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生束发初出门呼起风潮黄浦边
1．长沙乡下读书郎
章士钊，幼名永煮，字行严，又字行年，笔名有黄中黄、韩天民、汉种之中一汉种、爱读革命军者、青桐、民质、秋桐、无卯、烂柯山人、孤桐等。永煮的“永”字是他在族谱上的辈分。黄中黄、韩天民、汉种中之一汉种、爱读革命军者，是他鼓吹排满革命时用的笔名。无卯、烂柯山人是他办《甲寅》月刊时用的笔名，其中无卯是“无母”的谐音，意思是说他当时已是无母之人，以纪念他的母亲刘氏。青桐、秋桐、孤桐，是人们最为熟知的章士钊的三个笔名。这三个名字颇有来历。章士钊早年在长沙老家读书，其屋前庭院有桐树两棵，东边是一棵老桐树，叶重荫浓，苍然气古；西边是一棵少桐，皮青干直。少年章士钊常徜徉于这两棵树下，读书习字，吟诗作文。两棵桐树中，意气风发的少年章士钊尤爱那棵少桐。桐树一般长得又高又直，其高直的品性颇为士大夫喜爱，咏桐之诗不少见。其中，章士钊颇喜白居易《云居寺孤桐》一诗，其诗云：“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少年章士钊颇喜桐树“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的品性，又爱白居易此诗，因隐然以少桐自命，自号“青桐子”。后来他就以“青桐”
为笔名在《国民日日报》发表诗文鼓吹革命。1907年后，章士钊留学英国，“所事无成而马齿加长”,“旅居无谬，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思，遂易青而为秋”，改名为“秋桐”。他发表在《帝国日报》上的文章，大都用“秋桐”笔名。1912年，他归国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笔政，用其字“行严”发表评论。但言论经常与同盟会相左，一些激进分子乃攻击章士钊曾以“秋桐”鼓吹君主立宪，是一个立宪派，他做《民立报》主笔别有阴谋。章士钊担心因自己而引起同盟会的分裂，又气愤于同盟会中，激烈分子对他的人身攻击，乃脱离《民立报》，另创《独立周报》，“大书秋桐，以示无畏”，恢复“秋桐”的笔名。1914年，他创办《甲寅》月刊，仍用“秋桐”为笔名鼓吹民主政治。《甲寅》是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论坛，章士钊也以办《甲寅》而得盛名，于是人们就常常以“秋桐先生”称呼他。而他的盟兄章太炎却不以为然，说“秋桐”是《红楼梦》中贾琏之妾的名字，很是不雅。1925年，章士钊创办《甲寅》周刊时，又易名“孤桐”，其意取自白居易《云居寺孤桐》诗，以孤直自期，盖感于他当时的处境。其时，章士钊以一个在学术界与思想界颇具声望的学者与政论家，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与教育总长，以“整顿学风”自任，限制学生运动；又鼓吹以农立国，反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鼓吹礼教复兴论，捍卫文言，所以他一时变得十分孤立。但他又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不顾四起的谤议，坚持鼓吹自己的主张，认为不如此，他就没有尽责，就心有不安。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改名“孤桐”，意思是说，他虽然孤立，但他将不畏非议，做一个无愧于心的正直的人。
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章士钊出生在长沙东乡和佳冲一个耕读之家。长沙章氏在全国章氏中，并非望族，其世系也不十分清楚。
章士钊家族累代为农，到他曾祖父一辈才积聚了些财富，成为地主。他祖父润生公已是一个大地主，据章士钊说，到他祖父时，他家田产颇多，每年可收租谷二千五百石左右。在长沙一带，章家算得上是大地主。但到他的父辈，家业又迅速衰落。章士钊的父亲一辈共有六房，同治末年析产，每房分得年可收租谷三百余石的田产，但到1895年他祖父去世时，除他父亲因为常年在外教书谋生，尚保留一半左右田产外，其他五房的田产均已典卖殆尽。章士钊的祖父去世后，各房又分得年收租谷百石左右的田产。合起来，1895年后章士钊的父亲有年收租谷二百余石的田产，可算是一个中等地主。
据章士钊1935年为长沙《章氏河间堂续修族谱》所写序言称，长沙章氏“始修族谱序称，章氏受姓，本太公之支封，因郭邑以为氏。传至街云公，讳意，明万历时由蓟北迁楚南，卜筑长沙河西之它里市，继又移宅省垣。……再世子器公丁明季以屯籍，承当邮役，疲于供命，至祥之公始能脱籍，徙居黄许”。至六世，已分八房。从第八世起，其辈分派名为：“国家永立，忠孝伦全，业安仁里，化乐光天，学崇正道，品绍名贤，读书世泽，礼义心田，真才中范，宏量如川，明体致用，守经达权，德修一念，功建百年，人文蔚起，祖绪绵延。”可见，长沙章氏，群望于河间，堂号河间堂，明末始迁湖南长沙，到章士钊已是第十代。
章士钊的祖上没什么读书人，也没什么达官贵人，直到他祖父一辈，由于有田产，“始读书求科名以传其子孙”。到章士钊这一辈，章家已是书香门第。章士钊的父亲章锦，字萝坪，排行第九，人称章九太爷，是一个乡村塾师，也是一位儒医，“一生行善，以医全活人甚众”，又曾任里正，热心地方事务，“为人解纷犹肯用力”，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章士钊兄弟四人，长为章士瑛（字柜年），次为章士爵，三为章士钊，四为章士戛（字陶年，以章勤士行世），其中长、次为曹夫人所出，章士钊、章士戛为刘夫人所出。章士钊的母亲刘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甚贤惠。章士钊后来在与梁漱溟的通信中称道其母之贤，说“愚母刘太夫人，其贤亦如先生之母。幼时讲诵，母课甚勤。愚初习试帖，每就母征典请韵。其时髯灯伴读，夜雨微吟，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章士钊兄弟四人，都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且都长于书法。章士瑛，“以书家名”。章士爵为一残疾人，一生无甚成就，但也写得一手好字。章士钊居三，也是一位书法家，其字大为识者所叹。章士钊的一位堂兄，仲鱼，亦精于书法，“书宗钟、王，功力极厚”。章氏兄弟长于书法，一个重要原因是章家与道州何氏有亲戚关系，因此他们兄弟就收集了不少何绍基及其朋辈的手迹，得以临摹。
章士钊有一位年纪比他父亲萝坪公还要大的堂兄章寿麟。在章士钊之前，章寿麟曾经使历史上一直湮灭无闻的长沙章氏家族辉煌过一番。章寿麟，字价人，曾为曾国藩幕僚。1854年，曾国藩率军在靖港与太平军作战，以兵败而投水自尽，被章寿麟从水中强行救起。章寿麟以救曾有功，累官至直隶州知州，留安徽补用知府，曾署江西新建令。不过，章寿麟“不言禄，禄亦弗及”,一直未得曾国藩的重用，浮沉牧令间二十余年。寿麟有子二，长章同，字勤赢，曾任县令，以才见称；次章华，字曼仙，二十三岁中进士，人翰林院，名声渐起。这是章士钊家族数百年来不曾有过的辉煌，“此时家声之大，数百年来所未有也”。这对少年章士钊有很大的影响，他十五六岁时，其父常对他讲述章寿麟一家人的事功，勉励士钊发奋努力，为章家争光。曾国藩去世后，章寿麟曾泛舟重游他当年救曾国藩出水的地方，追忆当时遇难情景，感叹自己不被重用的遭遇，伤于当初晓勇票J悍、不畏死伤的湘军，现已暮气深沉，不复可用的事实，乃作一幅名为“铜官感旧图”的画。画成后，遍征当时名流如左宗棠、王阎运、李元度等人为诗文记叙其事。章寿麟去世后，其子章同等又续请吴汝纶等人为诗文述评章寿麟救曾国藩之事，并将“铜官感旧图”以及征集到的名人诗文汇编成《铜官感旧图题咏》一书，刊行于世。少年章士钊对家族中的这一盛事十分清楚，也很自豪。
从那时起，他就想将来要用自己的笔来宣扬他家的这一盛事，光大章家门嵋。可见，与一般的旧式士大夫一样，章士钊早年有光大门嵋的志向。对于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这样的志向，十分正常。
章士钊从小在其长兄章士瑛的私塾读书，在章士瑛的指点下一面学作八股文章，一面又习训话之学，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少年章士钊读书十分用功，“家贫书不多，倾峡求赅详；夜午不肯息，明发同鸡荒”，以致因用功过度而至吐血，可谓蛮劲十足。他曾购得戴震的《孟子字证疏义》一部，读后十分喜欢，于是“手抄一通，置于随身枕函”，爱不释手，颇有书痴的劲头。十三岁那年，他在长沙城购得一部柳宗元的文集，从此嗜好柳文，之后近八十年，柳宗元文集他都随身携带。柳宗元的文章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那种简洁有法，铿锵有力，字斟句酌，语无虚说，文无空落的文风，就受了柳宗元的影响。
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与一般的传统文人一样，章士钊有以文字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取向。少年时“在长沙稍习词翰”，即对清初钱牧斋、吴梅村等赫然为一代文宗，“窃向往焉”。十七八岁时，他读到曾国藩所写《欧阳生文集序略》，“以想见近代文艺之富，家数之出人，辄不胜向慕，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可见，在湖南光大桐城派文学是章士钊早年的又一志向。这种志向，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少年章士钊由于埋头古书，一心想走文学之路，眼界有限，“少时志王道，治化缅尧汤”，其理想的政治秩序只是尧舜禹汤之治，新思想、新知识对他的影响并不大。甚至连湖南维新运动这样发生在他身边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埋头古书，一心想走文学之路的章士钊都没有发生太大影响。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堂堂中华败于一向被中国士人视为“慕尔岛夷”的日本，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变法维新运动因以兴起。
1896年到1898年，在湖南地方官陈宝溉、黄遵宪、江标等的支持与参与下，熊希龄、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学会，开办学堂，设立报馆，筹办近代警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有朝气的省份”。
