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奔走湘鄂大地
一、参与创建华
中国的历史在屈辱中迈人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首先觉醒的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一方面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带来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出于民族资本主义在初步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需要，在清政府推行“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于官府控制之下的旧式士大夫群体，他们大多集中在上海和东京两地，敏锐感受到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危机，救国心情急迫，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西方教育，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有着一定的了解，致力追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社会方案。因而，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成为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武库里，借取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作为从事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满怀激情地创办革命刊物，向人们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主张，大造革命舆论。所有这些，预示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即将到来。伴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萌动与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也开始进一步积聚自己的力量。继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之后，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其中主要有蔡元培、陶成章等领导的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领导的岳王会，刘静庵、曹亚伯等领导的日知会以及黄兴在宋教仁等人帮助下于1903年创立的华兴会等。
华兴会的创立，可溯源至1902年夏秋间由黄兴、杨笃生、杨度等人发起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湖南游学同乡会”。这些湖南籍学生开会聚谈的地点，大多在东京饭田盯杨度寓所，故此，时人称杨度的寓所为“湖南会馆”或“留日学生俱乐部”。这种以爱乡为标榜的结社活动，虽还不能视之为革命团体，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同乡会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是年11月，黄兴与杨毓鳞、梁焕彝、樊锥等在日本发刊《游学译编》杂志。它是“中国各省留日学生团体之首创刊物”,“专以输人文明，增益民智为本”，以译述为主，兼刊论著。“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时事、历史、地理、外论为主。”
1902年底，湖南编译社成立，《游学译编》从第二期起，归湖南编译社出版发行。《游学译编》注重从各方面探讨国家的出路，研究分析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鼓吹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正如其发刊词所述：“居今日而言救国，其必一国之国民，人人自励，人人自竞，先使一身之学术，无一年无一月无一日无一时而不有其进步！”它还提出“湖南自治论”作为革命目标。《游学译编》的创办，最早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湘籍留日学生，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华兴会的发起人和重要骨干。当时黄兴在日本就读的弘文学院，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代兴教育”性质的学校，虽然开办只有一年，但湘籍学生为数众多。于是黄兴又在校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了土耀会（土耀是指星期六），主张“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他们每周六召开秘密会议，“每会黄（兴）必来领导，以军国民的路线相号召”，鼓励同学以“身力”
救国，“挺身杀敌”。可以说，土耀会是华兴会最初的雏形。因此，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他的著作中，有时也把华兴会最初成立的地点说成是日本东京，也不是完全误记。
华兴会的成立，还与“苏报案”有很大联系。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所设的工部局，派巡捕到刊登介绍《革命军》一书的《苏报》馆捕人，章炳麟和邹容先后人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清政府要求工部局将章、邹等引渡，解送南京审讯，借兴大狱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担心这样会影响他们在租界的特权，拒绝引渡。最后由租界会审公癖判决章炳麟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后来，邹容因不堪虐待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苏报案”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1903年拒俄运动的发生，革命力量已显集结之势。“苏报案”发生在上海，对打开内地革命风气的功效远非日本东京所能比拟。清政府原想借此案扼杀方兴未艾的革命风潮，结果适得其反，上海革命思潮愈发风动潮涌。长江沿岸各省的革命党人及已解散的爱国学社学生，多以散发革命宣传小册子及日本出版的各种报纸“为苏报之代”。
