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
一、鼎力推动并襄助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1917年8月至1922年8月，历时五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后，在陆荣廷、陈炯明（英、美、日帝国主义伙同北洋军阀吴佩孚等暗中策动）的破坏下而宣告失败了。护法运动的失败，说明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来救国救民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另辟新路。孙中山从封建军阀陆荣廷、唐继尧、陈炯明等人给他的惨痛教训中，逐步领悟到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企图利用一派军阀去反对另一派军阀的办法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廖仲恺亲眼看到孙中山多次上老军阀的当，现在又大吃新军阀的亏，几乎被逼得走投无路。事实使他们不得不去联合真正的革命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崭新事物如同黑夜中的明灯，给处于迷途中的孙中山、廖仲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孙中山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中受到巨大鼓舞，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一个真正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力量，它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可靠同盟者。所以，他对新生的苏俄怀着向往的心情，希望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使他认清了广大群众的力量，开始改变过去对群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给了他以震动和深刻的影响，使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和决心。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曾在极秘密的条件下，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他1920年秋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使者魏金斯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1921年底，又在桂林会见了列宁所派遣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商谈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军校问题。这次接触，加深了孙中山对苏俄及共产党人的了解。
孙中山在会见马林后，立即通过电报将会谈内容介绍给廖仲恺，并向廖仲恺指出：从前听说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很是诧异”,见到马林后，对俄国有所了解，心里非常高兴。从此，他决心以苏俄为自己的榜样。在此前后，孙中山又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所进行的“热心与诚意”的帮助。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发表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作出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文件中，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对于刚刚遭受严重失败、处在苦闷傍徨中的孙中山是有力的帮助，使他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对他给予有益的帮助；还通过党员李大钊、林祖涵等与孙中山的接触直接给予影响。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他领导革命一再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开始摒弃联合封建军阀的做法，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从而实现了伟大的转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当孙中山实现这个伟大转变时，廖仲恺给他以积极支持和协助，并与他并肩前进。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变化。廖仲恺在孙中山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的言谈和行动带动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灿烂前程和通向胜利的道路，从而也实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转变。
廖仲恺的联俄，联共思想，是在同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接触中，在同中国共产党人的频繁交往中逐渐萌发的。1918年夏，孙中山被滇桂军阀排挤出广东军政府后，就开始把目光转向苏俄。他与列宁之间多次进行函电来往。廖仲恺和宋庆龄、朱执信分担了起草这些函电稿件的工作。“可惜，宝贵的底稿都被陈炯明放火烧观音山住所时烧去。”1919年，廖仲恺在上海时，和朱执信等就开始和苏俄人士接触，并在孙中山领导下在上海长滨路民厚里廖仲恺寓所组织了俄文学习班（李章达、陈璧君、查光佛、刘纪文等都是学员），准备学习和研究列宁的革命理论，并期望他们不久能去苏俄考察。在他们编辑的《建设》杂志上，还发表了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
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路博持列宁亲笔信到福建漳州会见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廖仲恺与朱执信参加了这次会见。路博介绍了苏俄革命以来的状况和苏俄对外政策，十分热情地了解了中国革命进展的情况，并诚恳地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这是廖仲恺首次从苏联代表那里直接了解苏俄革命的情况。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为推进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下到达广州。廖仲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负责派人护送他们去桂林会见孙中山。当马林与孙中山会谈后，离开桂林经广州返回上海时，廖仲恺在广州又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会谈，详细讨论了国民党组织方法、宣传方法等问题，并断定港英帝国主义必不容许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对孙中山一定不能相容。这时，正好爆发了香港海员罢工，廖仲恺等人对罢工采取了支持和同情的态度，并积极设法给罢工工人提供财政资助。马林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并认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的左翼代表。而廖仲恺则通过这些活动和谈话，更加深了对苏俄的好感，促使其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开始认真考虑联合苏俄及改组国民党等问题。当1922年4月下旬共青团国际代表马林到广州，与孙中山讨论建立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关系时，廖仲恺便成了联俄、联共与改组国民党的积极支持者。