这对当时湖南尤其是长沙知识界产生不小的影响，据谭嗣同说，《湘报》与《时务报》当时在长沙城各能销售千余份。这时的章士钊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对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并无多少领会，但很可能接触到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他的弟弟章勤士就是时务学堂三班的学生；同时他因与湘中诗人舒闰祥交往密切，与当时长沙文坛的所谓“十二神”沈暮等人有些交往。1898年，他参加长沙县试，结识秦力山。沈暮、秦力山、舒闰祥等都是维新分子。但此时，章士钊想走文学之路，对政治似乎兴趣不大，他与沈暮、秦力山、舒闰祥等人交往，主要是以文会友。在此期间，章士钊家中遭遇变故，先是其祖父润生公于1895年离世，其后，1897年，其母刘氏卒。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逼，章士钊到一刘姓亲戚中为童子师，时间有两年多。
可以说，少年章士钊的志向与思想均平淡无奇，如果不是后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章士钊走出湖南，那么章士钊就会与一般旧时代的读书人一样，一生就读读圣贤之书。要是幸而科场得意，就走人官场，在官场摸爬滚打，借此实现他光前裕后的志向。要是屡考不中，而他又胸中学识有限，那么他就当三家村塾的塾师，教几个山村顽童，写写让自己得意的文字，终老林泉，如是而已。要是考而不中，但他胸有锦绣，那就或者给别人当幕僚；或者就当名士，隐逸江湖；或者就仗着文章写得不错，字也写得不错，则为吊诡之文章，做龙蛇之字体，卖文卖字为生，给别人写写传状碑铭，书书扇头楹联，赚几个钱花，当个无聊文人。然而时代的风云很快将章士钊从故纸堆中震醒，使他走出湖南，改变了他走文学之路的既定志向，乘时代风云，走上革命道路。
2．废学救国闹革命
戊戌政变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反动倒退的历史时期。三年的反动带来全面的倒退。1899年又发生己亥立储风潮。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主将逃亡海外后，仍继续鼓吹变法维新，并把光绪皇帝塑造成一个力主维新变法以救中华的皇帝，号召人们推翻西太后的反动统治，恢复光绪帝的权位，以拯救中国。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遂视光绪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遂对外伪称光绪身体不佳，以此为由要为光绪立储，并逐渐废黔光绪皇帝。但此举既得不到一些地方大员如刘坤一等人的支持，也得不到西方列强的支持，更遭到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正好那时中国出现了因不满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为实现废黔光绪皇帝的目的，又因他们昏馈无知，对义和团刀枪不人、神拳无敌的神话深信不疑，竟异想天开，想利用义和团去驱逐洋人。最后的结果是八国联军侵华，史称“庚子事变”。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同月，唐才常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章士钊的朋友舒闰祥、沈暮、秦力山等人都参与其事。起义很快失败，与事者或被害，或逃亡。舒闰祥在起义失败后，回湘避难，曾向章士钊讲述起义情况及诸烈士就义情形。舒闰祥遭清廷追捕而耻于对簿，遂饮金自尽。自杀前数日，曾写下八首有关自立军起义的诗交给章士钊；但章士钊当时并不深解其中意味。
庚子事变与自立军起义对埋头古书的章士钊无疑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打破了章士钊想走文学之路的梦想，他很快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他后来回忆说，“独忆辛丑岁，豹变潜非常”。就这样，年始弱冠的章士钊，萌生了济世之意。
章士钊的济世之意，在他走出湖南后，化为了实际行动。促使他走出湖南的是其姐姐。由于长期用功苦读，章士钊的身体十分虚弱。辛丑冬，他姐姐回娘家探亲，见士钊身瘦体弱之状，心痛如绞，乃严令士钊出外游历，一以将养身体，二以出外访师，以求学问之长进。她为章士钊、章勤士兄弟置办了行装，筹措了盘缠。就这样，章士钊带着章勤士外出远游。但是他对自己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游历，要学习什么东西，却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他首先到武昌，想投考两湖书院，但因已错过学校的招生时间，无法人校学习。恰好，他以前的同学王阎宪此时在两湖书院求学，他就借住在王阎宪那里。在两湖书院，章士钊结识了当时在那里求学，后来成为辛亥革命著名领袖的黄兴。不过那时，他与黄兴彼此并无深交，不过一起嬉闹玩耍而已。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盘缠将尽，而时已隆冬，气候日渐寒冷，迫于衣食，他只好去赚钱谋生。经过他的业师张劲熙的介绍，他到朱启铃家教私塾。章士钊后来在《示侄》一诗中说到他和章勤士的这段生活称：“天涯两贫生，馆人日追租。欲赴四门学，往往生姐龋。日暮寒风起，相抱呼呜呜。”
1902年春，章士钊离开武昌，带着章勤士到南京投考江南陆师学堂，并双双被录取。当时人学考试的国文题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章士钊“一小时草‘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数千言，辞趣敏妙”，深得学堂总办俞明震赏识。
他的同乡马惕吾在该校教授国文、史地，对章士钊也很器重。江南陆师学堂是张之洞1896年创办的，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台炮各门，课程有兵法、行阵、地理、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梁，学习期限为三年，前两年学习各门课程，第三年专习炮法，外语为德语，学校所聘外教为德国教习。
在江南陆师学堂求学时，章士钊受到梁启超的影响。1902年2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张出“新民”的旗帜，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学说，对其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江南陆师学堂就有人订有该报，章士钊不仅阅读该刊，还曾以“章邱生”之名将舒闰祥自尽前写给他的那八首诗抄寄给梁启超，梁曾写信给“章邱生”，要求说明诗的来历。同时，章士钊读到谭嗣同的《仁学》，接触了谭嗣同激烈的反满思想和冲决网罗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江南陆师学堂时期，章士钊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新名词，比较在长沙老家埋头古书，只会用蛮功的那个章士钊，他已不复当年吴下阿蒙。
1901一1903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逐步形成的年代。清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已迫使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自立军起义就是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事件。起义失败后，不少参与起义而侥幸生还的知识分子逐步与保皇思想划清界限。庚子事变与辛丑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生存问题已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1901一1903年间，反满革命思想在留日学生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式学堂学生中迅速兴起、扩大。反满的宣传品与组织首先在清廷无力控制的留日学生中出现。在国内则出现了学生因不满学堂当局的压制而成批退学的学潮。首先是1902年11月发生的南洋公学二百多名学生因学堂无理开除学生而集体退学的风潮。风潮发生后，退学学生在蔡元培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爱国学社，继续求学。等到年后各校陆续开学，各校学生在听说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后，开始骚动起来。1903年初，上海《苏报》馆主人陈范将该报交给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去编辑。在吴稚晖等人主持下，《苏报》特设“学界风潮”一栏，揭露各地学堂内的黑暗现象，鼓动学潮。于是，士气骤动，退学风潮风靡江浙各校。一旦有学校闹风潮，爱国学社总是打电报去鼓励学生，并邀请退学学生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于是，风潮越来越大。
当退学风潮风起云涌时，作为江南陆师学堂学生领袖的章士钊自然不甘人后，也在学校鼓动风潮。1903年4月3日，江南陆师学堂三十多名学生因反对学堂无理开除学生而集体退学，章士钊即率这三十多名学生（章勤士也在内）离开南京，奔赴上海，参加爱国学社，走上废学救国的道路。这时的章士钊豪情万丈，“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坚决要“废学救国”，两位恩师俞明震、马惕吾，百般劝阻，都不管用。
3．假借《苏报》掀狂潮
章士钊等人到上海后，首先进人爱国学社学习。其时，留日学生为拒俄组织拒俄义勇队，从事训练，以备国家有事时能赴前敌效命。留日学界希望上海响应，上海的爱国学社也拟组织义勇队，但缺乏军事人才充任教练。故当江南陆师学堂发生学生退学风潮时，爱国学生的重要人员吴稚晖即说，“我们之义勇队不患无教练之人矣”。当退学学生派章士钊、秦力山到上海与爱国学社接触时，爱国学社各成员均极表欢迎，表示学社将增租房屋以容纳退学学生，并免除其一切费用。随后章士钊等率退学学生到上海加人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分四班上课，同时进行军事训练。章士钊一面在爱国学社学习，一面利用曾在军事学校学习的经历在爱国学社内充当军事教员。爱国学社的军事训练分八队进行，章士钊、秦力山等陆师退学学生以及爱国学社原有体育教师充当军事教习，受训社员中有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等爱国学社重要成员并其他志愿加人的社员共计96人，原拟组织的义勇队也正式定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扩大义勇队的规模，吸引更多的军事人才加人，5月3日，章士钊、徐大纯、林靓均等12位陆师学堂退学学生又在《苏报》上发表“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鼓动在日留学的师兄们回国活动。
