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甲寅》奋笔谈时政储启民志佼期会
1．创办《甲寅》月刊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在南方控制着安徽、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军政实权，有一定的实力。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失去对南方四省的控制，军政实力丧失殆尽。袁世凯在国内穷索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二次革命的诸人以及支持二次革命的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均受通缉，章士钊亦在其列。国内既无容身之处，被通缉诸人绝大部分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流亡日本。
国民党在南方的军政实力被扫荡殆尽后，国内的民主势力失去了后盾。1913年11月4日，也就是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不到一个月，袁世凯为阻止国会通过不利于他的正式宪法，借口国民党本部以及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使国会无法凑齐法定人数，陷于瘫痪。1914年1月ro日，袁世凯又诬称国会为“暴民”把持，酿成“暴民专制”，妨碍他袁世凯施展雄才大略，下令解散国会。同年2月，又先后解散各级地方自治机构和各省议会。5月，通过所谓的约法会议，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大加篡改，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这就是人称的“袁记约法”。它给予袁世凯以专制君主般的权力。以后袁世凯又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组，大力强化中央集权。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专制集权理论，泛滥成灾。于是，国民党在国内无容身之处，原来拥袁的进步党也受到打击，失去了合法的活动地盘。一时间，袁世凯志得意满，毒焰四发，不仅大力迫害国内的民主力量，大肆进行专制集权活动，而且对流亡国外的革命党人也进行分化拉拢，企图将革命党之残枝余叶一扫而空。
由于党人大多数是仓促出逃，身上没有带什么钱，逃亡海外之后，生活十分艰难。转眼之间就到冬季，衣食无着的党人日子更是难熬。有的人只得向自己熟悉的官费留学生借点钱，买红薯充饥；有的人走投无路之际，只得去当苦力。生活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黑暗的时局，许多党人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情绪开始滋长蔓延。有人认为，二次革命之前，国民党有数省地盘，有千万之款可以筹集，有十万之兵可用，尚不能对抗袁世凯；现在一败涂地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用来革袁世凯之命的资本？因此，灰心之余，他们就不再过问政治。又有人认为袁世凯现在气焰嚣张，其锋不可犯，只有与之虚与委蛇，徐图补救。还有人则对袁世凯心存幻想。更多人则认为应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未来的行动方针。在这两个问题上，革命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之间有重大的分歧。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是国民党组织涣散，思想不统一，尤其是党员不服从他的命令。所以他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所有人党的人都要按手印，并发誓牺牲一切“附从孙先生”。而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党的不统一，而是革命党战争准备不足；对孙中山另组新党，并要求人党者按手印并宣誓“附从孙先生”的做法不满，说这种关门主义的作法，不利于团结广大反袁志士，而且这种做法本质上与袁世凯的专制并无二样，主张就原有的国民党加以整顿扩充。在对形势与未来行动方针的看法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气焰嚣张，但实则内外交困，而革命党则仍有很大的实力，所以他主张积极进行暴力革命，这样一两年内，形势必大有改观。黄兴则认为，国民党新败，袁世凯正是气焰嚣张之时，国内人民对袁世凯的野心尚无觉悟，盲动只会给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他主张从长远着手，一是要组织宣传机关，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打破袁世凯的专制集权理论，唤醒国内民众；二是广泛联络各派反对专制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政治力量；三是培训革命志士，尤其是要培养出一批具有一定政治、法律专门知识的人才。等将来袁世凯的野心暴露无遗，人心思变，国内人民怀念革命党之时，革命党既联络了广泛的反袁力量，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并非难事，而且革命成功之后，有一批专门的建设人才。由于孙、黄的分歧，国民党就分裂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与黄兴领导的欧事研究会。
袁世凯利用国民党的分裂，一面大造孙、黄分家的谣言，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一面派出密探，携巨款到日本，竭力收买革命党人，又让各革命党人在京的朋友给他们写信，劝他们归顺袁氏。
正是在袁世凯气焰嚣张，专制集权有增无减，国内民主势力遭到沉重打击，革命党发生严重分化，人心极其苦闷，悲观失望情绪蔓延之时，章士钊在黄兴的支持下创办了《甲寅》月刊。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的同时，胡汉民等人曾计划创办一个刊物，从事反袁宣传。由于章士钊在《民立报》和《独立周报》上的卓越表现，由于章士钊是当时革命阵营中少有的对西方法律政治思想有见解的人，也由于他在孙、黄两大革命领袖之间，立场比较中立，所以胡汉民等人就想请章士钊出任主编。为此，胡汉民等屡请黄兴为之说项。黄兴曾数次请章士钊担任此事。但章士钊鉴于自己主笔《民立报》时，曾因主张与同盟会不一，遭激烈分子攻击的故事，不愿再一次与激烈分子合作。后来，胡汉民、黄兴等又向章士钊保证，反袁的刊物组织起来以后，他们会设法防止激烈分子攻击他。从黄兴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当日情形：“昨晚劲襄兄来云：‘杂志之事，汉民兄等，仍要求兄主任其事。未经承诺，殊为悬悬。’弟思袁氏作恶已极，必不能久于其位，兄此刻出为收拾人心之举，亦不为早。至组织后，如最激烈分子，当设法使其不债事，劲襄亦言及此。如何之处，乞示知。不胜盼祷。”
即便如此，章士钊也不同意合作。
在拒绝胡汉民等人的邀请之后，章士钊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月刊。那年是农历甲寅年，也就是虎年，章士钊一时想不出该为杂志起一个什么名字，就干脆用“甲寅”作为名字，而刊物则画上一只虎，英文名字则叫TheTiger，所以《甲寅》月刊有“老虎杂志”之称。《甲寅》月刊时期，是章士钊一生中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甲寅》杂志主旨是反袁。但与一般的反袁刊物不一样，《甲寅》不是进行简单的政治攻击，而注意从学理上阐述有关问题。章士钊明确提出该刊的宗旨：“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曰商榷。……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甲寅》言论并不激烈，以“徐徐精启民志”为职志，前几期着力从理论上探讨共和政治的根本精神、共和政治是否适合于中国、能否救中国之危亡、如何看待民初共和政治失败、怎样才能在中国建立共和政治等困扰人们的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色彩；而对时局的批评，反居于次要地位。后来，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日渐显露，该刊加强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但也是注重从学理上分析专制集权理论的谬误，以及实行专制集权必然会带来的恶果，并不是简单的谩骂。
《甲寅》一发行，就深受好学深思之士的欢迎，“风行一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蒋智由称《甲寅》杂志“翁然称于国人”；黄远庸致函给章士钊称，“今日号称以言论救国者惟足下能副其实”；杨怀中称章士钊在《甲寅》上发表的议论“大有所见”。章士钊在该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文，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一些文章后来还被选人国文教科书。时隔多年后，当年的一些青年人还能背诵出他的一些文章。著名学者金岳霖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说，1949年后，他有一次在北京的午门碰到章士钊，对章士钊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
胡适说，近代中国有三个刊物可以代表三个时期，这三个刊物是《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而次于这三个刊物，虽不足代表一个时期，但也有很大影响的刊物有两个，即《民士卧和《甲寅》。他的这一评判很有道理。应该说《甲寅》是中国思想界从民初那一场民主政治试验失败的反省中，逐步走向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中介。从《甲寅》的作者群看，其作者除章士钊外，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易白沙、高一涵、张东荪、李剑农等。这些人大多是后来《新青年》杂志的重要骨干。从该刊的特色看，当时批判袁世凯集团的专制独裁理论，捍卫民主政治的价值，总结民元、民二间民主政治试验的经验教训，检讨民元民二间政治理论的失误，进一步探索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首要课题。《甲寅》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开展讨论。常乃德在其《中国思想小史》中说，“《甲寅》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他谈的政治与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的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这就是《甲寅》对于当时的贡献”。