1922年8月孙中山返回上海后，马林再次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欢迎苏联的帮助，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加人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马林要求国民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开展工农反帝群众运动上，但遭到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反对。稍后，孙中山和共产党人李大钊也进行了会谈。通过会谈，孙中山接受了李大钊提出的“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即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建议，决心同共产党人合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重新组织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和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把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刚刚从广州脱身赶来上海的廖仲恺，表示完全赞成马林的意见。他态度鲜明，成为襄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为得力的助手。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真正开始酝酿起来。
同年8月下旬，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所派的助手马林，就“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商谈。在孙中山与越飞及马林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廖仲恺受孙中山之命，不仅在广州与马林保持着经常的联络，而且还一直负有同越飞本人直接会谈中俄两党合作等问题的重要使命。因此，廖仲恺在1922年秋至1923年春，曾先后两次访日。第一次是在1922年的9月下旬，廖仲恺为了避开特务的侦察，以参加侄女承麓（廖仲恺的哥哥廖恩煮之六女）和许崇清10月间在东京的婚礼为由，偕同何香凝与许崇清由上海赴日本。
当时，廖恩煮担任北洋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一等秘书官并代办使事。廖仲恺抵日本后，便住在东京中国公使馆中。他在东京等了一个多月，越飞因故一直未能到来，结果双方约定的会谈无法实现，廖仲恺于11月初从日本返回上海。
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一行从北京到上海会见孙中山。次日，孙中山设午宴热情地招待越飞。在随后的几天里，孙、越两人就中俄革命的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不久，于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确认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不是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声明“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国文全集》第一册，第865页）这一宣言是苏联政府坚决支持孙中山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庄严声明，也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是孙中山联俄政策明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廖仲恺为这一宣言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而在宣言发表之后，他又立即奉孙中山的委派，陪同患足疾的越飞去日本，准备继续进行商谈，以进一步落实“联合宣言”的内容和磋商合作的具体问题，以便把中俄联合反帝等事具体化。
这次，廖仲恺以带女儿梦醒赴日治病为由，与越飞同船前往日本。他们于2月1日抵达东京后，一起住在筑地静养轩。在东京的一个星期里，廖仲恺与越飞共同进餐，并一起会见过中国留日学生；他于4日和9日还两度同越飞的秘书谢瓦尔沙龙进行过短暂商谈。
2月10日，廖仲恺父女与越飞等人一起前往伊豆山海岸的温泉风景区热海。
热海地方有群山，又有温泉，温泉浴可以治疗风湿症和皮肤病。越飞就是以治病为名到那里去的。为了避开特务的侦察，这次会谈在日本著名温泉伊豆山海滨的“热海饭店”秘密进行，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廖仲恺和越飞以及越飞的秘书谢瓦尔沙龙、田口运藏（越飞访日期间的“实际秘书”和“对新闻界的发言人，')“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他们一谈话就有好几个钟头”，并且每次谈话后，廖仲恺“都是满面笑容，表示出很得意的样子。”后来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曾说：廖仲恺“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所以，“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这说明廖仲恺从谈判中了解了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政治制度、内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
廖仲恺这次访日在热海与越飞等人的会谈，是“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中苏友好会谈”。它是孙、越上海会谈的继续和深化。它的圆满成功，及其后来通过马林继续与越飞保持的联络，无论对廖仲恺本人及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来说，还是对苏联政府而言，都产生了积极、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廖仲恺和越飞等人的相处、恳谈，是他的思想转变的关键。此后，他的视野开阔了，观察敏锐深人了，开始明确了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完全理解和赞同联俄的革命政策，此后竭尽全力帮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鼎力推动并襄助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直至最终使他成为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楷模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也因此更加得到孙中山的信赖和共产党人的尊重。
其次，对于孙中山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双方来说，正是由于廖仲恺与越飞等的会谈和联络，进一步落实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些细节内容及实施方案，从而促使苏联政府援助和支持孙中山的各项承诺既可以不断得到落实，又能够使苏联也因此而在中国南方拥有了忠诚的友人，从而得以建立并加强了两方面的合作关系。廖仲恺与越飞的热海会谈，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影响深远。
二、为国民党全面改组作出贡献
孙中山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意见后，便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创造条件。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各省同志（包括已加人国民党的共产党人）53人，对国民党改组问题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9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包括共产党人陈独秀在内的9人为委员，开始筹划国民党的改组事宜。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初稿完成后，11月巧日又召集在沪各省同志59人（包括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林祖涵等）进行审查、修订。12月16日至18日，孙中山再次召集在沪同志65人，审查国民党改进案宣言，并审核党纲、党章。1923年元旦，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次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了党纲和党章草案。21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23日，廖仲恺等21人被任命为参议。此外，军事委员会委员、本部干事、书记及国内总支部、分部成员，也一律重新委任。
这时，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阂、桂军刘震寰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向叛军陈炯明发动进攻，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孙中山1923年2月由上海重新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成立大本营。廖仲恺于2日被委任为大元帅大本营的财政部部长；7月14日，兼任统一广东财政委员；10月27日，兼任大本营筹晌J急局总办。
