阀的重重压迫而在广东立足。这既表现了他卓越的理财才能，也反映了广大海外华侨及国内人民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热心赞助和支持。
护法战争开始时，护法军政府曾有过不小的声势，它唤起了粤、桂、湘、滇、川等省先后进行护法战争。但由于西南各地方军阀的牵制与破坏，各战场从来没有能统一行动。北洋军政府一面加紧军事进攻，一面加紧玩弄政治诱和把戏，西南军阀中妥协声浪日高。
就护法军政府本身而言，实际上是“有府”而“无军”，既缺乏坚强的军事实力，又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西南桂滇军阀实力派对广州军政府持不合作甚至敌视态度，根本不听孙中山的号令，所有军政府的军事实权都落在西南军阀手里，使其“命令不能出府门”。在这一情势下，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尽管有它的维护民主、重缔共和的时代进步性，却不能使他的护法主张真正贯彻执行，也决定了护法斗争难以成功。
当时，为了巩固军政府的地位，廖仲恺积极支持孙中山组织武装“援闽粤军”。
1918年初，粤军在汕头整训期间，廖仲恺在财政困窘之中仍按月拨给军晌6万元，并支持陈炯明必要时截留潮盐款项以为军用。同年1月底，廖仲恺还从“防务经费项下拨交国会正式会议经费50万元”，支持孙中山速行召集正式国会，1918年初，廖仲恺、何香凝和子女在日本汤和源合影。
以抵制西南军阀唐继尧等人的妥协拆台行径。可惜他的种种支持护法运动的努力，也未能挽回失败的命运。
1818年春季，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和滇系军阀唐继尧在帝国主义操纵下，与北洋军阀勾结起来。他们为了排挤孙中山，配合政学系的政客，在4月10日的非常国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长制，而代之以桂、滇军阀和政客合伙操纵的总裁合议制。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榷正军政府组织澎，改设七总裁，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法立足。孙中山痛切地感到，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于是他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怀着沉重的心情，在5月21日黯然离开广州，再次去上海。至此，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护法斗争归于失败。从辛亥革命以来，短短几年中，经过了二次革命、反袁的三次革命及第一次护法运动的三次大起大落，尽管屡路屡起，坚持艰苦奋斗，最后却都是以失败告终。中华民国建立已经七年，非但民生主义的实现仍在虚无缥缈之中，民权主义的实现再次成了泡影，连同原先以为已经实现了的民族主义，看来也只是徒具形式，因为民族危机依然严重。这一切，究竟根源何在呢？下一步应该怎样奋斗呢？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经日本抵达上海；不久，廖仲恺在广州办理完财政部移交工作和为援闽粤军募集到经费后，也离粤回沪。他们在上海一起开始认真总结革命斗争连续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三民主义的理论进行重新的思索与探求，以便重新认识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的道路。
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思考
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既深感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之苦，又深深察觉到中华革命党里隐藏着严重的涣散问题。他从广州返回上海后，对党内出现涣散现象的根源重新做了思考，“整顿党务，先固内力，不足以及时奋起。”
因此，他开始把整顿发展中华革命党及将之改组成中国国民党的重心，放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
孙中山认为，他一贯的革命主张未能实施，国事日非，“实多以思想错误而J解志也”，于是开始写作《孙文学说（心理建设）》。在同年12月30日写成的《孙文学说》序中，他将许多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错误思想深人人心之所致，“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他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企图用以取代“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观点。而为了解决“知难”的问题，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到闭门著书立说，进一步阐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冀以学说启发革命党人，从制造革命舆论人手，唤醒国民和社会，“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8一159页）
1919年我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使孙中山深受鼓舞，他不仅自己潜心著书立说，还授意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人，创办理论宣传刊物《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承担这一任务，共同研讨和宣传三民主义理论。
还在五四运动以前，1918年夏季，因为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廖仲恺离开广州到上海后，并没有松J解革命斗志，而是积极辅佐正在摸索继续前进方向和道路的孙中山进行理论宣传工作，以加强理论宣传，从事理论建设。事实上，正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与直接推动下，廖仲恺也跟随着把重振中华革命党的工作重点，放到了理论思考与革命宣传上来。
1919年6月8日和8月1日，廖仲恺和朱执信、胡汉民等，在接奉孙中山的指派后，即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民国日87报》附刊）和《建设》杂志，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粟，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孙中山极为重视创办的刊物，他特为《建设》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成立8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治捣乱，人民流离”,所以如此，在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创办这一刊物之目的，既是“以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建设》，第一卷第一号）
1919年6月以后，廖仲恺本着救中国的愿望，用极大的精力投身于对三民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与重新探索。与中华革命党其他许多宣传家相比，廖仲恺的特色在于他更多地注意中国的现实，时刻不忘从政治实践本身寻求前进之路。
环顾国内形势，廖仲恺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已经8年，而国无宁日，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已处于痉挛麻痹之病态。他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权利已经旁落而散失。本来中华民国主权在民，一切政治均应由此而发。中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廖仲恺以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无解决的希望。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就是使中华民国的主权回复到国家的主体，即人民的身上，要使广大民众能够行使自己的主权。因此，廖仲恺这期间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和新探索，首先表现在潜心于对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宣传与新探索的工作中。
在《星期评论》与《建设》杂志先后创刊出版后，廖仲恺既是这两种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又受孙中山指派担任《建设》杂志的编辑。在这期间，他翻译了《进步与贫困》和《全民政治》两本书，又和朱执信、林云陕、马君武四人合译了孙中山用英文写成的《实业计划》，在《建设》杂志上从第一卷第一号起连载。此外，他还撰写了《三大民权》、《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革命继续的工夫》、《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和《国民的努力》等十多篇政论文章，陆续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建设》杂志上发表。
