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岳雾霭
一、长沙大火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华南大地的粤汉铁路失去首尾，反而突出了处于中间的长沙。
历时5个月的武汉会战，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日军投入几十万兵力。会战中日军补充了五六次兵员，最后以死伤20多万人告终。日军元气大伤，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中国几乎全军出动，伤亡极大，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中日双方几乎都到了力竭不能再战的地步。
几个月的战斗，使蒋介石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认为日军力犹未尽，还能再攻，下一步必定是长沙。
11月9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各部门的军事长官和第九战区有关集团军的总司令等。
会议议题是布置长沙保卫战。武汉失陷后，长沙成了溃兵、伤兵和难民的集中地。鄂南湘北的大路上，逃难的人群蹒跚而行，长沙城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象。想到此，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焦土抗战”论。他说，武汉撤守，就应该把它烧掉，免得资助日军。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实力，而争取最后的胜利。
他问张治中：“文白，长沙怎么办?”
张治中当然明白蒋的意思，他欠了欠身体，没有回答。蒋介石挥了挥手说：“不要迟疑，烧掉就走，把能运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统统烧掉，公用和民用的都烧掉，免资敌用。”
蒋问粤汉铁路局长何竞武：“何局长，这么多的火车头和车皮，把铁路都塞满了，你怎么办?”
何竞武一肚子狐疑，也说不出话来。蒋介石看他在犹豫，便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
“壮士断臂，还犹豫什么?都烧掉！”战前的长沙蒋介石在湖南，除了烧，好像没有别的措施，尽管冯玉祥等提出不同意见，但蒋历来是说一不二的。
张治中毕竟是湖南的“现管”，他要对三湘四水的父老乡亲负责。他知道，一着错棋往往会铸成全盘大错，因此他心情阴郁而复杂。11月12日，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给张治中去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蒋介石又让侍从室正式给张治中去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是湖南的地方官，焚毁长沙责任重大，虽有命令他也不敢贸然行事。他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研究办法，并就酆悌的《焚城准备纲要》说：“这个计划最好只备而不用。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发紧急警报，待老百姓离开市区方开始行动。”但11月12日战事波及汨罗前线，敌人距长沙尚有300余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天夜里，便有人放起大火。一时间，全城各处都燃起熊熊大火，火光烈焰烧红了长沙上空。
张治中在会议上讲话大火烧毁了长沙古城。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协助下，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表了《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其原因：
（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放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14日，蒋介石到长沙视察，他站在长沙的焦土上，面对着余烟未尽，弥漫着人肉焦臭味的长沙瞠目结舌。
张治中哭丧着脸向他负荆请罪，请求严予处分。蒋自然明白“张皇失措”的并不只是张治中一人，始作俑者其实是他自己，不由叹了口气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水火无情，长沙大火还不比黄河决口。黄河决口淹死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也确实挡住了进犯的日军，两者虽不能相抵消，有其阻敌的意义。但长沙大火不同，敌军未到而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焦土，千百万人无处栖身，引来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1月16日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说明事件原因，表示歉意。
长沙大火损失惨重为了平息国人的愤怒，蒋介石当即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和第74军军长俞济时，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团长徐昆、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他同时密电俞济时：“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迫于舆论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及压力，张治中于12月30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提出辞职。
长沙大火虽告了结，但日军以武汉为据点伺机向湘北、鄂南进犯，仍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心腹大患。
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对中国方面来说，敌人占领了中国的腹地城市，直接威胁着抗战的大后方，但从日本方面来说，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却成为它的致命问题。
攻占武汉后，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心情阴郁。尽管以日军参谋总长为首的国内贺电像雪片一样飞来，也改变不了他烦躁的心情。因为，攻占武汉后，冈村宁次的第11军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局面。
如果把冈村宁次第11军30多万人马比作日军的一腿，那么这条腿已被深深地陷在武汉这个泥潭中。
攻占武汉后，冈村宁次赶至九江慰问野战医院的伤兵，各医院人满为患，伤兵们残体断肢，哀号不止。有的伤兵还未断气，即被拉去焚烧，其凄惨情景使冈村不寒而栗。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回到武汉，这时虽然占领了武汉的外围金口和咸宁，但冈村还是感到不安全，这一带地势平坦，中国军队若进行反攻，很容易迫近武汉。冈村向参谋本部桥本第一部长提出，从地形上考虑，日军主力应向南追击中国军队至岳州、崇阳一线。但桥本表示毫无办法，日军已无机动部队可调。
但第11军参谋长宫崎似乎不肯罢休。他认为，趁中国第9战区军队退却之机，日军应进行坚决猛烈的追击。于是，他在10月29日下达了以第6师团一个有力支队溯长江向荆州，以第27师团、第9师团、铃木支队向南边的岳州、崇阳追击的命令。部署完毕，宫崎拿着起草的命令要求参战各长官签，但担任后勤补给的后方主任二宫中佐参谋提出：“运送补给极为困难，不能负责。”这一举动使宫崎参谋长、冈村宁次司令官大吃一惊，二宫在两位长官面前从来是唯命是从，从不讨价还价，他们二人明白，不到十分困难，二宫不会有此举动。
