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奋笔倡言革命
一、创办革命刊物
1904年12月8日，宋教仁乘船抵达日本长崎，又经马关、神户，13日在横滨码头登岸，乘车来到东京，开始了历时6年的海外流亡和留学生活。
长沙起义失败后的苦闷，对老母、爱妻、幼子的思念，以及亡命异国他乡的漂泊感，加之过度劳累、生活无着，使宋教仁的内心十分郁闷压抑。据其日记所载，1905年就医4次，而1906年多达28次。宋教仁的体弱多病，主要是由于为革命工作繁重、学习生活紧张所引起的。来到东京后，为了发行《二十世纪之支那》和筹组中国同盟会，他没日没夜地劳碌奔波。一段时间里，每天15小时、每周90小时的紧张工作和学习，使他的身心难以承受，再加上他心里还挂念着一直在故乡的老母、爱妻、幼子。所有这些，终于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如他所说，“病初时睡眠不佳，精神不振，渐发成全身疼痛，情绪不能自控，终日难睡”。1906年8月20日至11月4日，宋教仁因患神经衰弱症加重，住进东京脑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又在宫崎寅藏的家里休养了两个月。
身在异国他乡，加上有一段时间生病住院，宋教仁思念家乡、想念亲人的情感就表现得尤为强烈。翻阅《宋教仁日记》，一个海外游子的思乡、思亲之情跃然纸上―1906年3月14日，收家信一封，“使人子思亲之心油然”;9月21日，病中无聊，回忆往事，不觉“生乡国之感”;10月6日，雨夜独坐窗前，触景生情，作诗一首：
他乡久流落，独夜更萧疏。孤枕梧桐雨，残灯蟋蟀秋。此生愁里过，故国梦中游。天下滔滔是，孤怀何日酬！
《革命评论》杂志第七期的《革命风流》栏目中，刊载有宋教仁在这一期间写成的两首诗。一首名曰惚家》，诗云：
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禹城腥擅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句奴。
另一首名曰《感怀》，诗云：
西风萧飒东海秋，世事苍茫感百忧。涕泪天涯悲失国，风云塞上起驱胡。百年涂炭怜奴种，万里山河奉独夫。我欲横刀搔首问，黄人惨祸几时休。
宋教仁的这些诗里，有对去国怀乡、离家辞母、抛妻别子的无限惆怅，有对祖国、家乡和亲人的眷恋思念，有对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惨遭蹂嗬的满腔悲愤，更有挽救民族危亡、献身革命的报国雄心。他把对家乡和亲人的一往情深与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关切紧密地融合为一体，使情感得到了升华。
面对国事、家事和疾病的折磨，宋教仁作为一名充满革命热情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像有些留学生那样消沉下去，将自己的生命抛人颓废的潮流，而是毅然从逆境中奋起，振作精神，继续投人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流亡日本期间，宋教仁积极活动，广泛交游，结识了不少朋友，很快就成为留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905年1月13日，宋教仁加人了秋瑾等人组织的演说练习会，很快就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并当选为该会书记。该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宋教仁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成为一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就是以此为开端锻炼出来的。2月10日，宋教仁还被推选为湖南同乡会桃源县的代议士。他不仅与刘尧微、孙迪卿、欧阳俊民、曹德铭等国内革命志士保持着联系，还结识了金井歌子、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日本进步人士。
当时，大批革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华兴会其他重要人物刘樱一、张继、章士钊、陈天华等也都追随黄兴来到了日本，大多住在东京，于是东京逐渐成为了革命中心。宋教仁本是华兴会重要成员，因而时常与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个人活动能力强，思想坚定，宋教仁逐渐成为华兴会中仅次于黄兴和刘樱一的重要人物。
与邻近的中国相比，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要宽松、开放得多。对于刚刚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中国留学生们来说，20世纪初日本近代文明的成果足以令人瞳目结舌，目眩神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中国留学生的身心必然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剪去发辫，穿上西服，尽情沐浴着西风欧雨。还有一些人玩物丧志，沉酒于声色犬马，中国留学生会馆的地板常常被激情的舞步震得吟吟响，与上层社会同流合污者亦不在少数。日本报纸甚至用“放纵卑劣”之类的语言来指责中国留学生。对此，陈天华深感锥心之痛，在绝命书中呼吁留学生们自尊、自重、自爱。章太炎东渡日本仅三月，就奋笔疾书《革命之道德》一文，严厉批评留学生“顺其意欲”、“惆悦非党”的现象，指出革命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节操。如何振奋精神，继续革命，成为东京留日学生中的仁人志士们关注和思考的严肃课题。
在此形势下，宋教仁深感要将革命继续下去，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通过宣传的手段，形成革命的舆论。他认为杂志可以通过言论促进民德、民智、民力的进步，启发与引导国民的思想，进而“对内足以组织完全之国家，对外足以御列强之吞噬”，于是产生了创办杂志的念头。
1905年初，宋教仁在东京越州馆吴良住处召开杂志筹办会议。到会的有吴良、田桐、白逾桓、张步青、鲁文卿、郭尧阶、雷道享、陈天华、程家怪、秋瑾、李仲卿等10多名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宋教仁在会上首先发言，倡议破除地方团体意识，联合创办一个革命刊物。经过全体与会者的讨论，大家推选宋教仁和张步青担任杂志经理，并委托宋教仁起草杂志章程，同时兼任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系事项。这次会议上，宋教仁还提议把杂志命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1月8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举行成立会议，到会者20余人，通过章程，选出职员，宋教仁任总庶务，陈天华任编辑，李仲速任会计（后由白逾恒接任）。22日，杂志社发布章程并开始认股工作，新人股者10余人，使认股者增至30余人。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已达几十种，如《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浙江潮》等，大都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为中心，抨击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昏庸腐败，鼓吹只有学习西方、奋起自救，才能外御列强、保护利权，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些杂志多以省区命名，反映出革命者的活动还比较分散，仍存在着狭隘的乡土地域观念局限，带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
而宋教仁主持创办的刊物以《二十世纪之支那》命名，显然突破了地域观念的界限，站到了一个新的政治高度，体现出他已经从全国范围着眼中国革命的远大理想。
为筹备这本杂志的出版，宋教仁奔波忙碌，不辞辛苦。但在数日之后，经费、文稿仍显不足。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宋教仁发通知给各社员，准备开会商议办法。3月19日，社员30余人到越州馆开会，宋教仁首先介绍了杂志迟迟不能出版的原因：一是由于社员股费未交，经济不足；二是文稿不能收齐，不能付印，且即使能印出第1期，第2期也无法再出。为此，请全体社员为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出谋划策。不料，宋教仁此番陈述刚一结束，陈天华即提出辞去杂志编辑一职，众人见之，均束手无策。会议开了一个上午，没有协商出任何对策。3月21日，振武学校戴渭卿致信宋教仁说：“总编辑皆辞职，宜从此解散。”翌日，戴渭卿、江峪眠等8人来函表示不愿人股，要求杂志社应于下个礼拜解散。当日下午，郭尧阶、白逾桓、田桐与宋教仁讨论杂志之事，皆不主张解散，最后决定下次开会时再作议决。
3月26日，经过《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社员公决，大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并推举程润生为杂志新任总编辑。但包括戴渭卿在内的部分社员仍坚持退社，而且强烈要求退还人社时所交股金。杂志初创时的步履维艰，并没有使宋教仁有丝毫的退却。此事之后，宋教仁百般设法，四处奔波，全身心地投人到创刊的具体事务中，并自觉承担起撰写稿件的责任，其数量之多，竟占至第1期的四分之一。在美国由刘成禺主笔的《大同日报》曾认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系宋教仁一人所办”，毫不夸张。
几经周折，6月24日，《二十世纪之支那》终于正式在东京创刊。杂志社地址设在东京鞠盯区饭田盯三丁目一番地，编辑有宋教仁、田桐、黄兴、白逾桓、鲁鱼等人。第1期只印了3000册，出版发行之时，宋教仁亲自或将杂志邮寄到国内各处，或分派到书店请其代为销售，一时间异常忙碌，但在精神上如释一重负，内心大感轻松愉快。
《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提倡国民精神，输人文明学说”为宗旨，倡导爱国观念，开展国民教育。为此，刊物决心“以正确可行之论，输人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大文明之国家，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最一强国”。
《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初定为月刊，主要栏目有图画、论说、学说、政法、历史、军事、理科、实业、从录、文苑、时事、时评等，原拟栏目还有教育、经济、地理、哲学、小说等。杂志的版式是24开本，由右至左直排，正文及标题用4号宋体字，分栏标题则用1号大小之隶书加框，风格简朴大方，封面之刊名为手写隶书直印。后来在该刊基础上更名出版的《民报》仍沿袭了这一版式。
为了突出《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反清和反帝的民族主义特色，宋教仁决定采用黄帝纪年取代清朝帝王年号。这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时人感到以帝王年号纪元已与时代精神严重不相符合，遂产生了采用新纪元的想法。特别是那些接触过西学或游历过欧美的维新派人士，注意到诸多西方国家采用耶稣纪元，结果在增强国民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从中得到启示，欲立儒学为国教，提倡以孔子诞生之年为纪元，以唤醒国民精神。革命党人对此则持否定态度，于是便有人出来提议以黄帝诞生之年为纪元。宋教仁深知，纪年之事关乎革命运动的法统即政治合法性，而且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在建国时也必将涉及此问题。纪年之事意义重大，必须寻求一个令全体国民都可以普遍接受的方案。于是，他详细研究当时新创的各种纪年的得失，并综合参考国内外学界的看法，认为应“以中国纪年托始于黄帝即位元年癸亥为正”，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为纪元，“为汉族开国之一大纪念”。宋教仁在写日记时，就使用了这种纪年，称这一年（1905年）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他的这种纪年方法后来迅速推广开，同盟会及武昌起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都采用了黄帝纪年，以表达不再奉清廷为正朔的决然革命意志。