《甲寅》第一期出版后，发生了一件事，让章士钊庆幸自己没有和胡汉民等人合作。该刊第一期有一则“时评”批评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新闻条例”，反对干涉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其中涉及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报律”:“条例既颁，闻其条数甚多，较前南京政府所颁布而旋取消者，疏密不可以道里计。……
当暴民专制炽于南京，内务部颁发报律三条，电达上海，各报群然抗之，即素隶同盟会之《民立报》，愚亦著论其上，表示反对。彼暴民政府慑于舆论，旋由临时总统以电取消之。……当时吾同业者之惩之创之，理直而词壮，声威何止十倍，且所谓报律仅止三条，倘又过之，则南京内务次长居正，不难立碎与新闻记者之手，即愚不肖亦当饱一拳。今也，吾人出水火之中，等社席之上，享治平之福，居不讳之朝，胡汉民等人见到这则时评后，大为恼火，说章士钊居然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暴民政府”，居然说居正会“立碎于新闻记者之手”，应当派人去教训教训章士钊，“使之脑浆迸裂”。于是，一班激进的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夏重民出马。夏重民是革命党中的一个激烈分子，人称“大将夏侯悖”。夏领命之后，106
即率领一班激烈分子，气势汹汹，直奔《甲寅》杂志社，“遇人殴人，遇物毁物”，将杂志社捣毁。那一日，章士钊正好外出有事，而曹亚伯正好到报社拜访章士钊，结果平白无故受了夏重民等人的一顿老拳。
实际上，只要细读这则时评，不难看出，章士钊的真正用意所在。所谓“暴民政府”是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以及拥袁的共和党、进步党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蔑称，所谓“暴民”则是他们对革命党人的蔑称。章士钊沿用这种称呼，是要进步党明白：你们所称的“暴民”，他们掌权时颁布的“暂行报律”，远远没有你们所拥戴的袁世凯颁布的“新闻条例”严酷，真正的“暴民政府”是袁世凯政府。至于文中所说：“今也，吾人出水火之中，等社席之上，享治平之福，居不讳之朝”，完全是讽刺。二次革命之前，章士钊在批评革命党人的狭隘，希望他们注意联合原立宪派共同对付袁世凯的同时，他也曾警告过拥护袁世凯而反对同盟会一国民党的共和党人：共和党在袁世凯眼中不过是一条打狗棍而已，一旦国民党这只狗被击毙，那么共和党这条打狗棍也就会被袁世凯扔到粪堆里；希望共和党不要助封为虐。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进行反袁宣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国内的进步党人明白，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才是真正的暴民专政，希望他们能与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中的稳健派，结合成清流大同盟，共同反袁，共谋国家的建设。
但是，胡汉民等人不解其中含义，又愤于章士钊当初拒绝他们邀请他主持《民国》杂志的盛意，于是，就有夏重民等人捣毁《甲寅》杂志社的事情。
几十年后，谈起这件事，章士钊还耿耿于怀，庆幸自己没有与胡汉民等人合作，说要是真的答应了胡汉民等人的邀请，共同办刊物，真不知这刊物能否办下去。
2．再三拒绝袁世凯的收买
夏重民捣毁《甲寅》杂志社之后没几天，章士钊突然接到当时在北京的徐佛苏和林白水各一封信，词情恳切，要招他回北京为袁世凯效力。林白水的信中还夹有袁世凯亲笔写的一张便条。便条是用草书写的，内有：“闻行严为暴徒所狙击，务劝其速返京”等语。阅完这一便条，章士钊不禁暗暗吃惊：夏重民等捣毁《甲寅》杂志社这事，才发生几天，怎么消息就传得如此之快，甚至身在北京的袁世凯都知道了呢？其实并不奇怪，袁世凯当时派有大批密探在东京，专事收买革命党人，几乎无孔不人。有一段时间，革命党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朋友之间几天未曾见面，也会彼此怀疑对方是否已被袁世凯收买。章士钊一向喜欢袁世凯的行草，觉得颇带有几分书卷气。但是面对这张迹近收买的便条，他知道，自己原先与袁世凯有过一段相当亲近的关系，现在又与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不和，一旦被人知道，就会成为他们攻击自己，甚至攻击《甲寅》的借口。读完便条后，赶忙将便条烧毁，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
在他收到袁世凯的便条之后不久，胡瑛去找章士钊，说他想回北京去，征求章士钊的意见。胡瑛的理由是：其一，袁世凯现在羽翼已丰，党人一盘散沙，不知何处下手，如此相持下去，越久就越对革命党不利，长期流亡海外，实在不是办法，也太委屈了自己。其二，袁世凯很把他胡瑛当作人才，他举例说，当他第一次从烟台到北京勤见袁世凯时，袁世凯就十分热情，并问他：“经武（胡瑛字经武）！汝之头痛已痊愈乎？”他当时就十分吃惊，因为他以前从未见过袁世凯，而且又不曾与袁通问，他怎么就知道自己有头痛病呢？分析来分析去，胡瑛认为，定是袁世凯把他当作人才，一直在暗中关心他。如此说来，袁世凯还真是他的知己。他回国后，袁世凯也一定会厚待他。其三，胡瑛说他自己是个善作水磨功夫之人，只要袁世凯政权十年不倒，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一定可以利用机会为革命党将来推翻袁氏的统治出大力。
听完胡瑛的叙述，章士钊很失望。章士钊比较了解袁世凯，知道他最擅长以小恩小惠收买人，也知道他有复辟帝制的野心。他劝胡瑛不要上当：“君何一厢情愿一至于此也！试思袁氏老奸巨猾，玩弄过千千万万人，今日翻为初出茅庐之胡瑛所利用，岂不令天下人齿冷？君向自诩机智胜人，诚不料今日所运机智，翻远出李兆寿妓阿巧之下。”胡瑛一时弄不清章士钊说的怎么一回事，章士钊解释说：李兆寿是太平天国的一员猛将。他在上海和一个叫阿巧的妓女相好。为了阿巧，李兆寿大把花钱，毫不心痛，又信誓旦旦向阿巧保证，要与她同生共死。为表白心迹，李兆寿乃自己动手，生生地敲下自己的一颗门牙，把它交给阿巧保存，以为两情不贰的血证。不久，两情不洽，兆寿大怒，说自己当初曾自毁牙齿，设有毒誓，现如今两人已经如此，阿巧应把他那颗门牙还给他。阿巧打开橱门，取出一个长长的抽屉，其中所放全是大小不一或白或黄的牙齿，笑盈盈地对兆寿说：
“这中间，牙齿太多，我也不知道哪颗是你的，你自己找找看，找到了就把它拿走，老娘不稀罕你那破烂玩意儿！”李兆寿，堂堂一个大将军，到此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只得垂头丧气走了。袁世凯的长抽屉里，就藏有无数的门牙，其中或许也有你胡经武的小小败牙一颗。你不要一厢情愿，觉得自己把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就靠得住，你就可以扬扬人新华门。我恐怕，你此去北京，就陷进去了，再也不能自拔。
后来，胡瑛不听章士钊的劝告，自食其果，成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效力，终至为国人唾弃。1914年11月7日，日本借对德宣战，攻占德国控制的青岛，中日关系再度趋紧。袁世凯又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及密探蒋士立出面，企图收买章士钊，想通过他劝阻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停止革命。
但章士钊又一次拒绝他们的收买。黔驴技穷之余，袁世凯政府散布谣言，说章士钊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收买。是年11月上旬，美国的《纽约时报》就有这样的报道：“汪精卫、蔡元培、章士钊三人与孙中山约，勿起三次革命，又与袁政府为和平协商，订立‘爱国公约’。袁克定从中促成，政府已解党禁，赦南方各省之二次革命诸将领。”这纯粹是子虚乌有。当时在美国的黄兴，就曾郑重发表谈话，指出：外电所传汪、蔡、章诸人出面调停和平协商事，全属子虚；袁世凯实无意和平解决，民党方面也决不会含糊了事，一定要反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章士钊始终都不曾受袁世凯的收买，他的《甲寅》始终不曾改变其反对袁世凯专制集权、宣传民主思想的宗旨。
3“先国家后政治，先政治后党派”
―在中日二＋一条交涉之中
19巧年2月，欧事研究会两次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这两份声明被中华革命党看做放弃革命，向袁世凯屈膝投降。由于这两份声明都是章士钊起草的，所以后来当章士钊走向“反动”，整顿学风之时，这个陈年旧案就被翻出来，作为章士钊早就投靠军阀的证据，说“识者固知其非忠贞之士”。到现在，还有人借此说章士钊在《甲寅》上发表的论说，是基于对袁世凯的幻想，希望袁世凯改革政治、实行调和立国的原则、容许敌对党派的存在，从而避免革命，所以该刊所起的作用就是在革命党人中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消减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
这些说法均依据不足，难以成立。关于章士钊《甲寅》时期的思想，后文会专门分析，这里先看欧事研究会的两份声明。
首先，这是欧事研究会的声明，并不是章士钊的个人行动。声明反映的是欧事研究会对于时局的基本态度，绝非受袁世凯收买之后发表的文件。
其次，再看声明发表的背景与内容。19巧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如果接受它，中国就会成为朝鲜第二，最终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消息传出，举国惶然，国内民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或集会，或投书报刊，或通电全国，一致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袁世凯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各地民众还掀起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旅居各地的华人、华侨，也纷纷声援国内的反日爱国运动。
