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党的抗战准备
一、蒋介石抗战思想演变7月8日,江西庐山，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年夏季，为避南京火炉的盛暑溽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都搬到庐山办公。
上午10时，侍从参谋送来了常驻北平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向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驻卢部队发生冲突”。并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的看法：
“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我军士气极盛”。《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8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78-179页。几乎在此同时，外交部也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蒋介石听到报告，感到事发突然，他曾预料日军在华北迟早要肇事，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事变既已发生，他认识到此事非同寻常。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承诺，嗣后又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
内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抗日的事进行谈判，这表明国内内战已经结束。
内战结束，使得蒋介石专心考虑抗日的问题，但他又被上半年日本派来的这个访问团、那个考察团所迷惑。虽然平津方面不时报告日军进行演习的消息，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在有关的场合提醒他要对日本提高警惕，周恩来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现在“卢沟桥事变”既已发生，蒋介石深知该地区战略价值。他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召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军委会所属有关部负责人来海慧寺商量。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主持川军整编，军政部部长由俞飞鹏代理。同时，蒋介石要求外交部摸清日方的动向企图，以及各国对此事的反应，令军委会第二厅认真搜集事变后日方的情报，并注意国内各方，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对此事的反应。蒋介石希望这一事件能像以往的危机那样得到化解，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步步紧逼，难道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能坐视不管而让日本随意蚕食鲸吞大好河山吗？回答是否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
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埋藏在他们的心底，一旦强敌入侵，随时都会萌生抵抗的激情。作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蒋介石，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进入山东境内之际，日本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蒋介石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黄郛，日本兽军的种种劣行，令人发指。
“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蒋介石表面上忍气吞声、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挣扎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
慎之！勉之！”蒋介石日记现暂存于美国胡佛档案馆，国内史学界同仁赴美抄阅。以下引用均为抄件。
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蒋介石日记中：
“如有一毫人心，岂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逃往关外，在沈阳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曾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
之后，蒋介石又坠入与新军阀混战和“剿共”战争，无暇顾及日本。
1931年，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对红军的“围剿”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但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
南京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蒋介石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绝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侵略战火离首都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19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立即通电：
“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19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一二八事变是蒋介石化抗日思想为具体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第5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本的进攻而制订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形。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87军事档案。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现场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将调停的希望放在国际联盟处。1932年3月17日，国联大会决定：1凡违反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所取得之地位、条约及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承认；2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压迫，觅取中日争执之解决，均与国联精神相违背；3设置十九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处理本案，并向大会报告。
在国联斡旋下，５月５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4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确信无疑。1933年初，他说：“倭寇攻热（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洛阳也非根据地；然而抗日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果然，１９３２年７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1933年３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订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而且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同年５月１７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提出停战条件：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
５月３１日，中国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刻骨铭心的仇恨，他说：
“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
二、国民党的备战举措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动，蒋介石一面在“剿共”的同时，一面也在暗中准备抗日的部署，总的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地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也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建设，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以备战为目的建设的。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备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了混乱的货币，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为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１９３５年之法币，则无１９３７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重提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坚持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政策，加紧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瑞金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向湘、黔、滇、川等省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红军为名，一石二鸟，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多年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打破了西南军阀割据的封建局面。蒋介石到了天府之国后，立即被四川地势的险峻、复杂所折服，决心以四川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根据地。后来他以炫耀的口气说：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
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绝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
1935年初夏，“华北事变”发生，日军逼迫中央军撤出华北，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3团；禁止全国排日行动。日本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要求完全控制华北。蒋介石未必认识不到日本的图谋，但因顽固坚持反共为先的反动方针，对日本侵略者一直采取忍让政策，此时他电告何应钦：“言牺牲尤当知委曲求全之必要。此时之委曲忍让，决非苟求幸全，盖未至最后关头耳。”
可以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酝酿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之所以这样讲，有以下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蒋介石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在长征中主力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偏陕北一隅，由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已变成肘腋之患。
第二，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中央整理川事亦见成效，蒋介石已选中四川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第三，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自东北落入其势力范围后，日军在华北频繁挑衅，妄图造成华北独立的事实日益显现，如再任其发展，华中亦将不保，最终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统治。
即使日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权亦将失去民心而垮台，为了生存，蒋介石决心抗战。
第四，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此举并不完全针对活动在湘桂黔滇川陕边界的几万红军，针对日本的备战已很明显，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备亦次第完成。
第五，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和法币改革，从思想上与财政上为抗战奠定了最后心理与经济的基础。因此，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他将此三件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参见肖桦：《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1995年2期《民国档案》杂志。
然而，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否是和平已经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无法断定，因为他对日军制造事变的意图还不明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他似乎还心存幻想，还不愿付诸抗日的行动。
是日下午，外交部次长陈介约见日本使馆副武官大城户三治，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劝告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中国仍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卢沟桥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