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1．政治改造优先论
当章士钊主编《甲寅》月刊，大力鼓吹调和立国论时，中国思想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转折。其时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大权独揽，专制权力笼罩一切，“权氛之所至，自男女不能相易以外，盖无不能。其稍稍得以制限之者，亦祖先传来之习惯及流俗所信之警说而已”。配合着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思想文化领域更是乌烟瘴气，对民主政治的诽谤与对专制集权的讴歌自不必说，祀天又成了政府的大典，尊孔之论洋洋盈耳，甚至有人主张恢复科举与溢法。辛亥革命对普通人的思想与生活的触动实在有限。习惯于专制独裁统治的普通民众，对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没有反抗的自觉，对于民主势力争取民主斗争，也是局外旁观。
面对着黑暗的时局和麻木不仁的人心，失去了合法的活动地盘、无法以正常渠道进行政治改革的民主人士，只有两条道路，一是继续进行革命，二是进行社会改造，尤其是谋求在思想文化领域为民主政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由政治改造转向社会改造的，是一些失去了合法的政治活动地盘，追求民主政治，但又不相信革命可以在中国确立民主政治，而希望避免革命的温和派人士。然后一些革命党人如陈独秀等人，也完成了这一转变。可以说，二次革命之后，由政治改造向社会改造转变，是中国思想界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
1914年4月，张东荪发文指出：政治革命必须以社会革命为基础，中国的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政治革命超前，而社会革命滞后。他说，中国不应单单从事政治革命，而应由政治改造转向社会改造。19巧年2月，他更明白地指出：应当从健全人民之人格人手，改造中国。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提出类似的思想。他说，社会是政治的基础，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所以应当暂时放弃政治改造，甚至不谈政治，而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事业”。1914年11月，黄远庸在其著名的《忏悔录》中说：
“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底也，个人者社会之根底也，”并且提出要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以后，他又在给章士钊的信中提出，应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张本的经验，从提倡新文学人手，以“浅近文艺”普及新思潮，使普通民众能够“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同时，其他人比如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有类似的思想，陈独秀则于19巧年8月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张出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以改造国人的思想，塑造新青年为职志。
应该说，这种思想转变有其相当的合理性，这一转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奏。
但是，作为当时极有影响的政论家，章士钊却对这一转变不以为然，他强调首先应当进行政治改造。他的理由是：第一，政治与社会，互相制约而又互相促进，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没有善良的政治，就不可能培养出健全人格的国民。不改造政治，而想专从社会改造着手培养出健全人格的国民，是不可能的。
可见，章士钊强调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中国现在专制权力笼罩一切，政治权力已侵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没有所谓的社会了。要从事社会改造，就必先从恶政府控制之下将若干事务划定为政府不能干预的“社会”事业，而这又必须向恶政治宣战。比如禁止鸦片，可算是社会问题了。然而政府为了筹集军晌，却不遗余力地迫使人民种植吸食鸦片，中国人丧失了不吸鸦片的自由。
第三，中国的民族危机十分严重，若不首先进行政治改造，而是脱离政治改造而专门从事社会改造，那么在人民专心致志从事社会改造之时，那些可牛可羊的人物创为非驴非马之国制行其不东不西之政策，国家早已灭亡了。所以即便要从事社会改造，也必须同时进行政治改造，否则等社会改造完成，国家也灭亡了，这种社会改造毫无意义。紧迫的民族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进步人士对救国方案的选择。章士钊也不例外。
第四，民主政治只有在试验中才能逐步发展。脱离政治改造和民主政治的实践，而纯粹从社会领域为民主政治准备条件，以期一旦条件成熟，就能建立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一丝不爽的民主政治，这违背了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五，民主政治首先只能是针对少数精英的，所以政治改造首先是创立民主的制度，让精英有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而后由这班精英在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之下，运作政治，并逐步提高一般民众的政治能力，扩大民主政治的范围，提高民主的程度。中国现在并不是没有实践民主政治的足够的精英，而是专制制度使现有的精英没有发挥其才能的机会，所以中国目前的任务首先是创立民主制度，使国内现有的优秀分子得到试验民主政治的机会。这里表现出章士钊浓厚的精英政治思想。
政治与社会本是互相制约的一对矛盾，究竟将主要精力放在何处，这要由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决定。当时，中国在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大权笼罩一切，中国人最直接的问题是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章士钊坚持首先要解决政治问题，有其合理性。而梁启超、黄远庸等人的主张，尚没有实行的条件。袁世凯倒台之后，在军阀割据的夹缝中，思想言论有一定的自由，思想改造也有一定的条件，在直接的政治改造没有出路之后，社会改造尤其是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一个间接的救国手段，被推上了历史前台。但是章士钊并没有及时从政治制度决定论中转变过来，没有从事思想文化改造的事业，而在政治与纯粹的学术研究中徘徊。
2．调和立国的尝试
如果说，《甲寅》时期，章士钊主要是论调和之理，而非设计调和之方，那么，护国战争之后，其调和立国论的重点就转向了设计调和之方。