1903年6月巧日，张继、章士钊、陈去病、卢和生等于上海创刊《国民日日报》。张继、章士钊等人主张内容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更为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有“苏报第二”之称。
拒俄运动的爆发，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华兴会的成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中国留日学生先是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随后又转变为“军国民教育会”。湘籍留日学生大部分参加了当时的拒俄运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不久，即着手进行实际的革命工作，举派得力会员回国，分别到各省活动，华兴会亦随之进人了实际创建的阶段。
1903年5月末，黄兴准备离日回国前，与刘樱一相约3月后相会于长沙，欲借助刘和会党首领马福益的关系，联络湖南哥老会，壮大革命组织。6月初，黄兴抵达上海，适值“苏报案”发生，便联络往时两湘书院的老同学、《苏报》主笔章士钊，一同到江苏泰兴、南京和上海等地联络同志，为计划中的革命团体筹措经费。抵达湖北时，黄兴与宋教仁相结识，对宋的才干颇为欣赏，认为宋年轻，口才好，组织能力强，与自己政治目标一致，且武昌地理位置特殊，易于发动革命，急需一位得力人物主持。于是，便与宋教仁相约返湘活动。7月，黄兴回到长沙，任教于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学堂―明德学堂，“此后湘鄂革命党人物多出自明德”，明德学堂骤然成为湖南革命的大本营，为华兴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03年秋天，宋教仁同吴禄贞一起应黄兴之邀来到长沙。在黄兴的介绍下，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包括刘樱一、王正廷、苏曼殊、陈天华、赵声等。是年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寿辰为名，邀请宋教仁、刘樱一、章士钊、彭渊询、胡瑛、翁巩、柳骋农、周震鳞等2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彭渊询家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一致推选黄兴为会长。当时湖南正在大兴矿业，为了避免清政府注意，又便于开展活动，对外则采用“华兴公司”名义。会上还提出两句寓含“同心扑灭满清”之意的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次秘密集会，实是正式成立华兴会前的一次筹备会。
1904年2月巧日，华兴会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10o余人，公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樱一、秦毓夔为副会长，会员达数百人，多属知识分子。华兴会没有留下成文的纲领和章程，但宗旨明确就是“驱除鞋虏，复兴中华”，方略则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京师。
华兴会虽然主张“驱除鞋虏”，但与过去传统的“反满”有所不同，它已不是狭隘的种族革命，而是以改革国体政体、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国民革命，这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革命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华兴会采用的革命方法也与兴中会相同，在一开始就提出联合会党进行武装起义，形成“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革命局面。黄兴等人认为，“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同仇敌汽、一致反满的形势只待“引火线而后燃”，如果能将会党与军界、学界融合一体，审时度势，一方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华兴会部分成勋905年时的合影（前排左一黄兴，左三胡瑛，左四宋教仁，后排左一章士钊，左四刘揍一）
在湖南取得首义胜利。黄兴等人提出的这种策略，被革命党人称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的形势，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实际上大都采取这种策略。只是由于多种原因，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乘胜直捣京师。
宋教仁参与创建和领导的华兴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地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反清革命团体之一。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数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后人会的有四五百人，会员分布于省内外。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湖南革命组织的重大发展，而且由它派生的科学补习所，还是“后来促成辛亥武昌起义的几个地方革命组织的范本”,对推动两湖地区的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教仁也从此正式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道路。