此时，如何处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国内专制统治者的关系，成了革命党人的首要课题。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认为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惟有迅速推翻之，才可拯救国家。他们认为，乘袁世凯忙于对日交涉之时，发动第三次革命，必可收秋风扫落叶之效。而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则反对“乘隙急进”、“孟浪从事”，反对借外力进行革命，尤其反对借助日本的力量从事反袁革命，认为应首先解决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为此须暂停革命，以免妨碍袁世凯政府的对日外交。
与此同时，袁世凯为打击革命党，稳定国内政局，对革命党进一步分化拉拢，大造革命党将利用政府的外交困难，借助外力发动第三次革命的谣言。
为了表明自己对于时局的态度，欧事研究会于19巧年2月先后发表了两个通电。通电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革命党人绝无乘袁世凯政府外交困难之际，借外力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企图。电文说：“夫国政不纲，有目共睹，同人思之，诚所痛心。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人虽不肖，亦安至此？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后政治，先政治后111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即黄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普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所有诬蔑革命党人将借日本人之力发动第三次革命的说法，要么就是国内奸人借以打击革命党人，欺骗民众的谎言；要么是日本帝国主义借以恫吓袁世凯政府，压迫它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让步，以收渔人之利的诡计。
第二，当外交交涉紧急之时，本着“先国家后政治，先政治后党派”的原则，革命党人会暂停革命，以利政府的外交交涉。“此次外交受辱，举国震惊，虽由国之积弱，而亦由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
第三，革命党人并不放弃革命。电文指出：“吾人所持政见，今虽无地容其发展，而决不以政府意向，与为变迁。”避免革命，也是革命党的心愿，“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尤其中国当革命之后，元气大伤，加以盗贼充斥，一旦发动革命，时局恐难收拾。但革命发生与否，其主动权并不在革命党人，而在政府。若政府良善，人心安稳，即使革命党人想发动革命，也绝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反之，若政府坚持专制独裁之政，民生艰难，人民自由权利毫无保障，政府衷衷诸公想避免革命，也只能是空想。要避免革命，就当改良政治。而现在的袁世凯政府动辄以内乱未已，大权未曾集中为自己的失政辩护，似乎大权一旦集中，国家就有了振兴的希望，现在革命党人被排击出国，大权也集中了，可是现实情形怎样呢：“年来内政荒芜，纲纪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易女为男，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辱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之力，厚于分子，此种政治通义，背之不祥。今吾国不见国家，惟见一人，宜乎他国以全国之力，仅为束缚驰骤一人之计，而若行无所事也。”
革命党推翻专制统治的目的，就是改良政治，以振兴国家，最终避免革命。这种决心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除非政府决心废除专制政治，实行民主政治。
两个通电意在辟谣，行文是章士钊式的朴实说理的行文，但又情真意切，声泪俱下。通电并没有混淆政府与国家，而明确指出国家外交受辱的根源所在，虽没有说要放弃革命，而只是说要暂停革命，以利袁世凯政府的对日外交。但就其实际效果来看，这两个通电，既与国内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运动相呼应，也消除了国内民众的误解，明白革命党人并无牺牲国家利益以谋党派利益之心，也明白革命党人革命的目的。一个流亡海外的革命党，如果背上背叛民族利益以谋党派利益的骂名，那么它的政治主张无论怎样高妙，无论怎样符合时代潮流，无论在实际上怎样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都不会得到国民的认同，这样的政党在民众中很难有号召力，它的事业也难有成功的希望。欧事研究会以暂停革命，表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虽失败流亡在外，但仍念念不忘国家民族利益，当国家利益受到外敌威胁时，革命党人可以暂停实施自己的主张，击破了袁世凯散布的谣言。
其中的政治意义，恐怕不能用暂停革命一段时间的损失来衡量。
反观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只强调袁世凯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当立即推翻其统治，袁世凯政府外交受困之时正是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并没有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结果，中华革命党的行动与国内的反日爱国运动脱节，在反日爱国运动中影响甚微。加以袁世凯趁机攻击中华革命党要借日本之力发动革命，离间它与国内民众的关系，使它在国内民众的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毋庸讳言，欧事研究会的通电也表现出对袁世凯的幻想，希望袁世凯经二十一条交涉，“迷梦猛醒”,“发愤独立”，改革政治，这是不现实的。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复辟帝制的活动日渐明显之后，欧事研究会诸人，多投人反袁的武装斗争，章士钊也放下他“精启民智”的文笔，走向武装讨袁的战场。1915年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章士钊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时局痛言”一文，严厉批判袁世凯政府。文章指出：近年来，一些中国人迷信权力万能，以为国家有此，以之对内，则举国倾心，以之对外，则强邻听命。
可就在一些无耻政客为专制政治大唱赞歌的时候，突然有二十一条。面对二十一条，国内的无耻政客却为袁世凯大唱赞歌，说什么“有大总统在，强邻不敢启衅”；又说什么假如没有现在的“强有力政府”（即专制集权政府），没有英明的袁大总统，今日的对日交涉，日本所提条件会更加苛刻。章士钊愤然指出，这些谬论的真正危害是，不知中国病弱的原因，而把专制集权当作是拯救国家的法宝，将来国破家亡，仍不知病症何在。
文章揭露袁世凯只知有一己私利，不知有国家民族利益的国贼面目，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袁世凯最担心的并非国家利益之丧失，而是担心一旦交涉失败，中日间发生战争，国内外的不平分子会乘机推翻政府。章士钊指出，按理说，大敌当前，全国应无仇无友，同仇敌汽，可是袁世凯当局却时时以内乱为忧，其原因要么是政府行其万恶之政，人民痛心疾首，倒行逆施而不顾；要么就是人民毫无爱国心，甘心为虎作怅，即使有良政府也必欲倒之以为快。章士钊明确指出，逃亡国外的革命党，虽然以推倒政府为职志，但“借寇覆邦之举，未必所欲”。
4．阐述爱国真义
自从进人文明社会以来，国家就是人类自治、自保的一种高级政治组织。在国家消亡以前，它是人们无法超越的一道界限。国家的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属于该国家的人们的福利。国民的爱国心是团聚人们而组织成国家的向心力，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向心力，人们就是一盘散沙，国家就无法存在。尤其是当国家、民族遭受到巨大的生存危机时，国民的爱国心更是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精神资源，是鼓舞人们舍生忘死、效命疆场的精神动力。正因为如此，爱国是一切民族都热烈歌颂的美德，也是一个国民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传统，曾出现过无数爱国英雄，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史可法，到近代，更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志士。但是，在近代以前，国家只是专制君主的私人财产，其安危全系于专制君主个人的才干、德行；爱国总与忠君相连。近代以来，随着近代民主观念的输人，人们渐知君主并不等于国家，爱国与忠君并无实质联系。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否定了旧时代的“联即国家”的国家观。
由于中国有悠久的整体利益至上的传统，加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整体上面临着重大的生存危机，因此民国建立之后，中国思想界曾经出现一股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甚至贬低个人利益的国权主义思潮。号称“民权党”的同盟会和国民党中，有不少人认为，国皮民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无法存在，国民权利即无保障。因此，他们认为，要保障国民的权益，必须巩固国权。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权党”则认为，“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当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为国家牺牲人民之利益，而不能为人民牺牲国家之利益。他们说，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之类的学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民，生于弱国的中国人，必先谋求国家之自由平等，才有条件讲个人之自由平等。又说鼓吹民权论会引起“暴民专制”，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使之“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由于认识的局限，善良的人们片面地强调国家利益，结果这种思想倾向被袁世凯利用，成了他专制集权的理论依据。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正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以自己有着“救国”的“至诚”之意的空头支票，肆意进行专制集权活动。而“爱国”