护国战争中一度出现章士钊期望的“清流大同盟”。护国战争后，大权笼罩一切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章士钊所说的“抵力”：在中央，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新召集，国民党与进步党都重新在国会活动，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约，而且，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也有矛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北洋军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也相互对峙。为恢复秩序，无论是国民党、进步党，还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甚至是北洋军阀，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也表现出一定的“让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觉得可以实行调和立国。因此，一段时间中，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的章士钊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他似乎看到政治改造成功的希望。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北迁时，湖南都督谭延阎曾推举章士钊作为临时参议员，但章士钊并未就任。护国战争后，国会恢复，章士钊递补为参议员，参加国会活动。为继续鼓吹调和立国，1917年1月底，他又和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国会恢复后，除选举副J急统，通过段祺瑞内阁外，主要讨论两件大事，一讨论“天坛宪草”，二讨论对德宣战问题。但国会恢复后，马上出现严重的党争，原本勉强结合的“清流大同盟”公开分化。其实，所谓清流大同盟自始就有裂痕。还在国民党与进步党合作讨袁时，在广东组建的军务院就将中华革命党排斥在外，而梁启超被推举为军务院抚军，也遭到一些旧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深恐倒袁之后，梁启超大权在握，对己大不利。袁世凯垮台后，进步党人又故态复萌，回到假借北洋军阀以排挤革命党中之激烈分子的道路。
大部分进步党人组成了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在政治上追随段祺瑞。而旧国民党人以及接近国民党的进步党激进分子，则先分化成丙辰俱乐部、客庐系、韬园系，而后又组合为宪法商榷会，到1916年11月，商榷会又分化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商榷会在政治上，支持黎元洪与段祺瑞对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西南地方实力派。由于深刻的历史积怨，由于各自的政治利益与政治策略不同，研究系与商榷会在制宪与对德宣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不下，甚至在国会会场发生武斗。在制宪问题上：关于内阁与国会关系，商榷系为限制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主张两院制，扩大国会权限；因担心政府一旦解散国会就不再召集国会，而使民主政治失败，又反对内阁有解散国会之权。而研究系则主张一院制，并主张减少议员名额，主张内阁应有依法解散国会制权。关于地方制度，商榷系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控制的地盘，主张把省权、省长民选等问题规定于宪法，他们的主张得到南方实力派以及各省议会的支持。而研究系则反对省制加人宪法，尤其反对省长民选，他们的主张得到各北洋督军的支持。在对德绝交、宣战问题上：段祺瑞为借对德宣战之机，筹得经费，以扩充军队，以便以武力消灭西南地方实力派，实现武力统一，极力主张对德宣战。研究系紧跟段祺瑞，主张对德绝交、宣战。孙中山自始就主张中国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反对对德宣战。他的主张在国会中得到商榷系中的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的支持。而益友社以及政学系则主张：对德问题可以做到绝交，但不能对德宣战。章士钊在这两个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在制宪问题上，他的意见近于研究系，而不同意商榷系的主张。他主张一院制，认为中国既不存在贵族阶级，就不应存在代表贵族利益的上院；既未实行联邦制，就不需要代表各邦利益的参议院。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关于国会与内阁的关系：他承认商榷系对北洋军阀的担心有根据；但他认为，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不能因人立法，改变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就内阁制而言，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投票权与内阁的解散议会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既行内阁制，就当遵循内阁制的基本原则。如只给国会以不信任投票权，而不给内阁以解散国会之权，则就会出现，一方面国会滥用权力，动辄反对政府政策，或是动辄提出不信任投票，结果内阁频频改组，政府无所作为；一方面内阁会对国会的弹幼、反对、不信任毫不理会，或者强行解散国会。这样的话，内阁政治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政府实在恶劣，对政府解散议会的种种限制就根本没有作用。章士钊从理论上坚持保持内阁制的基本精神，反对因人立法，无可非议。
对于研究系与商榷系在宪法问题上的争执，他希望在国会中占据多数的商榷会应注意政治道德，适当容纳研究系的宪法主张，这不仅是因为研究系的若干宪法主张合乎法理，更因为革命、立宪两派的离合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心情沉重地说：“愚尝考两系离合之历史，而决其于国家之安危有至密切之关系焉。辛亥之役，两派联合而大功告成。民国二年，不幸而分，遂乃次第毙于袁氏铁腕之下，而清流之政治生涯中绝。泊护国军兴，蔡、唐、岑、梁（指蔡愕、唐绍仪、岑春煊、梁启超），并起谬力，而帝制以倒。数月以来，两派之精神又稍稍离矣，悲叹不平之声，辄复潜起，此乃政界之大悲观，愚诚私心窃痛者也。宪法问题生此纷扰，明明为两派未能推诚协商之证迹。过此以往，两派将益无调和之机，前路险崛，乃不可限量。”章士钊对于革命、立宪两派的分合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的关系的认识相当准确。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士钊就希望同盟会联合原立宪派，共同对付袁世凯。护国战争之前，他又希望两派联合。现在，对于清流大同盟寄予很高希望，对两派分裂之后中国前途十分担忧的章士钊，又希望两派本着公忠为国的精神，富于妥协精神，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造。然而，历史积怨与现实政治利益终究战胜人们的理智，两派又一次走向分裂。从以后的事实看，两派再没有联合起来，中国的政治也就愈益难为。
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对于一向强调精英的理智在政治进化中的作用的章士钊来说，这实为莫大的打击。在对德外交问题上，章士钊反对段祺瑞政府对德绝交、宣战的政策，这又近于商榷会的主张，而与研究系对德宣战的主张针锋相对。
他的主张，基本是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没有什么党派背景。
他的主要理由是中国能够生存，并不是基于中国的国力，而是基于列强在华的均势，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就是自己打破这种均势。这和当时许多反对参战的人士的认识是一样的。对于段祺瑞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独断专横，章士钊也屡屡提出批评。不过，当政府宣战决心已决，国会只通过对德绝交案而坚不通过对德宣战案的情况下，他又呼吁国会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担心，如国会坚不同意宣战，段政府会强行解散国会，“摇撼宪法之基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后来段祺瑞因对德宣战的政策不能通过于国会，乃借张勋以解散国会，演出了张勋复辟的闹剧。
