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跻身革命中心
一、共同创立同盟会
宋教仁1904年12月抵达东京时，日俄战争的形势已渐趋明朗。1905年1月1日，俄国驻旅顺要塞司令司徒塞尔投降，日军占领旅顺。随着俄军的失利，日俄战争出现了靖和的可能。此时，传言以法国为主的中立国，企图利用日俄战争之机，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德国皇帝为阻止此项阴谋，向美国问计。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是向各国发出通喋，重申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声明在日俄交涉时，任何中立国不得提出牺牲中国领土的任何要求。美国的这一态度，得到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赞同。中国表面上躲过了又一次领土危机，但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局势更为险峻。
消息传到日本后，留日学生群情激奋，革命形势有所转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时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与1903年相比，此时的留日学生运动处于沉闷、停滞的状态，给革命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最突出的便是无法有力抵御保皇派、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
当时，立宪运动刚萌芽不久，在留学生中有很大市场。许多人初到日本时，积极倡言革命，等到快毕业时，却转而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在这种形势下，华兴会也不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徐佛苏、薛大可等人日渐向立宪派靠拢，章士钊则表示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就连一向激进的陈天华也因“忧伤过甚，忽发奇想”,于1905年春在东京留学生会馆散发《要求救亡意见书》，主张用全体留学生名义，向清政府请愿，实行立宪政治，并且声言打算亲自回北京去，向清政府陈述维新救亡的意见。对此，革命党人冯自由后来在《革命逸史》中推测：陈天华如此反常之举，大概是有感于革命党人庚子（1900年）惠州起义和马福益哥老会甲辰(1904年）起事的失败，打算另谋途径，“潜布党人势力于政界，期有所活动也”。
然而，宋教仁对陈天华的主张却不以为然。1905年1月28日，他到山本馆刘樱一处，和黄兴等人会商如何应对陈天华之举。宋教仁指出，主张革命的陈天华走上康有为、梁启超维新的道路，对于革命阵容的心理影响相当负面，必须设法制止。征得黄兴同意后，他准备在29日的湘西学会、30日的湖南同乡会上宣布“列强要是真要瓜分中国，各省就宣告独立自治”的提案，反对陈天华的“要求清廷立宪”的主张，必要时对陈实行“干涉主义”。结果，与会者作出决议，都不赞成要求政府立宪，而主张各省独立自治。但陈天华执意要去北京向朝廷上书。于是，宋教仁与黄兴相约，力劝陈天华放弃北京之行。
2月1日，宋教仁、黄兴来到陈天华居住的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盯东新泽社，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陈天华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革命理想，只是比较注重政治改革，少计民族仇恨罢了；“排满”不应是民族复仇，而应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恨只恨满清政府不尽早实行变法，假使清廷在10年间，能够练出常备军50万，增加海军军舰20万吨，修建铁路10万里，列强就不至于瓜分我国了。宋教仁反驳道：我们“排满”不过自最近几年才开始，而清人压迫我们，两百年如一日。
我们以忠言劝说他们，他们却以刑戮残杀来对付我们。我们怎能希望他们消释嫌疑，共同起来挽救国家呢？因此，要使中国不亡，就只有革命。你现在的主张，就是改变了革命的宗旨，可以说是中了保皇党人的毒，竟然会相信那些以“主子”
自居的清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人会听从他们视之为“奴才”的人提出的建议而实行立宪和维新。假使他们能够这样做，那倒也不失为一种救亡的办法。可是，清人会信任你吗？清廷不会监视你、调查你吗？万一发现你曾写过那样激烈倡导革命的书刊，那你只能像邹容一样，被送进虎口，恐怕还有生命危险！我们不是不相信你的牺牲精神，但牺牲要有价值，要有意义。你能写文章，更不可轻言牺牲，应该留下宝贵的生命，多写一些宣传革命的文章才是。
经过宋教仁和黄兴的耐心劝说，陈天华终于收回“要求清廷立宪”之说。实际上，陈天华打算赴京陈情，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改良，鼓吹保皇。1902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坚持保皇立宪。他还通过其弟子、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对陈天华多方游说。陈忧时救国心切，才有了要求清廷立宪的想法。陈天华思想上的徘徊动摇，在当时留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日俄战争后，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人数猛增，约达2万有余，并且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此时，整个中国的革命形势正发展到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反动，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广大人民的斗争反抗不断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随之广泛传播，各地反清革命小团体纷纷出现。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把各地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来领导这场大规模的反清革命。当时，国内各地的反清首领多流亡日本避难，但由于各派势均力敌，也无人牵头，未能联合起来，集中力量组成一个大的反清团体。很多有识之士都为之感到深深遗憾。
要革命，就需要联合。只有联合，才能保证革命行动的步调一致，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而要联合，必须首先打破数千年农业社会传统造成的省界地域观念。即使在年轻的留学生中，门户、乡情之见也非常顽固，成为革命大联合的主要障碍。以1903年的拒俄运动为契机，留日学生界疾呼打破省界之声日渐强烈，民族观念开始深人人心。如《浙江潮》杂志第3期刊出《寓江西陈君致浙江同乡会书》及社论《非省界》，要求各省留日学生须破除省界，取各省同乡会之精华建“中国本部统一会”。《江苏》杂志第10期也发表《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指出：要合小群为大群，如果“各省竞以爱其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一点”，中国问题就容易解决。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更公开主张“大家合作一个大党”。邹容也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常熟教育会为了与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取得联系，定名为“中国教育同盟分会”。这些举措，成为突破省界地域之见、组织全国性革命组织的舆论先声。
此时，黄兴、宋教仁、刘樱一等华兴会领导人，也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分散活动的各革命团体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难以形成与清政府相强衡的强大力量，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能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革命组织。起初，他们“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于是加紧在留学生中进行联络。