廖仲恺在这期间的论文与译作中，介绍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主要是阐发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及其最新著作《孙文学说》，反对封建军阀的罪恶统治，号召人民起来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则针对中国那种“像个死物僵尸”的政局，从现实政治实践本身探索解救的方法，希图从中找出拯救中国的途径。
当时，廖仲恺同其他中华革命党人一样，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族主义已告实现。因此，他这期间著述的中心，是阐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两主义。但是，在这两方面，廖仲恺除了阐发孙中山一些重要观点以外，还有不少新的见解。他下笔成文，往往切中时弊，一语见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述诸点：
首先，廖仲恺对封建军阀在国内的统治极为痛恨，表示了同这种统治不能并存的决心。他认为南方军政府改组之后的整个中国政局，“简直像个死物僵尸”，腐烂已极，“再坏没有了”。“南方有政府，北方也有政府。北方政府里有无数无形的政府，南方政府里也有无数无形的政府。南方有南方的军阀，人民无可奈何；北方有北方的军阀，人民也无可奈何。”这样，就造成了一群封建军阀加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使国家黑暗到了极点，把人民赶到了死亡的边缘。
在他看来，中国政局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军阀有权，人民无权。人民的主权“中途被强盗抢了去”，成为“那些拥兵的军人，和依傍军人的政客所专有”,造成了“权利中心傍落散失而不能聚”,“私人党派间之窃得一份者，各因其势，互为牵制，互为抵消”，使整个国家成为瘫痪状态。以致“中华民国成立8年，变乱侵寻，迄无宁岁……全国政象，久已人于挛痉麻痹之病的症候。”他强调指出：“国家政府能够活动，是要对人对物都有一种力量。”这力量就是权，这权在民主的国家里总是属于人民。“我们中国既然叫做中华民国，主权的主体，当然就是人民。”（《全民政治论译本序》，见《廖仲恺集》第37页）所以，人民应当理直气壮地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廖仲恺受到五四爱国运动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对于人民干预国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有所认识，认为只要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和反动派去斗争，其力量确实是“真厉害”。他号召人民利用手中的武器―团结战斗的力量，去和封建军阀做斗争，把权力再从强盗手中夺回来，“唯四万万之失主，自去追赃”，改变这种军阀“飞扬跋启到没人能管，没法治”的局面。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民权的真正实现，有待人民大众自己的奋斗。
人民怎样才能从封建军阀手中夺回主权呢？廖仲恺明确指出，要靠自己去奋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靠别人恩赐。他说：“无论要造哪一个解放，总要靠自己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不能依赖人家完全代劳的”。他认识到，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最好方法。指出，伟大的五四运动，使“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因此，他提出“要把这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廖仲恺开始看到了群众的威力，初步觉悟到中国革命必须广泛发动群众。
其次，在进行民主革命斗争方面，廖仲恺提出不能停止革命步伐，要继续前进的主张。他说，武昌起义、建立民国尽管已经8年了，但“要知道这革命手段见效没有？须看做这革命主脑的主义实行了没有？若是主义还没有实行，或是行了一点还漏了许多，那革命的工夫还是没有做够。”这就是说，衡量革命工作做得是否彻底的标准，是看革命主义是否实现。廖仲恺认为，武昌革命之后，“民权、民生两个主义，到今连一点影响也寻不出来”，这革命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所以，他号召人民继续做下去，以达到完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止。
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革命是不会停止的，革命的作用是不断除旧布新，革命的队伍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世界上凡是有机体的东西，若是趋向进步那方面去的，总是时时刻刻在革命的状态里头，决没有停止的；停止就会生出麻木、腐败、分解、死灭种种的现状。”革命队伍，也随着革命运动的深人而不断分化，如同我们人类一样，要“不绝的由肺脏经气管喷出于他身体上有害的炭氧气（即碳酸气―引者）",“由发汗和大小两便排出那些老废料”；然而，也必然会有大批的革命志士不断地涌现出来，为革命队伍补充新鲜血液，革命队伍就要“吸人需要的氧气”,“由口胃输进滋养品”以“维持他的生活”。
他认为民主的真正实现，人们的奋斗应不仅仅限于枝节的改良，世界要进化，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进行革命。廖仲恺这一观点的宣传，对推进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传播“民权主义”的学说上，他介绍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概括说来，就是人民有普选权而不受财产的限制；人民的意志能够在立法上、政治上得到反映。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在于“国家权力失去了他原本的位置”,“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权。
他认为这三大民权是欧美“政治上防腐剂”，较为完满的民权主义，就应当使不完全的间接民权，发展成为较完全的直接民权；使政党的少数人操纵的政治，转变为国民参政的“全民政治”。为使它在法律上、制度上有所保证，就应当确保广大民众的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国民全体投票直接参政，做到人民创制，人民复决，人民革官。廖仲恺指出：国民若是真正享有创制、复决和罢免“这三种权力，还怕有拥兵的军人吗？还怕有卖国阴谋的盗贼吗？还怕有政治不澄清的那一天吗？”他相信，如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八九分了”。
廖仲恺对于欧美等西方民权发展情况的介绍与考察，是为了参照西方的这种制度在中国传播与实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但是，他反对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对于欧美式的民主和西方那种“普通或特别选举”
之类的代议制度，还提出了率直的批评，认为这种制度是有缺陷的，而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以英国的两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竞选为例，揭露了这种制度的弊病，指出选举之前那些“长于运动之政客，纷投两党旗鼓之下，从事选举战争”。“及夫选举揭晓之后，除少数奔走运动之政客获利外，则选民自选民，政客自政客。昨之所谓人民之友者，今则傲然国会议员；前之以选民利益为词者，兹则以代表者非为一部，而为全体之辩。”结果，国会之诸法案，凡有利于民而不利于政党、或为利公众而不利私人者，皆难通过，“关于改革弊政之案，决议更不容易。盖彼辈多生活于弊窦之中，除弊即以自杀，虽利天下不为也。”他深刻指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只有选举代表的权，没有立法的权，只有代表才有立法的权。而代表们所立的法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是不管的。实际上，代表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去立法。有那更坏的代表，则是利用代表的资格，定出种种压迫人民的政策、祸害人民的法律，强迫人民去服从。“行政官、司法官都是跟他们走的东西”,“三权分立，不过是一种形式，宪法也不会自家说话，是靠他们的嘴来解释的。这一来，民权两个字的实质，就化为一个昙花水月”。