1917年3月，当国会通过段政府的对德绝交案后，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一一“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以容纳各派势力，调和各方的意见利益希望情感。他认为，面对严峻的外交、军事局面，段祺瑞内阁中除段以外，缺乏足以代表各种特别势力之首脑人物，所以其决策很难获得广泛的认同，难以贯彻；加以各国务员皆管有专部，部务繁重，难有精力考虑重大国务。因此他建议效仿英国在“一战”爆发后的做法，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国务员。该特别国务会议应当由足以代表国内各重要政治力量的首领人物组成，参加者不管专部，不参加普通内阁的国务会议（但兼任普通内阁总理者除外）；但所有的军国要政都首先经特别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再行报告普通国务会议，使赞同焉”。他并且提议，参加特别国务会议的人选：代表北洋势力的段祺瑞、王士珍，代表进步党势力的梁启超，代表国民党势力的唐绍仪，代表西南实力派的岑春煊。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外，其他四人都由总理提名，经国会同意，再由总统任命。也许是为了避免刺激段政府，他在正式提出这一方案时，并没有提出孙中山。
但在《甲寅》日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足以代表北洋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的“中心人物”有康有为、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
章士钊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借政府决定对德绝交之际，以宣战事关重大、必须有各方参与才能举国一致为由，要求段政府开放政权。这确是一个不错的调和方案。章士钊在《甲寅日刊》上专开栏目，讨论这一方案，一时政论名家如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均撰文发表意见。然而要段政府开放政权等于是与虎谋皮。这个调和方案虽然一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但最终泡汤。
3．北大课堂讲逻辑
经过一段现实政治活动后，章士钊深感理论与现实间的差距，十分灰心，“渐厌政治，将事学术”。于是他就进人北大。章士钊在北大担任逻辑学教授，同时任图书馆主任（即馆长）。他主要讲两门课，一是在学术讲演会讲授“论理学”
（即现在所说的逻辑），一是在哲学研究所讲授“逻辑学史”。章士钊留学英国时，专门研究过逻辑，后来又致力于整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尤其是整理墨学中的逻辑思想。值得一提的是，logic这个词，原来人们把它译作“名学”、“辨学”、“论理学”，章士钊在1909年就指出，这些译法都不足以概括logic一词所指的内容，他反对“以义译名”，力主“以音译名”，把logic译作“逻辑”。这是他对比中西逻辑思想的异同之后得出的结论，有相当的学理根据。这一主张起初并没有为大家接受，他在北大讲学时，逻辑在课程表上还被称作“论理学”。后来，他一贯倡导的“逻辑”这一译法，取代了曾经风行一时的“名学”、“论理学”等译法，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成为定名。可以说，逻辑一名的厘定是章士钊对于中国近代逻辑科学的重要历史贡献。
由于是曾经名噪一时的大政论家，又对逻辑以及中国逻辑思想史造诣精深，章士钊在北大开的课极受学生的欢迎。高承元（即高元）后来记述他那时听章士钊讲课的情形：“七年（即民国七年）先生讲逻辑于北京大学，时承元肄业于法政专门学校，兼为北大旁听生，闻讯喜出望外，趋往则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塞如故。学校执事者，乃使人到教室户外检听讲证以限之。当时习尚，尝闻学生有注册而不受课者，未注册而争人教室受课，则未之闻也，有之自先生讲学始。承元得讯较晚，未及注册，而额满见摈。至是大窘，计无所出。乃挟所著《辨学古遗》渴先生，自白治逻辑之专，请特许，先生本其善诱之衷，备加奖掖，立赐短简，乃得注册。自是益潜心受课，凡先生所讲笔不辍录。当是时学校不颁讲章（即指讲义），而受业着复为教室所限，一时北平学子欲窥其堂奥而无从者尤多，承元乃间撮取要旨，布于校中刊物，以慰同学之望。”可见当日学生选课的热烈。当日同高承元一起听章士钊的逻辑课的还有张申府、傅斯年、罗家伦、吴敬轩等人。
在北大，章士钊积极参加各种组织。为加强北大的教材建设，推动学术研究，章士钊向校长蔡元培建议组织编译会，以编译西方学术著作。蔡元培接纳这一建议。1917年12月，北大正式组织起编译会，后改名为北大编译处，章士钊与陈独秀、胡适等七人当选为评议员。当选票数是：章士钊27票，王宠惠27票，秦汾23票，夏元傈20票，胡适19票，陈独秀巧票。1918年3月，章士钊还曾南下上海，代表北大编译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出书合同。合同规定，北大编译处每年为商务印书馆提供200万字左右的著作或译著，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并规定版税、版权、版式等方面的有关事宜。如果这一计划得到了很好的执行，那么就可以翻译一大批西方学术著作，也可以极大地推进北大的学术研究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同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147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该会的人会标准是：甲种会员，不缥、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章士钊知道自己不能做到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戒，所以他以甲种会员的身份人会。据1918年6月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记载，章士钊与蔡元培、陈独秀、王宠惠、沈尹默、刘师培当选为“进德会”评议员，李大钊被选为“进德会”纠察员。
1918年2月25日，胡适、郑阳和发起“成美学会”。该会宗旨是协助那些敏而好学然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以为国家多造人才。章士钊和蔡元培、王景春共同充任该会的“赞助人”，并共同为该会捐款。
章士钊在北大任教时，还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他推荐李大钊进人北大，接替他担任图书馆主任，一是他推荐他的老友杨怀中进人北大任教。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寻求国家出路的一个思想家、革命家。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成长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朱成甲先生在其《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曾系统地考察了李大钊与章士钊的关系，指出：“在李大钊前进的道路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章士钊那样给予了他那么多、那么大的影响和帮助！"这一论断十分中肯。
章李二人于1914年夏在东京结识。章士钊晚年回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说：
"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贤豪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靓，神似欧公（指欧阳修―引注），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翼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林盯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李守常就是李大钊。章士钊在同一篇回忆中说道：“在东京，余曾戏问焉，曰：‘守常者为君名乎字乎？’曰：‘字耳。”'“然则文稿中君何不署名？君J阮然为问曰：‘投稿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吾因知守常之本名大钊，执手绳其过迁，一笑而罢。”