现参战各级长官都已签署了命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冈村、宫崎二人只得鼓励二宫：“要排除万难，坚决追击！”并说：“责任由我官崎来负，务请全力以赴。”
日军追击部队沿着一两条山路向南而去，日本军队已如强弩之末，国民党军队则像惊弓之鸟，双方难以发生大的战斗，只是令蒋介石在惊惶之余，放火烧了长沙。双方在湘北鄂南形成对峙之势。
二、南岳会议日军侵占武汉后一个月，华中的战事处于平静状态。除了华北的八路军不断向日军发动游击战外，国民党军队正忙于休整喘息。日本军队也在调整部署，进行整顿。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者除军事委员会各部和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外，第3、第9战区师以上军官百余人也列席大会。周恩来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了会议。
军事会议的重要议题是总结抗战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以后到抗战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失败了；但是从整个长期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辽阔的国土上与敌周旋，使敌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打败中国的企图落空……”
蒋介石极力夸大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据统计，日军在第一期作战中共伤亡447万多人。同时，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军广大的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了巨大牺牲，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所惊讶。这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之声。
同时，蒋介石对在第一期抗战中像韩复榘那样不听命令、自行其是的将领痛心疾首。他丢掉讲稿，愤怒地痛斥军队中种种可耻的行为和劣迹。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是，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这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部队的官兵阵亡之后暴尸疆场，无人收尸；有的部队纪律涣散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土匪习气严重，所至之处老百姓视为仇人，逃避一空，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然而，蒋介石却闭口不谈这些弊端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尽管这样，蒋介石厉言正色的批评，也足以使到会的军官们胆寒的了。
而后，蒋介石向将领们分析了敌我双方军力的情况。他认为，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是，日军陆海军和航空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配备充足，火力大，战斗力仍很强。鉴于此，第二期的抗日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即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但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子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
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到会将领的意见，蒋介石提出了中国军队在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对敌后的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的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里，蒋介石把他一向看不上眼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敌后战场，并以积极主动的出击，极大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上的徐州、武汉等会战。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散布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为了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筹划抗日作战，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主动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吸引到前线来。
同时，抽调三分之一的军队进行补充轮训，以待反攻。
蒋介石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第二期战略的制定明显受到中共及其代表周恩来的影响。除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外，1939年5月周恩来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在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发表讲演，在关于第二期作战中的敌我战略他曾这样指出：
七七事变发生后，敌人用兵于中国，其作战的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速战速决，速战速和及以战养战，经22个月之久的抗战，敌之速战速决及速战速和两个策略均告失败。
最近敌知非长期战争，不能解决整个战局，但又不欲且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于是乃实施“以战养战”之策略，企图困我，并逼我屈服。……在我二期作战中，敌军扫荡重于进攻。其主要兵力，配置于其占领地区，即我沦陷区内，从事扫荡战。是从武汉撤退后，半年来除赣北之南昌、鄂北之枣阳外，无主要战斗。至若扫荡战，是在各地大规模进攻，华北方面敌军转战于五台山、中条山、风陵渡、正太路、河北中部，嗣后又复返五台山及晋南。其所用兵力，总计不下十个师团。其次为津浦路沿线，山东半岛及江苏北部之战，敌所用兵力，亦达四个师团……
现在就二期抗战中，我国所应取策略而论，在一期作战我之战略，系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引诱至有利地带，以待时机，实施反攻：二期作战之战略，乃须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而最重要者，为不使敌人利用我战区之人力物质资源。此种争取战区之政策，实为我二期作战之主要政策，至此政策之实现，在军事方面，要在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至游击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为创造敌后的根据地：一为经常消耗敌人之兵力。假定我军能在敌军后方创造根据地，则不惟能把敌军地盘缩小，而且能牵制敌人多数兵力……