二、运动湖北新军
按照既定方针，华兴会成立后即着手武装起义的谋划，宋教仁身体力行，积极投人于紧张的准备之中。1904年2月6日，日俄战争爆发。2月12日，清政府对这场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战争，竟然以局外人的身份宣布中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缩，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蔓延在地下的革命之火即将爆发。这年春天，宋教仁受华兴会委派，赴湖北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武昌设立支部，发展组织。经过多次商讨，宋教仁采纳了刘静庵“从军队下手”的意见，着手运动位于武昌、汉阳、夏口（汉口）三镇的新军。在宋教仁看来，能够运动新军参加，枪杆子与军队就有了，而且革命之火，一经点燃，由新军来占领汉阳的兵工厂、楚望台的军械局，也容易多了。能夺下这两个地方，就不怕少枪缺弹了。这叫做“向敌借兵，就地取粮”，既省钱省事，又没有偷运枪弹所担的风险。
因此，宋教仁加紧运动新军参加革命阵营，经常组织在军界和学界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还设法安排刘静庵加人武昌新军，担任马队管带黎元洪的书记。借助这一渠道，军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往往就很容易打听出来。不久，华兴会会员胡瑛因组织留日学生军为官府所忌，被黄兴介绍到湖北宋教仁、吴禄贞处避难。
胡瑛原名胡宗碗，字经武，湖南桃源人，出身于破落的小吏家庭，在长沙经正学堂读书时，是黄兴的学生，并与同乡宋教仁、覃振齐名，号称“桃源三杰”。胡瑛到达湖北后，很快与宋教仁成为挚友。胡瑛从长沙带来了华兴会准备与哥老会联手的消息，同时也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非亲自加人行伍不可”，深得宋教仁的赞许。不久，在吴禄贞的帮助下，胡瑛与张难先一起投人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具体实施“从军队下手”的革命策略。
宋教仁与湖北革命党人之所以要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决非偶然，主要是由于新军官兵思想活跃，易于接受革命主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原广西按察使胡橘粟奉清政府之命，在天津小站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次年，胡橘粟调任平汉铁路督办，便由袁世凯接手，并将“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编练“自强军”。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练兵处，1905年又制定陆军军制，要求各省设督练公所，将新军的编练推行于全国。至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已编练成十三镇。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借以巩固其垂危的封建统治。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由国内各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量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招收士兵采用募兵制，在体格、有无嗜好和文化程度上均有较严格的规定。继黄兴等人刊行《游学译编》，介绍新思想、新知识，启发湘人革命觉悟后，刘成禺、李书城等人又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宣传“运动军队，鼓动民气，为革命下手之方”
的主张。一时间，革命刊物流传于湘汉之间，军界、学界均深受其影响。
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此明令禁止在国内散发这些刊物，并致电东京，欲召回《湖北学生界》杂志的主笔。不料事与愿违，《湖北学生界》杂志经此一事，销路更广，影响更大。在革命党人积极活动下，湖北及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者日益增多，成为后来武昌首义和各省纷纷独立的主要力量。
为了加紧运动新军，宋教仁等人多方筹划在新军中建立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的革命组织机关。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企图长期霸占东北，并提出7项无理要求，中国人民为此掀起拒俄运动。在拒俄运动高潮中，湖北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玖、李书城等经常在武汉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集会，宣传反满并介绍有志青年知识分子人营当兵，还与会党建立了联系，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革命团体，只是尚未建立一定的组织形式。不久，上述骨干分子被官府以派遣出国的方式遣散，朱和中等相继离鄂，吴禄贞被调往北京，这一无形的革命团体随之解体。此后，由于华兴会的影响，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发生了转机。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瑛被介绍人伍，在军中宣传革命。5月，吕大森重返武昌，经同乡康建唐介绍，结识了胡瑛。他们与黄州来的何自新一起商量，都认为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子龙、刘静庵、冯特民等人的支持。于是，由吕大森捐款50元，租定阅马厂东厂口某屋为会所，准备建立革命组织。5月，张难先、胡瑛、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康建唐等人在武昌召开筹备会，推吕大森起草章程，定名为“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学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等课程。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研究科学”,“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意在迷惑官府，实则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参加科学补习所的华兴会会员，除遵守补习所章程之外，还要以心牢记“革命排满”的革命宗旨。
