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萌革命思想
一、湘楚文化熏染
宋教仁的家乡湖南，是我国中南部的一个省份，因其大部分地域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省北临长江与湖北接壤，南枕五岭与广东、广西相邻，西则凭云贵高原和武陵山脉连接贵州、重庆，东依罗霄山脉与江西为界。湖南境内最大的河流是湘江，古代曾几次在此设置湘州，湖南由此而简称“湘”。西周时期此地曾有楚国，故又泛称“楚地”。楚人先祖本是华夏民族的一支，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建国之地又位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成为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之地。楚地先民在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吸收各种文化的特点，逐渐形成了光辉灿烂、独具特色的湘楚文化。
爱国主义是湘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求生存，在艰苦的环境中坚韧地谋发展，造就了楚人票J悍的民风和尚武的精神，以及民族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情怀。屈原更是以赤子之心著成不朽诗篇《离骚》，并自沉泪罗、以死报国，奏响了湘楚大地古老悲壮而又经久不息的爱国乐章，成为后世爱国主义者心中的楷模。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人侵，古老的湘楚文化同样遭遇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国家的危难，时势的巨变，迫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不再埋头义理考据之学，而是抬起头来，面对现实，研究实际问题，注重社会实践。他们有的是声名卓著的督抚大吏，有的是官职卑微的下层官员，有的是切于时务的学者文人，无论何种身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或致力于著书立说，或投身于社会改革。在当时掀起的这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其兴起和传播，又以湖南最为突出。1826年，由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贺长龄主持、邵阳人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该书辑录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8类，共120卷，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官吏和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特别是魏源在《叙》中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等观点，主张文章贵在能够联系实际、切合实用，对近代湖南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在当时颇受欢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这也标志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1842年，魏源又写成了《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1852年成为10o卷本。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传统观念，囊括了各国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世界史地知识，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堪称近代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一部力作。宋教仁就诞生在讲求经世致用之风的湘楚文化环境中。1882年4月5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在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一个世代书香但已开始没落的地主家庭里，宋教仁出生了。
宋教仁的故乡桃源县，位于常德县以西80里的玩江北岸。那里山明水秀、溪流曲折、风景秀丽，因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而得名。
宋教仁后来为上海《民立报》撰稿，即以“桃园渔父”自称。
据《宋氏族谱》记载，宋家先辈原居住在江西，明朝嘉靖初年，宋万肠带着两个儿子宋涌、宋琐来到湖南桃源，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历经300余年，到宋教仁已是第15代。宋家迁到桃源后，在当地务农经商，逐渐稳定下来，又经过几代人的勤勉经营，家境比较殷实富足。务农经商之余，宋家人还喜好读书治学，宋教仁的七世伯祖宋起龙曾著有《腹筒草》诗集，祖父宋业宏“好读书，文笔从容华贵，气体醇厚”，父亲宋宗伴甚至因读书过度用功而致病。出生于这样一个重读书的家庭，宋教仁自然是耳濡目染，自幼便养成了喜好读书的习惯。
1886年，4岁的宋教仁进人宋氏家塾读书，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
但他对所谓“文质彬彬”一类的传统说教缺乏热情，相反却喜爱时事、地理，尤其对历史和军事深感兴趣。念私塾期间，他就接触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类反满作品。他的七世伯祖宋起龙所著《腹筒草》诗集，内含反清复明思想，对他的思想发展也起着一定的熏陶作用。