其实，还在章士钊主办《独立周报》时，当时在北洋法政学堂读书的李大钊就是他的热心读者，他对章士钊“敬慕之情，兼乎师友”。仔细研究这时期李大钊发表的言论，就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主张与章士钊的主张十分相近，显然受到章士钊的影响。章士钊在东京办《甲寅》时，李大钊正在东京留学。自结识章士钊后，李大钊就与高一涵一起成了章士钊主办《甲寅》月刊的左膀右臂，是时海内高、李齐名，人称“甲寅派”。从结识章士钊后，李大钊即深受章士钊倡导的“朴实说理”的文风的影响，他的文章的学术性逐渐加强；1914年到1917年前半年，李大钊的文章中大部是在阐述章士钊提出的一些主张，比如调和立国、为政之本在有容、如何养成健全的对抗力等。章士钊广博的学术造诣，对中国民主政治诸问题的深邃而独到的见解，对李大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章士钊同国民党人联系十分紧密，又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章士钊相识，使李大钊摆脱了以前北洋法政的那个小圈子，进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这在李大钊一生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1917年，章士钊又邀李大钊一起办《甲寅》日刊。
章士钊进人北大不久，就向校长蔡元培以及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李大钊到北大接替他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进人北大，是李大钊人生又一重大转折。他自此摆脱了政客集团的政治纷争，而进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营，他在与新文化运动诸精英分子的交往中，在北大的学术氛围中，不断吸收新思想，不断探索，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杨怀中是章士钊留学英国时期的老同学。进人北大不久，章士钊就推荐杨怀中到北大任伦理学教授。1918年6月，杨怀中举家迁到北京。1918年9月，毛泽东由湖南到北京，经他的老师杨怀中推荐，进人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几个月，毛泽东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介绍新思潮的书刊，参加北大师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与政治讨论活动，并有机会时时向李大钊请教，由此接触并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由此看来，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与杨怀中进人北大，对两个重要历史人物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人生道路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大概是章士钊执教北大时，连他自己都根本未曾想到的事。
4．南下护法违心意
去北大任教前，章士钊曾打算三年不问政治，并且一再劝告岑春煊“从容养望，不可妄动”。但身在学府的章士钊并没有忘怀于政治，相反他一直“萦心于政治”。
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的旗帜。部分国会议员在孙中山的号召下纷纷南下广州，并于1917年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9月，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但孙中山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只能依靠他并不信任的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并不需要约法与国会，只是想以护法为旗号，对抗北洋政府的“统一”政策，保持自己的地盘。而护法国会内部则派系林立，有亲近桂系军阀的，有追随孙中山的，有亲近唐绍仪的。1918年下半年，护法国会递补缺席议员，改成正式国会。与此同时，在北方，北洋政府也于1918年操办一次“国会选举”，并组织起安福国会。在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与西南军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北方，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也存在深刻的矛盾。
于是出现两个政府、两个国会，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和，南北复不和的局面，国家陷人军阀混战的泥坑。至于南北两个国会都丝毫不能代表民意，而成了政客蝇营狗苟之所。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初，岑春煊耐不住寂寞，意欲重新出山，一再电邀章士钊南下商量对策。章士钊曾拒绝岑春煊的邀请，并致函岑春煊，指出桂系并不可靠，旧国会已经腐败，重新召集既不能代表国民之意思，也不会有号召力，要岑氏安于退隐的生活，不要出山。后来，岑春煊在给一位护法国会的议员写信时，透露章士钊此函的内容，这封私人密信就此公开，章士钊由此得罪南方的国会议员。但岑春煊觉得西南护法依靠的西南军阀（尤其是桂系军阀），与他有很深的渊源，加上他在二次革命以及护国战争中，都曾是国民党的盟友，在一些国民党议员尤其是在政学系中，很有号召力，他出山的话，可以获得不小的政治利益。岑春煊终于没有听章士钊的劝告，相反，他雄心勃勃，积极策划，要取代孙中山而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首脑。1918年5月，经过他的幕后策划，在桂系军阀和滇系军阀的直接操纵下，广州的护法军政府进行改组，孙中山受排挤，岑春煊上台。岑上台后，即屡以急电招章士钊南下，并且在章士钊未曾同意的情况下，将任命章为军政府秘书厅厅长的任命令公诸报端。那时，章士钊还在北大任教，就住在北洋军阀的眼皮底下。
这样一来，章士钊十分被动。当时他名义上已是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所以不仅他供职的北大十分的不满，而且北洋政府已派密探在他住宅周围巡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则由于害怕这突如其来的任命，会使他遭北洋爪牙的暗害；二则他自己其时也一直未曾忘怀于政治，再加上，那时的章士钊已经年届不惑，人变得越来越世故，已没有以前拒不加人同盟会、国民党的刚沙厦之气，他感到：
“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与共。今西林（指岑春煊）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而且，他对岑春煊一直感觉不错，老于官场的岑对章士钊十分恭敬，章士钊后来回忆称，“吾自民国二年与西林（即岑春煊）相知，以至二十四年委化，前后直二十四年强，不论会议抑或互谈，凡张口必称先生，无或偶致差梧。计西林长吾二十岁，其持态之恭如此，真使人惭愧无地”。岑春煊的恭敬，让章士钊很受用。因此，虽不乐意，他还是南下追寻岑春煊。那时他在北洋密探的监视之下，很难秘密出走，因此他决定公开出走，直接去找当时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段祺瑞。段祺瑞那时抱定武力统一的政策，正要用武力消灭西南地方实力派。章士钊觉得此人虽未必能动之以情，但可以晓之以理。
而且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之后，章士钊曾在国会内和媒体上积极支持段祺瑞的外交政策，他认为段对自己的印象不坏。于是他直接去见段祺瑞，说他要到南方去当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希望段放行，不要留难。段祺瑞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现在正对南方大举用兵，再过几天，我的部队就可以攻下潮汕，潮汕一下，广东全省就动摇，广东的护法军政府也就难以立足，你又何必这时候急急忙忙到那边去凑热闹，当炮灰呢？”经过章士钊再三解释，段祺瑞还是同意让章士钊南下。