当时上海聚集了一大批革命志士，章士钊与他们一一结识，并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兄弟。那时，章太炎在爱国学社担任国文教员，公开鼓吹反满革命，讲课时“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兴学”。张继与邹容也刚从日本被遣送回国，到了上海。他们被遣送回国的原委是：那时清政府委派在日本管理湖北留日学生的学监姚呈经常排斥和迫害爱国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感。1903年3月31日，张继、邹容、陈独秀等人发现姚某的奸情，遂闯人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姚某的辫子以代割首之恨。事后他们三人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回国后，张继、邹容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陈独秀则回安徽进行革命活动。张继、邹容到上海后，与章士钊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志同道合，情同兄弟。
章太炎很器重他们三人，经常与他们商谈革命大计。一天，章太炎带着章士钊、张继、邹容外出，至四马路九华楼早餐，因纵论天下大事，意气甚为相投，交谈甚欢。席间，章太炎对他们说，我们四人皆致力于国事，意气相投，应结为兄弟，共同奋斗，推倒满清，拯救中国。章士钊等喜出望外，满口答应。于是四人一拜而定，结为兄弟，依年龄序昆仲，章太炎为大哥，章士钊为老二，张继为老三，邹容为老四。他们四位既结义，共约推翻清政府，乃日夕商谈计策。讨论中，他们达成共识：“革命非公开倡言不为功。”但当时上海言论界比较沉寂，革命志士只有秘密宣传品而无公开的言论机关。原因很简单，若内地的刊物也像革命志士在东京香港等地刊物一样，公开鼓吹革命，必定是词锋朝发，堤骑夕至，而至朋徒骇散，机关捣毁。这无助于长期的战斗。其中利害，明智之士大都有所考量。
然若长此言论奄奄无生气，则人心就无从振发，革命高潮不可能出现。为改变这种局面，他们都渴望有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以供“悠意发挥”，以振发人心，收得风起云涌，推进革命之效果。正好，5月27日，章士钊被《苏报》馆主人陈范聘请为主笔。陈范之聘请，其原因是：第一，章士钊与他是湖南老乡；第二，章士钊当时在文坛已小有声誉，是圈内朋友都知道的文章好手；第三，当时章士钊年少有为，又英俊潇洒，陈范想将自己的女儿陈撷芬许配于他。
《苏报》原是一份以日本人为背景的报纸，创办于1896年夏天，内容很无聊，很难吸引读者。到1898年就因亏损而被陈范收购。陈范，号梦坡，湖南衡山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1894年以教案落职。他眼见形势危机，官场腐败，不愿再人仕途，就收购《苏报》，思以清议挽救时局。陈范接办《苏报》后，力主变法维新，颇为读者欢迎，1903年初，陈范与爱国学社携手，在《苏报》上设“学界风潮”栏，鼓荡学潮。此后，拒俄运动遭清政府镇压，受此刺激，该报言论渐趋激烈。5月13日，该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
《苏报》言论渐趋激烈，其主人陈范起了关键作用。陈范比较开明，有爱国思想，他与爱国学社合作，在《苏报》上设立“学界风潮”，起初只是想抓住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做一番文章，扩大报纸销路；同时利用爱国学社的人才优势，让学社成员来撰写社说，提高报纸的社会声望。结果，果然事遂人愿，《苏报》声誉陡起，销路大增，陈范喜出望外。到后来，受时局刺激，在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主持下，《苏报》日趋激烈，革命倾向日益明显，而陈范也受时代潮流的感染，成了革命分子。
1903年上海“张园”，当时先进分子常在这里举行演讲，宣传革命。
陈范的转变，也与他的性情有关。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当时，上海宝山一带有个流氓钱宝仁，常在革命志士聚众演说的上海张园发表演说，他演说时往往大话连篇，满嘴胡言。有一次，正好陈范也在听演说，钱宝仁又开始“演说”了。
钱声称，他在某地开有一家大矿厂，每年利润十分可观，他要将这个矿山捐给革命党人做活动经费。与会各人都不信，独陈范深信不疑。事后，陈范又找钱密谈，钱又信口开河，说他就是孙文，这次秘密回国就是要策动革命，并且当场拿出一个小瓶子，对陈范说：“你可别小瞧了这瓶子，这里面装的可是氯气！要是你遭巡捕追捕，只要打开瓶盖，对准巡捕一喷氯气，保准巡捕就立马倒在地，不省人事。”陈范对此等说辞深信不疑，此后，对钱宝仁言听计从。既然有“孙文”这样一位既有钱又有办法对付巡捕追捕的人在身边，陈范对《苏报》的日趋激烈也就听之任之。章士钊主笔《苏报》后，曾于6月7日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指出制造革命的就是满清政府的达官贵人，因此他们本身就是革命1903年5月，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进行大改革。
党。由于文章较长，当日只发表了上半部分。陈范见后，大为惊骇，急忙去找章士钊，要他次日不要刊登下半部分，并对章士钊说，报纸言论如此激烈，将会自取灭亡。但是，到傍晚，他又去找章士钊，出语豪壮，说《苏报》今后就要登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这样的文章。前后判若两人。原来，他在上午找章士钊谈话后，又去找钱宝仁请示，他傍晚向章士钊转达的就是他从钱宝仁那里得到的最新指示。
章士钊既被聘为主笔，遂“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使《苏报》成为一家鼓吹极端排满革命的报纸。上任伊始，他就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指康有为）”为宗旨，对《苏报》进行“大改良”。6月1日，发布告白，表示要对报纸进行“大改良”，将在议论精当处，夹印二号字，以突出报纸特色，引起读者注意。6月2日，发布告白，改变报纸栏目，突出“学界风潮”一栏，将该栏移到论说之下；又增列“舆论商榷”一栏，欢迎各界就学界、政界有关问题发表意见。6月3日，再发告白，对报纸进行“大沙汰”，将报纸变为以议论为主的报纸，“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对新闻类消息严加选择，“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从沙汰，以一旨归。其‘时事要闻’中，惟择其确有关系者，罗列一二。另特设‘特别要闻’一门，亦不常置。如获紧要军报于中国绝大关系等事，则尽前登列，间加按语”。这一系列动作，迅速提升了《苏报》的影响，投稿者“殆无虚日”。6月25日，《苏报》又发布告白，表示要对报纸再次进行改良，将栏目分为十门，又因为前次为突出议论，报中夹印二号字，占用篇幅，影响报纸容量，乃决定论说一律用四号字，但于议论精彩处用圆圈标识。一面继续突出评论的份量，增强报纸的战斗性，同时又扩大报纸的容量。
章士钊不仅自己在《苏报》上发表了一大批颇富战斗性的论说，而且组织了一批很有份量的革命论说，同时在“纪事”一栏中，加人了大量的“排满”、“满贼”等字样。他的盟弟张继、邹容也常到报馆协助他工作，选登革命文字。
章太炎十分支持章士钊等人，也将他的反满论说送交《苏报》发表。检阅此期的《苏报》，可以发现，最重要、最激烈的论文，大都是他们兄弟四人写的。
此期《苏报》的反满论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批驳保皇论，论证排满革命的合理性，指出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另一类就是直截了当地宣扬排满革命，字句露骨，极具煽动性。兹略举几篇文字，以明当时《苏报》言论激烈之状。
章太炎的《康有为》（6月1日），旨在批驳保皇党人的政治主张，指出保皇的路线已经落伍，并已成革命的障碍。文章说：“革命之宣告殆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万无可逃之前途。”
张继的《祝北京大学堂学生》（6月6日），鼓吹中央革命论，要北京的学生效法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学生，起来“杀皇帝”、“倒政府”。文章把中央革命看做走马下栏台，把地方革命看做由平地上高山，对孙文以及唐才常等人在南方发动的地方革命颇不以为然。文章说：“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公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也纳之学生、柏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树独立旗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
“北京学生诸君，诸君将追其迹，而照耀二十世纪之历史乎？为先人雪耻，而壮大吾汉人之生色乎？……望诸君自重，诸君壮胆，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1903年5月间秘密出版的两部鼓吹排满革命的巨著。为扩大这两部著作的影响，章士钊在《苏报》上对它们给予热烈推介。他发表《读＜革命军＞》一文介绍《革命军》，称所谓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脱奴隶主义的教育，而为国民主义的教育，“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将使之奴隶根性，永不可拔”。“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而就国民。