与采用黄帝纪年相配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号上，还印有陈天华所撰《警世钟》封面上的黄帝肖像，宋教仁在背面为肖像亲撰了题词：
呜呼！
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
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
使吾世世子孙有咬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暖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宋教仁不仅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创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亲自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在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他亲撰的7篇文章。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现出一个青年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一文中，宋教仁力倡民族主义，大声疾呼：“吾四万万尊祖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
汝毋漠视焉，旁视焉，再遗汝祖宗所造光荣之历史羞也。”
在《西方第二之满洲问题》一文中，宋教仁揭露了沙俄侵略我国新疆的野心，指出这次事件的起因源于1905年4月，新疆库车、喀什噶尔等地有回民滋事，并私下与俄国人通和言好，请其派兵保护自己，致使俄兵数千人侵人伊犁、嗒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新疆巡抚通过外交文书要求俄国人停止派兵，俄国人非但不听，反而还修筑炮楼和兵房，企图长久占据下去。据新疆巡抚和伊犁将军电告清廷外务部的情况，俄国兵已由伊犁进人迪化府（今乌鲁木齐）和绥东县城，当地百姓被迫纷纷逃避，背井离乡。
宋教仁指出，用贪狠狡桧的手段侵占别国领土，是俄国人惯用的伎俩。俄国人对新疆早已是垂涎三尺，妄图占为己有，以此来巩固其在中亚的地位，进而实现其侵略西藏和印度以抵制英国的战略。只不过由于近年来俄国忙于经营远东地区，尚无暇西顾。而现在，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加上英国加紧侵略西藏，种种因素促使其急于人侵新疆。一旦俄国进人新疆，必定会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面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竞相争夺，清政府只会将土地拱手相让，宋教仁对此悲愤地慨叹道：“堂堂帝国老大，以土地为人角逐场者，必反退居第三国之位置，而无复地主之资格，此无可疑者也。”他认为新疆最终将会成为中国西部的“第二之满洲”。
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上发表的时评，具有非常鲜明的批判性和相当强烈的战斗性。他撰写的《黑龙江尚添置民官耶》一文，讽刺清政府不知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究竟所为何事，不但无力保全自己的领土，反而贸然在黑龙江新设府厅州县，实为可笑之举。为此，宋教仁还引用了日本侵略者的话：“满洲善后策，非清廷自家所得提议者也。”他深刻指出：日俄“抛金钱，糜血肉，纳无量之代价”，两国决不会成为鹃蚌，让清政府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日俄战争激战正酣，不少中国留日革命者有偏向日本一方，希望日本获胜的糊涂思想。而宋教仁则对日俄两国交战的目的是争夺我国东北，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在《中立国之防务如斯而已乎》一文中指出：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东来时，曾想借福建厦门为其根据地。清政府严令闽浙总督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并严守中立立场。厦门道与水师提督选拔300名兵勇为巡警军，又另外调派提标一哨驻守鼓浪屿，还命令乡绅操办民团，雇佣民船数只，巡逻金门。对此，宋教仁批评清政府平日“一心以压制家奴为务”，而在对外防范方面则用心不够，直到俄国人兵临城下，才仓皇应对，企图凭借数百名乌合之众来抵挡俄国人的坚船利炮，简直是将国家防务视同儿戏。宋教仁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强烈不满，跃然纸上。
《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一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是与宋教仁等人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分不开的。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这篇社论中，明确地将反对清政府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概括为“爱国主义”，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国。他还将爱国主义区分为“美术的观念”和“伦理的观念”
两种。美术观念的爱国心，就好像对花鸟的喜爱，在其繁华烂漫的时候，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沉醉其中，一旦它们枯萎凋谢，则喜爱之心便随之消散。至于伦理观念的爱国心，则视国家为严父、慈母，一旦国家面临危难，便甘愿以生命相捍卫，就好像救自己的父母于水火之中，即便是力竭兵穷，牺牲生命，也不会被敌人所吓到。宋教仁就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提倡民族大义、爱国主义的。在他看来，即使国土完全被他国占领，只要国民的爱国心日益强烈，那么此后一定会再有独立复国之日。
这篇社论还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状况，列举了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的4种殖民方法：一是征服；二是占领；三是争夺财政权；四是划分势力范围与保护地域。日本割占台湾，德国强占胶州湾，都属于占领的范畴。到了20世纪初，经历庚子之变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和两广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江西、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也在中国北方经营谋划。在这场瓜分中国国土的狂潮中，东三省是日俄两国争夺的焦点，而且两国在这片土地上势均力敌，力量此消彼长，最后为取得对东三省的控制权，日俄两国竟不惜兵戎相见，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在这篇社论中，宋教仁还将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分割中国，一派主张保全中国。他进一步指出，主张分割中国的列强，其目的在于灭亡中国，而保全中国的观点，也必须引起国人的警惕，因为，清政府没有能力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而寄希望于列强，这无异于饮鸡止渴―列强既然能够保全中国，也就当然能够灭亡中国，控制权是始终掌握在列强手中的，清政府只能任人摆布，将自己的命运交与他人。
《二十世纪之支那》除刊载大量政论性文章外，对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也作了一些介绍，除理科、实业外，还有政法、军事和哲学等。例如黔首的《国际法上之国家》一文，介绍了国际法及国家的一般知识，并指出：清政府不知国际法为何物，盲目守其唯我独尊的观念，夜郎自大，以“天朝”自居，将外人一律视为蛮夷，对于他国国情茫然无知，对于外交规则更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运用外交规则维护自身利益了。一旦遇到外交纠纷，便招招失败，授人口实，被他国要挟，致使国家主权被侵犯，领土被强占，家园被破坏，国权民财几近丧失殆尽。中国要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成立20世纪的新中国，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遵奉国际法的外交政策。文中还介绍了近代国家的相关知识，如组成国家的三要素―领土、主权和人民。这些介绍，对于反对清朝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确立革命政权的对外政策，都做了非常必要的思想准备。
7月27日，《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刚刚印好，日本政府就以“妨害安宁秩序”为由下令查封了杂志社，将已经印好的刊物全部没收，宋教仁、田桐等人也被日本警方传讯。究其因在，是由于这一期所登载的蔡汇东《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对中国辽东半岛的领土野心，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恼怒与不安。宋教仁据理辩驳，但也无法改变杂志被迫停刊的结局。
9月21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干部会议，黄兴在会上提出一项动议：
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半数以上成员已经加人同盟会，因此可将该刊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这个提议得到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便开始办理交接手续。宋教仁得到同盟会已准备正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机关刊物的通知后，为表面上断绝与旧报的一切关系，决定不再使用原刊名，新刊名也尽量不使用“排外主义”的字眼，以免引起日本政府的警觉。经过反复比较权衡，他最终采纳了胡汉民的意见，将刊物更名为《民报》，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宣传中心。考虑到张继擅长日语，便于对日交涉，又以张继为《民报》发行人。宋教仁仍为庶务干事，经办《民报》一切事务，并兼撰述员。11月26日，《民报》正式创刊于东京。孙中山为《民报》亲撰发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民报》的创办及其宣传，扩大了同盟会的队伍，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逐渐成为辛亥革命期间进步舆论的中心。
《醒狮》月刊是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又一著名爱国刊物，于1905年9月创刊，开辟有论说、军事、教育、政法、学术、化学、医学、音乐、读丛、文苑、小说、时评、杂录等栏目。其创刊号开篇有诗云：
美哉黄帝子孙之祖国兮可爱兮，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兮，皆我历代先民之所经营拓开兮，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盔匪兮彼为狮害兮，自由兮独立兮博爱兮书于饰兮，唯此地球之广漠兮尚有所屈兮，我黄帝子孙之祖国其大无畏兮。