在这里，廖仲恺透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非常虚伪的；资本主义的“议会”，也不过是为少数人所操纵的工具。他提醒人民，不要以为有了议会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看它的实质。如果议会定出了压迫人民的法律，就不要服从，而应该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它，以争取真正的民主。因此，廖仲恺强调人民要实现直接的权力，即“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真正落实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他翻译《全民政治》一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廖仲恺对“全民政治”（直接民权）的宣传，在当时颇有影响。戴季陶认为廖仲恺充实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内容，他曾这样写道：“就思想上说，仲恺是在中国鼓吹‘全民政治’的第一人。‘全民政治’这一个名词，是他的创译。民国三年以后，在中国政治思想上，有全民政治的出现，成为普通的力量，确是仲恺先生的功绩。”后来孙中山1924年4月在民权主义讲演中，对廖仲恺所译的《全民政治》一书仍甚为赞赏和重视，认为有助于理解他的民权主义，是有价值的参考书。他说：“至于民权之实情与民权之行使，当待选举法、罢免法、创制法和复决法规定之后，乃能悉其真相与底蕴。在讲演此民权主义之中，固不能尽述也。阅者欲知此中详细情形，可参考廖仲恺君所译之《全民政治》。”
廖仲恺对于民权主义的研究和阐发，确实供给了孙中山一些新的材料与见解，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便吸收了廖的研究成果。总之，廖仲恺这一时期的“直接民权”
思想，及他对民权主义的重新思考，虽然仍然是以欧美政治制度为模式，大体上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围之内，但不可否认，他已在进行新的探索。
对于欧美式的民主和西方代议制度，有肯定，有分析，有批判，反对在中国将它全盘抄用；对于维护最广大民众民主权利有着更为执著的追求。这些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大进步。特别可贵的是他对于民权主义的实现，主要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领袖人物的大智大勇以及民众对他无条件的服从上，而是依靠广大民众自身的奋斗，依靠社会自身不断的革命的觉悟上。廖仲恺的民权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内容，使他认识到，在争取政治民主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必须向民众接近。这是他向三民主义新发展的民权思想过度的起点。从此之后，随着他民权主义思想新发展的确立，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力量的发展和全国工农大众的奋起，都持着欢迎的态度。
在重新思考民权主义的同时，廖仲恺对于民生主义学说，也认真地进行了新的探究。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独特的思想。廖仲恺一直是民生主义的宣传者和实践者。
他在传播“民生主义”的学说时，积极响应孙中山关于“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的号召，再次进行宣传和探讨了民生主义诸问题，阐发孙中山的思想，并提出了自己富国强民的经济建设理论。
当时，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火中诞生的苏俄已经逐渐站稳了脚跟，中国工人阶级正在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出自己的强大威力。孙中山深切同晴并钦佩俄国革命，并为中国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感到兴奋。在此形势下，《星期评论》和《建设》非常注意中国劳动问题和欧美各国劳工运动的介绍和研究，刊登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并尝试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文章。廖仲恺对民生主义的重新思考，便反映了这种新的时代趋向和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初步影响。
重新宣传平均地权思想，是廖仲恺这一时期著述中的重要内容。他重申：“民生主义这四个字，我们是有个具体内容给它的，这就是我们‘平均地权’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拿土地政策来做解决社会经济的手段。”考察廖仲恺对于“平均地权”理论的阐发，就其内容来说，基本上重复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思想。
但是，也有他独到之处。那就是，他将土地赋予了阶级内容，指出“这就是阶级战争的起点，也就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起点。”他在评述土地私有制产生的社会后果时，突出地引述了马克思的原话：“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为土地共产制崩坏以后，经济的组织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正是基于此，他将消灭土地私有制看成消灭阶级对立和整个剥削制度的一个中间环节，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他还将俄国十月革命后把土地完全收归国有，看成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榜样。同时，他认为土地问题解决后，社会总还有别种问题有待继续解决。只有到土地问题与别的社会问题都依次地解决了，中华民国才能成为“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国家，它才可以“光耀于天下后世！"较为集中与突出地宣传孙中山富国裕民的实业思想，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并丰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是廖仲恺这一时期论著的重要内容。
廖仲恺指出，中国社会成问题的是“民穷财尽”，并对于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做出比较全面和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善以及交通阻塞与实业不发达。
正因如此，廖仲恺特别突出强调了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出：“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这是建设好国家的关键。他认为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不能离开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现状是：一，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国家贫穷；二，处在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三，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新国家。要拿这么多的人民和这么大的领土，来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第一要紧的，就是全国的交通机关非改良不可。这交通机关第一要紧的就是铁路。光是靠这几匹骡马和几条粗腿，在这大陆国里是使不得的。”
（《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见《廖仲恺集》第13一14页）他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交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造成了“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生产没有调剂的方便”“思想没有传播的效力”之结局，这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害处极大。他相信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如果能有足够的铁路把各省连接起来，就可以变得非常强盛。廖仲恺对交通事业紧迫性与重要性的宣传，扩大了孙中山重视交通思想的影响。
对于建设成良好的国家，廖仲恺抱有很大的信心。他说，我们有了“新时代里的新国家”这个条件，再加上“大家努力干去”,“不要说是移山塞海，就是说飞天遁地，除是不想干，要干就行。”他号召人们振作起来，努力工作，用最聪明的办法，消除一切障碍，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关于加强国家经济建设问题，廖仲恺的决心和信心是建立在“大家努力干去”的基础上的，因而他反对那种“听天打卦”的行为，批判了安于现状的懒汉懦夫思想。他指出，那些“志行薄弱的人，自己不想个正当方法奋斗去，却敛着手等候那黄金时代来碰他……
对于国家社会里悲惨的状况，不认为自家的责任，却想归咎于天然不可抗力”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廖仲恺在阐述经济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他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学习欧美等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我所用。他认为中国不能总是保存古代的生产方法，而要模仿外国，依靠“近代生产的组织，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自家造东西，供给自家的用”。但对于外国“资本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工商业政策，就是不学他这主义，要抵抗这主义的侵掠”；中国应尽快破除“无数自足经济的小团体”，发展以“多用原料、多选、多买”为宗旨的商品经济，“和外国的商品竞争”。并认为“工业革命的毒，是另有法儿防它的”。他主张发挥各地的优势，开发矿业、森林、畜牧等资源。他说：“经济上生产这事体，在人的要素说，是要分工；在地的要素说，也是要分工，才能够发达，这是一定的道理。”