脱奴隶而就国民如何？曰革命”。邹容的《革命军》就是使国民脱奴隶而就国民的最好教科书，章士钊称，《革命军》一书，“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摒槽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圈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人海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针对《革命军》中浓烈的排满情绪，章士钊做了说明，他说，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而在中国，“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以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就是说，排满只是革命手段，并非革命目的，革命目的是“覆一切压制之策”。章士钊清醒地认识到假如“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灌输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侥幸集事，自相奴蓄，非酿成第二次革命不止”。
反满革命思潮初起时，革命党人大都注意反满，甚或以反满为革命之全部内容，章士钊能有此认识，难能可贵。章士钊做此解释，是担心不善读《革命军》的人只注意书中的反满思想，而忽视其中的建立民主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想。章士钊还将大文豪章太炎为《革命军》所作的序也刊载出来，以告知知识界，《革命军》得太炎之赞，非寻常著述。章士钊又介绍《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该书“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一作警钟棒喝”。并从该书中论述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文字，以《康有为与觉罗君汉字关系》为名刊载出来。该文说光绪与康有为不过相互利用而已，光绪在与那拉氏的权力斗争中，为保持权位，结外国人之欢心，才实行变法，而康有为正利用这一点才为光绪所用。文中大骂康有为以私而忘公，仅仅因为自己曾被光绪重用这点小恩小惠，就忘记光绪是汉族公敌。尤为大胆的是文中大骂光绪皇帝，说“载淞小丑，未辩寂麦”。这在皇帝名讳且不能提的时代，真可谓非法无圣，大逆不道之极了。这一时期的章士钊显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过他对无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只是用无政府主义来鼓吹排满革命，来鼓吹杀人、流血。他有一篇题为《杀人主义》的论说是这样说的：“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晓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几乎？"“此仇敌（指清政府）也，以五百万之妖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珍灭我同胞，蹂嗬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己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
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日断头台上，黄旗已招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章士钊激烈反满，虽有偏狭的民族情绪在起作用，但根本原因是他认为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是造成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的根源，清政府已成为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绊脚石。清政府对于维新变法、自立军起义、拒俄运动的镇压，足以证明，以和平途径来拯救民族危机，实是此路不通。当时保皇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当民族危机时，人民应与政府同心戮力，共同应付。他们说：这就好比乡村的财主，当强盗明火执仗来抢劫时，财主与其仆从、家丁、佃户，只有齐心协力，抵御外侮。倘无端内哄，则同室操戈，先已筋疲力尽，等群盗破门而人时，早已毫无抵抗能力，这岂非愚不可及？对这种说法，章士钊指出：
在保皇党人看来，所谓财主自然是指满清政府，而中国人民则是财主的仆从，这完全颠倒了主仆关系。中国的主人翁是中国国民，而清政府应当是国民的公仆。
可是，现在这个“公仆”不但不能尽公仆之天责，反以摧残辱戮人民为快，简直是最为无赖的内盗。要救国必须首先除掉这盘堂踞奥的内盗，不如此而叫嚷着抵御外侮，简直是“缚手足而与人斗”，怎能有取胜的希望？总之，自章士钊主笔《苏报》到7月7日该报被封禁，其间所发论说，几乎“篇篇谈革命，无日不反满”。“革命”、“杀人，'“流血”、“鞋子”、“贼满人，’、“游牧政府”、“辫发左社之丑类”、“杀满”、“杀尽胡儿”等词语，触目皆是。
《苏报》放言革命，高唱排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销量大增，不少论说被外地报刊如香港的《中国日报》、厦门的《鹭江报》转载。其激烈的言论在知识层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端恐慌，乃严命两江总督魏光煮办理此案。
由于《苏报》馆诸人在上海租界活动，魏光煮乃派候补道俞明19震从南京赴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去和租界当局交涉拘捕《苏报》诸人事宜。租界当局认为，《苏报》虽言论激烈，但并无实际的暴力革命的行动，照言论自由的规定，不能对《苏报》采取行动。经过一再交涉，租界工部局才采取行动。在此期间，蔡元培、吴稚晖、陈范等人早已闻风走避。透露消息的，就是奉命查办案的俞明震。俞明震是章士钊的恩师，其长子俞大纯，当时正在上海和章士钊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得知清政府将查办《苏报》而查办之员未定时，就积极活动谋得这一差事。他的目的就是保护革命党人，这一目的，即便在清政府内部也有人知晓。湖广总督端方就对魏光煮派俞明震去查办《苏报》深感不安，他曾致电魏光煮，说俞明震之子俞大纯本身就是革命党，要魏对俞明震多加提防。俞明震到上海后，即派俞大纯把吴稚晖找来，当面把清政府要逮捕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六人的命令拿给吴看，要吴通知其他人赶快逃跑。于是众人纷纷逃逸，惟章太炎坚持留在报社。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现在已经是第七次了！”等租界巡捕到报馆捕人时，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巡捕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捕捉章炳麟，那就是在下！”英勇就捕。邹容开始避居某处，后来章太炎从狱中写字条给他，要他到案自首。7月1日，邹容即遵命前往捕房自首。
章太炎、邹容人狱后，《苏报》在章士钊的主持下，继续出版。7月6日，又将章太炎在狱中写就的《狱中答新闻报》刊登出来。《苏报》的继续出版，让清吏十分惊慌。7月2日，端方致电魏光煮：“《苏报》主笔尚有一人漏网，必须速拿，不可松劲。”经过上海道袁树勋的交涉，租界当局在7月7日派警探前往《苏报》馆将大门钉封。
7月15日，清政府诉《苏报》馆和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一案，在上海租界会审公癖开审。当时，两江总督因奉旨，要将章、邹引渡到南京处理，必欲置二人于死地而后快，再三勒令上海道切实与各国领事交涉，务达目的而后已。为此，清吏一面暗派便衣500人，潜伏在会审公癖周围，企图将章、邹劫持到上海县城；一面继续外交交涉，在上海则派人与各国领事交涉，外务部又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交涉，意图引渡章、邹。几经交涉之后，俄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的公使都已同意将章、邹交由清政府处理，只有意大利公使坚持不能交出章、邹。眼看章、邹二人，要落人清政府之手，生命即将不保。正好此时，发生了“沈暮案”。
沈暮（1872一1903)，字愚溪，又字愚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是章士钊在长沙时就已结识的朋友。他曾参加湖南维新运动，维新失败后，又曾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潜往京津地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7月19日，因被人告密而被捕。他对清吏的指控供认不讳，说：“我以前是富有票（即自立军）,现在不止于富有票！”清吏不敢再问，即以自立军案定漱。按规矩，夏天不能处决犯人，所有犯人必须要在秋天处决，清廷急于处死沈暮，遂不走司法程序而直接派人在狱中用竹鞭将沈暮打死。行刑之日，狱卒数名，用竹鞭猛烈抽击沈暮，直打得血肉横飞，囚室内四处是点点血迹，斑斑肉末，惨烈无比。即便如此，沈暮都没死。最后，狱卒用绳子勒死沈暮。
沈暮案发生后，中外各报都以大量篇幅对此进行报道，清廷的惨酷暴露无遗。
舆论强烈反对将章太炎、邹容引渡给清政府处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租界当局不敢将章、邹引渡给清政府，只能在审讯后，将章邹关押在租界监狱。
《苏报》激烈鼓吹反满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清政府诉《苏报》与章太炎、邹容等“煽惑乱党，大逆不道”的官司，统称为“《苏报》案”。章士钊等人不顾身家命性命在《苏报》上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打破了内地言论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有力地推进了革命思潮的传播。此后，国内许多报纸继承《苏报》的做法，明知鼓吹革命，会被封禁，会有生命之虞，也毫不畏惧，勇敢地抨击清政府，鼓吹革命。而清政府对《苏报》与章太炎、邹容的诉讼，则使清政府颜面扫地：一个政府与自己的属民发生诉讼，竟然要在由外国人在华的租界法庭上进行，真是个笑话。
整个《苏报》案中，章士钊实为主犯，但他却得以逃脱。其原因首先是，章士钊当时在《苏报》上发表的论说用的都是化名，甚至根本就不署名，或是用“来稿”的名义发表，清吏根本不知道还有章士钊这样一个要犯。其次，查办《苏报》的正是他的老师俞明震，俞明震有意让涉案各人逃逸，当然更不会去用力挖掘出章士钊这样的未被清廷注意的要犯。