宋教仁少年时期就对《腹筒草》诗集十分欣赏，成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曾4次提及。在流亡日本期间，还让堂兄宋文卿将《腹筒草》诗集寄到日本，准备筹款印刻，刊行于世。他收到寄来的《腹筒草》诗集后，经常手不释卷，读之良久。《腹筒草》诗集写于清初，诗的主旨，大多是以景抒情、托物言志，诗的内容，有的是借历史人物事件揭露清初文字狱的罪行，有的是对少数民族起义抗清的热情赞颂，有的则隐晦曲折地流露出怀念故国明朝的思想感情，有的是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感叹，也有的是通过描写桃源的名胜风光抒发对世外桃源的理想追求。由此可见，宋教仁家族里潜在有一种强烈的传统民族意识，而宋教仁自幼便受到这种传统民族意识的熏陶，它对宋教仁早期反满反清思想的萌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宋教仁参加革命后，较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更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其思想渊源也在于此。宋教仁自小对军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平日只知道埋头读书，有时空闲下来，便带领着许多孩子玩战争游戏。
他把孩子们分为两队，拣一些较弱的孩子，当做清朝贵族，而他自己却带领强壮的孩子，当做平民百姓。如果“清朝贵族”被“平民百姓”打败了，他就很得意地大笑起来。”宋教仁后来在《我之历史》中回忆说，他幼时“尝嬉戏簿诸邻儿名氏，呼集山阿，树巾为旗帜，自登磐石上指挥部勒之”。由此可以看出，幼时的宋教仁就显示出反叛、自强、聪明、活泼的性格。也正是由于他儿时就表现出的对传统的反叛，为他在新旧思潮猛烈碰撞的时代转轨中，能够学习并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玩湘之水还培育了宋教仁丰富的情感。他尤其喜好诗词，经常在家中模仿前人作诗为文。一个夜晚，他看到月光晶莹皎洁，仿佛要透过窗纸，随即赋诗一首，留下了“月来窗纸薄，露下客衣单”的佳句。
宋教仁不仅诗词文章写得好，而且口才颇佳，能说会道，再加上相貌堂堂，性格开朗，善交朋友，办事认真灵活，所以在乡里小有名气。他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一片赞誉声中度过的。不幸的是，自宋教仁出生之时，家道便已渐趋衰落。
1892年父亲宋宗伴病逝，留给全家的只是几间破旧的房屋和一些薄田，从此家中失去了支柱。由于家道艰辛，10岁的宋教仁不得不中断学业，耕种起农活，与大哥宋教信共同承担养活家人的重任。他俩早出晚归，除草捉虫，锄地松土，栽种秧苗，整日忙碌，生活十分艰苦。
但是，困厄的家庭环境并没有磨灭宋教仁嗜好读书的习惯。每天在劳动之余，他都喜欢读书写字，又肯动脑筋，有了问题，就深人思考，穷原究委。因此，他读过的书，大多都能够观其大全，得其精要，从而养成了良好的判断能力。
19世纪末，湖南近代实业有了极大发展，长期停滞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终于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湖南新政的发展。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两湖地区的众多青年才俊虽无科第官阶，却能够以爱国相砒砺，以救亡为己任。当时，除谭嗣同、唐才常等一些维新志士极力推行新法之外，一些报馆、学会相继在湖南各地成立。这些报馆、学会摒弃鄙陋之习，招揽天下英才，以宣传西方富强之术为宗旨，大大开启了湖南民智与民风。身处这样爱国救亡思想极为活跃的地区，耳濡目染，对宋教仁的成长及人生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894年，宋教仁12岁，时值中日甲午战争，腐朽的大清国又遭惨败。宋教仁听到这一消息，想到“以堂堂中华，乃为慕尔岛夷所欺凌”，不禁痛哭流涕，并赋诗数首，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其中一句为：“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俊头人汉关。”塾师方先生读了宋教仁的诗，不禁击节称赞，并批注：“忠义之气，势吞胡揭。”
1898年，宋教仁16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当地一位长他4岁的方姓小姐结婚。这桩婚事，系两人自幼时由双方父母所订。宋教仁这时已成长为一个“修六尺余，目炯炯有光”的英俊少年，而且文才学问也驰名乡里。方氏虽也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大家闺秀，但姿色并不出众，特别是鼻子微塌。她的父亲怕宋家人瞧不起自己的女儿，便主动让媒人到宋家退婚。宋教仁对媒人说：“我家择配，取德不取色。方家女子，品性尽人皆知，何谈退婚之有？”于是，两人就在当年完了婚，从而在邻里间留下一段佳话。两位年轻人的婚后生活非常和睦，第二年便育有一子，取名宋振吕。
值得一提的是，宋教仁在婚宴上再一次显露出自己思想上的与众不同。当时方家为迎接新女婿过门，张灯结彩，宾客盈门，还特地请了乡绅作陪。酒席间，一些乡绅大谈“皇恩浩荡”、“国泰民安”，宋教仁感到很不是滋味，便当场发表意见说：“当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国有豺狼，野有饿俘，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列强横行于国土之内，国已如此，何谈皇恩之有！”一番话还未讲完，那些乡绅早已经个个吓得瞳目结舌，嘴里嘟嚷着：“这位新官人是个狂生，不敢作陪，不敢作陪！”于是纷纷离席而去。
宋教仁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与他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熏陶息息相关。他生于楚地，长于楚地，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特色鲜明的湘楚文化深深影响着少年时代的宋教仁。他曾说：“夫湖南省，山川交错，形式便利，长江上游堂奥之地域也。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钟灵毓秀的流风余韵，湘楚先民艰苦卓绝的斗争锐志和冲天豪气，以及对国家自强和民族自立的执著追求，无不在宋教仁身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少年时代的宋教仁初步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信念。
二、漳江书院“狂生”
1899年3月，17岁的宋教仁进人桃源县漳江书院学习。创立于明末的漳江书院，当时是桃源县最高学府，湖南四大书院之一。书院是科举制度下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书院名称始于唐朝，原为藏书、校书、个人治学之地。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由私人或官府设立的讲学场所。到了明清之际，书院大多被官学化，成为科举应试人才的培养之地。宋教仁就读的漳江书院，就1O是其中的一所，学生大多来自桃源县。