1904年底，黄兴、宋教仁与来自湖南、云南、江苏、河南、直隶等地的留日学生百余人联合成立了秘密组织―革命同志会。后来宋教仁等人在与兴中会党人接触的过程中，逐渐不再满足于在留学生中组织囿于地域观念的小团体。他们先是筹划在华兴会的基础上组织“大湖南北同盟会”，进而于翌年6月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呼吁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联合，号召留学生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团结奋斗。所有这些活动，均发生于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黄兴、宋教仁等人勇于破除地域观念，朝着革命大联合的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华兴会仍然缺乏明确而完备的革命纲领，以及在全国各派革命势力中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领袖。
在此情况下，在国内革命党人和海外爱国华侨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孙中山来到日本后，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联合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还是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其知交好友宫崎寅藏就将孙的革命经历向宋教仁作了介绍，称孙中山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给宋教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一直在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而努力。1905年6月11日，他结束了为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自法国马赛登船东返，于7月19日抵达横滨。行前，他曾将归讯告诉了在日的冯自由等人。当孙中山在横滨上岸时，受到兴中会员、广东同乡及宋教仁等百余名留学生代表的热烈欢迎。
7月下旬，孙中山来到东京后，很快就在宫崎寅藏的介绍下，与黄兴在中餐馆凤乐园初次会见。在这次会见中，孙、黄二人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组建全国性革命政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商。宋教仁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说孙中山“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而黄兴应允之。孙、黄二人的这次会见，对促成兴中会与华兴会的联合，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民国初年的一家报纸所指出的：
“考吾国革命由来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惟漂泊无定，势力微弱。
直至孙文、黄兴二友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今日之成，当时运动之力居多也。”
7月28日，孙中山通过协助宋教仁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并任编辑长的程家怪的联系，陪同宫崎寅藏亲往《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晤谈。谈话中，孙中山始终强调联络各省人才组织全国性革命组织的重要性。他说：“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因此，当前应“以相互联络为要”。“若现在有数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以此定矣。”会后，孙中山还约宋教仁等来日到赤坂区桧盯三番黑龙会会所继续会谈。
翌日，黄兴邀集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的骨干分子十数人在自己的寓所开会，商议与兴中会联合的问题。这是华兴会的一次内部会议，目的是在与兴中会联合的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陈天华主张在组织上与兴中会联合；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加人兴中会，而精神上仍保持华兴会的独立；刘樱一主张不加人兴中会；宋教仁则认为应当研究一下将来人会与不人会究竟有何不同；其他人“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于是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这次华兴会内部商讨的结果，虽然在两会联合的方式问题上没有把认识统一起来，但对与孙中山的兴中会联合的问题，华兴会在东京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同意的。华兴会作为当时留日学生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他们同意与孙中山联合，这就为同盟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
7月30日，宋教仁前往东京赤坂区桧盯三番黑龙会会所，参加孙中山召开的同盟会组织筹备大会。与会者还有黄兴、陈天华、程家怪、张继、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田桐、朱少穆、马君武、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朱执信等70余人。其中，与孙中山属旧相识者，只有程家怪、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10人，其余大多属于华兴会成员，或与他们联系密切的长江流域各省的留学生。大家公推孙中山为会议主席。孙中山在演讲中分析了革命的发生原因、发展形势和实行方法，提议将全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新的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这一提议，获得大家的一致赞成。会议商定将新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决定以“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接着，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盟约”。孙中山当即起草盟书，内容如下：
联盟人xx省xx府xx县xxx
当天发誓：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已年七月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xxx
主盟人XXX
介绍人XXX
宋教仁等与会者纷纷签名加人盟约，然后再进人另一房间内，由孙中山带领大家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并告之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完毕，大家又推举黄兴、宋教仁、马君武、程家怪、汪精卫等8人为同盟会会章起草人，拟于下次大会召开时提出。同盟会筹备会议之后，为了扩大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决定于8月13日召开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当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或他游或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到会者竟达1300余人。会场挤满了人，伫立街边仰望楼上的，也有六七百人之多。据说，东京自有留学生以来，开会人数从未有如此之多，可谓盛况空前，气氛热烈。欢迎大会由黄兴主持，宋教仁致欢迎词：“孙逸仙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五权分立’，欲求中国的自由平等，想促进世界大同，不止是我中华民族的英雄，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孙先生由亚洲而美洲而欧洲，所到地方，旅外的华侨与学生都开会欢迎，公请孙先生演说，各国政党也都倒屐欢迎孙先生。孙先生既得听到各国大政治家的党论，益以历年游历参观，学识非常丰富。今天，在这里我们能听到孙先生的演说，实在是我们的荣幸”。