他主张：“各处地方，应该要依它天然最有利的条件，来生产东西”。“养蚕、种桑最好的地方，不必定要兼种稻才得食。种甘蔗、橡胶最好的地方，不必定要兼养绵羊、骆驼，来造毛织的衣料穿。出铁炼钢的地方，不一定要有烟煤。产铜炼铜的地方，不必能种植。”只有这样，各种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才能够不断地向上发展。廖仲恺的这种组织近代化的专业生产以发挥各地优势，和发展商品交换以促进生产不断发展的思想，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当时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种观点诚属于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
廖仲恺这些经济建设的思想，同他的某些政治思想一样，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和借鉴。当然，廖仲恺把交通不发达看做“中国民穷财尽最普遍的原因”则是错误的。交通问题的解决，是对经济建设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过分强调了交通运输的重要，却轻视了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虽然也意识到了“民穷财尽”的根源是在政治上，然而，却把它轻轻地放过去了。他错误地认为：“在一般政治问题，无论横的主张、竖的主张，都可以模模糊糊地混过去。但是这交通改良，无论什么政治家，无论哪种政论家，要是对于国家人民，还有点诚心，替他们打算打算，是断不能抹煞的。”实际上，即便是真正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在从事国家建设时，也应当充分注意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扫清政治上的障碍，才能保障在经济建设上不被掣肘。而且政治工作应伴随着经济工作前进，做到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才能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政权仍然被军阀、政客所把持；帝国主义也不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们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绞杀中国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谈经济建设，就更不应当忽视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应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政权、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扫清政治上的障碍，然后才能够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单纯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与此同时，廖仲恺在探讨民生主义中，发挥了孙中山改革币制的思想，强调钱币革命与经济建设一举完成之。他认为，欧美各国的货币制度及设立工业银行、农工兴业银行和保护关税等制度，是一种增进国利民福的好制度。中国应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确立以货币为本位的纸币制度，兴立银行，通行纸币。因此，廖仲恺视改革钱币为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中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把货币改革作为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孙中山有关“钱币革命”
的主张，提出中国的钱币革命应以废除银本位，发行以12种社会必需品为“货币本位”的纸币代替硬币，以统一货币，就可以缓和因白银外流造成的通货膨胀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中国社会经济、国家财政的困难迎刃而解。对于货币的制造及发行机关、发行方法等，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甚至认为“果能行此，则金银数千年专制之毒害可除，而经济革命之实效可举。于此而民不富国不利者，未之或有。”他还把倡导合作社运动，作为“解决生产分配问题之平和手段”和预防资本过分集中的基础。在当时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企图用以补救资本主义发达之流弊的主张，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不过，随着封建军阀残酷统治下人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教育和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廖仲恺对于经济建设和政治问题的关系，逐步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在《国民的努力》《中国实业的现状及产业落后的原因》等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实业之所以不能得到发展，是因为“国家政治上的原因有以致之”;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政治上的障碍不除，经济、商业是绝对不能进步。”
他所说的政治障碍物，是指封建军阀、官僚政客的罪恶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因此，他认定国家要发展“大计划的工商业”“必须先从本源着手，把政治上的障碍物扫清，这是我们应努力的第一着。
这第一着做到，我们国民可以向着世界进步的目标，按着我们的心算，大踏步赶上”。（《国民的努力》，见《双清文集》上卷，第347一349页）同时，他还批评了那种不先去努力扫除政治上的障碍，“还说是讨厌讨论政治，只管瞎着眼去努力求经济、商业的进步”的人，是“没有国民经济的常识”并大力号召广大国民行动起来，为扫除政治上的障碍而努力奋斗。廖仲恺这一科学的认识，应该说是丰富了孙中山的经济建设理论。此外，廖仲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也很感兴趣。他曾与胡适辩论有关井田制度的存在问题，从中表现出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实用主义者的胡适，认为井田制是儒家的大同思想；而廖仲恺在其中则发现了与社会主义的某些相似之处，按照个人认识作了阐述。
综上所述，在这个时期中，廖仲恺本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在宣传孙中山的学说中，阐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见解，试图从各个方面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及改造社会的途径。他的一些著作与译作清楚地表明，他是多么认真地在思索，在探究，在检讨过去，在追寻未来。然而，由于他还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症结所在，没有认清前进道路上的真正障碍是什么，他的思想还没有从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但是，随着历史潮流的推进，廖仲恺在接受历次革命失败之深刻教训的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在他的思想中已注人了新的活力，使其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并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萌芽，朦胧地看出了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认识到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那么完美，终于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的建立感到由衷的高兴，表示出极大的希望。他指出：“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并坚信这“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与黑暗。”
事实也表明，当时廖仲恺在重新探究理论方面的巨大功绩，并不在于他自己创造出了什么前所未有的重要学说，而是在于他对于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学说，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宣传、充实、实践和发展。从而驱使他同孙中山等人一样，在经历多次失败和总结沉痛的经验教训之后，又开始在努力地寻找新的革命途径。