宋教仁人漳江书院时，适值戊戌变法后一年。慈禧太后及顽固派几乎推翻了所有的新政措施，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因此，在宋教仁读书的第一、二年，书院的课程大都是四书五经。到了第三年，乡会试的头两场才改为策论，但第三场仍考四书五经。为考取功名利禄，漳江书院中与宋教仁同时代的青年人大都苦读四书五经与一些时务新学，努力习作策论。然而，习策论的学子仍要以四书五经为根底，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是些通经史以达时务的科举知识，都是些脱离实际的空谈言论，在培养人才方面并无多大益处。当时，就有人作打油诗讽刺这些无用的知识：“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学利器，读得来肩高背低，讲得来维新玩意，骗个官来做一做，给百姓找来晦气。”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古代儒家的四书五经虽然仍然是学生的必读书籍，但此时从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新式学科也逐渐在各地书院推广开来，从而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并造就了一批近代新式人才。宋教仁在漳江书院主要师从黄彝寿。黄彝寿是漳江书院山长（即校长）
兼县教谕（即县学教官），湖南长沙人，精于宋明理学，个性严谨，待人律己都很严格，而且坚持民族大义，富于反清革命思想。虽口不多言，但民族思想常流露于字里行间，如他在窗前贴有一副对联：“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
县学大堂上也悬挂着一副对联，表达了黄山长的志向和对学生的期望：
堂堂华夏愤擅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前国耻；纳纳乾冲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故，憋育群生。在黄彝寿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熏陶下，宋教仁开始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革命思想慢慢滋长起来了。他天资聪颖，读书快，接受和领悟能力强。一次，黄彝寿从长沙运一船书到桃源，途中触礁船破，书被水浸湿，于是请几位学生替他晒检，宋教仁也在其中。他边晒边看，两不耽误，工作结束后，就把看书过程中的疑问提出来向黄彝寿请教。黄彝寿从这件事里，看出宋教仁的好学和抱负与众不同，从此非常器重他。随着交谈的次数增多，师生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不久，宋教仁就成为了黄彝寿登堂人室的得意门生了。
在漳江书院，宋教仁除了继续研习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新科目。他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没有被废除，学生大多专注于八股文的研习，甚为鄙视。他平日读经书史籍，只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特别喜欢阅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以及《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史地典籍，从而对“夷夏之辨”、历代治乱得失及地理沿革有了比较深人的了解。他还作联语以明其志：
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
在读书期间，宋教仁非常喜欢讨论问题，经常与同学在一起纵论国家大事。
他观察敏锐，言语更是滔滔不绝，同学们都称其为“狂生”，甚至有的同学不敢与他接近。宋教仁完全不在乎这些，依然我行我素。在书院里，他和覃振、文骏、凤高蠢、孙安仁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常聚在一起，遨游饮酒，高谈阔论，J急结中西政治得失和古今用兵胜败。
一个初秋的傍晚，宋教仁与覃振等几位同学登上桃源县城头。极目远眺，夕阳残照，美丽中蕴涵着萧索，雄伟中孕育着悲凉。回首城中高楼飞阁，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显得格外肃穆沉重。宋教仁触景生情，叹息道：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最光辉灿烂的时节，也往往就是陨落没灭的一刹那。随即，他赋诗一首，以此来表达对人生前途的未知探索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晚烟绿隐临江树，早稻黄催负郭田。楼阁参差余落日，关河萧索咽残蝉。
是时，国难益殷，世变日函，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清朝统治者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早已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甲午战争中，被视为政权支柱的淮军和北洋海军，顷刻间“墙稽灰飞烟灭”。清政府失掉了维护其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形成一时无法弥补的力量真空。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更重要的是，庚子之役后，清政府完全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为他们间接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
于是，救亡图存的呼声在神州大地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遭到顽固派的极力摧残，却在思想界开启了学习西方制度的先河，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随着改良主义道路的堵塞，原先集结于维新派旗帜下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逐渐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寻找新的出路。