随后，孙中山发表了令人鼓舞的演说。他以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向留学生们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号召用革命的方法，建立共和国，改变积弱的局势，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他说：“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到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呼吁人们在改造中国时抛弃不合于国情的君主立宪制，而“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的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孙中山的演说铿锵有力，打动了场内外所有希望挽救祖国命运的青年学子的心弦。陈天华对这次大会的盛况作了详细记录，以《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为题，刊登在稍后创刊的《民报》上。
这次集会，“到会之学生中官费生甚众，以孙之演说，多有归宗革命者；甚至以投革命，往监督处辞退官费者。而监督亦知大势无可如何，谓辞官费者曰：
苟君等不明言革命，余亦作不知，可毋庸辞退。故当时有官费革命之称。”由此可见，宋教仁等人发起的欢迎大会，不仅宣传了革命领袖孙中山，而且为即将正式成立的同盟会作了积极的舆论准备，在全体留日学生中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经过紧张的筹备，8月20日，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志士联合组成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约100人。黄兴首先宣读《同盟会章程》草案，经大会修改后通过。主要内容有：(l）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支部下设分会。（2）本会以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3）凡愿人本会者，须遵守本会章程，立盟书，缴人会捐一元。（4）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5）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3部。执行部分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6科；评议部设评议员和评议长；司法部设部长、判事、检事。(6）本会支部，于国内分5部，国外分4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统辖。
（7）本部当地之会员，得按省设立分会，公举会长，但须受本部之统辖。（8）
凡会员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会议还选举了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黄兴还在会上主动提议，将宋教仁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交给同盟会作为机关报，也获大会通过。不久，该杂志社改组为民报社，出版《民报》。民报社是当时同盟会唯一的公开机关，不仅担负宣传革命宗旨的任务，还经常成为东京同盟会干部集会议事的地点。宋教仁亦被誉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同盟会的领导机构是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的，它采取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时人田桐在《同盟会成立记》一文中说得清楚：同盟会本部机构，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这是模仿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延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于是“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开会时总理在部，则总理主席，总理离部，庶务主席。”“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尝独立行使职权矣。”
同盟会是一个由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松散政治联盟，而不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约束的单一政党。虽然成立时规定内部实行三权分立的管理制度，但由于同盟会处于非公开活动状态，这种管理制度未见任何成效。孙中山作为总理，也不太重视这项管理制度，而且当选后不数日即离开日本，总理职务一直由庶务部主任代行。同盟会的成立，毕竟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曾高兴地说：“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革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
二、领导留学生斗争
同盟会成立之初，中国留学生加人者不过400多人，其余多数仍隶属于各省同乡会。争取同乡会并利用其为同盟会扩大影响，于是便成为同盟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1905年9月10日，湖南西路同乡会选举宋教仁为各省同乡会总机关中国总会馆的评议员，使他具有了领导留日学生活动的公开身份。但还未来得及开展工作，留日学生中就爆发了反对日本强占我国东北的运动，宋教仁就全身心地投人到这场斗争的领导中去。这一年，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战败宣告结束。9月5日，俄国在朴次茅斯同日本签订了和约。《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除承认朝鲜为日本保护国、割让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外，还要把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移让与日本政府，并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转让与日本政府。但这些涉及中国主权的重要条款，须得清朝政府的认可，方能有效。为达到目的，10月，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协商对华交涉东三省事宜，决定派小村寿太郎为全权代表来华磋商，除压迫清政府承认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利外，另要求经营满洲的安奉铁路，在沈阳、安东、营口等地设日本租界。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留日学生的极大悲愤。他们奔走呼号，唤醒国人注意，并纷纷电告清政府“勿受日人要挟”，故而引起日本政府的疑忌，阴谋策划压制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恰在此时，日本专以牟利为目的，广收中国学生，甚至贩卖文凭的“学店”林立，无人管束，教育制度因此呈现混乱状况，受到各界严厉的指责。清政府鉴于留日学生的举动，虽也曾制定种种章程严加管束，但效果甚微。于是日本政府便以整顿这些学校为借口，于11月2日颁布《取缔清新留日学生规则》，明令自1906年1月1日起实施。这个“取缔规则”共巧条，其中直接关系到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有：
第一条公立及私立学校，将许可清国人入学之时，于其入学愿书，必令附加一在本邦清国公馆之绍介书。第四条公立及私立学校，将许可清国学生转学退学之时，于其愿书，必今附加一本邦清国公馆之承认书。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私立学校，其令清国人宿泊之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之旅馆，要为校外之取缔。
第十条受选定之公私立学校，遇有清国人曾在他学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学。
11月26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学校分别张贴布告，限中国留学生在3日之内将原籍及现住地址、年龄、学籍经历等一律具报，逾期若发生不幸事件，自行负责。布告一出，中国留日学生顿时大哗，纷纷集会讨论或发表演说，情绪由“闷损而激昂”,3日之内日本各地8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致罢课，从而引发一场社会风潮。