4．创设《国民日日报》，继续《苏报》事业逃脱文网之后，章士钊并未就此脱离革命队伍，而是以更大的热情继续革命活动。
8月7日，也就是在《苏报》被封禁之后一个月，他又与陈独秀、张继、何靡施等不畏强暴，迎难而上，在昌寿里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宣传革命，继续《苏报》的事业。由章士钊、陈独秀、张继任主编，由何靡施、苏曼殊等人担任撰述和助理编辑工作。这一时期的生活十分穷困。章士钊后来曾经这样描述那时的生活：“吾两人（即章士钊、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衣敝无以易，并亦无以瀚。一日晨起，吾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骇然曰：‘仲甫（陈独秀字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生活艰难如此。
和《苏报》相比，《国民日日报》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在继承《苏报》反满革命传统的同时，十分注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宣传，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二是，鉴于《苏报》言论过于激烈而遭封禁的教训，《国民日日报》的言论比《苏报》温和。
对于加强民主思想的宣传，作为主编的章士钊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该报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打出该报的旗帜：“将解说‘国民’二字，以晌我同胞。”他说，中国历史上，“上有僧越盗贼之习惯，其下有奴隶牛马之习惯”，由于人民没有“国民”意识，不明白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翁，而以当奴隶为本分，把统治者当作自己的主人。于是，三千年来，独夫民贼，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至于今日，中国人不但成了国内统治者的奴隶，又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奴隶，国辗转其已亡，人游嬉以待死。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为了唤起国民的自觉，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国民日日报》始终贯彻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专制主义这一中心方针。这类文章除该报的发刊词之外，还有《溉奴隶》、《说君》、《上海黑社会自序》、《皇帝纪年论》、《中国古代抑制君权之法》、《道统辨》、《奴隶狱序》等。其中，《溉奴隶》是《国民日日报》所有社论中篇幅最长，理论色彩最浓厚的一篇《溉奴隶》。这篇文章没有署名，但可以肯定是章士钊写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从历史、风俗、教育、学术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成为奴隶国度的原因。说中国历史是“独夫民贼普度世人超人奴隶之宝筏”，其实质就是专制统治者凭借武力迫使人民服从他们设立的种种奴隶规范。而当这种强迫历时既久，人民反而忘记了强迫，而自觉奉行专制统治者设立的种种奴隶规范，以当奴隶为本分，以反抗专制统治为大逆不道，形成“奴隶之风俗”；而所谓的教育也是教育人民怎样做合格的奴隶、做高等的奴隶，去帮助独夫民贼压迫人民，从而享有高等奴隶的“幸福生活”。而所谓的学术也就在专制统治者的淫威之下，成了服务专制统治的学术，用玄妙的言辞去粉饰专制统治，用所谓的学理去诊释专制统治者为民众设立的种种奴隶规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这种奴隶式的风俗、教育、学术又反过来使奴隶的出产益加丰盛，益加源源不断。文章说，中国四万万人，其中两万万妇女，历来被视为玩物，全是奴隶。两万万男子中，老幼有一万万，他们孤独无靠，附属他人，也是奴隶；余下的一万万青壮年中，又分为工、农、兵、商、读书、官吏、官吏的亲属、娟优、强盗等十六类，其中十五类全是奴隶，只有强盗不是奴隶。因为强盗无所隶属，出没于深林丛棘之中，打家劫舍、杀官焚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要是不幸被捕，则深信“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于死毫不介意。他要大家实行强盗主义，以武力反抗专制统治，冲决奴隶之网罗，恢复国民应有之权利。
《国民日日报》在注意加强民主思想的宣传的同时，也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反满革命的文字。比如《王船山史说申义》、《原叛》、《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等。这些文章虽没有《苏报》激烈，但在“苏报案”之后的言论界，仍然是十分大胆的。同时该报也充分发挥文学的功能，借文学来鼓吹革命。
自第一期起，就连载连横的白话章回体小说《南渡录演义》。该小说主要描述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北去之后备受虐辱的情形。由于女真人是满族祖先，小说的真实目的是借这一段历史为现实说法，鼓吹反满革命。如第一回“毛桃岗书生献策，注梁城金人纵谣”，第三回“责失言胡骑逼宫门，忍求和帝车临敌垒”，第七回“元帅府惨死朱后，安肃辛苦打钦宗”等等，都是描述女真人对汉人的残暴历史的。同时，又选录不少明末清初的掌故，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来宣扬种族意识。
该报又以大量的篇幅，登载当时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与“沈暮案”的有关情况，包括案件的发生、经过、审理、中外交涉、各国态度、各界反映等，介绍章太炎、邹容、沈暮的生平、志向、轶事，以及他们的朋友为他们写的诗文。所有这些，一方面，直接揭露了清政府对国内志士的残忍，对列强的卑躬屈膝的真实面目，宣扬沈暮、章太炎、邹容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对24唤起国民的革命意识，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都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间接地为反对将章太炎、邹容移交给清政府处理大造舆论，对于“苏报案”的最终处理发生了积极影响。
《国民日日报》发行后，风行一时，被称作《苏报》第二。它的革命宣传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惧。鉴于“苏报案”办理棘手，人犯引渡困难，清政府不敢再要求租界当局封禁该报，而是总想从发行上卡该报的脖子。它通令长江沿岸各地，严禁售阅该报，指斥该报“依然倡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要求各级地方官员，“示知商民，不准买看”，对邮寄或销售该报者，要一律“提究”。同时又由外务部行文税务总司，要求该司转知各邮政局所，不得收寄《国民日日报》（总税务司当时由以赫德为首的外国人控制，负责清政府海关税收的征收工作，各地的邮政事务由设在各海关的邮务处负责）。清政府的用心很清楚：《国民日日报》“各执事人等，半多为寒酸出身”，只要各地邮局不收寄该报，即可断绝该报的最主要的销售渠道，这班寒酸文人就无法把该报长期办下去。但总税务司不买账，说它只能命令各海关不得收寄封面写着“国民日日报”
的邮件，若封面未写此类字样，邮局很难一一拆检；它又向清政府建议：如此禁寄，防不胜防，最好是像对《苏报》一样，把《国民日日报》封禁，又把皮球踢给了清政府。清政府以封禁《苏报》引起了太多麻烦，不知再封禁《国民日日报》又会引出怎样的麻烦，一直不敢采取行动。可惜，后来日报内部，因经理部与编辑部就权限问题发生争吵，乃至发生诉讼，因此于12月1号停刊。
5．创立东大陆图书译印局，编印革命书籍在办《国民日日报》的同时，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宣传的影响，章士钊又创办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专门出版有分量的革命小册子。这个书局是当日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的秘密宣传机关，出版了许多重要的革命书籍，比如它就将赵声编写的《保国歌》（又名《歌保国》）印制了数十万份，秘密发送各地，“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习其词而流”。
其他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之类的小册子，亦翻印不少。
章士钊还亲自操刀为该书局编辑，撰写了一批很有分量的革命小册子，如：《苏报案纪事》、《沈暮》、《黄帝魂》、《孙逸仙》等。
《苏报案纪事》又名《癸卯大狱记》，是章士钊在《苏报》被封禁之后编辑出版的。该书将《苏报》上的重要论说二十余篇全部收人，以进一步扩大《苏报》上那些爆炸性言论的影响。章士钊为该书写序，介绍《苏报》的历史与《苏报》案发生的缘由，并说明其编辑该书之目的及体例：“《苏报》案者，永远之纪念物也，吾虑其事件之散佚，不足以供后起者之参考，故特以日记之法逐一纪之，而以大改良之日（即1903年6月1日《苏报》发布‘本报大改良’之告白，进行改良之日）为托始，……凡《苏报》之本论及各报之舆论，而凡有影响于本事件者，亦并及之。”其时，正当《苏报》案轰动中外之时，但由于《苏报》的发行量并不大，许多人尤其是内地人，对于朝廷何以要对《苏报》大兴问罪之师，对于《苏报》的激烈言论，并不了解，于是章士钊就编辑了这本书。借着《苏报》案的影响，《苏报案纪事》发行之后，大受人们欢迎，成为风行一时的革命读物，使一般人士对于《苏报》的言论及《苏报》案内情有所了解。
《沈暮》一书则是章士钊在他的朋友沈暮惨死后，满怀悲愤之情写下的。