总而言之，一期作战是诱敌深入，分散其兵力于我之广大地区，使之陷入泥淖，而莫能自拔；二期作战，我应深入敌后，展开全面战斗，到处攻击敌人，使之胶着分散，疲惫削弱，以待我之反攻。盖我军在二期作战之计划，已倾全力于敌人后方战区之争夺，是以今后战事，我军应移其注意力于敌后。我国诚能在敌后获取胜利，则二期抗战之战略要求，即将完成大半，我之反攻时期方针，乃益接近也。
武汉、广州失守，给国民党的心头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南岳衡山也云遮雾罩。国共两党通过对前期抗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今后的战略方针达成共识，为抗战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方向。
南岳衡山透出一派春天的生机！
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估计，国共两党认为应采取持久的战略，这是共同的。但在怎样实现持久战，具体到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两党的做法又各不相同。蒋介石主张“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地，全在于此”。
指挥敌后战场作战的朱德总司令这种战法，使人们想起了五次“围剿”时他对待红军的作战方法。岂不知蒋介石这句话本身也很矛盾，往往成为下属军队逃避敌人的借口。先说深沟、广壕的防御和坚壁、厚盖的工事，国民党哪里来这么多的本钱?抗战前蒋介石曾发给华北部队一些钱，结果都进了私人的腰包。再说大敌则避，小敌则战，敌大敌小都是相对而言，敢战，大敌也为小；怯战，小敌也为大。因而抗战开始不久，敢战的孤军奋斗，如谢晋元团等。怯战的无论敌大敌小都是望风而逃，甚至敌影未见，部队先逃，如韩复榘辈。长江三角洲、吴福防线在淞沪的大溃败中也形同虚设。
与蒋介石的方针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即提出了积极、全面的抗战方针。1937年8月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方案正确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及作战原则。即：
(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予以全线反击，驱逐日本出中国；(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三)作战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战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四)在必要的战略重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五)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只有积极的动作，才能完成死守的任务；(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歼灭敌人；(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之前后左右，分散、疲惫敌人，造成主力运动歼敌之有利条件及时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除了提出建议外，还以积极的游击战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以其行动来影响国民党。武汉失守前夕，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抗战行将结束，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会前，朱德、周恩来二人商定，由朱德在会上向蒋介石提出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结果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
有了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的典范，蒋介石又将游击战作为抗战第二期的战略方针，下一步就是如何具体实施游击战的问题了。
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推行游击战方针，将正面战场上的一些部队派到敌后，一是可以减轻敌人对正面战场的压力，减少军队财政和军需供应的困难；二是这些部队到敌后可以同八路军闹磨擦，来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但只要对抗战有利，共产党也要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予以支持。于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协助下，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共方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参加。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班址设在南岳,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请共军方面派员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五、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不叶剑英与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八路军教官李涛（前排左3）、边章五（前排左5）等人合影。久训练班成立，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二人任正副教育长。
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古镇南岳宣告成立并正式开学。
作为教育长的汤恩伯提出了一个口号：“对人诚恳，对事认真。”并强调“做事不对人，争事不争利”，“他对副教育长叶剑英及其同来的共产党干部，在形式上待以学者名流礼貌，在实际上并予一视同仁与部属相等的待遇，对叶剑英尤其处处表示推诚相与及恳挚倚重的态度，比如在集会时，他总拉叶一起并排站立，进出时亦必并肩而行，每次讲话后更照例请叶继续讲演，与叶剑英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汤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叶是第18集团军参谋长，这既体现了训练班由蒋介石掌握，又构成了国共合作的框架。但白崇禧对此不满，认为训练机构应该归属军训部，况且南岳地区在桂林行营的管辖范围内，训练班归自己管辖理所应当。
于是他报请蒋介石，将训练班更名为“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仅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叶剑英改任副教育长，这样，蒋介石是兼职不负责，陈诚身兼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鞭长莫及，实际权力落入白崇禧手中，汤恩伯一看上面又多了这么几个婆婆，也对这鸡肋式的职务不感兴趣，此时，随枣会战即将打响，汤恩伯便于是年5月飞到前方统兵，专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遗下的职务由李默庵担任。