当年暑假，章士钊奔赴广州任职。此番从政，他由一个鼓吹民主政治、坚信民主政治的政论家变成了一个政客。当时南方的护法阵营存在着以孙中山为首的真诚护法的民主势力与以岑春煊、陆荣廷为首的以护法的旗帜以维持割据势力的西南实力派，在两大势力的斗争中，章士钊在许多重大事情上，都追随岑春煊，章士钊对民主政治的热情已经大大地削弱，而对岑春煊个人的忠诚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其行动。章干钊的个人生活也越加消沉。章士钊有很重的名士气，生活不拘小节。梁漱溟晚年回忆说，他年轻时，三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是梁启超，二是他舅舅张耀曾，三是章士钊。章士钊在《帝国日报》、《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月刊发表的论文，他大都读过，十分喜爱章士钊所鼓吹的民主理论以及章士钊特立独行的品格，对章十分地仰慕。护国战争后，章士钊到北京时，他曾怀着崇拜之意去拜访过章。说起这次拜访，梁漱溟说，他以为当国家多难之际，有心人应当刻苦自励，为国奋斗，但章士钊以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这让他十分失望。章士钊南下追随岑春煊之后，生活愈加不检点。1919年3月，章士钊在上海，陶孟和到上海办事，曾数次去拜访他，都找不到人。陶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到章士钊的堕落：“在沪竟未晤得行严，彼终日赌博奔走，恐不能救药矣。”章士钊沉浮宦海时，杨怀中曾在病中致函，劝他“翻然改图”，尽早退出政治旋涡，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信中说：“政治旋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谓宜飘然远引，别求自立之道。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阀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磐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石之上。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支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翻然改图，天下幸甚！”这封信大约写于1919年9、ro月间。这封信对章士钊触动不小。加以那时章士钊正因鼓吹新旧调和论遭到广泛批评。因此他决定退出政治旋涡，重回学术事业。他准备留学欧洲，并在欧洲办一个编译机构，专门介绍欧美文化。ro月底，他由上海到广州交卸南北议和代表的职务。11月，他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已买好去法国的船票，近期就去欧洲留学，并说明他回归学术的动因与出国考察的目的、规划：“愚自信于政治生涯最不相宜个人生活，当发挥其所长，以愚粗有知识，能从此努力攻讨，较之毫无素养者，或事半功倍，故愚决抛弃一切，重理旧业。且愚自今夏大病后，生死利害关头看得透破，觉今日以前有多少错误，今后非另辟一种新生活不可。起视吾国政治纷乱已极，至少非两三年不能寻着头绪，若仍埋藏于现在生活之中，混混沌沌过去，则上无成绩可言，而知识道德已不知堕落到若干地步，彼时学术界尚有余发言之余地耶？”他计划总共用两年的时间，除往返行程三月不计外，驻巴黎半年，柏林半年，伦敦三月，纽约半年，主要的事情是：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一切状况”；拜访有名学者讨论真理；切实探索文学哲学政治经济之思潮；搜罗各邦之最新有名之著述。两年期满后，约请欧美有志之士回国，以私人经营，借重国家之补助，办一大规模的编译局，“将欧美文化为全面的系统的介绍，并参以个人所得，仰国民思想受欧化之良果而不流于偏执。”远在北京的杨怀中知道了章士钊的这一决定后，在日记中写道：
“行严已起程赴法，幸吾言之见用，此于行严甚为有益。”他计划系统地介绍欧美文化，以救新文化运动之偏颇，是十分不错的计划。若他以后严格地守在学术领域，系统地介绍欧美文化，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那他对中国新文化将会有所贡献，对个人也“甚为有益”。但他并未坚守在学术领域，反一再卷人政治旋涡。
从上海去广州前，他还表示，他在广州只“勾留数日”，随即就赴欧。到广州后，他还说此次到广州只是交卸南北议和代表的职务，并与朋友聚会，绝不再参加政治活动，马上出国。但不久，他又改口说准备次年1月赴欧，后来干脆就又暂不出国，而继续追随岑春煊，继续从事政治活动，重新担任西南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在上海宣布要出国考察，应该出于诚意。但到广州后，也许因岑春煊的一再挽留，碍于人情，不忍决然离去。所以朱执信就讽刺道：“那前清宫保（指岑春煊―引注），就像一块磁石，章行严就像一个铁绣花针，一走近就要吸去，一载着就拉不开。”
1919年12月，西南护法军政府决定创办西南大学，委托章士钊、汪精卫为西南大学筹备员。章、汪二人又邀请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为筹备员，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此后除继续代表岑春煊与北洋政府交涉议和问题外，筹备西南大学就成了章士钊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办西南大学，章士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他曾为西南大学提出了完整的办学规划：第一，保持“学术独立”。他说，现在中国政潮险恶，政治浑沌，要使办学有成效，必须设法使学校独立，不受政治的牵制。为此他提出，西南大学应脱离教育部的管辖，成为一个“学者自决的团体”，其经费也应独立；为不受国内政争的影响，西南大学应设在上海租界。第二，把西南大学办成一个有着持续不断的辐射能量的“文化中心”。他说，中国当时的文化运动虽已兴起，但有毛病，一是政治气味太浓，学术气味较少，并非纯粹的文化运动；二是多系“横的运动”，而非“纵的运动”，即是普及文化的运动，而不是研究精深学问的运动。要使文化运动有成效，就应造就一批保有充分的能量、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的文化中心。为造就“文化中心”，章士钊提出具体的办学规划：其一，注重对吸取国外学术成果与对外学术交流，包括：准备系统的教材；在巴黎设立西南大学海外部；设立编译局，编译西方学术著作；派遣高材生留学海外（每年派遣十人），以资深造，务使学者借西南大学之途径向海外吸受新思潮，准备大学应备的学问。其二，国内方面，则注意：开一比较完备的图书馆；设立理化试验场；注重文理两科，“盖文理两科实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学科组织完全采选课制与学分制，使学生有充分的选课权与自主发展的余地；学校实行教授治校，尤其是有关学科建设事宜，全由教授自决。但很快，西南军政府发生内江，西南大学经费无着，力、西南大学的计划泡汤。
1920年ro月，岑春煊在粤桂战争中失败，宣告下野，军政府也随即解散。
孙中山重回广州，开始第二次护法战争。岑春煊下野后，章士钊终于能够违心从政中解脱出来，重回学术事业。由于在说服西南的岑春煊、陆荣廷解散军政府，归顺北洋政府方面有功，于是他从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那里得到一笔钱，而岑春煊也给章士钊8000元。他就用这笔钱出洋考察，了却多年的心愿。
出洋前，章士钊在政学系的《中华新报》上发表题为《论败律》的文章，表明他对从政失败的态度。文章说：他追随岑春煊几年，所怀之政策根本未曾实行，现从政失败，当遵循“败律”,自动下野。何谓“败律”？章士钊说，凡政治社会，不能不有派别，各派之意见不能不有所异同，其势力不能不有所消长。
各派力量应完全听从民意，“得势时须提得起，失势时须放得下”,失败时就承认失败，泰然下野，从容修省，以图他日再得国民之同情，东山再起，同时也使在朝的政治势力有所顾忌。从政就应抱着这样的信念，“凡政策当任人试验”,“事苟有济成之者，不求在我”,“勿予胜者以非其道，亦望我胜时，人不以非其道困我”。否则，就是认为“吾权为天职，吾理为独至，吾党为神圣，无论措败何若，决不放松一步，凡可以制敌党死命者，无所谓辣手，无所谓不道德，虑所能及，力所能至，一无权衡进退而施之焉”；结果将是“报复相寻，怨毒日甚，……
政治生涯至此，纯为栓桔，而国事亦从此不堪问矣”。他所表述，仍是近代政党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