沈暮之死，在辛亥革命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杨笃生的一首吊沈暮的诗，就揭示出了沈暮案与反满革命思潮蓬勃发展的关系。诗云：“沈暮之肉飞如雪，章、邹（指章太炎、邹容）之颈硬如铁。沈暮之血流如潮，逐胡之声愈以嚣。沈暮血肉随风靡，孕出多少革命鬼。大狱方兴尚未已，伪临朝武可危矣。”当时还在狱中的章太炎为《沈暮》一书作序，高度评价沈暮和沈暮案，称沈暮惨死一案教育了人民：“不镜于沈暮以自鞭策，是终身沦于幽谷。”章士钊此书详细地介绍沈暮案的来龙去脉，介绍沈暮的生平、志向、革命事业，说明清政府为什么又凭借什么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处死沈暮，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与残忍。通篇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书中说：“满洲之敢杀吾沈暮也，乃自恃其三百年窃国之权，对于四百兆为奴之种，而后杀之者也。吾同胞之徒见其杀之也，起而叫嚣、而搏跃而茫然不知其杀之以何故……则他日必因此而自死也无疑；”因此“吾同种对于满洲，不可一日不排”。这是章士钊撰写《沈暮》的根本目的所在。在书中，章士钊力辩沈暮“非宪政党，乃革命党也；非著述家，乃实行家”,称赞沈暮在内地进行革命，其勇气非一般人可比，“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而沈暮就是在内地实行革命之人。在谈及沈暮案的影响时，他称“沈暮之死，其震动人心较之日俄开战（指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尤当”,“自沈暮死后，而满政府之丑态呈露，大激动国民之脑筋，发议于各新闻杂志，以为今日可以无故杀一沈暮，则明日可以无故杀吾四万万同胞。……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开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希望国民通过沈暮案认识清政府的残酷本性，为自救起而革命。
《黄帝魂》是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行的革命小册子中，最重要的一本。该书的主要编者是黄藻。黄藻，字菊人，湖南善化人，曾参与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隐居上海，以卖文卖字为生。章士钊对于黄藻这个人以及他在1903年左右的生活，有生动的描述：黄藻“好饮酒，无人至，则独饮。好押邪游，无人偕，则不出。能写北碑，作小诗歌，无人唱和，往往高卧终日。喜谈革命，谈不能自休，时而骂人，时而流涕；无人可谈，辄寂寞自写文章，或抉择同时辈流之论文，以湘音讽之”。多年后，论到黄藻，章士钊还说他是“革命党之无名英雄，而古今来一唯己独伤之伤心人”。
1903年春，章士钊由南京退学跑到上海参加革命，就结识了黄藻这位寂寞的老革命分子。那时章士钊与黄藻住对门，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则大谈革命，而且两人的意见也“八九从同”。章士钊要办一个译印革命书籍的书局，黄藻就为该书局起名“东大陆图书译印局”。那时，市面上流传着一本梁启超编辑的《中国魂》，该书收集了梁启超等人发表在《清议报》上鼓吹君主立宪的政论数篇。极端主张排满革命的黄藻见到《中国魂》之后，大骂梁启超丧失民族意识，说《中国魂》内容“腐败杂驳，虽为之上穷碧落，下黄泉，亦不知彼之所谓国魂安在也”。认为该书所鼓吹只是“满洲魂”而非“中国魂”，将使中国人丧失民族意识，安心当满洲人的奴隶。为反击梁启超的《中国魂》，他收集了一大堆当时革命分子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的鼓吹排满革命的论文，编辑成册，欲“使全国人皆有魂，使全国人人皆有其肇祖元胎继继绳绳之魂”。这就是后来以编辑者“黄帝子孙之一个人”、撰写者“黄帝子孙之多数人”的名义出版的《黄帝魂》。该书选稿“范围取其广，议论取其刻，而本旨不离乎排满者为合格”，收罗了此前发表在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香港《中国日报》、中国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如《国民报》、《游学译编》、《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上面的重要反满革命的论文，并从业已出版的革命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中节取重要片断，独立成文，一并收人，总共收罗重要的反满言论共45篇。该书集当时著名的革命言论之大成，一册在握，数十篇已经停刊或被禁的革命文字都在其中，是1903年革命宣传的画龙点睛之作，是当时流传最为广泛的革命宣传品。章士钊直接参与《黄帝魂》的编辑工作，不少篇章都是他和黄藻共同商定后选人《黄帝魂》的。
比如其中的第十三篇《义和团与中国之关系》一文，就是章士钊和黄藻两人力排众议选人的。该文推崇义和团，说义和团“唱灭洋之义，率无学之徒，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无可忍，故悍然冒万死、出万难，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
义和团虽然失败，但它在无数国民之中播下了独立的种子，是中国富强之根所在。
这与当时思想界普遍对义和团所持的否定态度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几十年后，章士钊仍然说，《黄帝魂》一书选录了这篇对义和团持颂扬态度的文章，是其突出特点，并对自己与黄藻独违众意，坚持选录此文，十分自得。众所周知，义和团打出的旗帜是“扶清灭洋”，极端主张排满革命的章士钊、黄藻大力推崇义和团的排外，但却对义编译的书和团的“扶清”熟视无睹，不可谓不矛盾。当时中国面对两种民族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国内的民族矛盾，尤其是满族与汉族的矛盾，章士钊等人的矛盾实质就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侵、争取民族独立与解决国内民族矛盾之间，有点狼顾失措。《孙逸仙》是章士钊编译，并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行的一本重要著作。谈到辛亥革命史，说到孙中山这一名字的来历，都不能不说到这本书。
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邹容既结义，共约推翻满清政府，兄弟四人经常一起畅谈革命大计，邹容更常到章士钊的住所畅谈，“每午夜不去”。有一天，他突然问章士钊：“大哥（指章太炎）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我有《革命军》，博泉（即张继）也著有《无政府主义》，你有什么著作？”这让章士钊十分惭愧。不久以后，即1903年8月，他利用在江南陆师学堂学到的一点日文知识，将日本人宫崎滔天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孙逸仙》一书，以黄中黄的笔名出版。
当时海内革命思想风起云涌，但由于以孙逸仙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忽视革命宣传，人们对孙逸仙的理想、抱负与革命事迹缺乏了解。清政府长期丑化孙逸仙，在有关的文书中把孙文写成“孙汝”，把他描绘成青面撩牙的江洋大盗。受此影响，国内人士大都把孙看做海贼一类的人物。当时积聚在上海的众多革命志士中，只有秦力山、王慕陶等几个人了解孙文。章士钊在编译《孙逸仙》之前，对孙的了解“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汝，不多几许”。有一天，他在友人王慕陶处见到孙给王写的信，章士钊见该信“字迹雄伟”、“意态横绝”，大为惊叹，心想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江洋大盗写的东西。亦惊亦惑的章士钊，即请王介绍孙逸仙的出身、经历、思想、抱负、革命方略。王即就其所知向他作了详细介绍，并送给他一本宫崎滔天的新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要他仔细阅读。读完《三十三年落花梦》之后，章士钊对孙逸仙有了更深的了解，不敢再将孙视为草泽英雄，而起心悦诚服之意。他感到有必要向国人介绍孙逸仙，乃以《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结合王慕陶介绍的有关情况，编译了《孙逸仙》一书。
该书第一次以中文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孙逸仙的革命历史、思想与抱负，向国人说明：孙逸仙并不是清政府所称的海贼，也非一般人所认为的绿林好汉，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抱负的思想家，是一位出生人死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英雄，是一位在举国昏昏、醉生梦死之时，独为前驱的革命先驱。书中除介绍孙逸仙的出生、经历、革命事迹外，还介绍其革命思想、革命理想，比如宫崎滔天要孙氏介绍其革命宗旨与手段，孙氏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共和非唾手可得，非经过革命不可，而国人的反满情绪正可作唤起革命之手段。针对“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言论，孙氏指出，中国有共和的传统，“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这正可作为共和政治的文化基础。孙更进一步指出，共和政治不仅适合中国，而且可以避免革命之后出现军阀混战、争夺政权的混乱局面，“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之国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观支那古来之历史，凡国经一次扰乱，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无辜之民为之受祸者不知几许。
其所以然者，皆由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故各穷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避祸之法就是革命之后，行共和之政。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孙逸仙的共和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正是孙逸仙与历史上的造反者根本不同之处。章士钊在行文中，特地称许孙氏的思想与识见，“彼何其思想之高尚，识见之卓拔，抱负之远大，情念之切实。我国人士如彼者，果有几人？其人诚亚东之珍宝，而其言诚革命之律吕哉”。孙逸仙的民主革命思想，使章士钊对孙逸仙心悦诚服。