广东革命政权重建之后，孙中山和廖仲恺一起，本拟励精图治，力争在政治上有较大的进展。但是，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的滇、桂军阀盘踞广州，飞扬跋启，讨晌索弹，争权夺利，根本不听孙中山指挥。他们在北洋军阀的收买分化下，纷纷叛变。南路驻军吕春荣、邓本殷等部投降陈炯明后，联合攻占廉州；沈鸿英部叛变后攻占韶关；海军司令温树德亦率“永翔”等四舰脱离大元帅府的领导。此外，盘踞惠州的陈炯明部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也蠢蠢欲动，妄图兵分三路进袭广州；粤北有北洋军阀的窥视；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则公开策动叛乱，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因而，这个政权内外受敌，困难重重，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廖仲恺和孙中山看到重新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已到了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认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更是刻不容缓。于是，他们在组织武力讨伐叛逆的同时，加速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以便促使形势好转。孙中山于同年5月7日调任廖仲恺为广东省省长，以加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廖仲恺担任广东省长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他把孙中山委托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用英文起草的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重要文件，一一翻译成中文，送给孙中山审定。1923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廖仲恺代表孙中山出席大会，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改组的工作。中旬，他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人奉孙中山的特命，担任了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的改组委员，从事于改定党章等项工作。24日，又接受孙中山的特别委派，负责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讨论改组问题。他立即行动，于第二天（10月25日）在广州财政厅主持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国民党特别会议。会上，廖仲恺首先宣读了孙中山致与会者的专函，并组织大家按照孙中山提出的“详为审议，悉心孽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的要求，讨论国民党改组的问题。廖仲恺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改组的理由，他说：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十二年中，国民党“多在失败地位”，究其原委，“皆因根本不巩固”；并进一步指出“其故实由于组织尚未严密，今日必须改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吾国如是之大，要改良政治，必先有严密组织之团体。”他结合个人的亲身体会说：“本席在党用力多年，觉本党内容，多未完备，且欠缺纪律”，所以一定要进行改组。他强调，今日“召集此特别会议，就是专讨论改组之必要，及改组之计划。”与会者经过认真讨论后，一致赞同按照所拟定的计划进行改组。
与此同时，廖仲恺和谭平山、胡汉民、杨庶堪、陈树人、林森、邓泽如、孙科、吴铁城等九人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另有李大钊、许崇清、汪精卫、谢英伯和古应芬五人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28日，廖仲恺在广州市政厅受孙中山命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在廖仲恺的主持或参与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11月1日起，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改组中的具体问题，并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办理各地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调查工农群众及中层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宣传改组意旨；设立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指导大会代表的选举；分别召开党务会议和党务大会，讨论筹备改组的有关事宜等；还决定明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每省代表名额为6人（各省党员推举3人，孙中山指派3人），海外总支部代表约12人。
11月10日，廖仲恺将改组国民党筹备工作进行情况及有关问题，向孙中山作了详细汇报。当时，孙中山指出：“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所以必须改善组织，使党员活动从过去的“由上而下”
变为“由下而上”。至于加强训练，也要“从基础着手”。在此前后，孙中山曾反复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以期使改组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为了取得改组工作的经验，以便全面铺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先在广州市试点，按照党的新章程草案改组广州市党部。10月28日的临时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广州的改组试点工作，决定成立党员登记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拟定分部组织章程和党员登记表式。当时，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提出：于“六个月内，可将广州市变成吾党最巩固之地盘。”为此，廖仲恺又和林森、邓泽如、孙科、谢英伯五人，被委派负责改组广州市党部的工作。廖仲恺于11月11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当时广州党员登记已达3649人），代表孙中山向党员致训词，传达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大事的理由，痛切指出国民党十余年来没有进展，根本原因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不特以全党事务委一人之手，且以一人而供孤注，其不失败不陨越者几希。今后当知所鉴。……务使以前党员活动由上而下的形式，一反为由下而上”。他要求全体党员团结一致，认真贯彻执行。大会通过致电在东江前线的孙中山，表示全体党员热诚拥护改组，并勉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会后，广州市十二个区分别举行区分部组织会议，成立了国民党各区分部。
廖仲恺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第三区分部主席，负责领导该区分部的改组工作，一直到改组工作的全部完成。
国民党广州市组织的改组工作，由于廖仲恺的亲自主持和努力，党员登记及有关的组织会议都按照计划开展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当时的记载，截至1924年1月12日，广州市“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党部”。党员登记者激增至8218人，新增的党员多为青年学生及工人。同时，廖仲恺清楚地认识到，各级干部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因而非常重视干部的培训工作。他在11月12日召开的广州市国民党各区分部组织员与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讨论创办国民党党校时指出：“本党之学校，以党纲之解说为最要，非如其他学校之用教科书，故教员必择其良好者。如在党中选出教员数人，先养成教员人才，则以后不患无相当之人才矣。”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此外，在进行国民党改组试点的同时，廖仲恺鉴于形势发展很快，依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广州发起组织了国民义勇军。他发出号召后，广州市各区分部执行委员纷纷报名加人，几天工夫，已拥有两百多人。之后，稍加操练，就成为了一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