对于日本颁布“取缔规则”的目的，学者黄福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取缔规则’寓意于取缔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以其颁布的时间加以推论，可得一点端倪。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发行《民报》，公开鼓吹革命，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革命的风潮一日千里，革命事业大有可为之际，日本文部省却于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其别有目的，从文部次官木场所作‘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问’的谈话中，不难窥见。”
此次风潮爆发突然，由于缺乏统一领导，留学生界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同盟会本可借此机会发展革命势力，但孙中山、黄兴都不在东京。在此情况下，宋教仁挺身而出，与胡瑛、宁调元、杨卓霖等发起组织中国学生联合会，胡瑛任会长，宋教仁任外交长。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发布自治规则，除相告不许上课以外，还要求大家不许人饮食店、公园、劝工场等公共场所，以免发生意外事端，同时设立纠察员若干，分布于各区纠察违犯规则的人。颁布自治规则后，留学生“整齐严肃，绝无一毫暴乱现象”，即使是日本人“亦为之起敬”。
起初，中国学生联合会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并不顺利。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要求全然置之不理。日本各报更是对中国留学生不遗余地地冷嘲热讽，诬之为乌合之众。《朝日新闻》等报则直接骂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极为轻视。
而留日学生也人数过多，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不自整伤其行为者”，授日本人以口实。陈天华既愤于日本报纸的嘲讽低毁，又痛心于留日学生中少数品行不检之人，更为了抗议日本政府无理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92决定，乃于12月8日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年仅30岁。他在《绝命书》中告诫大家：“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
“其有一线希望者，则在于近来中国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为使同胞时刻铭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而不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陈天华之死，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留日学生为他举行追悼会时，个个悲恨填胸，要求各学校留学生全体罢课。宋教仁也以“舅斋”
为笔名，为陈天华的《绝命书》作跋，痛悼这位革命志士的死去。
然而，此事日期稍久，留日学生中便又出现了分歧。作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人，乘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记东京学界公愤事件并述余之意见》，煽惑留日学生放弃斗争。学生中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竟也持与梁启超相同的观点，主张讲求策略，反对过激手段，并于12月24日成立维新留学界同志会，与主张退学回国的学生展开激烈辩论，指出“退学归国为下策”,“若一哄归国无异于根本之动摇，使仇者快意”。对于“相率归国即行革命”之说，他们更是认为“尤属幼稚之见”。但多数留学生仍集中在宋教仁等人周围，坚持斗争。
日本舆论界见中国留学生态度之激烈，自治之严整，回国人数之多，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开始赞誉中国留学生“团结坚固”，并批评政府，劝其取消该项“取缔规则”。日本政友会首领犬养毅、长冈氏等人也出面调停。日本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撤销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宋教仁及时地宣布解散联合会，认为：“此次风潮前因可主张力争，但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持久。”1906年1月巧日，留日学生复课，风潮平息。
宋教仁在这次留学生抗争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他始终把握主动，擒纵得宜，运筹帷握，使几次濒临破裂之局面恢复圆满，不但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还扩大了革命组织的影响。故此，时人赞誉宋教仁“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
斗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宋教仁、韩汝庚、吕腹、胡瑛、田桐等19人却被满清驻日公使杨枢列人风潮首要滋事者名单之列，奏请清政府从留学生界革退。是时，留学生界兴起“革命破坏前之建设，破坏后之建设，均需要高深学养人才”
的口号，宋教仁深表赞许。他认为，干革命需要敢死敢做之人，而革命后的建设需要的却是饱学才智之士。于是，他改名为宋辣，于1906年2月1日进人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学习，系统研习法政理论，这为他后来致力追求议会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宋教仁非常留意研究各国政治法律制度，深人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学识水平提高很快。加之他思想敏锐，文笔流畅，又主修法政课目，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当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到达东京后，随员杨守仁就把欧美各国政治制度要览委托给他翻译。在此期间，宋教仁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露（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澳（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澳（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王国官制》等众多政治制度著作。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深人研习，使宋教仁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此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反满，而是开始致力于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取代封建专制政治的革命活动了。
三、提出革命新思维
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一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努力工作。1907年1月，黄兴决定去内地策划钦、廉起义。孙中山找宋教仁谈话，要他接替黄兴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的工作，黄兴也到民报社找宋教仁，告之“明日往河内去，将有起义之举，此间庶务干事，欲交余代理”。宋教仁此时正在养病，但考虑事关重大，还是爽快地接受了。1月5日，宋教仁搬至黄兴寓所，担负起庶务干事的职责。