三、新的努力和新的觉醒
廖仲恺在上海努力从事理论建设和宣传孙中山学说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孙中山打倒南方桂系军阀，夺回广东这块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孙中山1918年5月辞去护法军政府职务并离开广州之后，军政府便为桂系军阀所控制。参加“护法”的桂、滇、川、黔各系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地互相摩擦与厮杀，都是些“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灾”的家伙，护法运动早已名存实亡。为了驱逐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把广东重新变成革命基地，孙中山一直在寻找可以依据的力量和可以利用的时机，下决心要重建护法军政府。
重建护法军政府，是孙中山为谋求实现三民主义而进行的最后一搏。对于廖仲恺来说，这正是他对三民主义的实现终于绝望，转而积极推动和协助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及苏俄帮助的关键的一搏。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宣布该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重新确认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整体都是有待继续奋斗以使之实现的目标。他提出了“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的正确方针，号召全国人民早下决心，“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中国国民党本部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定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部长，他对廖仲恺更加器重，非常信任地让他在党内挑起了更重的理财担子。
当时，孙中山所指望的重新进行革命的唯一武装力量，是驻扎在福建漳州地区、由陈炯明统率的粤军。这支武装，是孙中山1917年秋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以后，为了建立一支能由自己直接掌握、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以便出兵抗击北洋军阀为名，用极大的努力与先后继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陈炳馄、莫荣新等人多次交涉，才从省长直辖的警卫军中争得拨出20个营约8000人，改编成援闽粤军。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该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总司令，共同对这支军队进行整编与扩充，使其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廖仲恺对孙中山寄于“厚望”的援闽粤军，积极从财力方面大力支持。
他在署理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期间，遵照孙中山的指示，每月给援闽粤军筹拨军晌6万元给予支持，又积极与督军署交涉从“潮桥盐款”中有倾斜地提拨军晌，并支持粤军在必要时可截取“潮桥盐款”以为军用；他还大力支持陈炯明等采掘汕头钨矿，并建议与日本三井洋行“合资开采”，以便“得款购械”，壮大粤军实力。
1918年，这支军队屯驻粤东，根据孙中山的指令人闽作战，先后占领闽西、闽南龙岩、漳州、汀州等26个县城，发展到两万多人，编为两个军10s个营。
陈炯明将总司令部移驻漳州，建成了一块护法根据地。孙中山离粤返沪以后，一直继续关注着这支部队，视其为最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对陈炯明也认为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他倾全力装备这支部队，尽力扶持这硕果仅存的唯一护法武装力量，除经济上给予援助外，还不断派朱执信、廖仲恺等骨干人员往来于上海、漳州之间，协助陈炯明等进行粤军的军事、政治训练，批准全体官兵均宣誓加人国民党，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以壮大“闽南护法区”和粤军的力量。陈炯明口头上也拥护三民主义，还口口声声要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漳州修建了公园、图书馆等，并提倡社会主义、颂扬苏俄十月革命等新文化思想。在一段时间里，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的社会经济建设出现了新气象，以至曾被人们一度赞誉为“闽南的莫斯科”。所以，孙中山殷切期望他们成为革命军，要依靠其达到革命目的。
廖仲恺在援闽粤军开创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关心和支援他们的斗争。他多次替陈炯明部队筹募军晌，帮助他们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孙中山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经廖仲恺手做过两次抵押，一次得款2万元，一次得款2.5万元，全部由廖仲恺带往漳州，交给了驻闽粤军，以充军晌。
1920年春，北方的直、皖两派军阀即将发生火拼，战争迫在眉睫，桂系一向与直系军阀有勾结，皖系军阀段祺瑞和福建督军李厚基，则表示愿意支持援闽粤军驱逐桂系返回广东，以牵制直系。孙中山这时认为，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多次派遣廖仲恺与朱执信到福建，与李厚基交涉并到漳州具体部署讨桂军事行动，并催促陈炯明部尽快兴师返粤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
1920年4月11日，廖仲恺到达漳州，向陈炯明等粤军将领传达了孙中山的讨桂意见，反复对陈炯明进行动员，并对陈的部下熊略、钟秀南等人晓以大义，进行说服工作。还详细了解了李厚基的意向，及粤军回师广东所面临的困难，建议孙中山设法使李厚基先取信于粤军，给予子弹，再令粤军出动归粤，以确保全军士气；同时，建议孙中山速派人北见段祺瑞，将孙、段密使达成的协议付诸实施，并要段“设法直接拨给粤军子弹”。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廖仲恺、朱执信的力劝和催促下，在漳州公园正式誓师，发起分兵三路回粤讨伐桂系军阀的攻势。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援和广东军民纷纷响应下，战事进展神速，不到半个月工夫，就收复东江潮、梅各属地区，接着又连克老隆、惠阳等地。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就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全部攻占广东。
孙中山于同年11月29日偕伍廷芳、唐继仪等从上海抵达广州。他在广东军民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护法任务。拥护孙中山的部分国会议员，经过国会迁滇、迁渝等颠沛流离后，也于此时相继返粤，准备重新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这时，孙中山认识到光举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说明他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要达到“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巩固民国基础，必须建立正式政府”。因此，孙中山建议国会议员迅速组织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中华民国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接着，撤销了军政府，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职，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并组成了政府各部。孙中山希望由此获得全权，首先按照三民主义的要求，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地建设起来，并将扫除桂系残部、统一两广作为奠定全局的第一步，进而完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中国的大业。为了使这一希望变成现实，孙中山不顾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阻挠，顽强地努力工作。
早在1920年11月初，孙中山就将筹措和合理使用巨额经费的财政重任托付给廖仲恺，先任命他为广东财政厅长，待革命政府成立后，又任命他为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掌握政府财政。
廖仲恺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拓一个新的革命局面。1921年7月20日，他与何香凝一起受孙中山委派，前赴广西梧州慰劳讨伐陆荣廷的部队，鼓舞士气，勉励将士努力荡平陆荣廷残部，完成消灭桂系军阀的使命。事毕之后，廖仲恺立即返回广州，全力投身于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师讨桂和统一中国的革命行动。