11月29日，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赶赴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并召集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枪和戴季陶五人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机构。他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偕同谭平山抵沪后，积极筹划改组工作。12月9日，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有关改组事宜。廖仲恺在会上报告了改组的意义及所采取的措施，他指出：“前数年已觉本党之有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随即成立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地区的改组工作。他于12月23日在上海斜桥湖北会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上海国民党员大会上，强调“改组党务，为本党五六年来认为最重要之问题”，并进而指出：“惟每年奋斗结果，大都俱属无聊。而其重大原因，实由于章程办法之不尽妥善，遂使党员抱有才能，不克发展以改革国家。此次广州方面党务改组，于党员对国事表示意见之机会，力有策划。故此次组织方面，于中央委员会外，有各省、县委员会及区分部之设置，仰各党员俱有充分发表思想之可能。”
他说：“广州区分会之组织，即先以登记人手，故成绩殊为良好。”大会之后，即举行上海七个区的分区会议，成立了各区分部，并投票选举了上海市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三人。廖仲恺胜利完成使命后，于1924年1月7日乘船离沪返穗。他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并对政府中的有关人员发表了关于时局的谈话，指出：“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之事务，办理甚为完备，即如各省选举代表一事，今已次第选出”。他满怀喜悦地说：“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人吾党，以图合作，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
廖仲恺受命主持或积极参与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改组工作的组织及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23年10月28日第一次会议开始，至1924年1月19日代表大会开幕前止，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共开会28次，议决后已办和正在办理的各种案件400余件。其中最重要者，有全国代表大会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党纲草案、组织义务军案、慰劳前敌军人案、筹办国民党军官学校案及筹设宣传学校案等等，胜利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三、向接受发展了的三民主义飞跃1924年1月20日，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广东省博物馆大院内）正式开幕。大会代表总额为198人，出席代表165人。列席会议的还有鲍罗廷等人。孙中山以总理的身份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廖仲恺是大会的实际组织者，也是孙中山领导这次大会胜利进行的最为得力的助手。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广东省三个代表之一，并担任了大会的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进行中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在开幕词中，宣布此次国民党改组要做两件事：第一，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第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当天下午，廖仲恺专门就国民党改组问题发言，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他说：“本党何以要改组？国家何故此时再来建设？必先求其原理，在本党宣言书与政纲中，都已发表出来。”他联系过去十余年革命目标不明确、一再失败的教训，深刻地指出：“前十余年，我们日言破坏与建设，或破坏后建设。但破坏的是些什么？破坏的目标，又在什么地方？建设的又是什么东西？凡此均应先行认清。否则虽闹来闹去，十年二十年，甚至百余年，还是不能得有眉目。所以应先定目标，而后成功可期。一个党为什么要讲组织和方法？自然因为都是很紧要。
但组织若无内容，则组织不成为组织；方法若无主义，则方法尽变为空虚，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自讲三民主义以来，到底发挥了多少？实行了多少？以前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承认，也不应该不承认。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乱源亦由是不能廓清，其故既（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清。现在我们已有宣言，目标算是已定”，应该努力付诸实施。
1月23日，大会通过由廖仲恺和鲍罗廷及共产党人瞿秋白等人一道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作了新发展。
《宣言》第一部分“中国之现状”中，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的教训），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及商人政府派，指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宣言》第二部分“国民党之主义”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并宣称民主革命胜利后，将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可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之生计”；同时，十分注意农民和工人的经济地位与生活状况，指出他们的处境是最痛苦的。为此，制订了改进的条例。《宣言》第三部分“国民党之政纲”中，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力，改善人民生活等。《宣言》认为这些政策是“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对《宣言》作了说明，并指出：“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它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而，新发展的三民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他在通过《宣言》的当天下午的大会发言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大会宣言的审查修正结果表示十分满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本席对此宣言有三种见解：第一层，本党之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破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并且表现本党作事的精神，不可与普通的一般宣言同论。第二层，我国从前许多政党，都有洋洋大文发表，其实皆满纸空谈，一无价值，绝对不如本党此次之宣言，丝毫不假借，完全依照主义而实行。第三层，此次本党既发表切实之宣言，实将本党置于几何学之定点上。有了定点，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如太阳升天同一向上发扬光大。”他还指出：“此宣言不但代表本党大会诸君的意思，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并表示要坚决贯彻到底，“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努力前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26页）