在代理此职的两个月中，他差不多每日或隔天到孙中山寓所，协助孙中山主持同盟会的日常工作，为同盟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此前后，宋教仁还非常关注国内的革命斗争。但与孙中山、黄兴经营南方的主张不同，他另辟蹊径，对经营东北非常关注。早在1905年6月《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宋教仁就曾撰写了《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文，赞扬和支持东北绿林武装“马贼”进行抗俄反清的斗争。为了与“马贼”这一轻蔑性的旧称相区别，他将其称之为“马侠”。1906年9月，黄兴自广西、南洋、香港等地活动后回到东京，宋教仁担心他“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特别提出了经营东北的设想。1907年2月，日本人末永节、古河（古川清）前来拜访，宋教仁详细地介绍了“马侠”的有关情况，认为如能约得“马侠”共同起事，则更易于摇撼清政府的根基。2月24日夜，黄兴邀宋教仁、末永节、古河等人在凤乐园聚餐，详细商谈由朝鲜进人安东（今丹东）运动马侠李逢春、金寿山事，因古河是日本退伍军人，曾到过辽东，与马侠某头目有交情，最后决定派宋教仁和古河一同前去东北。宋教仁于是计划月内启程，恰遇《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旧友白逾桓手头有存款并愿与之同行，资金问题由此得以解决。不久黄兴又告“俄国革命党亦欲在东三省有所运动”，经营东北已是刻不容缓，在此情况下，更加彰显出宋教仁此行的重要性。3月末，宋教仁与古河、白逾桓自日本出发，4月1日抵达辽东。他随即起草了“代古川写致李（逢）
春信”，具体阐述此次前来联络、共图大业之意。信中说：“今以有用之人才，而无合一团体，不图大举之方，不知进取之策，此亦可为公等痛惜者矣。……若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合为一团，共举大事，岂官军所能敌者。西渡山海关，则永平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大举以为革命之事，莫便于此！
"“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4万万同胞之幸也”。
几天之后，李逢春复信邀请宋教仁上山计议。宋教仁到山上后，在各处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大义，所附者渐多。于是，他立即组建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革命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人有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张榕等。其后，宋教仁还曾至北满联络著名的绿林首领刘单子，又深人长白山延吉地区联络当地武装首领韩登举，但没有成功。时值南方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策划下，拟在潮、钦、廉诸州举行起义。5月22日，广东潮州黄冈事发，消息传到东北，宋教仁和白逾桓计划起兵响应，谋袭辽东军械厂，不幸未能成功。他后来又打算派白逾桓冒险进人沈阳城，在碱厂招兵买马，计划先占辽东，再逼近偷关，以窥北京，但又不幸被古河向清吏告密，事情败露，白逾桓被捕。宋教仁见形势危急，立即赶回了东京。
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在革命中心的选择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同盟会虽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它只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联合而成的松J解联盟，由于各派对同盟会纲领的理解不同，在商议实现纲领的具体行动时，往往出现重大分歧，从这个方面来看，同盟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可以说从其酝酿成立时就有所表现。1905年孙中山倡议联合组党时，华兴会内部就有各种不同意见，光复会的徐锡麟还公开声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合”，始终独立活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虽然加人了同盟会，但始终未能和同盟会领导人融洽一致。尔后，孙中山倾全力在华南发动起义，引起以长江流域为基地的原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的不满。据宫崎寅藏回忆，孙中山与黄兴第一次见面商讨建立联合组织时，就曾经因武装起义的发难地点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黄兴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起，孙中山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起。
黄对孙说：“你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好不好？"’孙说：“你要在长江一带干，但从哪里运送武器呢？长江一带很难运送武器进去，你知道吗？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双方争来争去，最终是黄兴屈从了。但屈从不等于心服，而且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仍不以为然。当时，孙中山在写给宫崎寅藏的信中说：“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8次武装起义，其中6次在广东发动都失败了，而且每失败一次，内部意见分歧就加大一次。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又因国旗图案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为烈士陆皓东所设计，无数先烈曾为此流血牺牲。黄兴则主张采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他还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须毁弃。黄兴这一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见此，黄兴也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在这一争执中，宋教仁是同情黄兴的，认为孙中山待人处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启”，且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3月1日，宋教仁向孙中山提出，辞去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促使同盟会裂隙加深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问题。1906年底同盟会组织发动萍浏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在日本的孙中山。
日本政府出于多方考虑，一面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请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出面，劝孙中山自动离日，并赠路费五千元，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金一万元。孙中山当时正急需军事活动的经费，便接受了这笔款项。1907年2月25日，内田良平设宴为孙中山送行，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等均作陪。据谭人凤回忆：“时清廷惧党人甚，要求日本干涉，日政府派交涉员劝中山出境，送以程仪万金，中山受之；并于神户巨商铃木处借得万金，遂去日本。临行之际，招重要党员，宴会于歌舞伎座，颇尽欢。”3月4日，孙中山离日赴香港，同盟会会务交由黄兴主持。在孙中山离开日本时，考虑到民报社经费困难，于是从铃木赠款中提出两千元交给章太炎，章嫌少，要求将一万元全部留下，孙未允。