当时，筹措经费决非轻而易举的事。廖仲恺深切地认识到，要实现孙中山统一全国的宏愿，必须先稳定广东的政局和将广东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因此筹措军政费用，恢复和统一广东财政乃为当务之急。数年来，广东先后被桂系军阀陈炳馄、莫荣新盘踞。他们日以扩充军备、大借外债、扰乱金融、搜刮民脂为事，财政来源都控制在他们手中，整个财政“大有破产之虞”。廖仲恺掌理财政工作后，面临着金融紊乱，财政极为窘困的情况。他为着筹措军政两费，保障讨桂军事行动及广东省内建设的顺利进行，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例如：整顿维持现有税收，争取扩大省库收人；整理扩充广东省银行，维持纸币金融、发行善后公债和借人少量外债，以应急需等。这些应急措施的实施，便逐步缓解了广东财政的窘困，使收支渐趋平衡。他的业绩被当时广州《英文时报》的记者评价说：廖仲恺“本精治计学，又以公正洁白之诚整理粤局，故虽在创巨痛深之后，而广东财政前途仍大可乐观”。
在粤军讨桂期间，廖仲恺积极地为粤军出师讨贼筹措晌精，他着省财政厅总共支付粤军的军费80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廖仲恺亲手筹措的，从而保证粤军讨桂军事斗争的胜利进行。1921年5月28日，孙中山下令粤、赣、滇、黔各军分路进攻广西。在廖仲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粤军于同年8月4日攻克广西首府南宁，接着赣军赖世磺等部又攻克桂林，粤军再攻下龙州，陆荣廷逃往越南。至此，桂系覆灭，广西全省皆人护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势力范围。两广的统一，为孙中山的北伐奠定了基础，使孙中山能够按照原定护法计划，积极部署北伐。同年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整编粤、滇、赣、黔诸军，准备出师北伐。廖仲恺对于孙中山的北伐决策，坚决拥护，他积极筹措晌精，竭力促成早日出师北伐。8月中旬，正值粤军讨桂胜利之际，他便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总统府设立筹晌局，“拟筹现款1000万元，为出师北伐统一全国之用”。又奉孙中山之命，以财政部长名义批准成立华侨筹晌会，并同意该会在广州南关二马路设立机关，向海外开展劝捐劝晌等活动。当孙中山在10月中旬赴广西设立北伐大本营出发前，廖仲恺又按照孙中山的旨意，“从广东省银行提取纸币200万元”，作为北伐的军费，从而“才使3万北伐军得以在广西艰苦支持达半年之久”。孙中山于1922年2月3日发出北伐令，着各部武装分别向湘、赣进发。可是，在筹措北伐晌精上，廖仲恺却遇到处处掣肘，困难重重。
他四处奔走，全力筹款接济，才使部队经费勉强维持。在北伐军因防范陈炯明的破坏而被迫改道出发韶关时，急需款项，他想方设法，“旬日之间，即筹拨北伐军费300万元，使各部能及时向韶关集中待命”，从而保证了北伐军得以顺利向江西进发。因此，廖仲恺当时被人们赞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孙中山在积极进行北伐之时，虽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的大力支持，但并未免去后顾之忧，后方的政权仍是极不稳固的。粤军打回广东之后，陈炯明一身兼任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等四个要职，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他把驱逐桂系军阀归于自己一人之功，怀有狂妄的政治野心，一心想把广东变成他独占的地盘，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变成了新军阀。他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大谈“联省自治”，以“广东王”自居。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不欢迎孙中山返粤，反对孙中山组织正式政府，任正式大总统，更反对给桂系军阀以更大的打击和率军北伐，便不择手段地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断进行阻挠和破坏。对孙中山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最后，他竟暗中秘密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头子曹馄、吴佩孚、湖南军阀赵恒惕，准备随时叛卖孙中山及革命事业，阴谋联合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
孙中山重建护法军政府，反映了这位伟大革命家极为可贵的奋斗精神。然而，他所走的基本上仍旧是前一次发动护法战争时所走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前一次他依靠滇、桂、粤等系西南军阀，主要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统治；而这一次，他依靠粤系、滇系力量，并取得皖系的配合，主要反对直系及与直系相勾结的桂系军阀势力。可是这次依靠的主要力量，即粤系的主要头领陈炯明却是一个心怀厄测的野心极大的人。
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有所察觉，但为了争取他回心转意，几次派廖仲恺去做工作。廖仲恺站在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立场上，与陈炯明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22年的王4月间，他奔波于广州、肇庆、梧州等地，传达孙中山的意见，对陈炯明反复劝说、动员，还多次通过函电进行规劝，但均无效果。
孙中山为防范陈炯明破坏北伐的后方，在1922年4月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并于5月亲赴韶关督师，指挥北伐军胜利进人了江西南部，先后攻克了赣州、吉安等地，威胁省会南昌，整个江西指日可以平定。此时北伐军的声威大震，革命形势很好。但是，历史的进展常常不能尽如人意。也就在这个时候，广东内部却发生了陈炯明的反革命叛乱。这个野心勃勃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的支持下，急于独霸南方，他加紧了破坏北伐和反对孙中山的叛逆活动。陈炯明除调动军队，企图阻击北伐军外，又于3月21日命令部属用卑鄙手段在九龙车站暗杀了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坚决要用广东的财力、物力去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的邓铿，并调兵布防，在军事上做好叛乱的准备。他见北伐军陆续开赴前线，广州城防空虚，便令所属各部以加人北伐军为名，进驻广州，在广州强迫银行兑现，截留各县捐款，制造金融混乱。造成广州人心一日数惊，形势日益险恶。为了稳定广州政局，廖仲恺建议孙中山自韶关返穗，亲自坐镇。
6月1日，孙中山为安定前方军心和后方民心，不顾胡汉民等的劝告，即率卫士回到广州。他期望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声望，迫使陈炯明就范，以化险为夷。
然而，孙中山坐镇广州亦无济于事。当时三民主义对于广大民众并无多少号召力，又因孙中山的斗争与广大民众没有直接的联系，国民党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特别是孙中山更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一切使孙中山和重建的护法中华民国政府非常脆弱。陈炯明在孙中山返回广州之后，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对孙中山及护法政府的活动，秘密地策划发动武装叛乱。
6月中旬，陈炯明、叶举等在东莞县石龙秘密召集会议，讨论叛乱军事部署，决定逮捕人员名单，廖仲恺是首当其冲的人物之一。他们认为，要阻止孙中山北伐，就要斩断其财源，拘捕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廖仲恺。6月14日，陈炯明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去惠州。次日上午，陈炯明的部属钟景棠又派一参谋带士兵4人，“到财政部‘恭请’廖先生到兵工厂商议要事”。
当时，廖仲恺打算再次做陈炯明的工作，争取让他悬崖勒马，于是同他们一起前往。廖仲恺刚到石龙就被陈炯明扣留，后被押送到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监禁起来。
当时，陈炯明从廖仲恺的皮包内搜得孙中山有关联俄、联德的密函三封，即交给香港的英帝国主义报纸公布，以此攻击孙中山接近共产主义，是“过激党”。