廖仲恺抱着万分兴奋的心情，积极投身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各项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于三民主义的新发展和三大政策所持的态度与表现，不论在客观实践中和主观思想上，都在努力向接受发展了的三民主义飞跃。
四、为促成“联共”而努力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是一个组织松J解、成员良芳不齐的组织，官僚、军阀、政客、投机分子混迹其中。孙中山虽有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但当时积极赞助改组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和彭泽民等极少数人；而为数颇多的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张继、胡汉民、邹鲁、谢持、邓泽如等，则根本反对改组。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党内右派分子有的公开反对，抗拒三大政策；有的暗中破坏，采用一切卑劣手段进行阻挠，使改组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早在国民党酝酿改组时期，国民党右派分子就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一直在上海，迟迟不肯前来广州，并寄信给廖仲恺诬蔑中国共产党，声言如果“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汪精卫也散布恶言，反对改组，认为：“共产党如果屏人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人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孙中山不相信右派们的胡言乱语，他有一次对冯自由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啊！"面对一些人公然以退党相威胁时，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一次紧急会议上大声斥责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他气愤地说：“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共产党。”（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并大肆攻击共产党。孙中山对其书信逐一加以批斥后，他们仍不甘心，继续阳奉阴违，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组成一会，为救党准备”的小团体，来争夺代表席位，把持代表大会，使改组工作走人歧途甚至中途夭折。
廖仲恺面对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日益激烈，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和孙中山一起同右派势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很勇敢很坚决去干”，毫不妥协和动摇，排除种种障碍和阻力，积极地进行改组工作。在一次回答何香凝告知的“有许多老国民党员反对改组”时，他明确地指出：“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先生奋斗一生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利害的。”廖仲恺正是通过同共产党人的接触，进一步认识到什么是革命和怎样革命，曾喷怒地斥责戴季陶“叨卜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并深刻认识到只有改组国民党，使之适应新的革命形势，才能真正实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此，他对这次改组抱有极大的信心和决心，坚定地宣称：“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隋。”
代表大会除《宣言》外，还有另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审查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围绕着是否接受共产党人加人国民党、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存在等问题，国民党内左、右派势力在代表大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承认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运用党内联合这样一种形式推进国共两党合作，这是使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得以圆满实现的根本组织保证。国民党右翼势力在图谋迫使大会废弃宣言的阴谋失败以后，便利用讨论党章的机会，千方百计想将共产党员拒之于国民党外，从而破坏国共合作与国民党改组。
这次大会中，廖仲恺站在主张国共合作的最前列，他在党务审查委员会和章程审查委员会中，同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站在一起，批倒了各种反对联共政策的谬论。1月28日，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当讨论一开始，广东特别区代表方瑞麟便向大会提出：“党章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人他党”。在发言中，他公开叫嚷，不能同意其他政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呼群应，立即得到了十余人的附议，会议大厅顿时喧嚷起来。他们企图以禁止共产党员跨党、若加人国民党就得脱离共产党的办法来破坏国共合作。他们的意见“当即引起会场激烈辩论”。为了粉碎这项挑衅性的动议，李大钊代表参加大会的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了这一荒谬提案。他阐明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指出共产党人加人国民党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我等之加人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两种）的责134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遍的责任，另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他理直气壮地宣布：“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同时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猜疑防制”，是国民党“发展前途的障害”，必须“明揭而扫除之。”尽管如此，不少代表还是不认识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的积极意义，还是有江伟藩和黄季陆等数人发言，反对李大钊的跨党主张；支持右派分子的谬论，争论从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
廖仲恺针对几天来的争论，挺身而出，在大会上作了一次态度最为鲜明的结论性发言，严厉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完全同意李大钊的声明，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气愤并义正词严地说：“我坚决反对把限制其他政党党员加人我党这一条例列人党章。”指出：“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人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人，不认他团体的加人；只要问加人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此次彼等之加人，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在此次会前，他还曾对人们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应该懂得只有联合其他革命政党的力量，我们才能实现革命！"
廖仲恺旗帜如此鲜明的演说，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与赞许声。毛泽东是湖南代表，立即提议大会进行表决，方瑞麟的提议终于被否决。于是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党章中被正式确定下来。
回顾关于国民党党章的讨论和审查，从22日上午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后就开始进行，至28日（23日和27日两天除外）共历时五天。审查时间之长，争论之激烈，是通过其他议案时所没有的。其余的议案，差不多都是“照案通过”、“照报告通过”。由此可见，围绕党章中的国共合作问题在大、小会中都有激烈辩论，斗争十分尖锐。最后，在孙中山的坚决支持下，在共产党人和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确立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未能得逞。