稍后，孙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传出，竟然引起党人误会，认为是“中山得日贿，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章太炎甚至将民报社内孙中山的照片撕了下来。适逢此时，又传来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反孙之人愈众。张继提出：“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提出撤销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幸亏代黄兴负责同盟会会务工作的刘樱一力排众议，抵制了章太炎等人的要求。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6月，同盟会内部又因购买军火问题再次掀起风潮。为此，孙中山委托胡汉民写信至东京本部，声言要执行纪律，旋即又专门派林文到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问题。经过这次风潮之后，孙中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同盟会内部的分裂更加明显，战斗力也随之大为减弱。孙中山曾痛心地说：“党有内江，诚至为艰苦困危之时代。”由于日本政府以及越南、香港等地的殖民当局都禁止其人境，他不得不远游欧美。此一期间，孙中山曾计划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把誓词改为“废灭鞋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但却没有力量将此计划付诸实现。对于同盟会的这种状况，宋教仁也是非常不满意的，也曾经有过悲观失望之举。自1907年从辽东失败归来后，他经常郁闷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一度还准备遁迹隐居。但宋教仁毕竟是一名资产阶级革命斗士，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徘徊，他最终并没有真的“避人避世、遁迹烟霞”。除了坚持和改良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宋教仁经常与谭人凤等人分析革命形势，力谋补助之方。如居正所说：“见总会全力俱集中于南部，而本部精神惰J解不堪，实足使大多数省份同志日趋消极，乃时与谭人凤、宋教仁、林时块、张兰亭等讨论此事。谭、宋亦以为忧。”“谭人凤则不甚喜海外学人，尤厌清谈，与孙黄好尚异，独重桃源宋教仁，以为隽才。”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所谓煽动暴乱之罪名，将《民报》封闭，他则想尽各种办法，竭力进行挽救，甚至设想过将《民报》迁移到美国去出版，结果都落了空。
1910年6月，孙中山化名Alaha医生，由美国潜返日本，黄兴、赵声等亦随后而至。孙中山这次到东京，“行动尤为填密，即同盟会会员亦少晤见”。在谭人凤的努力下，宋教仁前往拜访孙中山，商讨改良会务等问题。孙中山因对其曾经支持章太炎、陶成章不满，故而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其原因，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行抨击？”次日，宋教仁又与谭人凤前去与之商谈，谭批评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谈话到最后，仍未能达成建设性成果，结果不欢而散。从此，谭人凤与孙中山之间也产生了嫌隙。
谭人凤、宋教仁与孙中山闹翻，在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中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谭人凤，号石屏，湖南新化人，是同盟会里年纪最大的长者，能断大事，在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中颇有威望。即使是当黄兴、宋教仁名位已经显赫之后，谭人凤仍敢当面责其过，两人都低头不敢争辩反驳，可见谭的声望颇高。此次谭人凤与孙中山闹翻后，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决计“与孙公分”,“设中部同盟会”。
在此情况下，谭人凤、宋教仁即与江苏的赵声等人商议，决定“以长江为进行地点”，改组同盟会。于是，谭、宋约张愈隆、林时块、李伯中、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寓所寒香园开会。据参加会议的邹永成说：
“开会的主要原因是因有人说：孙总理只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现在我们要自己商筹一个办法去进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宋教仁提出了“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的革命方略，并据此阐发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欧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又次之也。金谓上策运动甚难，下策行之而败，且足以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宜决用中策。
为实现作为中策的中部革命，宋教仁认为“有组织中部同盟会之必要”。关于革命的进程，他主张“谋长江革命，期以三年，渐进至河北”。赵声则认为这样速度太缓慢，大家也都主张急进。
谭人凤于是提出“事权统一，责任分组，而不限时间”，大家都表示赞同。
最后，会议议决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派谭人凤赴香港，商告黄兴。
谭人凤到香港后，与黄兴商议成立中部同盟会之事。黄兴无别意见，只是提醒须有款项方可。他此时正奉孙中山之命，欲在广州发动起义，不仅没有过多时间关注此事，而且还要谭人凤联络两湖革命党人一同响应，并邀宋教仁参加广州起义。虽然宋、谭二人对在边省起义持有异议，但还是抱着对革命胜利的希望，从大局出发而欣然从命了。
大政方针确定之后，确实如黄兴所料，出现了经费缺乏的情况。宋教仁于是采纳邹代藩的建议，准备把位于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并公推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以筹经费。同时，他忍痛出售了自己翻译的《比较财政学》一书的版权，作为经费补充。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宋教仁于1910年12月离日返沪。
四、筹划武昌首义
1911年4月中旬，为参加广州起义，宋教仁如约秘密前住香港。临行前，他将《民立报》社中笔政事务委托方潜代管，但仍要署名“渔父”，以免他人生疑。到达香港后，宋担任起义统筹部课长，负责草拟各种规章。广州起义的布告文令，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草拟了《民国宪法草案》，以便在革命成功后宣布。4月27日，宋教仁离开香港，第二天到达广州，不幸此时起义已经失败，他只好重返香港，随后与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一道返回上海，仍任《民立报》主笔。
广州一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牺牲者之中也包括宋教仁的好友、福建侯官人陈铸三。宋教仁挥泪写下七律诗《哭铸三尽节黄花岗》两首，抒发了自己满腔的悲愤，以表达对于死者的怀念。其一云：
孤月残云了一生常山节烈终呼贼特为两间留正气伤。‘汉室终难复无情天地恨何平！崖海风波失援兵。空教千古说忠名。血染杜鹃泪有声。
其二云：
海天杯酒吊先生不幸文山难救国升年片梦成长别恨未从军轻一掷时势如斯感靡平！多才武穆竟知兵。万古千秋得有名。头颅无价哭无声。
广州起义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挫折，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革命党人心念惧灰，痛不欲生。5月，赵声在郁闷中病故。7月8日，杨笃生在英国投海自尽。黄兴也表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此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同盟会本部各位同志亦是“鸟飞兽散”，而孙中山远在美洲，对此鞭长莫及。
同盟会中部会员通过广州起义的失败，更是认为“广东不足与有为”，纷纷群集上海，另谋革命大计。宋教仁当时已经回到上海，积极从事革命的联络与组织工作。谭人凤则由香港回到湖北，与居正、孙武会商起义办法。在湖北，焦达峰劝谭人凤说：“事在人为，何可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的意见。次日，孙武邀共进会同志与谭人凤会面，谭提出“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得到双方同意。谭人凤于是沿江东下，抵达上海，与宋教仁会面相告。亲身经历广州起义失败的宋教仁，深切感受到不能继续在南方边省起义了，更加相信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重要性。当他与谭人风等人了解到长江流域的革命基础并未遭到破坏时，便立即着手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章梓、陈勤生等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到会者29人，其中湖南籍7人，浙江籍7人，四川籍4人，福建籍5人，江苏籍3人，安徽籍2人，云南籍1人。会议决定总机关设于上海，部务取合议制，总理暂虚不设，凡事须经评议后执行。经选举，产生总务会干事如下：庶务陈其美，财务潘祖彝，文事宋教仁，交通谭人凤，会计杨谱生。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章程和宣言。