陈炯明又从廖仲恺的财政部保险箱里取走了有关孙中山和列宁所派“亲信”在桂林会谈革命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原是孙中山“派人送交廖仲恺先生，嘱他看后即烧掉。但廖先生看后放在他财政部保险箱内”的。陈炯明竟命令把它刊登在各个报纸上，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的证据。陈炯明暗杀了邓铿、囚禁了廖仲恺之后，认为既除掉了一个拥护孙中山的军事将领，又“把‘孙大炮’的荷包锁住了”，先后拔去了两根“眼中钉”，消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他认为时机已到，便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3时，命令部署叶举、洪兆麟部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以400余人的兵力袭击总统府（在观音山麓前，原为清新军督练公所，今中山纪念堂），炮轰观音山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推翻广东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幸于事变前5小时得到消息，在深夜于叛军逻弋之中，冒着枪林弹雨间道出走，免于催难。他旋登军舰“永丰”号，指挥海陆军警进行战斗长达50多天，直到北伐军回援失败后，方才离穗去沪。陈炯明的叛乱，使孙中山、廖仲恺为使三民主义实现而做的最后一搏也以失败告终。“出师甫捷，而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致使“国事为所破坏，党义为所摧残”。这一打击是太沉重了，它给了孙中山很大教训，使他开始觉悟到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为了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廖仲恺在石龙遭拘捕，并迅即被羁困在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后，在手腕、腰间、脚腕上被各用了一道铁链，共有三道铁链把他锁在一张铁床上。卫兵戒备“极为森严”，准备再过几天即进行杀害。从当时森严的戒备和惨无人道的虐待中，廖仲恺自时此次必无生还之望。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他所思考的主要问题仍是革命的前途、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国破家亡，阴霆满天，正是因为那些跳梁小丑到处作祟，而国家、民族真正的主人没有站起来，真正履行自己的主人职责！
“危难露真情”，廖仲恺在死亡威胁面前无所畏惧，他写下了十多首诗赋，痛斥了可耻的“跳梁小鼠”，缅怀和悼念了已故的几个老战友，并追忆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一生，抒发了视死如归的豪情。同时，也抒发了他一直惦记着革命事业和国家前途的心情，寄望革命同志要坚持真理，继续奋斗下去。
在《壬戌六月禁锢中闻变有感》诗四首中云：
（一）
珠江日夕起风雷，已倒狂澜孰挽回？微羽不调弦亦怨，死生能一我何哀！鼠肝虫臂唯天命，马勃牛度称异才；物论未应衡大小，栋梁终为囊缘摧！
（二）
妖雾弥漫涸太清，将军一去树飘零。隐忧已肇初开府，内热如焚夕饮冰。犀首从仇师不武，要离埋骨草空青。老成凋谢余灰烬，愁说天南有陨星。
第三章全力协助孙中山先生，积极阐发革命学说
［了（三）
咏到潜龙字字惨，那堪重赋井中泥；当年祈福将当狗，今日伤心树其暴。空有楚囚尊上座，更无清梦度深闺；华庭鹤咬成追忆，隔岸云山望欲迷。
（四）
朝朝面壁学维摩，参倒禅机返泰初；腐臭神气随幻觉，是非恩怨逐情多。心尘已净何须尘，世鉴无明枉世磨！莫向空中觅常相，浮云苍狗一时过。
这几首诗，表现了廖仲恺坚持革命斗争、无所畏惧的气概和对封建军阀的蔑视。他极为愤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的陈炯明之流，把他们比作是“马勃牛搜”不如的“鼠”“虫”，指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栋梁”，正是被这伙“蠢”蛀摧的。对于这群“跳梁小鼠”的胡作非为表示十分憎恶。第二首是痛骂陈炯明和悼念几位曾对陈炯明做过斗争、今已作古的老战友的，表达了思念与缅怀之情。诗中的“将军”，是指在广州被陈炯明部署派人所暗杀的邓铿；诗中的“要离”，指陈炯明回师广州期间因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在虎门遇难牺牲的朱执信；“老成凋谢余灰烬”，是指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变中病死而火葬的广东省长武廷芳。
廖仲恺囚禁中题在一张广州五层楼风景图片上的《一剪梅》，充分表现了他对“昼静潜踪，夜静穿精”的反革命“跳梁小鼠”陈炯明的愤恨。这首词云：
叠阁层栏依晚风，山上烟笼，江上霞红。兴亡阅遍古今同，文抵雕虫，技抵屠龙！
莫问当年旧主公，昔日名隆，今日楼空。
跳梁小鼠穴其中，昼静潜踪，夜静穿满。
（廖仲恺《双清词草》，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金属版影印）
在《在幽禁中感赋》中，廖仲恺理性地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来“努力思匡时”、“险阻已备历”的革命生涯，表达了他在狱中对亲人的思念及其“洁白之躯，出污而不淄”的革命气节。这首赋Z牙：
吾生遭不造，茫鞋肆所之；廿载茹醉辛，努力思匡时。魔障满人寰，需泽安从施！内忧起萧墙，世变招危疑。险阻已备历，螺继曾何奇！落日恋西山，倦鸟哀南枝。对此物外景，根触心中悲。愁来睡不得，推枕还长秋！俯首忆弟兄，磕眼见妻儿；欲语无友朋，欲哭先踌躇！暖予洁白躯，出污而不淄！浊世莫予谅，予蜀求世知！圣哲亦云逝，劳生胡足希？愿言谢时彦，去矣毋相违！（《幽禁中感赋》，见《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他还在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一幅松壑图上题《金缕曲》词云：
未合丹青老，剧怜他，铜驼饮泣，画才图袍。丘壑移来抒胸臆，错节盘根写照。想握笔，愁肠萦绕。国破家亡余墨泪，洒淋漓，欲夺天公巧。嫌尺幅，碧纱罩。
［第三章全力协助孙中山先生，积极阐发革命学说了繁华歇尽何须吊！且由他，咤紫嫣红，一春收了。地老天荒浑不管，空谷苍松独啸，经几度，风狂霜峭。如此江山归寂寞，漫题名，似哭还同笑。诗四句，古今悼。
（廖仲恺：《双清词草》）
这首词，赞美了“苍松”不管“地老天荒”，不畏“风狂山峭”，始终“错节盘根”、屹立挺拔，在空谷中“独啸”的雄姿。表达了“地老天荒浑不管，空谷苍松独啸”的革命意志，并借物自况，抒发出自己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强信念。他所说的“苍松独啸”，也正是廖仲恺对自己的写照。
廖仲恺这次遭恶人陷害，自认必遭毒手，他给妻子何香凝和子女廖梦醒、廖承志留下了绝命词。他诀别妻子的两首七言诗《留诀内子》写道：
（一）
后事凭君独任劳，我身虽去灵明在，莫要辜负女中豪；胜似屠门握杀刀。
（二）
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廖仲恺：《双清词草》）
廖仲恺留给孩子们的是一首古诗《诀醒女、承儿》，诗云：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廖仲恺的《留诀内子》和《诀醒女、承儿》诗，情意哀婉而意志坚定，显示了他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
他叮嘱妻子勿悲伤，自己“身虽去灵明在”，勉励她“后事凭君独任劳，莫要辜负女中豪，'；教诫子女要勤奋学习、注意身体及注重品德修养，“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并叮嘱他们好好侍奉亲娘，尽好孝道。何香凝得知廖仲恺遭到囚禁的消息后，便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据何香凝忆述：当时情况非常紧张，以致她不得不把子女送到香港，以免遭到陈炯明的伤害。在这期间，何香凝因痢疾住进医院，但得知廖仲恺将遭杀害时，便立即跑出医院去营救。她8月18日冒着大雨爬上了广州北部的白云山，亲历险境，到粤军总司令部同陈炯明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极为愤慨，当面厉声斥责陈说：“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你们说仲恺帮孙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就囚禁了仲恺。但仲恺何尝不在民国九年之时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时，把孙先生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抵押了两次来帮助你们的不也是仲恺吗？难道只有帮你们才对，帮孙先生就不对了吗？同样都要帮助，帮助孙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你不起。”（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第59页）在何香凝的凛然正义面前，陈炯明理屈词穷，却又玩弄阴谋诡计，一面徉说囚禁廖仲恺是部下背着他干的，一面又要把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上来，妄图以此搪塞应付。何香凝当场予以一一揭露和驳斥，据理力争。由于孙中山在反击叛军中孤立无援，已于8月9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而原在韶关的北伐军也已离开了粤北，陈炯明觉得威胁已经暂时解除；同时又慑于以前留驻漳州的那些粤军与廖仲恺关系至深，许多粤军将士对于这位曾千方百计给他们筹措薪晌的理财家怀有好感，加上国内外舆论，特别是广大华侨对陈炯明叛乱的强烈谴责，陈炯明不能不有所顾忌，也不敢贸然杀害廖仲恺。因此，陈炯明踌躇再三之后，不得不于8月18日下令释放已囚禁了62天之久的廖仲恺。
当时在广州任大学教授的陈公博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争取释放廖仲恺，他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与廖仲恺那时只是一面之交，但“从各个方面所得的消息，廖先生非常廉洁，在叔仲之世，而有这么一个干净人，不由得不使我心折。”