由于孙中山既依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又依靠了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势力，才保证这次代表大会取得了重大成功。代表大会除通过了宣言和党章外，还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种具体办法，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李大钊、毛泽东、于方舟等共产党人均被选人。代表大会于1月30日胜利闭幕。国民党从此被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总理制也改为委员制。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在中央执、监委员会上被推定为执行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之一（另二人是谭平山和戴季陶），兼任工人部部长。
由于廖仲恺对改组国民党有着深刻的认识，深知联俄、容共是中国革命所必需，因而能以鲜明的立场，坚定的态度，全力支持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促成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制订。他坚决地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斗争中起着核心作用，“是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是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他在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中的巨大贡献，除领导人孙中山外，也是无人能够超过的。这一点，连当时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廖仲恺的努力，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不可能如此成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党章和各项决议，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获得了新生。廖仲恺对于大会的胜利进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整个会议期间，他和中国共产党人及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密切合作，积极协助孙中山始终坚持大会的正确方向，摒弃各种恶意的中伤和阴险的挑唆，排除各种干扰，跨出中国国民党发展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历史步伐。廖仲恺在会议期间为保证三民主义的新发展，为确保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代表大会所承认，进行了艰苦不J解的努力。
国民党一次代表大会的成功，还标志着中国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开始。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由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有了很大的进展。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逐渐走向高潮。
第五章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
一、积极参与筹办黄埔军校
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1924年开始进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由于国民党改组的成功，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带来革命运动的高涨，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当时，工农群众运动在共产党人的组织和推动下，从低潮走向高潮。遭到破坏的工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会也陆续建立起来。其中南方工农运动的高涨特别显著。在《中国国民党政纲》中有“制定劳工法”和“保障劳工团体”
的规定。改组后的国民党“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实行，工农运动首先在广东开展起来。廖仲恺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在工人部下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和工团军。在全国各级的国民党部中，均设立了工人部。工人部的秘书和干事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都在积极地发动和组织工人，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4年7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数千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后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不但轰动了广州和香港，而且波及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接着有上海南洋烟厂工人、汉口人力车夫、苏州机织工人和浙江余姚盐民的罢工，参加的人数都在万人左右。林祖涵主持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也大力支持和开展农民运动，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地进行宣传和组织。从1924年到1925年5月，广东省有22个县成立了农会组织，有组织的农民达21万余人。在广州工人成立工团军的同时，广州郊区农民也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其他各县也组织了农民武装。湖南衡山一带有十万农民加人农会，农会领导农民同湖南军阀、恶霸地主进行了斗争。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等革命民主派的进步。广东呈现一派革命景象，成了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这时，孙中山和廖仲恺积极进行建立革命武装的工作。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过去因缺乏革命武装屡遭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1924年国共合作前后，他们便决心汲取苏联红军的经验，着手建设自己的革命武装。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是武装夺取政权。所以，中国国民党从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创立以来，武装斗争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然而，它始终没有建成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起初，它较多地利用新军和会党；在反袁、护法等斗争中，它所凭借的往往是这一派或那一派军阀所掌握的军事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后来苏俄反击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胜利，给了孙中山、廖仲恺等以重要启示。从苏联红军的建立和发展中，他们逐渐看到了创建革命军队的重要性。1921年12月，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见，到广州与廖仲恺晤谈，都讨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这一问题。1923年初，廖仲恺同越飞热海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如何使这一建议变成事实。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考察的重点便是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设备，以及中苏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