则成了袁世凯要求人民为自己作出牺牲，忍受残暴统治的美妙幌子。在这一面幌子之下，专制统治者的非法行径合法化了，而舆论对此往往无能为力。
当此情况之下，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批驳袁世凯及其追随者鼓吹的伪爱国论、伪国家主义，厘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阐述爱国真义。
章士钊及其主编的《甲寅》敏锐地发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发起了一场讨论。
这场讨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最著名的政论家，如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等都参与了讨论。
1914年5月，袁记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约法会议给袁世凯的咨文中称：“改造民国根本大法，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是以此增修约法，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实以重大总统之责”。于是，约法会议的衷衷诸公，以“救国但出于至诚”的空头支票，以“力求实利”的幌子，大胆篡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一切权力集中于总统，“凡可以掣行政之肘者……皆予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悉予增加”,使袁大总统拥有了专制君主的权力。
6月，章士钊就在《甲寅》上发表《国家与责任》一文，系统地批判袁记约法。指出，约法会议衷衷诸公将大权集于袁世凯，而美其名曰重大总统之责任，其根本的观念就是把国家就看做袁大总统的私产。袁记约法中称“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就是以国家作为大总统的私产。因为，统治权为一国最高之权，国家与统治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从其凝而言之，为国家，从其流而言之，为统治权”。说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就等于说大总统“总揽国家”。这就是说，在国家之上还有大总统。真所谓，举头望约法，不见有国家，只见有总统。章士钊指出：国家并不是一人的私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为着保障自己的权利而结合起来的组织。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就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
国家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不过一个猪圈而已，对于人民没有任何意义，其兴衰存亡，一概与国民无关。所谓国民就是在由自由的人民自己建立的，能够保障自己自由权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享有权利的，能自定苦乐，能自定避苦趋乐之策的人。如果国民不能享有自由权利，不能自定苦乐，就是奴隶。章士钊说：国家只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一个符号，用来指示一种以“公道”为其核心价值，以保障国民自由权利为其根本目的的政治组织，不是什么神秘高贵的东西，它本身的价值就如原始人群的图腾，并无特别的利益。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章士钊严厉批判“伪国家主义”:“有倡伪国家主义者，意在损个人以益国家。此说之可取，亦视夫所为损益之界说若何，若漫无经界，犯吾人权根本之说。愚敢断言之曰，此伪国家主义也，此曲学之徒，软骨之士奉为禽犊以媚强权而取宠利者也”。章士钊说得很有分寸，他不是说，个人的利益绝对不可侵犯，而是说，有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确实应当要作出牺牲，但这种牺牲是有限度的，不得侵犯“人权根本之说”。
章士钊分析“伪国家主义”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他说，本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为个人的利益打算，才是人的本性，才是人们的真实心理要求。但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都忽视人的本性与人的真实心理要求，大力提倡公而忘私。所谓“公而忘私”，其原型是荀子所提倡的“损下益上”，即要求臣子为君主牺牲自己的一切。这起先只是在统治者的武力压迫下，人们被迫的行动，后来又成了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要求，最终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成了人们在谋求个人利益时必须绕过的一道障碍。但是人终究是要为自己谋利益的，于是，有权有势的人们一面打着公而忘私的旗号，谋求个人的利益，造成整个伦理体系的虚化，造就了大批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腹的个人私利的虚伪的“君子”；而无权无势的人们在“公而忘私”的伦理规范中无法谋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只有公然以极端的形式，即以暴力的形式谋求个人的利益。
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要求国民个人为国家作出牺牲的最常见的口号就是爱国。
所以，厘清爱国真义，就同弄清楚国家的目的一样重要。
章士钊承认，爱国心是一种不学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邱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但是，“爱国”并不是牺牲自己应享有的权利，也不等同于爱政府。爱国只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人立于一国，公私相与之际，有其相宜之位置焉，能保此相宜之位置，适如其量，即是爱国之道。”章士钊批驳“伪爱国心”:“有主张抹杀人民权利举而奉之一人或一机关以滋其蹂嗬，而又美其号曰救国，嗤嗤者氓从而和之者，愚敢断言之曰，此伪爱国心也。此鄙夫利之以行其政策，独夫民贼利之以愚其黔首者也。”袁世凯手下的御用文人所鼓吹的“爱国心”就是这种“伪爱国心”。
章士钊指出，在爱国这个问题上，必须严格区分国家与政府。“有国而不知爱，是谓大普；谓吾应于恶政府而爱之，是谓大愚。……爱国可耳，决不能使倚国为恶之政府并享吾爱也。”反对政府并不等于不爱国，推翻恶劣的政府，建立新的良善的政府，本身就是爱国。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动辄以爱国的名义要求国内民众服从自己的专制统治，动辄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意欲推翻自己的专制统治，而指责他们背叛国家。章士钊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驳倒了这一班御用文人的谬论，很有意义。19巧年8月，章士钊发表文章辛辣讽刺袁世凯政府发行所谓的“爱国储金”。当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进行之时，袁世凯政府在一些策士的策划下，利用国民高涨的爱国情绪，发行所谓的“爱国储金”，以解决财政困难。
袁政府原计划借此从民间搜刮5000万元左右。于是，以达官贵人以及名流巨绅为发起人，在各地设立机构，大造舆论，干得热火朝天。但是发行几个月之后，认捐总数不过600多万元，而到手的现金还不到200万元。这件事，从表面看，似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爱国心。实质并不是人民不爱国，而是政府以“爱国”的美名窃用民间之财。在对这件事进行分析之后，章士钊套用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劫之”一语，对袁世凯政府进行讽刺：“民不爱国，奈何以爱国劫之？!"他说，“以爱国二字与储金连为一名词，谓不储金者即不爱国焉。此诚细人妇寺之所谓爱，与近世立国之道风马牛不相及者也。”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正与法国、俄国联手，和德、奥两国在欧洲战场激战正酣。就在这时，英国矿工却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由于政府没有及时答应矿工的要求，罢工迁延时日。于是，兵工厂原料不足，而海军则无煤可烧，以煤为动力的海军军舰几至寸步难行，使英国政府在战争中十分被动。就这一件事，章士钊指出：“此其矿夫之无爱国心，在吾东方人闻之，必且舌桥三日而不能下。”但是，以近代的政治理论看，英国矿工，并非不爱国，爱国与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不矛盾，政府也不能以“爱国”的名义侵犯国民的正当权益。英国矿工罢工，原因在矿工们的正当权益受到矿主们的侵犯，矿工们只是利用战争这个时机，要挟政府注意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要求政府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英国政府要想使矿工复工，除改变政策，保障矿工的正当权益外，别无办法，指责矿工不爱国而压迫矿工复工，或者以“爱国”、“爱国”相号召，诱使矿工复工，都徒劳无益。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不仅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还必须要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新的由人民控制、反映人民意志、保护人民之自由权利的国家。