当时，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参与维新变法，被捕杀害。两年之后，谭的好友唐才常成立“自立军”，计划在汉口起义，又因事泄被害。这两位湖南志士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给三湘人士以深刻的刺激。谭嗣同为变法而捐躯，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唱。唐才常继承逝友遗志，前仆后继，同样深深震撼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宋教仁后来说：“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在汉口，原动力则在湖南。”此时，全国各地革命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人更是“无不日思以推倒政府为事”。
在这一革命纷起、思潮涌动的时代环境中，宋教仁等接受了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登上漳江书院的漳江阁，指点江山，纵论古今和天下大事。
一个夏季的夜晚，宋教仁和几位同学登上漳江书院院东的漳江阁乘凉，借酒抒怀，畅谈人生理想。其他几位同学大多都想通过乡试、会试，中个进士，谋取一官半职，再为民造福。当孙安仁问宋教仁今后的打算时，他回答说：我的想法跟各位不一样，我认为满清政府昏馈无能极了。自从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外人就看透了清人，不断侵略我国。咸丰年间有英法联军，光绪年间又发生了乙酉的中法战争，甲午的中日战争；接着又因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引发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清廷不断吃败仗，就不断订立不平14
等条约。不是割地就是赔款；不是划定租借，就是奉送领事裁判权；不是指定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就是允许外国人在我们的内河自由航行，外国的军队驻防在北京附近。这哪里是一个独立国家！可是那些满清的皇室和权贵，还是压迫我们汉族，随便杀害人民，一事不办，每天只是在皇宫中享乐听戏。
宋教仁说到这儿，凤高蠢不胜感慨地抨击慈禧太后只知在宫中享乐，挪用海
军的经费修建颐和园。宋教仁接着又说：列强已经在我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蒙古、新疆归俄国，山东半岛归德国，康、藏与长江流域归英国，福建归日本，法国要求中越边境的云南、广西不得割让他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想瓜分我们的国家！要是我们还不觉醒过来，终要沦为亡国奴了！要想挽救国家，除非革命，别无他途！只有推翻这个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的中国。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国家，增进同胞的幸福！我们必须牺牲个人，以造福社会；牺牲现在，以造就未来！
覃振问道：革命由谁来领导？宋教仁认为，像洪秀全、孙中山这样的人，都是领导革命的英雄。他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言语之间，豪迈万分，难怪同学们多以“狂生”视之。
其实，革命思想已在年少的宋教仁心中萌芽。
诚然，宋教仁此时的革命思想，还处在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之中，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肯定的是，面对国难日深的危局，当大多数学子埋头于四书五经、追逐功名之时，他能够基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而萌发救国救民的革命思想，实属难能可贵。而且，从其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所萌发的革命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危亡局势和近代中国国情较为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革命，在他心中并不是“反满”的代名词，并不仅仅是为了推翻异族统治的狭隘目的，也不是“反清复明”陈旧口号的继续，而是和“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备了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正如胡汉民所说，“反满是为独立计，为救亡计也”。
1901年，宋教仁奉母亲之命到常德参加府试。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八国联军闯人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动乱之局。宋教仁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在试卷中语多激愤，有“不惜杀一人，以谢四万万同胞；不惜杀一人，以安万世之天下”之句，矛头直指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及幕后指使人那拉氏。常德知府朱其靓曾因赞助新法被革职，复职后仍推行新学，奖励后进。在这次府试中，朱其靓对宋教仁的文笔非常欣赏，拟将其录为第一名，但因有人从中作梗，便改置为第八名，补博士弟子员。宋教仁虽然文章被抑，但声名大噪，到他下榻的五省客栈向他索取文稿之人，络绎不绝。
宋母对宋教仁初涉科举所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勉励他树立更远大的志向，“求其大者”,“以天下为忧乐”。对于清王朝已经不抱任何幻想的宋教仁，当然也不想再沿着封建科举的老路走下去。恰在这时，湖北武昌开办了文、武普通中学堂，文、武高等学堂，两湖大学堂等许多新学堂。宋教仁乃于1902年秋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
途径长沙时，宋教仁曾上书湖南巡抚赵尔翼，要求将岳麓、城南、求忠三所有名的书院改为学堂。他力言书院乃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要振兴国家，必须学习西方，设立学堂，方能集中全国优秀的人才，国家的兴旺才有可能实现。洋洋数千言，条理清晰，皆中利弊，明确表达了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这个建议后来被赵尔翼采纳，从而为湖南新式学堂的设立打下了基础。
主持文普通中学堂人学考试的是武昌知府梁鼎芬，他对湖北新学的创建有一定贡献，属于较为开明的封建官僚。考试的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数千言，“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认为其功绩远在汉高祖之上。梁鼎芬对此大为赏识，将其录取为第一名。