因此，当得知廖仲恺处于危险中，“心中真是焦急万分”，就下决心尽一切办法去营救。陈公博与陈炯明的重要策士金章（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关系很好，就去求他帮忙。这说明不少关心廖仲恺的人都在为他的安全而奔走，对陈炯明施加压力和影响。
廖仲恺被释放回到家中时，已经是当日的深夜了。他和何香凝商讨今后的行止，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恢复遭到陈炯明部队抢掠破坏的执信学校。他说：“学校是纪念执信同志而创办的，不能任人家破坏。”何香凝则认为陈炯明释放廖仲恺，乃是权宜之计，并非真心悔悟，危险还未解除，主张立即离开广州。可是廖仲恺由于惦念自己发起创办的执信学校，总是不肯动身。何香凝预感到明天陈炯明可能会变卦，便对廖仲恺说：“只要留有生命，回来可以再办学校的。”一直到19日凌晨三时，他们两人才相偕离开家门，先乘小船到白鹅潭，再登轮船前往香港。果然不出所料，在第二天上午，即19日上午10时，陈炯明后悔，又派出军队到廖仲恺家，要重新逮捕廖仲恺。这时距他们离开码头不过几个小时。
突然被陈炯明囚禁石井兵工厂的图圈中，对廖仲恺来说，确实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严重打击。至为惨痛的打击，往往更容易促人猛醒，产生思想上的飞跃。
在被囚之前，廖仲恺与共产国际代表及共产党人已经有过多次接触，已开始了思想转变。他在铁锁缥继中，从思虑今后的革命前途出发，考察以往革命斗争的得失与是非，总结近十多年来屡路屡起的教训，愈来愈看清了自己所信奉的“真理”，其实并不完备，它包含着许多严重的错误。那种想在各派军阀势力之间周旋，依靠其中某一部分力量，去打倒另一部分力量，以实现三民主义，无异于与虎谋皮，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已彻底觉省自己在“悟前非”，中国的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弃旧图新，必须走出新的路子才行。廖仲恺在囚牢中所作的《有感》七律诗，便记述了他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诗云：
难行果否在难知，凿隧为棒孰是非；扣马夷齐思止暴，亡羊藏谷共伤时。
窃钩盔国将谁咎？扁撅绒滕只自欺！
我欲乘风归不得，江南空赋庚公辞。
（《有感》，见《双清文集》上卷，第401页）
在这首诗中，廖仲恺活用历史典故，以古喻今。他借《庄子天地篇》中所述凿一隧道抱瓮汲水的旧法和采用桔捍机械灌溉菜地的新法，用这两种效果大不相同谁是谁非的发问，来表达自己对三民主义理论的质疑；他运用商末孤竹君的伯夷、叔齐两个儿子叩首谏阻，本想劝阻暴力行动，却做出了谏阻周武王义师，保护了暴封的典故，和通过《庄子筐篇》中人们加牢箱囊的锁纽绳索以防小偷、反倒为大盗抡去整个箱囊提供了方便的比喻，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对反对势力屡示宽容，致使进击不力，养痈遗患的严重教训。对袁世凯，对段祺瑞，对西南军阀，对陈炯明，人们都曾有过幻想，尽管各人动机并不相同，但结果却毫无例外地都给这些豺狼的反噬提供了方便。他并回顾了辛亥以来的约法、国会、护法军政府，以至正式政府等，不仅不足以惩治窃国大盗，反给了他们残害人民的方便。因此，他认定今后的革命斗争，必须采用新的理论来做指导，必须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斗争。廖仲恺还用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哀梁朝灭亡而作《哀江南赋》以自况，尽管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搏也给破坏了，但他终于有了新的觉醒，只是却身陷囚笼，自己难以摆脱羁绊再展宏图。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他无所畏惧，最为痛惜的是无法将新的认识化为实践。廖仲恺脱险后，不仅不因所受困厄而气馁，而且更加豪情焕发。他到香港未作停留，便立即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合，作为孙1922年8月，廖仲恺获释后与何香凝赴港转沪，与孙中山会合。图为廖仲恺到达上海后与孙中山等的合影。
中山的主要助手，积极协助孙中山进行与中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的新工作。
当时（1922年8月），他“帐触予怀”，填了一首《蝶恋花》，表述自己的心态与斗志，该词的上闽云：“冷风敲窗风扫叶，未算凄凉，莫便凄凉说。待到风消和雨歇，旅蒲犹复争秋热。”等闲危难、继续奋斗的豪情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从此，廖仲恺又开始信心百倍、精神抖擞地投人了新的战斗。
第四章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
一、鼎力推动并襄助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1917年8月至1922年8月，历时五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后，在陆荣廷、陈炯明（英、美、日帝国主义伙同北洋军阀吴佩孚等暗中策动）的破坏下而宣告失败了。护法运动的失败，说明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来救国救民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另辟新路。孙中山从封建军阀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等人给他的惨痛教训中，逐步领悟到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企图利用一派军阀去反对另一派军阀的办法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廖仲恺亲眼看到孙中山多次上老军阀的当，现在又大吃新军阀的亏，几乎被逼得走投无路。事实使他们不得不去联合真正的革命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崭新事物如同黑夜中的明灯，给处于迷途中的孙中山、廖仲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孙中山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中受到巨大鼓舞，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一个真正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力量，它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可靠同盟者。所以，他对新生的苏俄怀着向往的心情，希望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使他认清了广大群众的力量，开始改变过去对群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给了他以震动和深刻的影响，使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和决心。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曾在极秘密的条件下，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他1920年秋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使者魏金斯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1921年底，又在桂林会见了列宁所派遣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商谈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军校问题。这次接触，加深了孙中山对苏俄及共产党人的了解。
孙中山在会见马林后，立即通过电报将会谈内容介绍给廖仲恺，并向廖仲恺指出：从前听说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很是诧异”,见到马林后，对俄国有所了解，心里非常高兴。从此，他决心以苏俄为自己的榜样。在此前后，孙中山又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所进行的“热心与诚意”的帮助。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发表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作出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对于刚刚遭受严重失败、处在苦闷傍徨中的孙中山是有力的帮助，使他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对他给予有益的帮助；还通过党员李大钊、林祖涵等与孙中山的接触直接给予影响。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他领导革命一再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开始摒弃联合封建军阀的做法，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从而实现了伟大的转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