中国当时的国家由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控制，成了一小撮窃国者残民以逞的工具，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只会造成亡国灭种的局面，根本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因此，要想使国家强大，就必须推翻专制政府；要想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的，那些认识到国家应当是保障人民自由幸福的组织的精英分子必须率先起来救国，为国牺牲。
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
文中说：国家，应是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的组织；倘国家违背这一宗旨，那么其存其亡，均与国民无关。而中国现在的国家，“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现有的国家既不可爱，而中国人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保障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他也十分怀疑。愤激之余，他说中国只有听人瓜分的命：“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陈独秀此文的主旨是呼唤国人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就不能建立新的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国家；没有这种自觉，所谓爱国，不过是保存恶劣的专制政府。所表达的思想十分深刻。但文章过于悲观，言辞过于激烈，如李大钊所说，“文中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文章发表以后，招致许多误解与批评，作为主编的章士钊也收到大量的“洁问叱责之书”，来信的意思大抵相同，无非是说“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
然而，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发表之后几个月，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对着封建专制势力独揽国家大权，对内残民以逞，对外卖国求存，有国不优于无国的想法迅速在人们心中蔓延。甚至有人说：“亡国后，人民之苦痛，充其量亦不过如所受于今政府，而公众事业之日以发展，普通教育之有可期，权利虽微而能守，法律纵酷而有定，犹非今政府所能望”。明确赞同陈独秀的有国如此不如亡国的想法。梁启超甚至说，“吾见夫举国人娟目昌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面对无可救药的政府，人们在绝望之余，每易作过激之论，这很自然。这种过激之论，如章士钊所指出的，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固可鞭答势利文人，使他们不再鼓噪似是而非的爱国论；另一方面，如议论不谨慎，“则又有耽耽逐逐者，掀髯于旁，其足以沉吾国于九幽无以自拔，殆又甚也”。要求人们具有自觉心，是要人们认识到不能保护自己权利的国家没有存在的价值，目的是要人们造一可爱之国而爱之，并不是要人们不爱国，更不是使人们自甘亡国。
针对国亡何事可怖的偏激说法，章士钊要人们“慎用感情”。他说，亡国为奴，并非不可怕，而是十分可怕。“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国家的兴衰存亡，直接影响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面对国内黑暗的政治，个人无处可逃，“吾将效摩西之出埃及，或新教徒之至新大陆矣乎？则人稠而莫举，当今之世亦决无片地以相容也。”而亡国为奴，接受异族的统治，也不是出路。“吾将翻各色之降蟠迎海外之汤武，远宗邦昌（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汉奸张邦昌），近法容九（指朝鲜近代史上的卖国贼李容九）矣乎？则举目旷观，亡国森列，其马牛沟壑之状，息息以前例告我，苟非精神普乱之极，或偶发激刺之谈，吾未见有心者果能作此想也”。他对亡国为奴的惨状作了细致的描述，“他事且不论，今番欧洲战役，全世界殆无一角之地，谁氏之人，不被其影响，而亡国之惨例，亦即挟以俱陈。波兰三分于俄德奥，德奥与俄以毫无与波兰人之事，挺刃而寻仇，乃各首驱其所属之波人，以为前驱。哇苏一带，大小之战，无虑数十，而波人技其血泪，抑其天良，马一前而越起，枪一发而颤动，以极不自由之意志执行极无人道之手段，互栽其同胞于呼天抢地之下者至于无艺。犹太亦然。犹太自失其国，有籍于英者焉，有籍于法者焉，有籍于俄与德奥者焉。今兹各服其兵役，不得不为机械之运动，以栽贼其同种，诸父兄弟争事叮刃焉”。中国人应将此等事实大书深刻于脑海，不作国亡何事可怖之谈。中国若亡国，必定是被列强瓜分豆剖，“虽欲不为波人之互栽，犹太之互戮，无可幸免。印度、朝鲜能举一国之民附之一国，犹望之在天上矣”。既不能亡国，又不能爱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独裁政府控制的国家，那么出路就是，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可爱的国家。章士钊希望先觉之士，即昌言国不足爱，而国亡不足惧者，从我做起，首先担起建立新国家的历史责任。
5．论宪政与专制优劣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已将国民党的军政实力扫荡殆尽。环顾海内，似可为所欲为。于是他肆无忌惮地进行专制集权活动，一班御用文人大肆鼓噪专制集权理论。他们说，他们本着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为国家民族谋实利的“至诚”之意，外察世界大势，内察国情，历稽史乘，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倘继续实行共和，则“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共和虽美，但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一，实行共和需有相当的国民程度，而中国国民程度低下，“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为何义”,“无研究政治之能力”；民国建立之后，贸然实行共和政治，就出现了种种问题。第二，中国幅员广大，政情、民情复杂，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管理。第三，中国现在当革命之后，“开自古未有诸创局，建设未逞，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需要一个具有全权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平定动乱，恢复秩序，应付危局，开展国家建设。总之，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其他诸如此类的国情论，在鼓噪专制集权的人士那里，可谓触目皆是。
一时间，专制集权之论甚嚣尘上。为捍卫民主，进步思想界纷纷撰文批驳专制谬论，其中章士钊以其深邃的政治理论修养，朴实而又极富逻辑性的论文，发挥了重要作用。章士钊指出：衡量一种制度是否适合，其唯一标准是它是否适合于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否适合国家的进步。而这须由人民自己说了才算。中国的国情如何，中国适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只能由人民自己说了算。所谓的外国法学权威美国的古德诺、日本的有贺长雄也好，约法会议的衷衷诸公也好，袁世凯政府当局也好，他们的说法，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治，其唯一目的就要自己确定什么是中国的国情，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中国。现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封禁代表人民意见的报刊，剥夺人民发言的权力，却大言不惭地检出若干东西来，对人民说，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那又最适合中国。这是强奸民意。这就好比，一个女人被暴徒强奸了，但暴徒却钳其口夺其笔，使她无法向人们诉说真情，而暴徒却得意洋洋地对人们说：“此子窥臣三年矣！"章士钊以严密的逻辑、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专制政治之下，不可能有绝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幸福；想用专制政治来谋国家的富强，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
因为专制政治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要想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要谋国家的富强、社会进步，舍宪政外，别无他路。
他说，人的苦乐，只有自己感受最切身，避苦趋乐的对策也只能由个人自己决定，如果人民把权力交给统治者，期望他们代为决定何为苦何为乐，决定避苦趋乐的对策，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有权者莫不喜以权谋私，若不对权力进行监督，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以全国之福利供一人或一团体之牺牲，实人类劣根性必生之结果”。为确保人民能自定苦乐，自谋幸福，人民应当制定宪法，保障自己的权利，建立一个自己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政府，并限制其权力。