5．新旧调和遭时病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就曾打算再度留学欧洲，但一直未付诸实施。促使他于1921年再度游欧的，除他从政几年，一无所成，依傍门庭，主张无从实施的挫折外，另外的原因有：一，他对影响日渐扩大的新文化运动不满，认为新文化运动有诸多偏颇，应当纠正，应有人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以将新文化运动导人他所认定的轨道上来。二，经过几年的从政，他对原来曾经热烈鼓吹的代议制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再到欧洲去看一看，尤其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思想界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动，已经离开欧洲将近十年的章士钊，很想去考察战后欧洲。
章士钊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他早年鼓吹革命时虽对传统文化有较激烈的批评，但都留有余地。留学英国，深人接触西方近代文化之后，他热烈希望移植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对中国传统强调集体利益、忽视甚至贬低个人利益与个人欲望的倾向，重人轻法的道德主义倾向，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但实际上他一直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给那些“略识西字，奴于西人，鄙夷国学为无可道”的人戴上了一顶“ComPrador"（即买办）
的帽子。对一些留学生缺乏国学根底，“一人欧美之名都，其灵魂悉为物质浮华夺去”的现象，也提出批评。他反对“极端欧化之说”，而主张立足于传统，引进新学，对传统进行改造。
当新文化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态度对传统的思想、伦理、文学进行激烈批评，在青年中发生广泛影响时，章士钊觉得新文化运动有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偏向，乃起而批评新文化运动。1919年9月底，应寰球中国学生会之邀，他在上海发表题为《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演讲当晚，大雨瓢泼，但会场依然人满为患，气氛十分热烈。不久，《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等著名报刊纷纷刊载他的演讲词。1919年12月，他又在广州师范学校发表题为《新思潮于调和》的演讲，继续鼓吹新旧调和论。
在章士钊之前，杜亚泉等人就提出新旧调和论。这种主张以新旧调和的名义来卫护传统。由于章士钊在学术界与思想界声望很高，其主张有很强的逻辑性与思辨性，且他的演讲确实也抓住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偏颇以及新文化人思想认识中的一些误差，他的演讲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文化阵营的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张东荪、蒋梦麟等深知章士钊言论的影响，纷纷发表文章批评他的新旧调和论。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章士钊这样一个新人物鼓吹新旧调和论则十分欣喜，把章士钊的理论看做是护身法宝，纷纷发表文章阐述章士钊的理论。于是形成了一场关于新旧调和的讨论。这场讨论是五四时期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一场重要讨论。
简单地说，章士钊认为：第一，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以对先辈既有成就的继承为基础，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人类知识、经验的逐步积累，没有这种继承或积累，人类就会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
第二，社会进化是移行中实现的，是在新旧杂揉中实现的。他说：“宇宙之进步，如两圆合体，逐渐分离，乃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既曰移行，则今日占新面一分，蜕旧面亦只一分。蜕至若干年之久，从其后而观之，则最后之新社会，与最初者相衡，或厘然为二物；而当其乍占乍蜕之时，固仍是新旧杂揉也。此之谓调和。调和者，社会进化之至精之义。”因此，人类历史是“世世相承，连绵不断”，无法截然分开的。每一阶段都继承了前一阶段的若干内容，也掺杂着若干新的内容，绝没有与前一时代毫不相干的所谓新时代。人类历史虽可分成不同的阶段，但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三，既然历史的发展必须以对前人成就的继承为基础，既然历史的发展是在移行与新旧杂揉中实现的，那就应注意调和新旧：“新机不可滞，旧德不可忘，抱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他反对“绝旧图新”，认为“旧”
是新得以发展出来的基础，“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无论是中国旧有的东西，还是从西方输人的新思潮，都应以是否适合于中国当下的需要为取舍标准。中国的传统中与现代不相适应的当然应“改易”，而其中仍与现代相适应的就应得到“流传”。对来自西洋的思想，应对其内容、兴起的背景进行仔细研究，应考察中国的实情，看它是否适用；如果适合于中国现今的需要，在鼓吹、实施中，也应有详细的计划，“为所谓惯性偏见留相当之余地”，以免引起“社会上之反感”。
第四，章士钊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新与旧关系上处理不当。他说，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存在偏颇，一些“浮薄者”，不对旧道德进行实际研究，甚至一无所知，就“动曰若者腐败当吐弃，若者陈旧当扫除，初不问彼所谓腐败者是否真应唾弃，彼所谓陈旧者是否真应扫除，而凡不满意于浅薄之观察，类欲摧陷而廓清之”，此为“忘本”。在对待西方新思潮方面，一些新文化人，“大抵人云亦云，非从洋文书本抄来，即从外国讲师口中讨取”,没有对主义产生的背景、内容进行研究，没有考察中国实情，有“生吞活剥”、“空泛而不切实”的毛病；鼓吹新思潮时，也没有为旧习惯、旧道德存留余地，引起了不必要的“反动”。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有合理的地方，比如，他强调新必须要以旧为根基，需注意对传统的继承，任何新的因素，任何新的统一体，都存在着旧的因素，中国的传统中存在着适用于古今的“通性”；强调无论对传统，还是对外来思想，都要进行仔细的研究。他对新文化运动存在的形式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的批评，虽有其观察片面之处，但他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不过，他的理论也有不当之处，比如，他把新旧的共存当成新旧的调和，实际上共存并不排除矛盾与斗争。他要求新文化人对传统采取温和的态度，这不合时宜。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国社会黑暗重重，非有大力从而冲决，本难有所震动。年来新思潮之播荡，社会间顿呈昭苏之象，不可谓无大功”。由于旧思想、旧道德凭借着官方的支持与提倡，借助年深月久的广泛影响，构筑起了抗拒新思想、新观念在中国传播的强大防线，想在中国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以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们，就必须向这一道防线开火。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就以不妥协的态度，对旧道德、旧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言辞不无过火之处。但对打开阻遏新思想传播的防线来说，这种炮火是必要的。他只看到新文化人激烈的批判传统，只看到一些青年人在文化问题上的比较普遍的形式主义，没有看到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对重估传统的倡导。