8月2日，第二次会议召开，众人推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体现出对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积极倾向，宣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人会者，皆为本会会员”。《章程》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言明“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试图将孙中山融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炉的革命变成比较单纯的政治革命。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则对同盟会以往历次举事的失败进行了一次总检讨，指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且“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掺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难免最后酿成惨剧。因此，《宣都主张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定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时期”。有人认为，这篇宣言出自谭人凤的手笔。但无论是从语气上推敲，还是从宣言署名先后顺序（署名共29人，宋教仁名列第一，陈其美第二，谭人凤列倒数第三）来看，都应当是出自宋教仁的笔下。之所以托名为谭人凤起草，可能是考虑到谭较同盟会内一般同志年龄较长，宣言检讨了同盟会过去失败的原因，必然会引起同盟会有些成员的反感，起草者托名为谭人凤，会减轻一些人的不愉快，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都证实，“提出此一变更计划的具体建议者，实为宋教仁。”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成立的，是宋教仁、谭人凤等迫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中部总会确定在这一地区发动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正如当时被中部总会派赴四川的吴玉章回忆说：“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这个意见在当时却是正确的。”
黄兴在了解到中部总会的革命方略后，也当即致函：“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他还赋诗一首，以示赞赏：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孙中山也对中部总会转谋长江流域，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网为上海”。
宋此前曾提出著名的上、中、下革命3策，实行中央革命的上策难度最大，进行边境革命的下策已屡遭失败，于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的中策便成为当时唯一切实可行的革命方案，而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成立，则对实行中策更有进一步的规划，从此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为之一变。故时人评曰：“追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失败后，全国人心为之震惊与感动情绪所支配，而革命党人尤为悲愤，复以原长江各地之布置与组织，未受三二九之惨败影响。于是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之成立，以谋革命之再举。自有此革命指挥机构以来，长江一带各种革命组织不但有所联系，而且有所秉承，发从指挥，得以协调呼应。其力量传播远及南北新军中，以及民间革命志士。”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立即投人到激烈的斗争中去。是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逐步进人高潮。宋教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动长江沿岸各省设立分会，以备大举。他请谭人凤到武汉，使居正促文学社与共进会实行联合，建立湖北分会；请曾杰去湖南，同焦达峰一起建立湖南分会；请范鸿仙和郑赞垂去安庆，建立安徽分会；又恰逢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张愈龙欲回四Jll，路过上海，宋教仁于是请他们在四川成立分会；井勿幕当时正在陕西联络军队，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宋教仁便请他设立陕西分会。以上各分会都直接受上海总部的指挥，联络军队会党，亦须遵照总部所定规章办理。于是，长江流域8省的革命组织终于联成一气，开始协同发展。
革命机关的设立已略见端倪，宋教仁又进一步筹划具体方案，并决定以武昌为首义地点。他认为：湖北地居国家中部，宜于首先发动起义，但武昌属于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粮晌又很不充足，一旦起义发动，湖南、四川的党人必须要立即响应，以解除长江上游的威胁，并作为湖北的后援。京汉铁路是南北交通要道，清军容易运兵南下，而且为了防止战争牵动到租界，引起外人干涉，万不能使武汉成为战争区域，因此在武昌发动起义之后，一定要派兵驻守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武胜关，使敌军不能沿铁路南下，以保证武汉的安全。同时，陕西、山西要继续起事，出兵切断京汉铁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为了防止长江运输阻塞，还要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发动起义，封锁长江海口，迫使敌人的海军舰队陷于孤立，然后乘机应变以取之。宋教仁拟好计划后，即通知各地机关，命令遵照执行。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其各地分会的推动，才促进了四川和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辛亥革命时机的快速成熟，进而才有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胜利。
欲争夺长江流域，则必先力争武汉。对此，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就看得非常清楚。而宋教仁拟定的以武昌为首义地点的计划，与曾、胡2人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有人评价说，黄兴、宋教仁与曾国藩、胡林翼尽管立场不同，“但黄之拙诚与宋之明智，与曾、胡乃大相类似”。为扑灭保路风潮，清政府除调集新军进人四川外，还命四川总督赵尔丰采取高压政策，从而进一步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武装反抗。湖北共进会、文学社的联合也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日趋加强，早在5月份，双方就行动统一问题初步达成协议。9月16日，双方代表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宅召开联合会议，商讨革命时行动统一的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与敌人战斗。在推举起义领导人时，双方都互相谦让。在这种情况下，居正建议，派人赴上海邀黄兴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宋教仁、谭人凤到汉主持大计，得到孙武、刘公等人的赞同。于是，众人推居正、杨玉如为代表，立即启程前往上海。