有人说，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解真苦乐”，需有在上者，为他们决定何为苦何为乐，决定避苦趋乐的政策。章士钊说，毋庸讳言，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在中国现在最好不要说这种话，他举了几个例子：广东的赌博，老百姓深以为苦，以前革命党曾经大力禁绝，而现在的政府则说：不，尔等小民喜欢赌博，以前乱党禁绝之，吾等现为尔等恢复之。陕西及江苏、江西、广东的鸦片，人民深以为苦，而政府却说：不，尔等小民皆喜食鸦片，以前乱党禁绝之，吾等现大力提倡种植鸦片，满足尔等之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将不保，人民深以为苦，但是政府却割让土地、出卖路矿、聘请顾问，惟恐满足不了外国侵略者。民穷财尽而国将破产，人民深以为苦，而政府乃竭力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以为其挥霍、贿赂、赌博之用。人民乐工商业发达，“政府知其然也，为之多发纸币以充其资本，为之多纵兵匪以分销其货品；悯盐商之疲困，则假手洋监督以苏息之；痛商办公司之无利，则盗押于外国银行而不使知之”。人民渴望生命安全，“政府又知其然也，为之遍设侦探，民不良不被逻察；为之四纵军队，女不美不被奸淫；偶语者不得不弃市，为治安也；有党者，不得不炮烙，警将来也”。凡此种种，都是人民不能自定苦乐，自决避苦趋乐之策，而由不受人民控制的政府代为决定所出现的现象，这也是一切专制统治必结之果。
章士钊指出：欲图国之长治久安，必废专制而行宪政。以专制而求国之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要想使政治清明，必须依法治国，而专制与法治水火不容。专制国家虽有法律，但其法律与民主国家的法律完全是两回事。民主政治下的法律，有“公”的特点，法律不是由一人强加给人民，而是人民选举代表，经过严密细致的讨论、争论，经过充分的协商、妥协，容纳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之后，制定出来的，因此人民愿意遵守这种法律。民主国的法律又具有“定”的性质，其实施有严格的程序，解释有专门的机构，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律，可以做到依法治国。而专制统治之下，所谓法律，只是专制统治者一人的意志，不具备“公”的性质，要维系这样的法律，不是靠人民的同意，而只能靠暴力。同时，在专制国，专制统治者独揽生杀刑赏之权，人民无权对国家的政策以及官僚的任免、升迁发表任何意见，臣僚为固宠安位，升官发财，就不能按法律办事，而只有揣摩专制统治者的真正好恶并且善于逢迎，才能得偿所愿。所以在专制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什么法律，而是专制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变化无常，所以专制统治之下，实际是没有法律的。由于国家纲纪法令的失效，由于最高统治者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由于人民无法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无法监督官僚，就必然会出现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实行这种制度，只会亡国灭种，而不可能挽救民族危机、振兴国家。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实行专制统治而天下大治的事，比如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是一些主张专制制度的人所津津乐道的。
章士钊指出：第一，汉唐盛世的出现，靠的是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英主，而不是专制制度。君主专制继世而理，明主的出现只是偶然之事，专制而天下大治，只是“赌而偶赢”，并非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而近世民主政治实现天下大治，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某个人，而制度的作用是长久的、稳定的。第二，汉唐盛世的本质是，经大乱之后，人心思安，人口锐减，豪猾被扫荡殆尽，安分守己的良民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这时专制统治者只要无所作为，就可天下大治。
以后经二三百年生聚，人口膨胀，人民求食困难，就挺而走险，于是天下又大乱。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在这种治乱循环中。因此专制统治下的所谓太平之世，不过是“民出粟米麻丝，野无揭竿斩木”，这纯粹是消极的治，与人民之真正福社毫不相干。
章士钊还指出：专制是制造革命的制度。专制政治之下，人民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利益、情感，矛盾就不能以和平的途径及时解决，积之既久，必然民怨沸腾，而即便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也无法提供和平解决矛盾的途径，必然会引发暴力革命。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在专制与革命的不断循环之中展开的。若没有制度更新，中国就不能跳出这一循环。若没有虎视眺眺的列强，中国或许可以在这种循环中继续循环；但现在形势大变，再不主动跳出这种循环，中国就会被动地终止这种循环，即国亡而种灭。可见，专制制度已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宪政之下，人民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利益、情感，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使之随时依据人民的意志改变政策、改良政府工作，矛盾可以及时化解，也就内在地提供防止革命的机制，因此政治可以稳定而有秩序地进步，
国家可以长治久安。
章士钊更进一步指出，在专制政治之下，人民无权参与政治，他们的政治能力就永无提高之日。因此，专制政治是停滞的、僵化的政治，无论实行多长时间，国家社会都不会进步。而宪政之下，人民有参政的机会，民智、民德能逐步提高，国家社会能不断进步，所以宪政也就开辟了国家社会进步的道路。当时有人鼓吹“开明专制”。章士钊指出，专制只能是专制，不可能有开明的专制。他说，专制而开明，必须有一位如荀子所说的至强至辨至明的圣人。因为，国家大事既繁重且重大，身任此事的专制统治者，必须要有极强健的体魄、极坚强的毅力、极强的能力；一国之内，地广人众，民情政情均极为复杂，统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有极强的分辨能力，既能及时掌握民情、政情，及时察知自己的政令是否被准确无误地执行，官僚是否有作弊、违背法纪、欺上瞒下之处，民众对政令的反应如何等；一国之内，人众地广，利益、希望、情感的分化极为复杂，专制统治者，必须要有极强的认知、协调能力。可是，从理论与事实上看，这种人均不存在。
至于中国地广，不宜民主政治，此意见来自卢梭的大国不适合于共和政治说。
但是，从法国、美国建立共和政治之后，这种理论已经不攻自破。确实，实行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国民程度，但是国民的程度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得到提高，民主政治是国民程度的最好养成所。如果以人民程度不足为由，就不实行民主政治，那人民程度就永远得不到提高，中国就永远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没有天生就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正如没有天生就是成人的人一样。企图使久经专制统治的中国骤然间就能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水平达到西方民主先进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达到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以初出专制的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没有达到西方民主先进国家民主政治现有的水平，而否定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的试验，这就如责怪一个婴儿为什么不能跑得像成年人一样快。其言荒谬，不值一驳。发表这种议论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而因民初民主政治的试验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就更加荒谬。在任何国家，民主政治在它开始时，都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实行普遍的民主。
美国是当时最为民主的国家。章士钊即以美国为例。他说：美国可算是最民主的国家了，它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并发展了近一个半世纪，但是直到现在，美国的选民还只占其人口的1/5。中国国民的程度确实不如美国。但是，假如，中国的国民程度只有美国的1/5，即每25人中有1人具备选民资格，那么中国就应有1600万选民。退一步说，中国的国民程度只有美国的1/25，即每125人中，只有1人具备选民资格，那么中国就有320万选民。又退一步说，中国的国民程度只有美国的1/125，即每625人中只有1人具备选民资格，那中国就有64万选民。再退一步说，中国的国民程度只有美国的1/625，即每3125人中只有1个选民，那么中国还有12万8千选民。假如说，中国连这12万8千选民都没有，那么中国就连专制统治都无法实行。因为，即便实行专制统治，统治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也需要一个其人员比12万8千人要多得多的官僚机构。大多数中国国民的程度确实不够，但是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精英分子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度。中国应先建立民主制度，让这一部分精英分子按照民主制度的基本规范来运作国家权力，一面提高精英分子的政治能力，同时也使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能力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能够得到逐步提高，从巩固民主政治的基础，提高民主政治的水平。
章士钊的上述理论在当日曾经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直到今日，假如我们有耐心去细读他此期用欧化的古文撰写的论文，仍可从他那些力图剔除任何感情色彩的理性的文字中，感受到他澎湃的激情。可以从他朴实、严密而又晦涩难懂的逻辑文中，感受到他捍卫民主、批判专制文字的巨大能量。那是令任何专制统治者都颤抖的战斗的文字。
6．名噪一时的“调和立国论”