《醒狮》月刊发起人为留日中国学生高天梅。一开始，她想把《醒狮》与《二十世纪之支那》合二为一，宋教仁也表示赞成，但因《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流产而最终没有实现。于是，高天梅请宋教仁担任《醒狮》杂志撰稿，每日提交一篇文章。与其同仁者还有朱髯侠、柳亚子、马君武、李叔同、高旭、王建善、金天翩等人。
宋教仁在《醒狮》月刊上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是《清太后之宪政谈》和《袁世凯乃敢与国民宣战邪》，前者以激愤的笔墨，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立宪”的骗局，后者则猛烈抨击了袁世凯禁止抵制美货运动的卖国行径。
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在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之下几乎土崩瓦解。为了维系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开始推行所谓“新政”，并启动了预备立宪的进程。至于实行立宪的真实目的，慈禧太后在接见请求立宪的大臣时，说得非常清楚：“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束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
对此骗局，宋教仁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留日期间，他对宪政学说已有深人研究，在1905年8月发表的《清太后之宪政谈》一文中，宋教仁以嘲讽的语气揭露清政府是想通过实行立宪，达到既能永久稳固统治又能消灭革命党的一石二鸟的目的。西太后的“若果无妨害”之言，便是一语道破天机。西太后无论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从整个满清政府的实际利益考虑，都是绝对不会赞成立宪的。宪法限制的是君主的专制权力，保障的是国民的平等权利，因此，立宪一事，有利于国民而不利于政府，有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纵使是西太后能够大发慈悲、舍己从人，也不可能实行这一“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西太后能够毅然实行之，一向享有特权的200万满族人也不可能“降心相从以让人”。
宋教仁还将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关于国民义务、权利等原则，与清朝的封建制度相对比，论证清朝统治者绝对不会真正实行立宪。他指出：
第一，立宪国国民的义务必须平等，最基本的体现是缴纳国税。但是按照清政府的定制，汉人皆需交纳地丁潜粮，而满人不但占据着汉人的土地，而且还要靠汉人所交纳的粮食来供养。在这种制度下，今日的立宪根本不可能实现满人与汉人同等交纳国税。
第二，立宪国国民的权利必须平等，最基本的体现就是人人拥有选举权。但是按照清政府的定制，京内各部、寺、院的主官是满汉人数平均，但属官则是满人多于汉人，至于内务府、理藩院等及京外的将军、都统则没有一个汉官，而满人总数仅占汉人的二百分之一。在这种制度下，今日的立宪根本不可能破除此项不平等的惯例，而且将来选举议员时，依旧会出现这种不平等。第三，立宪国国民有财政监督之权。汉人所交纳的国税都被那拉氏任意挥霍，国民无从监督，今日的立宪根本不可能由议会出面对皇室的一切用度规定限额，也不可能对财政进行预算、决算，并使国民了解内情。
根据以上三点，宋教仁得出结论：“满清政府必不能实行立宪也明矣；即能行之，亦必非真正立宪，不过如朝鲜之宪法，俄罗斯之宪法（现俄国议行立宪，八月十九日已下召集国会之诏，然各国新闻皆评其为似是而非之宪法，俄国国民亦不大满意，谓其不过一时怀柔之策），或不然，而英人对于印度之宪法，日本对台湾之宪法也明矣，吾汉（人）切勿为那拉氏之言所愚焉可也。”
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者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54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开发本国西部，陆续从中国诱骗了大量华工，赴美从事开矿、垦荒、筑路等最繁重的劳动，从而促成了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美国政府为了转移人民斗争视线，大肆煽动排华浪潮。1894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限制来美华工”的条约，对赴美华工规定了各种苛刻的条件限制，虐待华工、迫害华侨的行径也在美国社会愈演愈烈。1904年，“限制来美华工”的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一条约。迫于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为修改条约和美国政府进行了磋商。但美国政府拒绝接受，一意孤行，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波澜壮阔的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并于1905年7月进人高潮。
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以后，美国政府百般恫吓，威胁清政府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于8月21日发布谕旨，竟说抵制美货“有碍外交”，命令各省督抚“从严查究，以饵隐患”。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首先镇压了天津的爱国运动，福建、广东等省的抵制美货运动也相继遭到了禁止。宋教仁在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于8月26日撰写了《袁世凯乃敢与国民宣战邪》一文，对其进行声讨。他说：全国抵制美货的运动激烈磅礴，国民无不摩拳擦掌，极力声援，这正是焕发我国民精神的大好时机。不料袁世凯丧心病狂，竟然逆民愿所为，以暴力镇压国民抵制美货运动。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题，不过是因为害怕抵制美货运动伤及美国总统的感情，影响其在调停日俄战局中的作用。在驳斥了袁世凯镇压抵制美货的种种谬论之后，宋教仁指出袁世凯镇压国民抵制美货运动，对满洲问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影响，这一切不过是袁世凯的一厢情愿，他讽刺袁世凯只知道一味地“迎合主意，献媚取巧，压制同胞，效忠异族”，真正是清政府“惟一之忠奴也”。可以说，这一事件和这篇檄文的发表，使宋教仁和袁世凯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维护间岛主权
宋教仁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自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时时以探索国家的出路为己任。然而，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由于列强的贪婪和清政府的腐败，中国在殖民地化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这更使他忧心如焚。1907年，日本谋占中国领土间岛，引起宋教仁的极大关注。
“间岛”一词，系出自朝鲜越境垦民之口。考其由来，本是我国吉林省延边地区沿图们江自茂山以下沿江许多滩地中的一块。这些滩地中，以光雾峪前俗称“假江”的滩地面积为最大，纵10里，宽1里，有地2000余亩。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国与朝鲜曾派使者会堪边界，竖立界碑，规定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作为两国的界限。“假江”滩地就位于图们江北岸，原是满族皇室的发祥地，清初在此地实行封禁，不许开垦，以致逐渐土地荒芜、地广人稀。同治年间，图们江南岸的朝鲜钟城发生大饥荒，朝鲜人渡过图们江，移居图们江北岸，垦荒构居，形成村落，并将其开垦的土地称为“垦土”。后来，朝鲜有人竟在连接我国土地的一侧偷挖了一条大沟，江水自沟中流过，使滩地成为四面环水的江中人工岛，于是“垦土”就成了“垦岛”。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鲜政府官员李范允依仗沙俄侵略者的势力，图谋图们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在给清政府有关地方当局的公文中使用了“垦岛”的音译“间岛”一词，并声称该地区应属朝鲜。此举由于清政府的坚决抵制而以失败告终。
日本也对地处战略关键位置的所谓“间岛”地区垂涎三尺，从而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做准备。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势力退出北满，日本以朝鲜人在延吉一带开荒为名，硬说“间岛”位于朝鲜一侧。日本人守田利远在其所著《满洲地志》中，更是妄指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地区为“间岛”（包括今天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汪清、和龙、挥春四县市），从而使其地理范围大大超出了原初光雾峪和假江地的范围。这样，“间岛”就被说成同日本的九州岛一般大小的地域了，其险恶用心，于此可见一斑。反映日本政府意图的日本报纸，也开始散布谬论称：“鸭绿、松花、图们三江，发现于其地俨然一小独国，曰间岛”;“间岛国……东西七百六十里，南北三百五十里，（从）帽儿山沿辉发河南岸一带地域悉人间岛范围”。他们还进一步谬称：“如此广大之版图，属中属韩，当难断定。”《报知新闻》、《每日电报》、《朝日新闻》等甚至公开声称“间岛者，全然韩国之属地”。日本人还用所谓“东间岛”、“西间岛”、“北间岛”之说，将“间岛”的范围扩大到鸭绿江北部地区。于是，小小的“间岛”，已由当初沿江的2000多亩滩地，演变成我国延边地区数千里的土地了。这些谬论的出笼，为日本图谋占领中国领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还擅自派宪兵在图们江北岸设立“间岛派出所”，企图长期霸占我国延边地区。日本参谋本部的长白山会也乘机制造伪证，否认中国对该地区拥有的主权。一场严峻的领土主权之争，摆在了国人面前。
1905年8月24日，清政府外务部表示：间岛系日人强立名目，其地为延吉厅所属，确系中国领土。9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前邮传部右垂陈昭常为吉林边务处督办，练兵处监督吴禄贞为帮办，勘察界务。13日，清政府外务部派员与日本阿部代理公使举行谈判，中方催促日本退兵。但由于日方毫无诚意，一味歪曲事实，而清政府外务部对于吉林省边界向来没有详细的地图，又没有可以佐信的史籍，谈判数月，非常棘手，双方始终僵持不下。于是，本来不存在的边界问题，在日本的精心谋划下，演变为中外瞩目的外交重案，史称中日“间岛问题”。
这时，宋教仁正在东北地区联络“马侠”，闻知此事后，义愤填膺。他虽是革命党人，以推翻清政府为革命目标，但在“间岛”这一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却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主张寸土不让。他怀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民族正义感，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化名贞村，装扮成日本人，混人长白山会，拍下了该会制造的大量假证据，又在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发现数种朝鲜王室编纂、确言所谓“间岛”地区为中国领土的书籍，还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史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1908年写成了6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一书。