第二年春天，宋教仁正式进人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
三、新式学堂启蒙
革命风潮的涌动，猛烈冲击着近代中国的教育体制。20世纪初，大批有为青年留学日本，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科技知识。他们回国后，极力呼吁清政府尽快采用近代教育模式，废除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致力新式人才的培养，以挽救中国濒于覆亡的命运。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强烈呼声影响，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之士也要求废除科举制度，广开新式学堂。在此背景下，宋教仁求学的湖南漳江书院也于1903年停办，在时代擅变中完成了历史使命。
相比之下，湖北武昌的新式教育较为发达，这主要得益于主张新政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自清政府宣布“新政”后，留心学务最早，办学也最认真，1899年上任之初，就创建了两湖书院，开办了新式学校，后又增添了自强、武备、将弃、农务、工艺等各式学堂。清政府下诏命各省书院统一改为学堂后，张之洞又悉心将所有的旧式书院改并成为新式学堂。于是，两湖境内，小学之上，在武昌分设有文、武普通中学堂各一所，其上又有文、武高等学堂及两湖大学堂。开办伊始，张之洞特别重视小学和普通中学堂的教育，认为小学是教人们做人的道理，普通中学堂则是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场所，普通中学堂如果创办不成功，或是教育体制不当，则大学堂及以后的教育只能是事倍功半。
1903年春人学的宋教仁，是武昌文普通中学堂的首届学生。当时，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生名额为240名，由于当时湖南也系湖广总督所辖省份，故特许招收湖南籍学生30名。大凡像宋教仁那样能考进去的，多是天资不错的学生，而且国文通畅，领悟甚捷，颇得张之洞赞赏。
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的岁月，是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刚刚年过20岁的宋教仁，经历了漳江书院的锻炼，在开始步人新思潮汇聚之地的时候，少了一份狂放和柴鹜，多了一份冷静和理性，使他能够容易学习和接受来自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当然，由于学堂所设课程多为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还不可能与后来在日本学习到的西方先进思想相提并论，但毕竟是宋教仁革命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起点。在这一点上，宋教仁具有和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经历，他们都是在新式学堂的影响下，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逐步走上了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道路。
田桐和吴良是宋教仁刚人校时结识的朋友。田桐，字梓琴，号恨海，湖北薪春县人，幼时即熟读诸子、唐宋文章，不但博闻强记，而且革命态度非常坚决；吴良，字寿田，号吼生，湖北黄冈人，也是个革命者。经过短暂的接触，他们便成为志同道合的挚交。不久，吴良又向宋教仁介绍了在天主教堂圣公会工作的刘静庵。刘静庵，原名贞一，一名大雄，字敬庵，湖北潜江人，学问广博，对儒家诸子、释道之说及新学时务，无不通晓，并且热衷于推翻清廷的斗争。他们经常秘密集会，分析时局，研究政情，筹划革命，并把武昌花园耶稣教堂作为秘密聚会的地方。与在漳江书院求学时期有所不同的是，漳江书院时的宋教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由于书院的学术气氛较为压抑和沉闷，学术交流几乎很少，外面的新思维和新鲜空气很少进来，宋教仁与几位好友纵论政治得失，大多只是从一些感性认识出发。而进人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后，由于地处开风气之先的省城，并接触到大批革命志士和他们的先进思想，使宋教仁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逐步以一名真正的革命者身份加人到了救亡运动的行列。
1903年爆发的大规模拒俄运动，对于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事情要由3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讲起。1900年，英、俄、德、法、日、意、美、奥八国组织联军，人侵北京，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列强在攫取到大量权益后才陆续撤兵，但人侵东三省的俄国军队却另有图谋，不肯撤军。1902年4月，庆亲王奕励、大学士王文韶与俄国谈判专使雷萨尔另外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18个月内，分3期撤兵。
第1期，俄人仅仅撤走了锦州、辽河西部的一些军队。1903年3月，第2期撤兵的期限已到，俄国不但一兵未撤，反对清廷再次提出七项无理要求。4月28日，东京《朝日新闻》披露了密约内容，并说：“从来俄国对满洲政策，欲取而未取，致有生杀之嫌，故各国生出种种之障碍。今宁断然取之，归人俄国之版图。”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海内外华人的极大愤慨。留日学生钮永建时在东京，欲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他先后告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等，请他们以会馆名义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军，以抗拒俄国人的侵略。章宗祥、曹汝霖二人认为单凭这些文弱学生，既没有大略，更没有武备，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且容易引起政府的猜忌，就拒绝了他的请求。无奈，钮永建又造访了秦毓夔，向他陈述了自己的主张，来自陕西的留日学生叶澜均极力赞成，并且甘当共同发起人。