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在武昌多宝寺街正式成立。这一天，到会的人很多，大都是军、学二界的青年。大会推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曹亚伯任宣传干事，时功玖任财政干事，康建唐任庶务干事。大会决定在武昌各学堂、兵营设代表，继续吸收同志。刘静庵为前锋营代表，朱子龙、李胜美为工程营代表，陈应甲为武普通学堂代表，宋教仁、欧阳瑞华、刘复为文普通学堂代表，刘度成为武昌高等学堂代表，朱子淘、易本义驻所办事。科学补习所和华兴会湖北支部虽然名义上是两个革命团体，但在实际上，彼此之间人员交叉，协同活动，都是华兴会的派生组织。宋教仁为了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全力以赴，成为“所中办事极忙者”之一。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介绍新兵人伍，即招待“远来愿人学堂及人营者”,“代为安置一切”。当时，因受清政府对俄外交失败的刺激，军、学两界参加的青年很多。由于刘静庵在军中职务的关系，能够了解征兵情况，科学补习所便大量介绍知识分子从军，而且湖广当局一旦有行动，湖北革命党人也可以立即应付紧急情况。宋教仁、胡瑛等还介绍会党成员人伍。会党成员人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乎，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人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密约中的排满说教，虽然简单狭隘，但革命党人深人会党组织内部，对其成员直接进行初步的教育和约束，然后送至新军中接受训练，体现了革命党联络会党的一种新方式。经过一番努力，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两湖地区新军中革命势力不断扩张，播下了武昌新军发动辛亥革命的火种。
在此前后，宋教仁还与黄兴等人创办了庆文讲习所，又称“东文学社”，作为华兴会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社址设于长沙小吴门正街伍家井，对外以“专教授东语、算学，以备资送日本工厂学习切要工艺”为名，招收年龄在巧一22岁之间、“体质坚强，无各项嗜好”的年轻人，实为华兴会培训革命党人的场所。
在加紧运动新军的同时，华兴会仍继续争取会党参加反清武装起义。华兴会成立时就非常重视会党的作用，将其视为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确定了“要使革命早日成功，必须联络哥老会”的方针。当时，湖南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其中马福益的洪江会是一大支流，在永州、长沙、衡州三府地区有很大势力，控制的会党成员不下数万人。刘樱一向黄兴建议，反满的种族革命虽然必须依靠军界、学界的热血青年，但广泛争取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革命要想马上见效，只有动员会党参加。而且这些人本来就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且讲团结、重义气，完全可以为我所用。黄兴对此非常赞同，于是派刘樱一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马福益处，以反满的民族思想相劝说，使其饭依革命，服从领导。由于华兴会成员多是知识分子，怕会党成员复杂，难与共处，便专门设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构。
自此，华兴会实力大增，武装起义的计划也随之被提上了日程。
三、谋划长沙起义
就在科学补习所成立不久的1904年7月，黄兴从上海途经湖北，向前来欢迎的补习所同志通告了湘省起义的计划，预定11月16日（夏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因为这一天湖南的高级文武官员都要在长沙参加祝寿活动，在长沙起义可以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然后再迅速向全省发展。科学补习所同志一致赞同，约定“湘省发难，湖北响应”。8月，科学补习所讨论起义计划，决定派宋教仁赴长沙与华兴会联络；吕槐庭、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刘度成、欧阳瑞华负责联络武昌武高等学堂和文普通学堂；刘静庵、张难先负责联络马队和工程营。其余各校各营，均有负责干事。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瑛、王汉赴江西湖口起运至武昌。
接受任务后，宋教仁立即赴长沙，与黄兴等华兴会重要成员商讨湘鄂起义计划。黄兴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会上黄兴介绍了湘省起义的方案：以省城长沙武备学堂学生以及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趁炸药爆炸之时，占领省城；同时省内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今邵阳）五路响应。
宋教仁也在会上介绍了武昌的准备情况，并告知已秘密印了30万军用票，准备起义后，供应湘鄂两省的开销。会议最后确定了整个湘鄂起义以军界学界为指挥、会党为主力的方针策略，黄兴任起义总指挥，宋教仁不仅负责联络协调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加紧运动武汉三镇新军，而且担任了五路之中常德方面的起义负责人。