在书中，宋教仁以大量史实论述了中日“间岛问题”的由来和争议所在，还从他所擅长的国际法出发，从“间岛”领土主权的历史、自然的地势、境界的条约等三方面，雄辩地证明了所谓“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从“间岛”
与东亚政局关系的角度，剖析了日本制造所谓“间岛问题”的侵略本质。“间岛”
作为中国的领土，已是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之所以强词夺理，不惜冒犯国际外交规则也要将“间岛”攫为己有，其原因和目的何在？宋教仁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的侵略阴谋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间岛”地理位置特殊，正好位于中、日、俄3国势力的缓冲地带，是可以“控引东西”和“临制南北”的战略要地。如果中、日、俄3国中有一国捷足先登，认真规划和经营，大则可以抵御其他两国势力的介人，小则可以巩固本国边疆，维护边界地区的安宁。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就曾从所谓“间岛”区域内的挥春向西占领了芝丹城，并分兵屯守在帽儿山南北，将当地的马贼招抚后，便以此为据点四处侵略。如今，日俄战争战局已定，日本趁俄国势力退出、中国东北混乱之际，挑起所谓“间岛问题”，其目的是要在朝鲜和北满之间寻求一片可以“形援相济”、“指臂相倚”
的地域，作为联络南北交通的枢纽。无疑，“间岛”地区正中日本人下怀，他们在“间岛”一带筑路开矿，就是想以“间岛”为据点和跳板，进而把中国的北满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间岛问题》一书写成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东京一些学者纷纷要求宋教仁将这本书的版权高价卖给日本。日本政府则出价5000元，宋教仁坚决不允，却将本书托同乡许孝授转交了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李家驹抄写一份后，送交清政府外务部。当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得到此书后，立即电召宋教仁回国，准备调用其参加对日谈判，还让李家驹送给宋教仁酬金2000元。宋教仁开始坚辞不受，后在李的一再强求之下勉强收下，但随后便将这些钱分发给在日的贫困留学生，并且表示“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据1908年10月12日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日报》报道，袁世凯、那桐均认为宋教仁人才难得，特意电告驻日公使李家驹，让他请宋教仁赴京助理交涉“间岛”事务，遭到宋的拒绝。后来新任驻日公使胡惟德又奉袁世凯、那桐二人之命，再次力求宋教仁赴京以当重用，并且敦促再三。不料，宋教仁大怒，致信李家驹和胡惟德，认为自己此举纯系出于民族大义的爱国之举，是清政府曲解了他的本意。为表示坚决拒绝之意，他交还了留学生官费折子，还要求革去自己的留学生之名，以断绝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
《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谈判“间岛”归属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和事实依据，也得到了舆论的支持。清政府外务部得到此书后，如获至宝，用书中所述事实和证据，反驳了日本的各种谎言谬论，最终得以在谈判中获胜。1909年9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确定“间岛”为中国领土。直到今天，世界各国包括朝鲜和韩国政府，也都承认“间岛”是中国领土。
在所谓“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中，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一书为中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事后，慈禧太后要用四品京官之职奖赏宋教仁，宋再次慨然拒绝，声言：“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从而表现出以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爱国情操。
三、研习西方思潮
宋教仁到东京后，在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斗争活动的同时，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1905年3月1日，宋教仁进人东京顺天中学校学习日语和英语。
为了尽快掌握一两门外语，以后他又到日语讲习所报名听课，到东京青年会馆学习英文。为了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和锻炼身体，并为学习军事作准备，他于10日又特地到日本体育会报名学习徒手操、兵士操和骑马术，练习打靶，并到野外操练演习。4月7日这一天，他因“有生以来乘马之第一次”而从马上摔下来，“伏地不能起，经四五分钟之久”。但他毫不气馁，一翻身又骑上，奔驰了好一阵，才去医院治疗。宋教仁原也打算学习陆军，以为将来继续领导武装起义作准备。后来，由于思想观点发生了转变，他放弃了学习军事而改攻政法。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之中，绝大部分是重破坏而轻建设，他们对将来要建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方案，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茫然无知。但宋教仁却截然不同，他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后认为，“满清脆弱终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在他看来，清政府的统治容易推翻，而建设和治理新国家则实属不易之事，但多数革命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担当其责，必须“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可以说，留学日本期间的宋教仁，就已经开始通过研习西方各种先进思想学说和政治法律制度，为革命后的国家建设作准备了。
为了研究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宋教仁于1905年6月11日进人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翌年2月1日，他改名为宋炼，进人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学习，开始比较正规地接受大学教育，并系统研习法政理论，从而为此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学期间，宋教仁给自己规定了学习的日程安排：“余自修之程，每日六时半起，盟洗，早餐，七时后阅报，八时后观书，九时后上学堂，下午五时回，至六时晚餐，散步、静坐，六时后作文，八时后温习功课，十时后读心的学问书（上午观书者随意观也），写日记，十时半就寝。”周末休息日则“上午去外访人，下午观书，六时后仍同”。如此，“每日力行之，以励此躬”。从中，可以看出宋教仁在早稻大学田预科学习的作息时间和他一周的学习及生活情况。
宋教仁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每天坚持看报，这也是他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窗口。阅报过程中，如果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内容，或有了心得体会，就摘录、记录在笔记本或日记里。1906年9月1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阅报心得：
阅新闻良久，有言墨西哥现总统德阿士氏之事，以德氏政治为墨国政治之黄金时代。墨国昔人政治纷乱，革命时起，民不聊生，自德氏为统领后（本四年一任，德氏连任二十六年），国运勃兴，殖产兴业，制度文物，皆蔡极盛。
这段心得体会，流露出宋教仁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赞赏和向往。笔记、日记中类似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农林总长时，所颁布的法规、政令，很多内容都能从他留日期间的笔记和日记中找到渊源。
除了坚持阅读报纸，在留日的头两年时间里，宋教仁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的潜心研究，主要还是通过他自己动手译述有关书刊进行的。从1906年4月至1907年1月，他辛勤译述不下60万字。以下就是他译述的主要篇目：
l月10日一11日，《日本宪法》（5400字）;2月10日一20日，《露（俄）国之革命》（9500余字，刊登在4月出版的《民报》第三期上，题目是《一千九百零五年露（俄）国之革命》）;3月15日一4月7日，《英国制度要览》（60400余字）;4月8日一17日，《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3000字，刊登在6月出版的《民报》第五期上）;
4月18日一5月8日，《各国警察制度》；5月17一？，《国际私法讲义》；
5月26日一6月6日，《俄国制度要览》；6月1日一6日，《澳（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6月10日一14日，《美国制度要览概要》（约60页）;6月15日一17日，《澳（奥）匈国财政制度》；10月25日一11月3日，《德国官制》（约10000余字）;11月8日一30日，《普鲁士王国官制》；
1907年1月，《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
通过宋教仁的这些译述，可以看出他阅读研习世界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广泛、内容之精深。这些学习积累，为他以后绘制中国的政治发展蓝图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宋教仁对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发表过一些看法。
还是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就读的时候，《湖北学报》就刊载有《研究社会主义之必要》之类的文章，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流派。62此时正积极投身革命，对进步书刊如饥似渴的宋教仁，很有可能会涉猎到这类文章。来到日本东京以后，视野随之开阔，接触社会主义的机会就更多了。
1906年1月1日，宋教仁到宫崎寅藏拐」号白浪庵滔天，世人多以其别号称其宫崎滔天）的家中祝贺新年，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宫崎寅藏的胞兄宫崎民藏。不久，他又得到了宫崎民藏所著《人类之大权》，对平均土地之说有了初步的了解。3月间，他通过宫崎民藏赴芝区会见了俄国革命志士、民粹党人彼尔斯特基。彼尔斯特基向宋教仁讲述了自己革命主张，认为专讲政治革命和专讲社会革命，人民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人民的真正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这一观点，对宋教仁的影响很大。