随后，他们各处散发传单，召开大会，组织抗俄义勇队，号召留日学生积极加人，并推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队长。他们先派钮永建、汤尔和回国，请求袁世凯出兵抗俄，学生愿当先锋，同时又通电国内学界。然而，清廷对俄国的侵略不敢过问，却将学生的爱国行动视为“名为抗俄，实则革命”，要求日本政府严加禁止。《苏报》曾刊载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动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袁世凯还派人缉拿回国学生。留日学生报国无路，又遭到日本政府的严禁，被迫于1903年5月11日将义勇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秦毓夔起草了意见书，严正声明：“东三省一亡，各国必将随俄国之后瓜分我国，使吾族为万劫不复之奴隶，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斗而死，这就是我们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的缘起。”
在国内，教育界人士对于俄国不肯撤兵一事，更是极为悲愤。上海文化界的吴敬恒（稚晖）、邹容（蔚丹）等在张园集会，联合向清廷抗争，还致电各国外交部，表达中国之民意。武昌的学生也积极策划拒俄，由湖北文高等学堂学生代表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正告政府，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联合英、日，以作后援。学生等愿披甲执戈，一雪我四万万同胞之大耻。即饮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弹，亦不恤也！”清政府对此不予支持，仍是严加阻拦。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再次深刻地教育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丢掉了多年来对清政府所抱的幻想。人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走推翻清王朝的流血革命道路，才是民族的出路。邹容的《革命军》正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1903年7月，《江苏》杂志撰文道：“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倡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最后得出结论：“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不可逆转的革命潮流，同样冲击着武昌。在参与拒俄运动过程中，宋教仁与吴良、田桐等人对革命的热情更为积极高涨了。恰在此时，宋教仁结识了黄兴，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03年5月，黄兴自日本回国，被“军国民教育会”推选回湖南发动革命。
8月，路过武昌时，当地教育界人士请他在两湖书院发表演讲。得知这一消息后，宋教仁、田桐、吴良、刘静庵等立即前往，途中刘静庵还向宋教仁介绍了黄兴的革命经历，使他产生了结交黄兴的强烈渴望。
黄兴在两湖书院的演讲中，列举大量事实猛烈抨击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力主改革国体、政体，以挽救国家的命运。黄兴的演讲深深吸引了比他小8岁的湖南同乡宋教仁。演讲结束后，经刘静庵等人的介绍，黄兴会见了宋教仁，还将东京留日学生反对俄国侵占东三省的情形一一说给宋教仁听，鼓励宋教仁向这些革命青年们学习。这次谈话非常投机，两人在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政体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志向，并因此而结交。这是宋教仁和黄兴携手合作的开始。
黄兴在两湖书院演讲革命，很快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知晓，他急忙命令武昌知府兼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查办此事。对于湖北新学有着相当贡献的梁鼎芬，对其得意学生的所作所为也不敢过多给予庇护，只得张贴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
黄兴临行前，把从日本带来的4000多册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全部分送给军学两界人士，然后乘船前往长沙。宋教仁得到这两本书后，回到学堂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
邹容的《革命军》大声疾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公，不可不革命。革命可以使我们由野蛮进人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炽热的革命情感，使人耳目一新。宋教仁读后，觉得“笔极犀利，文极沉痛”,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陈天华的《猛回头》指明了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旨在唤起人们从睡梦中猛醒，为改变这种危局而斗争。书中写道：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我中国虽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
列强之所以没有瓜分中国，是“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的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陈天华在书中还悲愤地指出：“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宋教仁读完之后，内心激动不已，认为这本书是“一字一泪，一语一血”，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立志参加革命的决心。
两千多年前，楚人屈原赋辞明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后，玩湘学子宋教仁也踏上了探寻救国真理的漫漫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