会后，宋教仁回到武昌，向科学补习所的同志汇报了长沙之行的情况，又立即奔赴常德，做起义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行前，宋教仁写信给胡瑛、覃振，要求他们也回常德，帮助筹划起义。9月，宋教仁抵达常德，同行的有负责军事的游得胜、楚义生等人。在组织发动常德一路起义的工作中，宋教仁充分显露了宣传革命和组织群众的才干。他在武陵县衙对面的五省客栈设立“湘西联络总站”，作为响应长沙起义的机关。同时又找到刘复基、胡范庵，联络了西路师范学堂学生蒋栩武、常德中学学生孙安仁，以及会党首领孙汉臣，向他们宣传华兴会的宗旨和章程，并发展他们加人华兴会。接着，宋教仁又分派大家分头活动，蒋栩武、孙安仁专门负责串联学生，孙汉臣具体负责联络会党和防营的士兵。
自从1900年唐才常领导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党和新军中下级官兵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很多会党首领被镇压，其余的也散落各处，但革命潜力很大。为了把这一部分人重新组织起来，1904年10月初，游得胜、孙汉臣在常德笔架城开堂。这天天气晴朗，到会群众踊跃，大家假装赌徒聚赌，以掩官府耳目。宋教仁出席了堂会，在会上强调这次起义与过去自立军起义反对慈禧太后、保护光绪皇帝不同，是反清的革命，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会上宋教仁被推举为大龙头，决定起义那天，大家扮作香客，到笔架城旁的府文庙集合，听候指挥。
这天到会的群众，个个情绪激昂、摩拳擦掌，准备拿起武器大干一场。
在筹划常德起义期间，由于经费短缺，宋教仁等人驻五省客栈的伙食费都出现了亏欠，于是便派楚义生到长沙去找黄兴催要军火和经费。但楚义生久去未归，军火和经费一时无着，各路人马也催索甚急，宋教仁只好回自己的家乡筹集。10月22日，他回到家乡桃源。虽然穷苦百姓中愿意响应起义者众多，但手握巨资的富人们却多不以为然，甚至讥笑嘲讽，起义经费无法在短时间内筹措。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想到了变卖家产。他与母亲和兄长商量，打算以开矿集资为名，变卖家中田产以筹经费。虽然征得了母亲的同意，但由于时间紧迫，奔走数日也没有找到买主。他的大哥宋教信建议他去长沙与黄兴商议，“不可因无晌而功败垂成”。宋教仁便于30日冒雨出发，前往桃源县城，再雇小舟急赴长沙。
一到桃源县城，宋教仁就去县学拜望自己在漳江书院求学时的恩师黄彝寿。
刚刚寒暄几句，就有差役送来一封公文，上写要缉拿乱党“宋敏仁”。黄彝寿一看便知公文中将“宋教仁”误写成了“宋敏仁”，晓得弟子宋教仁闯了大祸。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在公文上批写了“查无此人”4字，来搪塞上司（后来因此事被罚体3个月），同时催促宋教仁赶紧离开县城，并送给他两吊钱作为盘缠。
宋教仁拜谢恩师后，从县学后门走出来，过河走玩水南岸，登小船奔往长沙。
第二天，船至常德停留时，楚义生已从长沙回来，仅带来20块银元。一问才知，黄兴尚未筹到巨款，只好也变卖了家产，但仍是杯水车薪。距起义日期仅只半月时间了，宋教仁心中万为焦急，于是委任刘瑶臣和楚义生两人坐镇常德，负责处理一切事务，自己则与晏熊、胡幻安继续赶奔长沙。为了筹集去省城的经费，宋教仁将被具、眼镜及夏日衣物送至当铺，又得钱三吊，方算成行。
11月5日，小船终于抵达长沙。宋教仁等人来到东牌楼祟正书屋后，发现门已封闭，一片寂然，了无人迹。宋教仁以为地址搬迁，又到东文讲习所驻地打探消息，同样没有结果，此时又听说长沙官府已捕杀两名革命党人，心中不禁忧虑起来，于是急忙赶往黄兴寓所。看门人说黄已出门，10余日未归，不知去了何处。宋教仁更为茫然，联想到在桃源时公文通缉所谓“宋敏仁”之事，心想这几天必定发生了重大变故，于是打算立即离开长沙。
快要出城时，突遇科学补习所的曹亚伯。曹对宋教仁到省城非常惊讶，急邀其至圣公会堂密室细谈，告知内情。原来，黄兴和华兴会发动群众，主要是通过洪江会马福益及其徒众，沿袭会党散发布票的方式进行。马福益曾派游得胜、肖贵生等人充当华兴会中路副办等职，散发同仇会和华兴会票，扩大组织。这一举动后被官府侦悉，捕杀了游得胜、肖贵生2人，还派兵四处严拿革命党人。在曹亚伯催促之下，宋教仁赶紧告辞躲避。回到船上，宋教仁与胡幻安及晏熊紧急商议对付办法。他想派晏熊回常德立即发动起义，以牵制省城，缓解紧张局势。
但晏熊因经费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便搁置下来，准备过几天探听真实消息后再行商议。
次日，宋教仁登岸进城，至宁乡中学再度探访曹亚伯，方知长沙起义计划泄露的缘由。原来，华兴会会员武备学堂学生朱某，“误泄其事于巨绅王先谦，王乃告密于湘抚陆元鼎”，从而使起义计划泄露。曹亚伯介绍完情况后，催促宋教仁速离省城。当他将要出城之时，再遇曹亚伯。经介绍，宋教仁到圣公会堂会见了黄吉亭牧师，得知自长沙起义计划败露后，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已被迫匿居于长沙吉泽巷圣公会，后在黄吉亭牧师帮助下化装离开长沙，乘日本轮船奔赴上海。宋教仁获悉起义流产、黄兴出走后，“神色惨伤”。黄吉亭给宋教仁看了抄录的游得胜、肖贵生2人口供，里面供出的五路起义负责人中，就有宋教仁的名字，只不过误写成了“宋家仁”。曹亚伯还告知，昨日官府已派兵前往常德捉拿宋教仁，应速速躲避。
长沙起义的失败，直接原因是会党人员在浏阳、醛陵一带的旧军中出人频繁，人多口杂，导致风声泄露。而深层原因则在于，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的训练；会党在组织上虽然有着森严的会规，但在活动中却行为散漫，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加之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不十分扎实周密，临时协议和虚张声势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也容不得半点偶然的过失，长沙起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这表明，革命要取得成功，仅仅依靠人员成分庞杂的会党作为基础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长沙起义的组织筹划工作还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华兴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发动武装起义作为主要任务，决心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宋教仁和黄兴齐心协力，积极运动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并在会党中做了有效的联络发动工作，为实现起义计划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由于他们在革命筹划阶段就注意争取散居下层的群众，其声势远在庚子年间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之上，影响也极为深远。