这一年，宋教仁还以“舅斋”(“舅”同“辈”）为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分别为《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和《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前者叙述了1905年俄国旧文称“露国”，由俄国为迎接晨露最早的国家而来）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声势，指出俄国工人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尤其是工人的总同盟罢工，“整齐之步武，静肃坚确”，使得“露国政府所骇异，而外人所惊叹者也”。他认为俄国的工农革命不但动摇了沙皇的专制独裁统治，而且其影响必将波及于欧洲其他国家。后者则叙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概况，并赞叹说：“自社会革命之说出现于世界，而后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将来全世界之问题，其于是焉解决乎？”文章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部分的一段话，并将其译为：
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欲使权力阶级战果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唯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
这段话，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一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然而，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此时的宋教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直到1911年8月他在《民立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时，仍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宋教仁综述了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观点，将其归纳为4种：
第一种是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主张较为激进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认为国家都是以资本家和地主为本位而成立的，资本家和地主因而也成为统治阶级，其政治法律制度皆是为保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设立，社会各阶级的不平等已经达到极限。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和政府。各国的无政府党大都属于此一流派。
第二种是共产主义。该流派认为一切资本和财产都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私有制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主张一切资本和财产归社会所有，各国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者皆属于此一流派。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该流派认为现存社会的生产资料大部分由少数富人私有，而大多数人的自由被侵夺，主张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由社会和国家经营，并废除一切特权，使每个人在生产分配上都享有平等权利。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都属于此一流派。
第四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又被称作讲坛社会主义。该流派认为国家及社会组织不可破坏，主张运用国家权力，改良社会制度，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各国政府及政治家中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于此一流派。
宋教仁认为，这4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中，第一种、第二种绝对否认现行社会之组织，不以国家为必要，极力主张破坏现状，因而与现存社会万不能相容，故称为极端的社会主义。第三种、第四种则不然：社会民主主义不绝对否认现存社会组织，主张通过人民参与政权的方式，实行国民主权与生产公有、分配平等的社会制度，可以称之为稳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则以承认现存社会组织为前提，在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范围内，实行改良的社会政策，侧重点在于国家而不在于社会，因而有人认为他们是非社会主义者。
那么，如果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应该以哪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为标准呢？宋教仁认为：如果采用第一派即无政府主义学说，则必然要采取激烈的手段，破坏现存的一切国家政府机关，其结果就是，没有了相应的制度运转载体，不论世界上多完美的政治制度，都将成为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如果采用第二派即共产主义学说，除了采取激烈手段破坏现存的一切国家政府机关外，更要将一切资本家、地主和生产机关全部消灭，不仅政治不能建设，连私有财产也将不复存在；如果采用第三派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则必然要组织政党团体与现政府进行竞争，以谋求政权，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再对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进行改革；如果采用第四派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要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实行者要处在执政者的地位，而后才可以凭借国家权力，实行其社会政策。基于此种认识，宋教仁从革命党人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若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应选择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皆非所宜尊崇者也”。
但是，宋教仁虽然向往社会主义，但却认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实行社会主义。
他在文中质问那些宣扬社会主义的人士：是否有见地和决心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又将选择何派学说的社会主义？其实行之道又当如何？他不仅对实行社会主义提出了疑问，而且还假设了中国实行他所理解的“真正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恶结果”，那就是：“政治或不足以维持安宁，增进幸福，财产或不足于满足国民生活，国家之内部外部忧患丛生，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颓落备至，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耗竭凌乱，莫可名状。国之所以幸存者，盖亦不过赖有此仅存之政治与财产制度以为维系，一旦变本加厉，并此而去之，人类社会必至全然不得安宁幸福及生活，以成为毫无秩序之世界，亡国灭种之祸，因是促成，乃至欲求政治与财产制度时代之不自由不平等而不可得，画虎不成，反至类狗，吾人试想象此悲惨之状况，其亦不能不生恐怖矣。”
可见，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宋教仁此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受到由其决定并同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保护，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确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往往首先要从改变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开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政治革命必然发展到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完成，又为下一步的社会建设开辟道路、创造前提。
而此时的宋教仁，还不可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理解把握新兴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尽管他曾经对俄国1905年的革命表示过向往之意，并对社会主义就自己的理解作过一些介绍，但他并没有能够接受社会主义，仍是醉心于在中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政治法律制度。
四、主笔《民立报》
《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报刊之一，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该报由于右任主办，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先后担任主编，徐天复、吕志伊、杨千里、叶楚枪、马君武、张季莺、王无生等参与编撰。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日报，《民立报》栏目繁多，内容丰富多彩，设有社论、外论、译论、谕旨、宫门抄、专电、译电、新闻、大陆春秋、上海春秋、杂录（小说、文苑、新剧、世界丛谈、诗知）、科学丛话、东西南北等栏目，以刊发新闻为主，日出三大张。《民立报》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针贬时弊，揭露君主立宪骗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满清政府。
1911年1月，宋教仁从日本回国，刚一抵达上海，就应《民立报》社长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主编。主笔《民立报》期间，宋教仁用笔名“渔父”或“桃源渔父”撰写文章，文笔雄浑，煌煌大论，每日数千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表文章80余篇，内容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极受读者欢迎。
1911年2月起，他在《民立报》上连续发表了《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1911年2月8日一月27日）、《国际法之新发明》（1911年2月9日）、《蒙古之祸源篇》（1911年2月10日）、《滇西之祸源篇》(1911年2月15一16日）、《假仁义与真面目》（1911年2月18日）、《自由行动之流行》（1911年2月18日）、《二百年来之俄患篇》（1911年2月20日、3月4日）、《承化寺说》（1911年3月4日）、《讨俄横议》(1911年3月21日）、《外债感言》（1911年3月27日）、《变相之割让》(1911年6月11日）、《北方又割地矣》（1911年6月16日）