章士钊在《甲寅》月刊上的言论，最有特色的，不是捍卫民主、批判专制的言论，而是他鼓吹“调和立国论”的文字。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其主要的理论来源是英国政治学家、法学家蒲徕士在其《政治学与法理学研究》中所阐述的“政力向背论”，以及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莫烈在其《论妥协》一书中所阐述的调和论。此外，中国传统中的中庸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是他调和立国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不过，他的调和立国论，主要还是他在留学英国时期对英国政治社会进化道路的观察、体验的理论总结。
近代英国的社会政治进化道路是一种以和平有序的变革来实现社会政治进步的道路。这是在英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大传统的相互制约中实现的。英国的保守主义并不是顽固地反对变革，只是对变革的进程与方式保持审慎的态度，当变革成为必要时，它能及时接受或者实行变革。英国的激进主义，强调变革，但是它又天生地含有传统主义的因素，总是以某种更古老的传统来为其否定传统寻找根据。激进主义总是拼命地把历史向前拉，但是激进主义在它拉动历史前进时，也处处受到保守主义的制约，使变革不至于过分激烈。同时，保守主义也能弥合激进主义各派力量的分歧，因为假如激进主义不能协调行动的话，那么面对保守主义的制约，几乎就不能进行任何变革，保守主义的存在就使激进主义的各派力量容易面对现实，协调自己的行动。所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相互制约就形成了英国式的进化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在变革中各得其所。渐进的改革，不仅是英国社会政治进化的方式，而且成了英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文化中这一独特的部分，章士钊有着深刻的体认，他十分羡慕英国民族“善用调和”的特性，他把英国式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理想的发展方式加以提倡。
还在为《帝国日报》撰写社论时，他就希望立宪派能充分利用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以和平的途径确立宪政，对于是否必须要以革命来确立宪政，他是犹疑不定的。但面对顽固不化的清政府，章士钊对于能否以和平的方式确立宪政又没有把握，所以，他也承认，当必要时，可以通过革命来确立宪政。不过，在他看来，和平的途径优先于革命的途径，只有在和平的途径彻底无望之后，才能考虑革命。
中华民国建立后，章士钊希望中国的政争能够走上正轨，不要出现政走极端的局面。为此，他大力介绍政党政治的基本规范，一再强调“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在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总结革命党在民初政争中的失策，批判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探讨中国走向民主政治之路时，章士钊将他渴望中国走上平稳有序的发展轨道的想法，系统化成“调和立国论”。调和立国论包括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与政本论。政力向背论：就像太阳系内存在着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任何社会组织内都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两个作用相反的力。就像太阳系要正常存在，必须保持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平衡，才能使各个星体在其应有的轨道上运转一样，一个社会要正常存在，也必须要保持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平衡。
任何社会都是合无数团体与无数人组织起来的，各个团体，各个个人之间，其“意见、希望、利益、情感断无全归一致之理”。对于现存的秩序、制度、政策，总有人满意，也必有人不满，或者满意于此部分而不满意于彼部分。这满意就构成社会的向心力，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力量；而这不满意就构成社会的离心力，是使社会分离乃至崩溃的力量。任何一个正常存在的社会都是以向心力为主体，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离心力。一个社会对于离心力，应当使它能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此应当让人们有正当而合法的渠道表达、实现自己的意见、希望、利益、情感。
这样才能及时化解矛盾，使对现存制度、秩序、政策不满的人们不致在法律之外寻求实现自己利益、希望的办法，不致走向革命。假如一个社会对离心力采取排击的态度，不给对现存制度、秩序、政策不满的人们以合法而正当的渠道表达、实现自己的利益、意见、希望、情感，那么积之既久，矛盾必会尖锐化，这部分人就会挺而走险，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去谋求自己的利益。
调和立国论：由政力向背论，则立国应充分调和各方的意见、希望、利害情感，“使全国人之聪明才力得以迸发，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端的革命，才能使和平的进化成为可能。所以他说：“调和者，立国之大经也……政制传之永久所必具之性也。”实行调和，就要求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破除先人为主的成见，要求他们（对于掌权的激进分子来说）不能完全秉持理想主义的政治理想，不顾现实条件，完全不顾旧势力的反对，执意实行极端的新政，而是要采取迁回曲折的办法，逐步实现自己的政策，否则一意孤行，就必然会四处树敌，使守旧势力无路可走，被迫以暴力对抗变革；也要求他们（对掌权的保守势力来说）不要“抹杀生机，一意复旧”，顽固地执行旧政策，而应及时适应情况，进行必要的变革，否则会使不满旧政策的人们走向革命。
政本论：要想使国家社会能够在向心力与离心力平衡的轨道运转，实现调和立国，就应剔除“好同恶异”的习性，树立为政之本在“有容”的观念。他认为“好同恶异”是人性中残留的兽性，所谓专制就是“强人同于己”的“兽欲”。
要使社会进步，就必须有办法或力量限制好同恶异的兽欲。所谓“有容”，就是承认人智有所不及之处，自己不是真理的化身，不得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就是承认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存在的合理性，并使之有合法而正当的表达渠道与活动地盘。他强调自由、平和、秩序的真正保障，不仅在多数人的决定权，更在少数人的反对权，他引用德国学者黎白丁（Lieher）的话，指出：“国无适当之反对，欲使自由与平和及秩序并行不悖，殆不可能……共和国之自由，其根据安在？
亦曰少数之一部分，甚且一个人，有无限之权利，得以适法之手段，运动多数，使之从己而已。故共和国之安全，与谓基于多数得其代表，宁谓少数者握有运动多数之权。”章士钊指出，自清末以来，当权者皆不解政力向背之道、调和立国之理，这是中国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所在。清政府冥顽不化，一味守旧，不知及时因应时势，进行变革，反而对要求和平改革的国会请愿运动进行镇压，结果“武昌一呼，势不可挡，信条十九无异废纸”。民国建立以来，政局之所以“扰攘不宁”，革命党之所以失败，二次革命之后，第三次革命又无可幸免，也是因为革命党与袁世凯都不解政力向背之道、调和立国之理。革命党不顾现实条件，企图在短时间内，将旧势力扫荡殆尽，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实行极端的新政。结果不仅与国内的旧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将辛亥革命后一度赞同革命的立宪派驱赶到袁世凯阵营，于是旧势力与原立宪派相结合共同排击革命党，“反动大起，国本以摇”。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在乘机收拾人心后，无视革命党的前车之鉴，极力排击国内的民主势力，企图清除一切反对力量，全面恢复专制统治。这必然引起新一轮革命。
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出新旧势力辗转相排，反动与革命循环反复的怪圈，使新旧两大势力和平共处，在法律范围内和平竞争，从而使中国走上正常的宪政轨道。
这是章士钊困心积虑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调和立国论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要实行调和立国，就要求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掌权的政治势力，有“有容”之德，能容忍与自己政治主张不同的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是正如章士钊自己所说的“好同恶异”乃是人的本性，要克制这种本性，就必须有外在的力量来使人不能“好同恶异”，使人不得不“有容”。这外在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两大大体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两大政治力量相互制约，谁都不敢也不能行极端之政策。这种力量章士钊称为“抵力”，其他的一些政论家，如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等人则称为“对抗力”、“抵抗力”。调和立国既需要“有容”，也需要“抵力”，所以章士钊说：“调和生于相抵，成于相让。无抵力不足以言调和，无让德不足以言调和”。但是，没有抵力，就不可能使人们有“让德”；反过来，没有“让德”，也不可能产生健全的抵力或对抗力，对抗力也就无法有合法的活动机会，政治上的离心力只有挺而走险。