他只看到新思潮大量输人后出现的“生吞活剥”的现象，而没有认识到，这不仅符合他一贯倡导的思想自由原则，而且也是开放之后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人们进行合理选择的必要前提。新文化阵营对章士钊新旧调和论的批评，概括起来，其要点是：第一，新旧杂揉只是新旧的共存，并不是新旧的“调和”。水与火共存，但水与火却不可调和。新与旧是不相容的，进化就是新的逐渐扩充发展，将旧的逐步“挤出去”。调和新旧，实际就是使新思想、新事物“停止活动”,“就是要中国停止进化”。第二，人类的进化不只是“移行”得来的，而是突变与潜变的结合。当潜变积累到一定地步，社会也会发生突变，出现一个新社会。若在潜变时期进行调和，就产生不了变化。第三，思想道德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新的物质生活需要新的道德，适应旧的物质生活的道德在新的物质生活之下，“自然失去了它的运命和价值”。因此，不可能如章士钊所说一面在物质上开新，一面在道德上复旧。
这些批评抓住了章士钊理论中的一些漏洞，但显然没有驳倒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也没有说清楚新与旧的关系。不过，他们对新旧调和论的反驳，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深人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作用。
6．心非代议不敢言
章士钊南下追随岑春煊，在政治旋涡中摸爬滚打几年，不仅失去了追求民主政治的勇气，而且也对他一度热烈鼓吹的代议制产生了怀疑。
当张勋复辟之后不久，章士钊在天津的一次演讲中还说：“西洋的种种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但是，这种信心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他对代议制产生了怀疑。
章士钊到南方任职不久，北洋政府与西南军政府即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刚从战争中脱身的列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由各方势力组成、对列强平等开放的统一政府，以取代单纯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政权。
它们向南北双方施加压力，要双方停止战争，以和谈实现统一。同时，国内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呼声渐高，直系军阀且发起和平运动。在南方，西南军阀甫经北军的沉重打击，需要争取时间，稳定局面。于是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试图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分歧、谋求统一。和谈的参与人员如下：
北方，朱启铃（总代表，代表总统徐世昌），吴鼎昌（代表安福系），方枢（代表段祺瑞和安福系），汪有龄（代表旧交通系梁士治），施愚（代表直系李纯），刘恩格（代表奉系张作霖），王克敏（代表直系冯国璋），李国珍（代表研究系），江绍杰（代表安福系），徐佛苏（代表研究系）。南方，唐绍仪（总代表），章士钊（代表岑春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李曰该（代表云南唐继尧），曾彦（代表广西陆荣廷），郭椿森（代表广西莫荣新），刘光烈（代表四川），王伯群（代表贵州），李述膺（代表陕西），彭允彝（代表湖南），饶鸣变（代表福建及海军）。
南方与北方都是派系林立。南方的实权在桂系手中，它参与和谈只是利用和谈，争取时间，整理内部，并不想实现统一，因为一旦统一，则北洋政府就会以中央的名义对西南发号施令，桂系的地盘势必被北洋势力侵夺。所以在和谈中，南方代表大唱高调。北方的实权掌握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及追随皖系的安福系政客手中，它们不愿和谈成功。段祺瑞抱定武力统一的方针，不愿与南方和谈，同时和谈本身是南方的桂系与北方的直系幕后联络策划的会议，皖系对于和谈中任何触及自己实际利益的提议都抱有百倍的戒心。安福国会是皖系一手操纵“选举”出来的，一旦和谈成功，安福国会的议员们就会失去议员资格，直接损害他们的政治利益。所以参与和谈的安福系代表对和谈的方针就是“力往决裂一方做去”。
章士钊亲身参加和谈，对和会的内外情况十分清楚。为使和会能有成效，使参与和谈的代表能不受会外因素的干扰，而能本着良心，切实讨论南北和平统一诸问题，他极力主张召开“关门会议”。这遭到普遍反对。按章士钊的设想，各方势力应授予议和代表全权，代表们在关门会议时期协商的一切决议，各派都应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与他的毁党造党论的思路如出一辙。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点就是相信可以通过协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总是假定对方有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也假定对方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协议。实际上所谓的诚意在现实利益面前是经不住考验的。即便是和谈代表确实能本着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的诚意来协商，达成和平统一的协议，这种协议也不可能为皖系、直系、桂系、安福系、国民党等利益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势力所接受，因此所谓的协议也就只能是个空头协议。这又一次表现出章士钊的书生气。
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废督裁兵、国会，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如何处置南北军阀并不真正需要的国会，这实在滑稽。国会问题确实伤透了议和代表的脑筋。南方谈判代表要求恢复旧国会（即张勋复辟时又一次被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北洋各派尤其是安福国会绝对不能答应。南方护法国会中新递补的议员，对此也持反对态度，因为一旦恢复旧国会，他们就不能继续担任议员。北方谈判代表坚持安福国会不能动，南方又绝难答应。作为折衷，一些和谈代表提出，将南北两个国会同时解散，另行选举新国会。然而，这更遭到南北两个国会议员的一致反对。安福国会在北方上窜下跳，大肆活动，对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议和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保住安福国会。而南方议员在听到将牺牲国会以促成南北议和之后，深感自己的前途暗淡，纷纷攀附权势，投机钻营。原来的各议员派别失去了明确的政治信仰，而成了拉帮结派、图谋私利的小团体。总之，无论南北，大多数议员已是毫无追求民主政治勇气，毫无政治原则，毫不将国家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而惟利是图，惟势是趋，腐化堕落的政客。
国会议员们的无耻行径，让章士钊十分失望，促使他重新思考：为什么代议制移植到中国后，会出现议员不能代表民意，以及议员卖身投靠强权的局面？代议制是否真的适合于中国？代议制本身有没有问题？他对代议制产生了怀疑。
1919年底，也就是南北和谈破裂之后，章士钊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夫吾国民意，求其有适当之发展，选举制度是否为一良法，且为疑问。”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公开否定代议制，而是提出要减少议员名额、改良选举方法，以改良中国的代议制。他主张吸取科举制的合理成分，把考试与选举结合起来，凡想竞选议员的人须先通过国家组织的特别考试，取得参选资格，然后才可下选区运动选举，争取选票。在他看来，只要真正的精英分子被选人国会，那么国会还是可以改良的。此论一出，“闻者大哗”。次年1月，他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裁兵与造法》一文，提出宪法不能由国会制定，而应由专家制宪。专家制宪是他的一贯主张，而此时再提此种主张，直接针对的是南方国会的制宪活动。结果，裁兵的主张并没有得罪军阀，而专家制宪的主张却得罪了国会，南方国会很快就指责章士钊为“叛逆”，并革除了他的议员资格。这种激烈举动，更加深了他对于代议制的怀疑。不过，由于他没有找到更为适合的取代代议制的方案，由于国内舆论对代议制仍然深信不疑，他并没有公开否定代议制。
7．二度游欧变主张