等10余篇文章，以事实为基础，全面分析了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所处地位和面临的危机。
宋教仁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甲午战争之后，各国开始合谋瓜分中国。德国借故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突然强占并租借胶州湾，还与清政府签订了不能将山东割让给他国的强盗式协议；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攫取了在满洲的种种特权；英国强租威海卫，与清政府签订协议规定不能割让长江流域给他国；法国强租广州湾，与清政府签订协议不准将云南、两广割让给他国；日本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准将福建割让他国的协议。甚至，连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小国意大利也想趁火打劫，凯靓三门湾而未能得逞。此外，各国列强还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等特权。日俄战争之后，列强又开始对中国采取领土保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以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均势。列强之所以要在华维持均势，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势力划分并不均衡，其自身的状况也不尽相同，既然不能一致对中国实行平均式的分割，反倒不如暂时维持现状，“勿使变更，以待将来”。列强其实是各怀鬼胎，无时不在谋划攫取在华利益―日本时刻都在想着独吞中国；沙俄始终在凯靓中国新疆和东北的大片土地；英国想继续控制长江流域，并且窥伺云南与西藏；而美国则正在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扩张侵略势力。因此，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险局面并没有过去。
宋教仁通过认真的观察和研究，将外国侵略者分为经济侵略派与武力侵略派两种。他认为，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经济侵略派与武力侵略派必然相互竞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在华势力。在这两派侵略势力当中，已经出现了力量的分野―经济侵略派以美国为领袖，英国辅之；武力侵略派以日本为领袖，俄国辅之。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将全部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两强相争的目的，必在于争夺中国，而两国交战的导火线，必是满洲问题或监督中国财政问题。如果到了那时，清政府仍不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采取主动、折冲蹲姐，挽救国家于水火，则必然成为东方的第二个波兰，面临被美日两国瓜分的危险。宋教仁还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在崛起过程中，就是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开始采用经济侵略的政策，在中国大量输出资本，以此和其他列强竞争，后来又采取经济侵略和武力侵略亲头并进的策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异军突起。
宋教仁对列强的侵略野心始终洞察于心，他特别强调，列强借款给中国是为了达到控制和奴役中国的目的，并且今后列强的对华政策也会转向以经济侵略为主，而借款又是其最主要手段。他以埃及因借款而亡国的教训为例，指出清政府是在重蹈埃及的覆辙―外债不能偿还，导致国家破产；军备不能自养，致使士卒挨饿；而皇室因为养尊处优，安而忘危，对人民的困苦漠不关心，成为独夫民贼，并且为了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必然会残酷地压制国民的不满与反抗；国民因为压制过甚，必然挺而走险。宋教仁这一系列在当时尚为他人所不及的独到见解，为中华民族的危亡再次敲响了警钟。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革命趋势的预见，很多都已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宋教仁在研究和评论国际形势的时候，尤其注意对沙俄的揭露，对其‘旧日耀兵，以示威于我满、蒙、新疆”的侵略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告诫国人，对俄国侵略者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自1689年侵占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以来，沙俄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1911年2月，沙俄政府就中俄边界问题，向清政府提出了6项要求：俄人可以在蒙古地区自由贸易；俄人在蒙古享有治外法权；在松花江设税关；在蒙古、新疆各处设置领事；俄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会审；俄人可以自由在蒙古、新疆等地购房建屋等。甚至有外电传言，俄国要求中俄以唐努乌拉山为界，如清政府不肯接受，不惜以武力解决。沙俄这一蔑视国际法、欺凌中国政府、侮辱中国人民的飞扬跋启的强盗行为，激起了宋教仁的怒火。针对这一事件，宋教仁立即写出声讨檄文，指出沙俄蛮横无理的行为，“盖可谓自有国际交涉以来，未见其例者哉”!对于沙俄的侵略野心，宋教仁指出，沙俄侵略东亚和中亚，意在取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口，这就是沙俄所谓的极东政策与中东政策。此前因日英等国反对而未能得逞，今日若得到蒙古、新疆两地，一则可以南下中原，二则可以通过西藏而临印度，沙俄的极东政策与中东政策即可实现。对于沙俄的武装威胁，宋教仁主张坚决反击。这种坚决态度，源于他对沙俄的深刻认识―沙俄虚声恫吓，动辄以战争相威胁，是因为他们以为中国兵力单弱，惧怕战争，只会妥协投降。宋教仁指出，在此情况下，与其投降亡国，不如背水一战，尚可以存有一丝胜利的希望。如果中俄两国真的发生战争，中国将如何应战？宋教仁认为，西伯利亚铁路是沙俄在东北亚的交通要道，如果中国派一旅之师，出蒙古向贝加尔以冲断这条铁路，断绝其东西交通之路，并封禁东三省的粮食，使其不能运往俄国领土，则俄国在东北亚的数十万军队便会不战而溃。宋教仁还考察了当时俄国的外交形势、军备政策、交通计划以及财政预算方针，在综合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俄国宣战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尤其自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创伤未愈，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国内人民的革命风潮又异常激烈，更不容许政府发动对外战争。因此，他提出中国政府和国民不要惊恐于俄国的“宣战”伎俩，其日日陈兵恐吓，耀武扬威于我边境，无非是其长久以来惯用的诡计。
宋教仁不愧为一个具有丰富国际知识的青年政论家，也不愧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爱国主义者。在主张武力抵抗的同时，他还主张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俄关系。
一方面，他为清政府应对中俄交涉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以强硬手段作正当防卫，断然拒绝俄国的全部无理要求，击破俄国虚声恫吓为上策；交涉开始后，若谈判不顺利，不能使其全局退回，则我方不妨先行让步，以酌量允许，削弱俄方盛气，然后就自由贸易和置地造屋两问题与俄国交涉，以确保蒙古、新疆的经济主权为中策；对俄国所提条件，全部接受，等到数年以后再作计议，此为下策。
另一方面，宋教仁又提出要利用法、德、俄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这些分析和主张，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由于宋教仁的上述文章鞭辟人里，脍炙人口，被《东方杂志》等大报争相转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如何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秋，是宋教仁日夜焦虑的问题。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吾国积弱，非善运外交不足以求存”。而在对外交往中，他尤其注重联络“无狡谋之美国”，主张中国政府应利用美国的经济力量，以相应的条件，输人美国的资金，开发我国的生产，这样既可以运用外交领域中的经济政策达到强国的目的，也不会导致外交局势的恶化。
但是，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宋教仁并不主张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只是主张运用外交上的纵横裨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乘机“改革国政，恢扩国力”。事实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控制，决不是已陷人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中国运用外交手段所能摆脱得了的。宋教仁这种主张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弱性格。
宋教仁在指出中国面临外患的同时，还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痛批清政府各级官员的腐败愚昧、因循守旧，斥责他们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营私圈上，“学秦桧、严篙之所为而毫无顾忌”，从而将中国一步步地引向危险境地。在这些文章中，他抨击清政府对内不仅不保护人民的利益、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千方百计地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肆意掠夺，要求人民俯首听命，否则就一律格杀勿论。除了利用军队镇压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外，清政府还特地设置了控制人民的警察部队，专门侦探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宋教仁将此举称为“专制民贼最阴险毒狠之手段”。而在对外问题上，清政府则屈膝投降，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还无耻地说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却视人民的反抗为“心腹之害”。对于清政府这种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残酷镇压的倒行逆施行径，宋教仁怒斥其“徒务虚声，假饰面目”,“藉其威力，日日为亡国之事，自居于明知故犯之列”,“速国家之亡而无所顾忌”。他认为，如果实施这种政策长期不变，那么不出十年，中华大地必然断送于清政府之手。因此，他大声疾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号召国民起来将腐朽的清政府推翻，以挽救国家的衰败和民族的危亡。此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政府，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已决定从1901年起开始推行所谓“新政”。