章士钊对孙逸仙评价极高，他在“自序”中称孙逸仙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又说，“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孙逸仙与中国之关系，当视为克虏伯炮弹，成一联属词，而后不悖此书之旨”。章太炎为此书题词：“索虏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断其隘，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这就说，被人们视为“海贼”的孙逸仙，其功业将超过郑成功、洪秀全，而成为中国的新领袖。秦力山也为该书作序，肯定了章士钊编译的书，准确地表现了孙逸仙这位革命先驱，“读中黄之书（章士钊用‘黄中黄’的笔名编译该书），与吾眼中耳中之孙逸仙，其神靡不肖”。该书出版后，立即风行全国，人人争看，成了鼓吹革命的重要著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于孙逸仙的不良看法，对此后孙逸仙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同盟会领导体制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孙逸仙流亡日本时，为了秘密工作的方便起见，改名为“中山樵”。章士钊因日语水平有限，贸然将中山作为孙逸仙的名而与其姓孙连缀成孙中山。从此，孙中山一名就流传开来，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这一名字也就定型，而孙先生也默认了这一名字。这是一段颇为有趣的革命掌故。
6．为革命入监狱
1903年，是国内革命思潮蓬勃发展的关键年份。在这一过程中，章士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主编的《苏报》、《国民日日报》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两家革命报纸，他创办的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了不少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他自己也发表了许多激烈的革命论文，编写了不少很有影响的小册子。所以后来孙中山说“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
确实，这时的章士钊是一个能使“万山皆响”的革命宣传家。不过，他不仅是一个“宣传家”，还是一个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的“实行家”。
1903年6月，著名革命家黄兴从东京回到上海。黄兴这次回国，是想策动湖南的哥老会，发动武装起义。他在上海待了一个多月，联络革命同志，筹措活动经费。其时，章士钊全副精力都在《苏报》上，与黄兴并不经常见面。到7月，《苏报》被封禁后，章士钊即开始着手实际的革命工作。首先，就是如何筹款的问题。经过再三商议，黄兴决定带章士钊去泰兴拜访龙璋，然后到南京去拜访魏肇文。
龙璋，字砚仙，又字研仙，湖南枚县人，光绪举人，1903年时任江苏泰兴县令。其父龙湛霖，曾任刑部侍郎，当时退居长沙，是地方上极有声望的绅士。
他弟弟龙级瑞，当时随其父居长沙。龙家当时是湖南很有势力的家族，龙璋、龙级瑞兄弟对革命事业多有赞助。1944年，章士钊在重庆见到多年未见年已七十的龙级瑞，曾为他写了一篇寿序，称颂龙氏兄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这次，黄兴、章士钊二人去拜访龙璋，找他筹款，龙璋给了他们一笔钱，并且把他在办案时，抄获的一大批假洋角子交给他们，说：“这是我查办盗窃案时没收的赃物，革命时期，或许能够用得上。”后来，黄兴与章士钊就把这一批假洋角子，从泰兴运到上海。
魏肇文，湖南邵阳人，是时任两江总督魏光煮的三子，当时刚从日本归国。
1902年，还在日本留学时，魏肇文就结识了黄兴、张孝准、杨笃生等一批革命分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且参与发起湖南留日学生组织的“游学译编社”，是其中的骨干分子。由于他出身于达官之家，又主张革命，所以他就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财源。
他们由南京回上海后，黄兴即应胡元佚之邀回长沙明德学堂教书，同时进行革命工作，章士钊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03年秋，章士钊离开《国民日日报》。他曾秘密返回南京，在北极阁召集南京各校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发表公开演说，“极论革命”。事前，章士钊曾就此与他的同学、著名革命家赵声商议，赵声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不会有实效，只会招致清吏的忌惮，不利于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开展。正如赵声所预料，章士钊召集学生，公开鼓吹革命的当晚，此事即被南京地方绅士缪荃荪发觉。缪立即向官府通风报信。于是，官府马上出动捕快赴北极阁捕人，章士钊等闻讯逃遁。
逃脱追捕后，章士钊回到长沙，参与华兴会的创建工作。原来，黄兴回长沙后，就秘密策划武装起义。1903年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是黄兴的30岁生日，他的朋友们在保甲局巷彭渊询家准备两桌酒菜，借过生日的名义召集秘密会议。是日到会的有黄兴、章士钊、张继、刘樱一、宋教仁、陈天华、苏曼殊、杨笃生、徐佛苏等20余人。席间，经过商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
当时，湖南正在大兴矿业，为避免当局的注意，华兴会采用办矿名义，取名为华兴公司，标明以“兴办矿业”为职志，对外声称要集股百万，作为“开矿资本”。
其实，所谓“矿业”就是“革命”,“人股”就是“人会”，股票就是会员证。
当时还提出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乍听起来，这两句话，好像是谈生意经，其实含着扑灭满清的意思。
此后，黄兴、刘樱一等纷纷变卖家产，筹集革命经费，并积华兴会部分成员1905年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后排左一为章士钊。
极联络会党，准备1904年11月16日（在甲辰十月初十日），西太后生日那一天给她送上生日礼物―在长沙一带组织武装起义。而章士钊、杨笃生则受派返回上海，组织秘密机关，购买枪支弹药，联络上海、南京、东京等地的革命同志，接应长沙的起义。回沪后，章士钊除继续革命宣传工作外，又租赁四处地方作为招待所。这四处招待所，一在余庆里；一在梅福里；另两所在昌寿里。
当时革命党人都风闻，黄兴等将在长沙组织大规模起义，乃渐次到上海会合，章士钊租赁的几个招待所就是用来招待这一班革命同志的。由于同志越聚越多，各招待所几乎人满为患。1904年夏，黄兴从长沙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密商起义计划时，就住在昌寿里的招待所。一天晚上，革命党人的秘密会议开完之后，与会各人渐次散去，密室之中只留下黄兴与章士钊两人。黄兴拿出他新买的手枪来，与章士钊一起“相与摩掌”。突然，“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章士钊的头皮扬声飞过。把章、黄二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再看那子弹，已直突人窗权，深达寸许。
1904年春，华兴会鉴于会众众多，谋事难以机密，决定组织内层机构。在湖南设立同仇会，专以联络会党，在上海则组织爱国协会，负责组织暗杀活动。
爱国协会由杨笃生和章士钊任正副会长，成员有蔡元培、陈独秀、蔡愕等。几十年后，章士钊对蔡愕人会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说蔡愕参加爱国协会那天，“戎服花盟，佩剑锵然，其持态严肃，为吾六十年来永矢勿援之印象”。杨笃生，号叔壬，后易名为守仁，湖南长沙人。早年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致力于维新运动，后参加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他转向革命。1903年撰成《新湖南》一书，鼓吹反满革命。他受俄国虚无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醉心于暗杀活动。1903年，当其还在日本留学时，就曾与黄兴等人组织暗杀团，并亲自在横滨研制炸药，研究爆炸技术。当杨笃生受派与章士钊一同到上海组织秘密机关时，他就决定组织暗杀活动，并在余庆里革命党的招待所内，又着手试制炸药。
1904年10月下旬，黄兴等长沙组织的起义，因谋事不周，被清政府探知，黄兴遭追捕。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黄兴逃到上海。抵达上海后，黄兴住在余庆里。11月7日，黄兴又召集杨笃生、章士钊、张继、陈天华、仇亮、仇鳌、彭渊J向、徐佛苏、王慕陶、苏鹏、方表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开会，决定运动长江中下游的学界和军队，组织武装起义。很快，革命形势有了重大的发展，正在这时，11月20日，住在余庆里的革命党人ro多人，被租界当局一网打尽，全部被捕下狱。黄兴等人原定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计划，也全被打乱。这件事，章士钊负有重大责任。这一不幸事件，还得从万福华刺杀王之春谈起。
万福华，安徽人，“愤满清压迫，久蓄革命志”。据章士钊记述，万福华“浓眉大眼，语音重浊，一望知为朴实干练两擅胜场之人”。1904年8月，户部侍郎铁良从北京南下。铁良是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也是许多革命志士必欲取其项上人头的对象。一闻他要南下，万福华就向章士钊推荐枪手，说愿意与另外一个枪手先期在南京下关潜伏，等铁良仓皇下船之际，将其击毙，要章士钊为他安排相关事宜。另外一个枪手就是易本羲，这是个短小精悍的湖南少年。章士钊对万福华十分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听说他想刺杀铁良，就与俞大纯一起筹划，他们对于资金调度、所需各项物资、枪手的鞋帽服装、潜伏地点、出人路线、接应办法等，都作了安排。