起义风声震惊两湖，不仅为“湖南人之革命思想”播下了种子，使革命风潮“弥漫三湘七泽”，也对湖北等邻省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正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11月10日，宋教仁独自一人乘船离开长沙前往武昌。第一次发动并领导武装起义，竟中途遭到失败，宋教仁虽然感到十分痛心，但并没有丧失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船过岳州、螺山时，观览江河沿岸的壮丽，回想革命历程的坎坷，他不禁百感交集，口占长歌一首，辞曰：
嘻吁嘻！
肤沉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
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暖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
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
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一路之上，宋教仁还另作诗两首，表达了起义失败后的沉重心情和立志反满革命的政治抱负。
其一云：
满地腥擅岁月过，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
其二云：
日落浦风急，天低野树昏。孤舟依浅诸，秋月照征人。家国暖何在，乾冲渺一身。夜阑不成寐，抚剑独伦神。
11月16日，也就是原定长沙起义的这一天，宋教仁顺利到达武昌，改名换姓，住在一家客店里。这天也正好是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日子，武昌城里条条街道悬灯结彩，家家户户挂起龙旗，市上行人来来往往，大有歌舞升平之象。可是，这种假象却掩盖不住清政府对革命的惊恐与戒备。宋教仁的同学告诉他说：“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知府正访查胡经武（胡瑛）来历。今日各营兵装束齐整，满街梭巡，城门严查出人，以防华兴会起事。”宋教仁抵达武昌的当天，便与文普通学堂的曾松乔、欧阳骏民、陈文生、曾德铭等人取得联系，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长沙起义失败后科学补习所及武昌的情况。
原来，长沙起义的计划被官府侦知后，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也随之暴露。科学补习所收到黄兴派人送来的密信后，立即取消机关，停止活动，布置隐蔽。胡瑛、王汉将枪械埋藏在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并移居高家巷圣公会，张难先通知所内成员紧急躲避。张之洞得到湖南巡抚电报后，连夜派兵围搜补习所住址，结果一无所获，仅探听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华。
当时梁鼎芬仍然主持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瑞华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两人开除了事。
宋教仁得知已被学堂开除学籍，无法在武昌立足，十分感慨，认为湖北之地不可久留，于是向胡瑛、曾松乔等人告别，乘船去上海追随黄兴。第二天，他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沿江东下，奔赴上海。
11月21日，宋教仁抵达上海后，准备到启华译书局与黄兴等人联系。启华译书局是黄兴等人从长沙奔赴上海后成立的革命机关，地址设在新闸路余庆里。
但此时书局已被查封，只有一名印度巡捕守在门外。原来，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和其他逃亡的华兴会会员来到上海住进余庆里书局。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华兴会会员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黄兴等人受到牵连被捕。万福华，安徽合肥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从事反清活动，经吴春阳介绍结识黄兴，加人华兴会，曾在南京刺杀铁良未果。王之春，湖南清泉人，任广西巡抚期间，主张以出让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1903年被解职移居上海后，又主张亲近沙俄，引起民愤。于是，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于四马路金谷香番菜馆，未遂被捕。参与密谋的章士钊等人第二天前往巡捕房探视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前来搜查，避难于此的黄兴等人全都被捕，只有刘樱一有事外出，幸免于难。黄兴被捕人狱后，蔡愕等人多方奔走营救，使黄兴于11月23日获释，出狱后避走日本。
因受刺杀事件影响，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上海也难以藏身，于是也决定东渡日本。经过十几天的筹备，12月4日，宋教仁与杨守仁、杨度三人共乘三菱公司“高沙丸”号船，渡海赴日，开始了新的奋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