到1906年9月，面对国内愈演愈烈的革命潮流，清政府为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进而决定效法西方和日本，实行预备立宪。1908年8月27日，《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宣布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9年之后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由他的父亲载洋摄政。为了巩固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同时拉拢立宪派，载洋于1909年3月专门下了一道重申实行“预备立宪”的谕旨，令各省切实奉行。一时间，仿佛大清帝国真的要革故鼎新、追赶世界新潮流了。载洋的举动，使立宪派又产生了幻想，热情重新燃起。从1909年3月至1910年9月，立宪派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立宪请愿运动，要求立宪的呼声在全国又高涨起来。迫于国内外的压力，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公布了后来被称作“皇族内阁”的成员名单，13名阁员中，汉人仅4名，满人9名，而其中皇族竟又占了7人。清政府的立宪骗局至此已经真相大白于天下，全国人民莫不对清政府的欺骗行为大感失望。宋教仁于1911年7月9日在《民立报》发表了《希望立宪者失其望矣》一文，用一连串的质问表达了他对清政府欺骗人民的愤怒，告诫国人不要继续幻想下去，应当从大梦中醒来，看清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来面目。针对《钦定宪法大纲》大半抄袭日本宪法的特点，宋教仁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的立宪政体，在宋教仁看来实际上只能算是半立宪政体，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立宪虽已有30多年，但依然没有改变少数人专制的传统政治模式，能左右国家重大事务的人，大都出身于藩阀和武士世家，日本政治的这一特点，使其只能成为一种复杂的武人政治，根本就不是什么立宪政治。清政府仿效日本的立宪政体，实为大谬，又时常“以己意增减之”,处处“作外行语”，终要为世人所不齿。
宋教仁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质问清政府：宪法大纲规定其应为君民上下所共同遵守，但实际上君主是否严格遵守了呢？如大纲第十条规定司法权不得以诏令名义随时更改，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第十六条规定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如今又是怎样的呢？第十七条规定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执行中又是怎样的呢？第十九条规定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受侵扰，现实又是怎么样呢？由此可见，这种宪法大纲，不过是清政府“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罢了。由此，宋教仁得出结论：立宪，决不是清政府的真正目的，他们所说的立宪是假立宪，不过是借立宪的名义继续实行专制而已，其所谓宪法大纲，不过是用来欺骗国民、装裱门面的，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宋教仁还运用自己所学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抨击清政府并没有把自己设立的资政院和内阁，看作是真正立宪国家的立法机关和责任政府，因此在对待资政院的权限和内阁的组织上，也完全没有按照宪政原则行事。清政府在设立资政院的上谕中，曾宣称其设置是“以立议会为基础”，但同时又颁布了《资政院章程》，规定：资政院奉旨伤议事件；不得参议宪法，只能参议预算、决算、税法、公债、新定法律及其修改事项等。对其议决案，政府可持异议，提交资政院复议。如仍持原案，则资政总裁与军机大臣或部院大臣同时分别具奏，请旨定妥。
该《章程》还规定：资政院的议决案必须由总裁会同有关行政大臣具奏请旨，不能单独具奏。这样，资政院就没有一般议院所具有的独立立法权，名为议院基础，实际上却有名无实。
宋教仁对比了资政院与西方议会的不同，指出“其制略似国会”，实则不然：
“以法制言，议院为独立机关，而资政院不然；以效力言，议院议决之案，经君主裁可，大臣署名而实行，而资政院不然；以责任言，议院议决之案，对之负责任者为内阁，而资政院不然。”对此，宋教仁认为，资政院虽不必有立法机关之实，但其设置的初衷既然是“以立议会为基础”，其章程又规定资政院有议决国家每年预决算和税法公债、议决新定法典及嗣后修改和奏陈行政大臣侵权违法等权力，就应当认真遵行。但是清政府却并不决心真正实行之，反而不断侵夺资政院的权力，甚至连资政院章程的修改，竟然也“专委之于一二家奴”，不给普通国民丝毫的参与权，这是丝毫没有宪法精神的暴庆无道的违宪行为。至于组织皇族内阁，宋教仁认为，这就更是与立宪的原则背道而驰了，而清政府却粉饰为“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对此厚颜无耻之举，宋教仁痛斥道：“暂行内阁之组织，其不合乎立宪之原则，已不必论”，单凭这个昏庸、贪婪、残忍的皇族内阁，根本不能改变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困境。如果清政府真能审时度势，就应当明白，今日天下形势的发展，根本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用装点门面、欺人耳目的举动就能压制下来的。然而，清政府不明大势，不知羞耻，为维护一己之统治，拒绝任何真正的变革，其蛮横无理的行为，不是野蛮专制又是什么？
人们如果还寄希望于清政府能够顺应民意，设立真正的责任政府，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宋教仁希望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内的全体国民丢掉幻想，采取革命行动彻底推翻这个专制政府。宋教仁对清政府假立宪的深刻批判，显示出他对资产阶级宪政具有深人研究的理论功底。也正因如此，他并未仅仅停留在对清政府假立宪虚伪性的批判上，而是把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作为最终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立宪政体必然会替代君主专制政体，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途径。为了迎接这一重大变革，宋教仁首先确定了立宪政治的前提，这就是立宪政治要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他进而认为，政党政治最适用于这政治体制。但，是否组建了政党组织，就实现了政党政治或议会政治了呢？宋教仁提醒国人，政党组织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政纲，政治纲领不善，则在政治界难以立足。
宋教仁之所以对宪政问题有着如此深人的见解，还源于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发源地―英国的议会政治的认识和推崇。1911年8月，他在《民立报》上发表的《英国之国会革命》一文，即是此种思想的全面展现。文中，他将实行分权政治的英国称作“世界宪政模范”，并透过对1911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限制上院否决权法案的分析，认为中国应当以英国的分权政治为榜样。他指出，英国宪法原是不成文的宪法，国家权力主要由国会掌握，作为国会组成要素的英国国王，原与由贵族组成的上院和选民代表组成的下院共同总揽统治权。在英国国会通过限制上院否决权法案后，下院的权限得以扩大，可自由决定财政和立法，并按照法律自主组织内阁，使政府与下院成为一体。这样，国会的权力必将操之于下院，由民选议员组成的下院掌握国家权力后，国王的权力也就变为有名无实的虚权。这就是宋教仁眼中的“民主国体”，他还把英国当做君主立宪的“母国”，认为这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并以此来设计中国未来的议会政治模式。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形势之下，各立宪派为了促成立宪的早日实现，并扩充自己的势力，纷纷成立立宪团体。1906年12月，张春和汤寿潜联络部分官绅和商学界代表，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杨度、谭延阎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因维新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也联合众多保皇党成立了国民宪政会。1911年，部分立宪派人士在国会请愿同志会和语议局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宪友会，以组成全国性的政党，由钦选议员和官员所领导的宪政实进会也于同期成立。
对于国内立宪派风起云涌的“组党”运动，宋教仁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怀疑的态度。在仔细研究了当时兴起的立宪团体的政纲后，他于1911年6月23日至7月巧日在《民立报》上连续发表时评《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指出：近年来朝野上下，有感于世界大势而奋发兴起，竞相以立宪为标榜，那些热衷于功名的政客们，也企图通过对西方法政知识的研究，来谋取一官半职。当人们得知欲立宪必以政党为基础之后，便奔走相告，若狂若醉地致力于政党运动，以此作为挽救国家命运的唯一手段。此举最终效果如何，暂且不论，但既然开展政党运动，则必然要有建立政党的各个组成要素，这一点已为政党理论和世界各个立宪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但是，通过对当时成立的众多所谓政党的详细观察，宋教仁感到“大失望于中国政治之前途，而深悲国民政治能力之薄弱”。究其原因，这些政党不仅举措不合民意，没有政党应有的态度和立场，而且所发表的政纲往往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政党政治的肤浅了解。而在宋教仁看来，政党制定政治纲领，至少必须体现两条原则：一是其方法必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二是其事项必须是未来要实现的而不是现在已经达成的。而当时比较大的几个政党，例如宪友会和宪政实进会，其政纲均不符合此二条原则。具体言之，宪友会的政纲主要趋重于国民和宪友会自身，没有考虑到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且趋重于学习研究，而没有考虑到具体实行，这是其缺陷所在。至于宪政实进会的政纲，宋教仁认为它“大抵尚不知政治法律为何物”，其条款虽比宪友会全面，但不过是一些社会上流行的通俗法政名词的简单堆砌，起草政纲之人的笔法也过分执著于咬文嚼字，条款的文句似通非通，最后成为“数联非驴非马之八股四六文”，并且把具体的方针、政策搞得支离破碎，贻笑大方，“真可谓无批评之价值者矣”。