但是，这一计划很快被两江总督李兴锐的孙子李茂祯发觉。李兴锐，湖南浏阳人，以军功起家，中年丧子，只有两个孙子随侍。两个孙子，一是李茂祯，另一是李春熙，俱少俊而有才略，他们二人也是革命党人的重要财源，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其中，李茂祯与章士钊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得知章士钊等人的计划后，就急忙去找章士钊与俞大纯，苦口劝阻他们不要在他祖父任职之地发此大难。说，如果章士钊等人执意要在南京刺杀铁良，不仅会妨碍他祖父的前程，而且革命党在南京现有的诸般有利条件，如筹款、交通等方面的方便将付诸流水。
章士钊、俞大纯连夜邀集万福华商议是否继续执行暗杀计划，“讨议终夜，反复莫决”。直到黎明时分，才痛下决心，放弃计划。
暗杀铁良的计划中止后，万福华又图谋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王之春，湖南衡阳人，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后人，曾为曾国藩幕僚，颇得曾氏赏识。光绪十七年署理广东布政使时曾接待来华游历的俄国沙皇世子尼古拉二世。
因这层关系，光绪二十四年，受派出使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逝世，并贺尼古拉二世继位。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王氏乃有借俄国之力以制衡日本的想法，与当朝权要李鸿章的联俄主张甚为合拍。回国后，曾任四川布政使、广西巡抚。
在广西巡抚任上，据传其曾谋以路矿之利与法越殖民当局交易，请其派兵镇压内乱，引发国内的“拒法运动”，爱国人士要求罢免王之春。清廷乃于1903年闰五月罢免王之春。王氏落职后居上海。王氏本遭人嫉恨，尚不知自爱，到沪后，又不甘寂寞，鼓吹联俄制日。其时，日俄战争已开，革命党人认为日、俄乃一丘之貉，联俄制日，无稽之谈；且革命党人估计，日俄之战，日本胜算较大，此时若果联俄，将来战争结束，日本挟战胜之势，必对联俄的中国不利。革命党人认为，欲使联俄之说中止，必先除去王之春。因此，当刺杀铁良的计划被放弃后，王之春就成了革命党人的下一个目标。与万福华一起执行暗杀任务的是陈自新。
当时蔡元培在上海办有一所中学，章士钊与刘师培、林少泉（即林白水）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陈自新就是这所中学的学生，刘、林二人十分赏识陈，屡次向章士钊推荐陈，说陈有荆车可、聂政之志，愿听章士钊的指挥。章士钊对此一直将信将疑。万福华自结识章士钊后，就有机会结识当时的著名革命党人，刘师培、林少泉也就在其列。刘、林又向万隆重推荐陈自新。于是，在刘、林二人的策划之下，决定在一家叫金香谷的西餐馆刺杀王之春。事前，他们以王的朋友吴保初（后来成为章士钊的岳父）的名义，给王发一信，邀王到金香谷二楼会面。由陈自新先期埋伏在二楼，执行刺杀任务，约定只要见王上楼，马上就开枪将其击毙。
同时，为防万一，由万福华守候在楼下，一旦楼上行刺失败，王必下楼逃命，万即在楼下狙击。但当时万、陈二人只有一支枪，而且是为前次准备刺杀铁良时准备的，好久都不曾用过，究竟好用不好用，都还不知道。正好章士钊为防身起见，新买了一支枪，于是在刘、林二人的要求下，他把新枪交给陈自新，而万福华则持旧枪。事先约定的那一天，1904年11月19日，陈、万都按事前的计划埋伏。
埋伏在楼下的万福华，坐在餐桌边，两眼紧张地向外搜寻。果然，王之春准时来了。万福华眼见王之春的马车来到了餐馆门口，又见王在随从的搀扶下，走下马车，大摇大摆地走上二楼。王上楼后，万福华即走到楼梯口。万福华虽刚毅木呐，极能自镇，此时心也沙呼呼乱跳，一双耳朵都竖了起来，谛听楼上的动静。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万福华并没有听到预期的枪声，却见王之春带着仆从急匆匆地从楼上往下蹿。当时的情形，可谓间不容发，容不得万福华多想，他当即一声断喝：
“击死卖国贼！”一个箭步，拦住王之春的去路，拔出手枪，对准了就开枪。可是，连抠了几次扳机，却并未闻枪响，也不见王之春倒下。王之春和万福华，都慌了手脚，直愣愣地看着对方，不知所措，围观者也莫名其妙。正相持间，租界的巡捕出现，不由分说，将万福华逮捕起来。暗杀活动又一次失败。
这次暗杀活动的失败，问题出在陈自新身上。王之春上楼后，执行刺杀任务的陈自新，并没有向他开枪，相反却出卖了暗杀计划。王乃急忙外逃。而在楼下担任狙击任务的万福华，阴差阳错，居然连保险都没打开，就拔枪射击。
11月20日，章士钊因自己也参与策划此次刺杀活动，担心因刺王失败而累及当时华兴会正在策划的长江中下游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乃背着同志，偷偷去租界巡捕房探望万福华，以“一商对簿时如何立辞”。结果，他自己应对捕房的盘问时露出马脚。巡捕问他住何处，他说住余庆里8号，结果泄露了革命党的秘密机关。那时，章士钊住在东大陆图书译印局，那里藏有《革命军》、《黄帝魂》等大量革命书籍。同时，他在余庆里8号机关内章陶严的房子里有一张床，以便与住在那里的革命人交谈联络。他要说住东大陆图书译印局，或许问题不大，因为租界当局对于激烈言论并不会认真查办。而余庆里则不同，那里不仅有大量的革命同志，而且藏有武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房客与暗杀案有关。章士钊被扣留，英租界巡捕房即派包打听一人、印度巡捕4人去余庆里8号核查。
其时，苏鹏等正在机关内，但并不知章士钊已被扣留。包打听问，“章士钊是否住在此处？”苏鹏见是巡捕房的人，心知不妙，以为是巡捕房想知道章士钊的行迹，要搜捕他，即称：“这里没有这个人。”包打听等甚为奇怪，即带苏鹏到巡捕房对质。巡捕问章士钊，“你说你住在余庆里8号，他说你没住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苏鹏见到章士钊，异常吃惊，大声责备章士钊为何逛言，“你明明住在东大陆图书译印局，为何说是余庆里”？章士钊有苦说不出，直向苏鹏使眼色，说，“老兄，你怎么不认账，我在余庆里不是有床位么？说住在那里，又何妨”？巡捕即押苏鹏回余庆里搜查章士钊的房子。章陶严正在屋内。巡捕即要搜查卧室。卧室内并无违禁之物，但章陶严没有“斗争经验”，起身阻拦搜捕。
巡捕认为余庆里8号有重大嫌疑，乃将大门封闭，翻箱倒柜地将余庆里8号搜了个底朝天，果然搜出了大量的违禁物品，其中有革命党人的名册、制作炸弹的资料、手枪、手弹、刀剑，此外还有大量的假洋毫子，还有一个鼓风炉。这些假币就是当初龙璋给他们的，而鼓风炉则是杨笃生等人试制假币的工具。这还了得，不仅有武器，而且有假币，案情重大。巡捕即将在余庆里的一干革命党人如徐佛苏、章陶严、苏鹏、薛大可、方表、周素铿等全部抓获。正出门间，外面又进来一拨人，也一并被捕。原来，那一天，张继外出邀请新近担任江西新军统领的郭人漳到余庆里，与各革命同志见面，郭带上随从随张继赴余庆里，途中又碰上黄兴，张继遂要他乘同一马车回家。于是他们就全被设伏的巡捕逮捕。其他的人如刘樱一等晚归，见门前狼藉一遍，皆过门不人，得以逃脱。郭人漳，湖南湘潭人，系湘军大将郭松林之子，郭人漳与革命党人黄兴、赵声等有旧，此次来上海采购军火，顺便拜访黄兴等人，结果一并被捕。
此案非同《苏报》案，在租界当局看来，《苏报》案是言论案件，按照言论自由的原则，租界当局本不愿意究办《苏报》案诸人，而此次案件，不但涉及暗杀，而且涉及假币，巡捕房比较重视。
狱中的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顿只有一碗饭，下饭的菜就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粒盐水豆，白菜数根。几乎顿顿如此，一周才能吃上一次牛肉、一次咸鱼，算是改善生活了。那盛饭的铁饭盆，黑乎乎的，让人见后直想呕。苏鹏曾记载狱中生活：“各人给一冰铁盂，以供餐粥。其盂不知经几何岁月，外作灰黝色，若在狱外，见之当作三日呕。同人等皆面面相觑，不肯食。惟庆午（即黄兴）视若平常，捧之大喝大嚼。庆午食量本宏，罄一盂，问人人曰：‘君等不食乎？’又罄一盂，连举三盂。余人见之，皆破颜为笑曰：‘庆午真可人也。’……诸人以身限缥继，皆锁眉燮额，庆午则履险若夷，谈笑自若。”终日不得一饱，饿得急，狱友们就大谈暨臀经，干过嘴瘾。后来出狱后，同志们猛吃猛喝，吃坏肚子的不少。至于晚间睡觉，条件亦苦，苏鹏回忆称，“时届冬令，月白霜严”，狱方只给一张破毯子，狱中人晚上睡觉皆“蜷缩如谓”。而这毯子上虱子如麻，晚间睡觉就算是喂虱子了。白天放风，一大乐事就是捉虱子，看谁捉得多。狱中生活虽苦，但同志们在一个监狱中，也有消遣的办法，谈暨臀经、捉虱子自然是消磨时光的招数，有时狱友们还来点赌博，赌注是咸水豆，苏鹏记其事称，“狱中唯壁徒四立，内外又信息不通，实无术以遣此有涯之生。乃将佐食之蚕豆节余数粒，以供拇战之需。赌约：每胜十筹者，得蚕豆一粒”。狱友有时还开点带荤的玩笑。
黄兴即拿章勤士开玩笑，“吾辈唯汝最稚，何年将满二十耶？亦曾几度亲美人芳泽乎？”章勤士还急了，将他的“艳遇”一五一十地抖落出来，惹得狱中同志倾倒一片。有一天，狱中同志，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消磨着难挨的时光。突然间，话题到了出狱之后的打算。章士钊说，他打算出狱之后到西湖边去开一月牛肉店，学汉代的司马相如携美人卖食佐读。人狱诸人中，黄兴首先于11月23日出狱，在狱中总共呆了三天。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即是清政府悬赏海捕的要犯，清政府悬赏5000元缉拿黄兴。当会审之时，黄兴伪称自己叫李寿芝，是郭人漳的随员。这时，江西巡抚夏之时，闻知郭人漳被捕，电谕上海道袁树训，向租界交涉，保释郭人漳出狱。既然是巡抚大人来电，郭确系江西新军统领，租界当局马上就将郭开释。黄兴因是和郭人漳一起被捕，也就以郭的随员的名义，一起出狱。
黄兴出狱后，马上组织营救狱中同志，一面募集款项，一面托人保释。各处革命党人纷纷筹集资金，聘请律师为狱中同志辩护。经多方营救，在经过几次审讯后，租界当局以证据不足，将章士钊等人开释，主犯万福华被处十年监禁。40天的牢狱生活之后，章士钊等人终于重获自由。狱友们出狱后，赶紧沐浴，找地方大快朵颐，章士钊则有其相好，“接居香巢，浴以芳泽，衣以文锦，软语温存，过其似蜜非蜜之生活”。惹得一同出狱的同志们好一番羡慕。接章士钊去的，是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妓女李苹香。
李苹香，据称原名黄碧漪，安徽人，祖上为安徽望族，到她父辈时家道中落，她随母亲流落上海，受人欺骗，沦落青楼。但她从小读诗书，能写诗词，很快就在上海滩闯出名堂，一时风流文人皆知有所谓诗妓李苹香者，名士冒鹤亭、李叔同等均曾与李苹香有一度情缘。章士钊何时得李苹香芳心，尚待细究，不过，章士钊在狱中说，将来出狱后要学司马相如携美人去西湖卖牛肉，这美人恐就是李苹香。后来，章士钊还曾化名“烁镂十一郎”写了一部《李苹香》，根据李苹香的口述，为她写了一部传记，李苹香旧相好李叔同为该书作序。此后，章士钊赴东赢留学，此番情缘未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