李默庵，字霖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当时在黄埔流传着“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有李默庵”的说法。
1925年春，李默庵在中共党员李之龙、蒋先云等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1926年1月，李默庵随部队参加东征，任第1军第60团党代表，与该团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山舰事变”发生后，李默庵带头退出共产党，逐渐成为蒋介石的爱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李默庵任第14军军长，率部北上御敌。在晋北忻口，他同八路军并肩作战，亲眼看到了八路军为民族不怕牺牲，机智顽强杀敌的行动。12月中旬，李默庵随卫立煌拜访设在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和黄埔一期的同学左权，双方洽谈甚欢，共同交换了对日作战的经验体会，朱总司令还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此行，李默庵对八路军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和谐关系，有极深刻的印象。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国共军官与苏联顾问的合影。右起：蔡剑鸣、叶剑英、汤恩伯、苏联顾问季维诺夫。左1为陈烈。
现在李默庵能和叶剑英一起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游击干部训练班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大批坚强有力的干部，使之深入敌后，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招生对象，是各战区营长以上的军官和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回原部队再办班训练连、排、班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伍，到敌人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分编为8个队。学员主要来自全国各战区部队，其学历大部为黄埔军校毕业，一部分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毕业的毕业生，还有招考的青年学生及三青团、红十字会保送人员等；其中女学员110人。
第二期学员共530人，分编为五个队。该期军官和党政干部分别编队，分别施教。第1、第2队为军官学员队，这些学员分别来分别来自第3、4、9战区所辖部队(含游击队)。第3、4队为党政干部学员队，是由湘、鄂、赣、浙、皖、粤、桂、闽各省党部与省府所辖行政党务机关保送来的各级政工人员。第5队为第9战区谍报班学员和从第一期第7队毕业的男女学员中选留的部分的人员。
第三期学员共1459人，分编为10个队。学员除了军官和政工人员外，还有从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招考来的高中毕业学生，其中女学员占十分之一。
游击干部训练班实行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训练班每期三个月，除了本班教官讲课以外，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讲课、演说、作报告。先后被邀到训练班讲学的，有苏联顾问讲授炮兵、步兵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蒋介石讲“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白崇禧讲“关于游击战的问题”；陈诚讲“论游击战”。
1939年4月，周恩来从皖南视察新四军归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专程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报告。
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方面30余人参加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中共教官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政治工作这两门主要课程的讲授和训练。具体分工是叶剑英主讲“游击战概论”，边章五、李伯英、薛子正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李涛、吴奚如讲授“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其中由叶剑英讲授的课影响最大。叶剑英在政治军事上造诣高深，讲课时又深入浅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人耳目一新。他的课轰动一时，听课的人很多，连附近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也慕名而来。有时课堂容纳不下，李默庵就令教务处的人将听讲的人集合到操场上。
其他人的讲课也颇受学员们的欢迎，教官们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作指导，结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以集体研究、集体讨论的方法，编写出《游击战术讲义》和《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来作为教材。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举办，不仅是国共合作的结果，也是两党合作的典范。虽然十年内战时他们曾兵戎相见，但在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推动下，两党却能泯除前嫌，充满了合作共事精神。
在游击干部训练班中，教育长汤恩伯虽系反共老将，但也在开学典礼讲话时引用毛泽东《论新阶段》中的一些话，他审批中共教官的讲课大纲，也很少修改。他对叶剑英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能虚心采纳。例如叶剑英在讲课时提出“敌后平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点，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后来，汤恩伯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时，以十分钦佩的口吻指着坐在他身边的叶剑英说：
“过去(十年内战)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就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的关系。”此事在游击干部训练班中传为佳话。
李默庵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李为学生叶为教官；现在李为长官叶为下级，但李默庵对叶剑英十分尊重。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像春天的种子撒向三湘四水，播向长江两岸及鄱阳湖边。他们在湘鄂赣大地上处处设下了陷阱，布下了罗网，为尔后长沙会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