所谓健全的对抗力，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以宗教、民族、地域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所谓让德，实际是民主观念、作风，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就所谓的对抗力来说，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十分微弱，资产阶级还是一个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弱小力量，无法与封建势力相抗衡；就所谓的“让德”来说，中国是一个久受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度，人们所认同的政治观念还是诸如统一、集权等，即便是那些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人，其行为方式依然是旧的，好同恶异、排斥异己的专制心理在他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当时要实行调和立国有相当困难。从实际情况看，当时的中国，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垄断一切权力，排斥一切民主势力，根本就不存所谓的“抵力”。国民党、进步党自己的权利丧失殆尽，自己一无所有，无可“让”的东西。政治主张截然对立的袁世凯与革命党之间，谁都没有“让德”，谁都不认同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
袁世凯说，他掌权后最大的失误就是对革命党人过于宽容，国家权力没有及时集中，使得他没有及时以绝对的权力来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结果政治纷争不已，国家建设难于开展，最终养痈遗患，导致二次革命。因此，他以后要吸取教训，以“大权统揽主义”为原则，大力集中权力。而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在总结民初的失败时，则说当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掌握政权时，最大失策就是没有将旧势力彻底廓清，所以将来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之后，要吸取这一教训，要将国内所有旧势力彻底扫荡干净。章士钊指出，袁世凯坚持专制独裁，极力排挤民主势力，这并不可怕，因为通过革命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并不难。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果人民不解政力向背之道、调和立国之理，那么在革命成功之后，就不可能实行调和立国，中国又会重新陷人革命与反动循环反复的陷阱。所以，章士钊虽然十分清楚，自己的调和立国论在袁世凯的统治下绝没有实行的可能性，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吹调和立国论，就是要对人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再启蒙，使人民明白使中国政治迅速走上正轨的唯一道路就是：调和立国。其用心十分良苦，眼光也很远大。
不过，章士钊并没有将调和立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党中激进派身上。他希望革命党中的稳健派和进步党中真正信从民主政治的激进派联合起来，结成“清流大同盟”，共同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在倒袁之后，按照调和立国的原则治国，从而使中国政治走上正轨。他说，“愚有容之说，为用至广，必一国之人群解是道，然后为国可进于近世宪政之林”；但实际上其说理对象，“在国内之知识高层，如杨翼之、孟心史、丁佛言、汤斐予一辈人也”。这表现出章士钊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
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是名震一时的名论，受到稳健派的广泛称誉。
7．护国军务院秘书长
章士钊希望避免革命，认为革命是“危道”，非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革命。
革命不仅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极大的社会震荡，也未必能实现革命的目的，即建立民主宪政。对中国来说，革命还必须考虑，帝国主义列强会不会借机瓜分中国。
与英国的保守主义势力知道及时因应时势进行变革不同，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从清政府，到袁世凯，都冥顽不化，变革必须要用革命的形势来实现。所以，无论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还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章士钊虽然不太赞成革命，但他也明白，对于中国来说，革命或许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当革命成为必然时，他也总是积极赞助革命。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谈到他对革命的犹疑态度，说他气自非武力迹近之，举棋不定真堪鄙”。实际上，这是近代以来许多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共有的态度。
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后，无情的事实，教育了革命党中的稳健分子，欧事研究会一改缓进的主张，主张立即发动革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日趋猖狂时，进步党人也开始着手反袁的武装起义。反袁武装起义，必须要以军政实力为基础，因此，当时掌握着相当西南地方军政实权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是反袁民主势力争取的对象。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最终联合起来，结成了反对袁世凯的清流大同盟。19巧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开称帝。同月25日，蔡愕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的武装起义，护国战争开始。在联络各方共同讨袁的过程中，章士钊起过积极的作用。还在19巧年夏，他即和周孝怀一起受聚集在南洋各地的欧事研究会成员的委派，去拜会孙中山，商讨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合作讨袁之事。他们向孙中山表示，欧事研究会希望与中华革命党捐弃前嫌，共同讨袁。孙中山接受他们的意见，并在灵南坂寓所宴请他们，冯自由、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在宴会上作陪，席间欢谈甚洽。席间，孙中山指着章士钊说：“吾革命无成，因君不肯相助。”周孝怀忙问：“先生此话怎讲？”孙说：“行严左挚西林，右携克强，二力见辅，吾何功不成？”这里的西林是指岑春煊，克强是指黄兴。章士钊赶忙解释说：“公何言之易也！西林吾新相识，孝怀则旧主宾，性习盖深知之。此公岂容易听人指挥者？夫彼为逊清遗老，原与吾党无瓜葛谊，一旦强之濡迹，相牵亡命，吾党不仅无一语相慰，且骂之为官僚，排之不令预事，吾有何面目，更为耳语，使趋事公？至克强与公共事尔久，忠心耿耿，人无间言，今虽稍有痕迹，然吾敢保公有命令，彼无不从，何待有人从中牵曳为？”话虽如此说，章士钊后来还是在推动岑春煊参加护国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又成了岑春煊的政治智囊。当护国战争发动后，岑春煊策动广西的陆荣廷参加讨袁，陆以缺乏军械为辞，岑乃于1916年初携章士钊赴日本活动。时日本政府见袁世凯即将倒台，乃于3月下旬同意借给岑春煊100万日圆并装备两个师的炮械。岑春煊、章士钊即携带这部分晌械秘密经香港回国。4月14日，抵澳门，19日抵达肇庆。5月1日，岑春煊通电全国宣布在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自任都司令，以梁启超、李根源为正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岑春煊就职时表示讨袁决心：“袁世凯生则春煊必死，春煊生则袁世凯必死。”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后，未曾发挥实际作用，而独立各省除两广之外，都没有参加，为了统一各独立各省的行动，岑春煊、梁启超等乃组织军务院，遥奉黎元洪为总统，以唐继尧为抚军，岑春煊为副抚军，以蔡愕、梁启超、陆荣廷等为抚军，章士钊任军务院秘书长。军务院是一个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机构。军务院的成立及其活动在护国战争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又玩弄和谈阴谋，企图继续窃据总统之位时成立的。成立之后，又对袁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攻势。上海的《时报》曾指出：
“北京政府所惧者，南方军务院之组织已俨然一临时政府。从前南方实力虽大，尚无统一之机关，北方尚有城社可凭。今如此，则所谓中央政府已复无奇货可居。
又接连报告，南方一面依法戴黎（即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拥戴黎元洪为总统），一面通告各国驻京公使废止北京政府，此等消息较之某省独立、某地失败之惊报，何膏十倍。”
军务院成立后不久，章士钊即受派赴上海活动。章士钊在上海的寓所立即成了各派人物经常聚会的场所。吴稚晖回忆说：“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独秀）先生却像演赤壁战：章先生充作诸葛亮，他充作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
这里说的是1916年氏7月间的事。1916年6月6日，帝制自为的袁世凯暴病身亡。6月7日，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总统。此后，南方护国阵营与北方的北洋军阀围绕恢复《临时约法》还是继承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召集民国二年的旧国会还是召集新国会，内阁组成等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执。章士钊当时在上海就代表岑春煊就这些问题与各方力量协商，经南北双方反复协商，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内阁中容纳了不少国民党人以及亲国民党的进步党激进分子，南方则结束护国军务院，实现南北统一。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宣布撤销。7月21日，章士钊受岑春煊之委派到北京，会见黎元洪，商谈有关善后问题。章在怀仁堂黎元洪的办公室见到了黎。言谈之余，黎握住章的手说：民国二年，你到武昌劝我反袁，说袁有复辟帝制之心，我尚指天画地担保袁无复辟之心，现在想来，实在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