1921年2月17日，章士钊自上海乘船出发，赴欧洲考察。此番赴欧，他的心情与他1907年初次赴欧时完全不同。1907年那一次，他是怀着对民主政治与西方文明的崇敬之情而去的。而这一次，他却是带着对代议制的怀疑以及寻找取代代议制的方案去的。一路上，他思绪翻腾，“长途万里，所怀百端”。船到红海，他在船上给章太炎以及他的弟弟章勤士各写了一封信，表露心情。
在给章太炎的信中，他说，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就明确反对代议制，主张不立国会，这种说法“始为人人所不能言，中为人人所不敢言，卒为人人所欲言而终不知所以言”。他对章太炎的“先识巨胆”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自己过去“浮慕政党政治”十分地懊悔。又说，他此番赴欧是要寻找取代代议制的方案，希望章太炎继续阐发其非代议的理论。
在给章勤士的信中说，他巧年前，由此道赴英，5年后又由此归国，“自登舟以迄到岸，行无所事，忘其为远。今乃块然寡欢，计日愁苦，风涛骤起，夜不能寐，思亲思友，时见乎情。盖中年哀乐本异昔时，今日始得验之也。觉此衰微，略书告弟。此行有得与否，可以此卜之”。果然不出所料，章士钊此行之后，思想出现重大转折，走上了全面反动的道路。
章士钊首先到的是英国，这是他留学多年的国家。这次再来英国，带着满腹的疑虑，章士钊拜访了萧伯纳、威尔斯、潘J涕、柯尔、华徕士等人，向他们请教“救治中国之道”。和他一同去拜访这些人的是当时也在英国，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陈源，时间是1921年6、7月间。
威尔斯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纲》。他在其乡间别墅接待了章士钊和陈源。陈源这样记述这次访问：“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时，威尔斯这样说的：‘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称赞弹幼制度（指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也是威尔斯，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萧伯纳是英国现代最伟大的剧作家，也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他主张废除政党制度。
陈源这样记述他们对萧伯纳的拜访：“萧伯纳说的更有味了：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即常说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笔者）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人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是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方法来。”
威尔斯、萧伯纳两人都是文学家，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很有影响。他们和当时英国的许多政治思想家一样，对于民主政治的理想很有些怀疑，但是又想不出具体的方案来取代民主政治。他们在章士钊面前对“民主主义”嬉笑怒骂，说“只要十分钟，我们就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
他们对民主主义的怀疑，与章士钊同去的陈源只是“姑妄听之”，并不当回事。而对代议制业已产生深刻怀疑的章士钊却如获至宝，在他看来，他们的言论证实他对代议制的怀疑。他们对中国科举制度与监察制度的推崇，则与他以前曾经提出过的取科举之意以救济代议制之弊的想法不谋而合。威尔斯、萧伯纳没有提出取代代议制的具体方案，而章士钊则从潘J涕那里找到了方案。
潘J涕是近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基尔特是中世纪欧洲广泛存在过的职业自治组织，商人、手工业者组织基尔特的主要目的是：对抗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通过垄断，排斥外来竞争；通过规定原料价格和产品出售价格、限制学徒人数与生产规模等，维持会员间的平等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工厂制逐步取代了基尔特。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失去生产资料，劳动成了对工人的奴役，工人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外的现实，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要求恢复中世纪的基尔特制度。他们的目标是：由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组成的各种基尔特（按行业划分）掌握生产资料并管理生产，实行行业自治；这种自治的基尔特也就构成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各基尔特的最高联席会议。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无论经济生活领域还是政治生活领域，工人就都是真正的主人了。
潘J涕对章士钊大肆推销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他对章士钊说：代议制根本不足以代表民意，因为，在代议制之下，一个议员要代表一个选区，而选区内情况极为复杂，人民的利益各不相同，一个议员又如何代表这利益各不相同的人民？划分人群的最自然的尺度是职业，因为人是与职业相依为命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职业也最熟悉，谈论起来也津津有味，因此实行自治并不困难；而且，一个职业中的人民利益也最相近，人民在自己的职业自治团体中选举出来的代表，最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西方旧有的基尔特已经被工业化扫荡殆尽，而中国的行会组织没有受到工业化太大的冲击，还有完善的行会组织，所以中国实行职业自治有着西方无可比拟的优势。
章士钊对潘J涕的理论大为倾倒。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分成两部分，一为职业自治（他称为“业治”)，一为“农业复兴”。
由此，他形成了以职业自治代替代议制，以农立国两大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1921年，他即用英文写了《联业救国论》（ChillesePoliticSandProfessiollalism）一书，主张以职业自治取代代议制。
1922年，他到柏林，又准备写一书，系统地清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起源与流派，并论述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方法。按照他原定的计划，该书的大纲是：第一章业治之起源及其大意；第二章欧洲各国业治之大要及其实际，中分四目一沁宗（法兰西）「即辛迪加〕，二基宗（英吉利）「即基尔特〕，三苏宗（俄罗斯）「即苏维埃〕，四鲁宗（德意志）「即鲁特」；第三章业治论之评臂；第四章业治主义之适用于中国；第五章论实施方法。后因奔丧归国，没有写成。与此同时，以农立国的思想主张也成型了。1922年，他在柏林草成了《治湖南新案》，写成之后，一时诗兴大发，写下《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一诗，中称：“欧洲大战四五载，新理翻腾若江海。中有农治为胜义，小子殷勤悠探采。探采归来颇自豪，敢言救国如擎毛。”“湘人勤俭夙宜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湘人挥汗如倾盆，不走营门走校门。湘人吐气如火热，不煮豆其来冶铁。湘人血泪多如麻，点点渗透自由花。湘人智辩走如珠，颗颗嵌上分科图。湖南如此治五载，芷兰茅苇同光彩。”可见，当时的章士钊对于自己认定中国应当以农立国，十分兴奋。在柏林，章士钊得知父亲去世，遂归国奔丧。9月16日，抵上海，随即回湖南料理丧事。
此次赴欧洲考察，章士钊的“政治信念全变”，说自己以前的政党政治论、调和立国论，都“不值一文钱”，只有这一回才找到了“敢言救国如擎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