1911年，清政府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以镇压风起云涌的革命，宣布把各省已归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又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筑路的合同，借“国有”的名义把修筑铁路的权益出卖给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派其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上述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引发了各地保路运动的风潮。宋教仁也以《民立报》为阵地，用犀利的笔锋，加人到反清斗争的行列。6月5一6日和10一11日，宋教仁在《民立报》连续发表《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的时评，指出铁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根据政治、经济等社会状况来制定相应的铁路政策。清政府却假借巩固边防，以主要铁路干线应归为“国有”的名义，将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强制收回，并且向英、法、德、美4国借款6000万元，作为筑路资金。清政府如此举措，虽有效仿德、日铁路国有政策的意图，但却无视中国国情，更不顾在修筑铁路问题上民间已有投资的情况，将民众的应得权益掠为己有。清政府这样倒行逆施的结果，只能阻碍民族企业的正常发展，为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提供便利，从而使民族资本主义陷人绝境。
宋教仁指出，我国的铁路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民有民营铁路尤其要加以鼓励和保护。粤汉、川汉铁路早已成为清政府特许的民有民营铁路，即使出于它事关国家交通枢纽的缘故，要对铁路干线的修筑和营运进行国家干预，也应该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修筑的期限，制定经营的法则。而清政府借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之名，侵占人民的既得权益，与杀人越货者有何不同？
宋教仁还联系历史，沉痛地说：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列强无不以铁路借款为侵略的先驱，东清、南满、腾越、胶济、新奉、吉长等铁路的修筑权，都已经被列强侵占，如今，英、法、德、美4国欲借铁路借款而实现经济侵略，以攫取更多的特权，其中包藏的祸心更加险恶，必定数倍于以往。而清政府靠向四国借巨款来修筑铁路，不仅会使4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横行于中华大地，而且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命脉也必将握于列强的股掌之中。他预言，将来除了湖北、湖南两省的路权全部落人列强之手外，就是中央财政也要受其干涉，为其掣肘。届时，不仅湖北、湖南两省将步满洲的后尘，而且整个国家都会濒临亡国的边缘。因此，宋教仁把清政府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和民众权益，拱手将铁路让与西方列强的不耻之举，怒斥为“狼心狗肺”的行为。清政府在借款筑路问题上的卖国政策，导致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发生了要求收回路权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省因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导致的损失最大，保路运动最为激烈，群众基础最为广泛。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之下，四川保路同志会决定罢市、罢课。几天之内，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府县乡镇，商家店铺一律关门闭户，以示抗议。
宋教仁对南方各省发生的保路风潮极为关注，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声援。9月14日、21日，宋教仁在《民立报》上连续发表《论川人争路事》的时评，认为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意志之强固，毅力之宏大，迥非湘、鄂、粤人所能及”。同时他也指出，南方各省的保路风潮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只知消极请愿，不知积极斗争；二是南方各省没有同时响应，一致行动。如果南方各省人民能够团结一致，朝着更高的目标进行斗争，则保路运动就可以变消极为积极，如此，可以进而将“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一扫而尽，实现真正的民权政治。
这就等于为单纯以维护经济利益为斗争目标的保路运动，指明了革命的斗争方向。
对于商界人士为保护路权而进行的罢市斗争，宋教仁也表达了独特的看法。9月30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罢市果为善法乎》一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罢市会对农业、工业、商业产生不利影响，普通国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会受到直接冲击，这是一种“困人民之法”。真正要在与清政府的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只困政府而不困人民，才能够取得预期效果。而只困政府的方法，便是进行抗税斗争。因此，宋教仁将不纳租税的抗争，称为“第一武器”。
同月，宋教仁还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号召人民效法1910年10月的葡萄牙革命，结束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宋教仁在文中对葡萄牙革命充满羡慕和向往，认为中国“欲谋革命之成功者，当以葡国为师表焉”。他还从葡萄牙革命中得到启发：“一，革命不得外国之承认，则其目的不得完成；二，革命进行时，不可不预计对外关系，而出以使外国乐以承认之手段；三，革命成功后，不必虑及对外关系之苦难而恐其不承认。”他表示，既然革命目的在于对一国政治从根本上进行改弦更张，就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破坏旧秩序，以建设新社会。从此三方面启发中，宋教仁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革命成功三原则：一则为“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二则为“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三则为“革命之力宜借政府之所恃者（利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值得注意的是，《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发表的时间为1911年9月25日，此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前夜，宋教仁在文中提出的一番设想，不久就将变为现实。
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终于在武昌城头打响。宋教仁在《民立报》上加紧宣传革命，于巧日发表了《湖北形势地理说》一文，指出武昌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及其在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准备动身前往武汉的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市面曾一度发生恐慌，金融界的波动更大，许多市民和商人持钞票挤兑银钱。宋教仁于10月17日在《民立报》发表《上海市面无意识之恐慌》一文，指出革命党与过去乱党的区别就在于，革命党的目标是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拯救人民于水火，断不至有骚扰之事发生。他还以武汉三镇为例，指出三镇商民已在革命党建立的新政权管理下安居营业，未受任何伤害，因此上海商民也不必产生恐慌心理。《民立报》通过大量文章，宣传了革命党的主张，使民心渐渐稳定下来。
由上可见，在辛亥革命期间，宋教仁及其主笔的《民立报》倡言革命之功，永载史册，不可磨灭。
第四章，跻身革命中心
一、共同创立同盟会
宋教仁1904年12月抵达东京时，日俄战争的形势已渐趋明朗。1905年1月1日，俄国驻旅顺要塞司令司徒塞尔投降，日军占领旅顺。随着俄军的失利，日俄战争出现了靖和的可能。此时，传言以法国为主的中立国，企图利用日俄战争之机，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德国皇帝为阻止此项阴谋，向美国问计。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是向各国发出通喋，重申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声明在日俄交涉时，任何中立国不得提出牺牲中国领土的任何要求。美国的这一态度，得到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赞同。中国表面上躲过了又一次领土危机，但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局势更为险峻。
消息传到日本后，留日学生群情激奋，革命形势有所转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时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与1903年相比，此时的留日学生运动处于沉闷、停滞的状态，给革命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最突出的便是无法有力抵御保皇派、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
当时，立宪运动刚萌芽不久，在留学生中有很大市场。许多人初到日本时，积极倡言革命，等到快毕业时，却转而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在这种形势下，华兴会也不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徐佛苏、薛大可等人日渐向立宪派靠拢，章士钊则表示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就连一向激进的陈天华也因“忧伤过甚，忽发奇想”,于1905年春在东京留学生会馆散发《要求救亡意见书》，主张用全体留学生名义，向清政府请愿，实行立宪政治，并且声言打算亲自回北京去，向清政府陈述维新救亡的意见。对此，革命党人冯自由后来在《革命逸史》中推测：陈天华如此反常之举，大概是有感于革命党人庚子（1900年）惠州起义和马福益哥老会甲辰(1904年）起事的失败，打算另谋途径，“潜布党人势力于政界，期有所活动也”。
然而，宋教仁对陈天华的主张却不以为然。1905年1月28日，他到山本馆刘樱一处，和黄兴等人会商如何应对陈天华之举。宋教仁指出，主张革命的陈天华走上康有为、梁启超维新的道路，对于革命阵容的心理影响相当负面，必须设法制止。征得黄兴同意后，他准备在29日的湘西学会、30日的湖南同乡会上宣布“列强要是真要瓜分中国，各省就宣告独立自治”的提案，反对陈天华的“要求清廷立宪”的主张，必要时对陈实行“干涉主义”。结果，与会者作出决议，都不赞成要求政府立宪，而主张各省独立自治。但陈天华执意要去北京向朝廷上书。于是，宋教仁与黄兴相约，力劝陈天华放弃北京之行。
2月1日，宋教仁、黄兴来到陈天华居住的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盯东新泽社，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陈天华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只是比较注重政治改革，少计民族仇恨罢了；“排满”不应是民族复仇，而应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恨只恨满清政府不尽早实行变法，假使清廷在10年间，能够练出常备军50万，增加海军军舰20万吨，修建铁路10万里，列强就不至于瓜分我国了。宋教仁反驳道：我们“排满”不过自最近几年才开始，而清人压迫我们，两百年如一日。
我们以忠言劝说他们，他们却以刑戮残杀来对付我们。我们怎能希望他们消释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