9月25日，居正、杨玉如两人乘船到达上海后，向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详细报告了湖北的准备情况。居正说：自从清廷提出铁路国有政策后，四川就骚乱不已，武汉也人心沟沟这真是天亡清廷的好时机，而且湖北的革命运动已臻成熟，湖北军队中的同志都认为机不可失，无法再等下去，希望能赶快决定一个起义的日期。听到报告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同意提前在武昌发动起义，上海、南京两地一同举事响应，并答应前往湖北主持大计。在派人到香港请黄兴速来的同时，宋教仁、谭人凤等决定先一步西行。但由于谭生病了，宋承诺10月11日动身前往。就在此时，武汉革命党人的意见却出现了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当居正、杨玉如两人顺流东下之际，被清政府囚禁于狱中的胡瑛托学生岑伟生带信给宋教仁，痛哭流涕地力言湖北准备还不充分，不能轻易发动起义。宋教仁和胡瑛久经患难、关系密切，一向“深佩其毅力”，对其十分信任，接信后转而开始对居正的报告将信将疑，决定等黄兴从香港回来后再作商议。于是，武汉之行就被搁置了下来。对此，居正不无遗憾地说：“沪上诸君于吾鄂同志多年运动之情形与牺牲精神，或犹有所未悉也。”10月3日，因为武汉事急，居正再次催请宋教仁等人尽快启程，宋同意提前到10月6日出发。结果临行时，又因于右任不在，宋教仁作为《民立报》的主笔，报社事务难以摆脱，而未能成行。10月8日，谭人凤带病出院，先行一步，结果船到九江时，武昌起义已经成功，黎元洪被推出担任了起义领导人。宋教仁来不及赶到武汉，引为终生大憾。谭人凤也因此归罪于他―“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
正当宋教仁等人在上海仍犹豫不决之际，为形势发展所迫，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已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于9月24日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鉴于文学社成员广布湖北军中，于是公推文学社领导人蒋栩武为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同时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设立政治筹备处，还内定宋教仁为军政府外交总长。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镇压起义的反动军官被击毙，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群起响应，一举占领楚望台。旋即，步、炮、辐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5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时推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将士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终于攻占了总督衙门、藩库等要地，湖广总督瑞微仓皇逃到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至此，武汉三镇完全被革命党人所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政权，扩大革命的成果，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但此时，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领导者，在起义前后或受伤、或牺牲、或被迫离开武汉，致使武昌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派人、原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部长。宋教仁得知这一消息后，追悔莫及，以为终生憾事。
10月28日，宋教仁和黄兴抵达武汉后，更加感到黎元洪等旧官僚控制革命领导权的危险性，提出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为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将领导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但由于首义人员刘公、孙武、吴兆麟等人的反对没有实现，最后推举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则被留在军政府内，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当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调兵攻陷汉口后，宋见武昌形势危急，乃决意前往南京、上海发动起义，以解武昌之困。在宋教仁和中部同盟会的领导下，上海和南京很快被革命党人占领。
武昌起义后不久，全国陆续有湘、陕、晋、赣、滇等省新军起义响应，分别建立了军政府，宣告独立。展望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宋教仁兴奋地说：“一夫树帜，宣告独立，万方举事，响应人流。”他号召全国民众抓住时机奋起革命，“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政府争”,“时乎不再来，千钧一发，机会不容轻纵。
大好男儿，及时奋起，勿使他人独享其成，好自为之”。此后数月，又有沪、黔、苏、浙、桂、皖、粤、闽诸省宣告起义。在各地纷纷起义的响应之下，宋教仁的中部革命策略得以实现，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即将诞生。
第五章创建共和政体
一、设计鄂州约法
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组建革命政权成为首要问题。但由于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客居香港，革命党人一时呈群龙无首状态，只得推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1911年10月11日晚，由革命党人蔡济民等组成的谋略处召开会议，决议宣布中国为“共和的中华民国”，废除清王朝年号，“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从而最早树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开启了创建民主共和政体的历程。稍后，湖北军政府发出《布告全国电》，宣布湖北全省各地方一律改行共和政体，并呼吁全国18省父老兄弟齐心协力，“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从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得知武汉三镇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宋教仁异常兴奋之余，与陈其美、杨谱生等人密切关注形势发展，积极策划各地起而响应。在他看来，武汉三镇仓促起事，力量毕竟薄弱，而庆亲王奕励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第二、四两镇大军南下，海军提督萨镇冰指挥舰队溯江而上，单以武汉一隅对抗清廷水陆大军恐不能持久，应通电中部同盟会各省分会急起响应，特别是南京与上海更要尽快设法响应。宋教仁分析时局后认为，全国首义重在武昌，东南举事重在南京，若能拿下南京，即可声援武昌，则天下大局可定。
10月28日，宋教仁、黄兴、刘樱一、田桐等人乘船抵达武汉后，革命党人当下商定，推举黄兴督师武汉，柏文蔚经营南京，陈其美负责淞沪。此时，湖北形势已经万分危急。袁世凯已于25日派冯国璋率北洋第一军南下而来，又命段祺瑞率第二军紧随其后。自从清军进攻武汉以来，革命军损失惨重，已死伤2000多人，汉口刘家庙车站、跑马场、大智门都已被清军占领。袁世凯也从“养病”之所河南彰德（今安阳）南下，派道员刘承恩以清廷“下罪己诏，实行立宪，开除党禁，皇族不问国政”为条件，同革命军讲和。
宋教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衡量当前大势，应尽快组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央临时军政府”，以和清廷对抗。如此，对内可以聚合革命力量，振奋民心与士气；对外可以使列强继续承认中国处于“交战国”
状态，严守中立，并借此进一步取得外国承认。而要得到各国承认，起码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已经取得相当的土地；二是已经设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三是战争方法合乎文明国家的习惯。否则，各省起义响应、宣告独立后，没有统一的政府，必然会造成分裂局面，给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提供借口。因此，函须先组成临时政府，以求早日得到国际承认。
由于汉口战事日益吃紧，宋教仁实地考察后，立即致函中部同盟会留沪的陈其美、杨谱生、潘训初三位总务干事，要求速起响应。信中写道：“谱、英、训三兄及诸同志鉴：弟于前日安抵鄂中。此间战事吃紧。函望各处响应……沪上及南京、皖北情形，均乞示知。长沙、九江、宜昌、岳州已确得。刻下惟北洋敌兵可虑耳。柏（文蔚）君已行否？皖北如动，函宜出河南以为牵制北兵之计。否则仅恃鄂兵，与彼硬战，恐难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