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随枣会战
一、襄东——兵家必争之地
长江支流汉水，从襄阳到汉口段又被称为襄河，襄河以东，平汉路以西的湖北省境的大洪山、桐柏山一南一北，遥遥相对，平行地由西北斜向东南，好似两扇铜墙铁壁紧紧护卫着这片温暖、富饶的土地。从平汉路上的花园，经安陆、随县、枣阳而达汉水河曲的襄阳，斜贯着一条公路(襄花路)，沟通了整个襄东平原。这一地区因为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火燃烧到中原地区后，这个地区又占据了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武汉陷落后，中国东部平原半壁江山除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豫境外，相继沦为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国抗战的战略后方，被迫转入西部山地、高原地区。
通往中国西部的交通，长江北有三条路：北路沿陇海路进潼关；南路溯长江入川；中路溯汉水入陕。
日军如果西进，无论走哪条路，襄枣地区都是其主要的进攻目标。襄阳、枣阳，古称四战之地：东出武汉，西控商洛，北进南阳，南制江陵。倘若日军由北路进攻潼关，襄枣地区为日军主攻方向的左翼，会受到中国军队的强大牵制，为了解决后顾之忧，日军必须完成二个任务，一是占领南阳，威胁河洛；二是经老河口、兰关、兰田，包抄潼关之背。倘若日军走南路，溯长江而上直取重庆，襄枣地区则为日军右翼战线，日军为了顺利西进，解除威胁，也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掩护武汉后方，保证军需补给基地；一是以溯江入陕之姿势佯攻，以作战略牵制。
以武汉为大本营的日军如果北攻许昌、关州，进取中原，襄东地区也是首当其冲。为反击日军的第一线阵地或阻击日军的攻势，中国军队可以桐柏山、大别山为据点层层组织正面防御，也可以大洪山为依托侧击敌后。
总之，无论日军西进或北攻，从防御方面来说，襄枣地位都是不可或缺、不能忽视的重要地段。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是强固大洪山、桐柏山阵地，以此为依托，不断向日军发动攻势，以牵制、消耗日军为目的，形成缩小日军占领区，威胁武汉的形势。对日军来说，则是务求将中国军队逐出大洪山、桐柏山，以保障武汉占领区的安全。因此形成了敌我在襄河东部地区的反复争夺。
襄枣地区因其重大军事价值，这一地区的得失，将关系到战争的全局，这一地区形势的变化，也因此成为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华中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指令，转取守备态势，解除了第2军战斗序列，第2军司令部人员调回国内，所辖各师团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其中在第5战区范围内，日军在江北集中了第3、第13、第16三个师团，警备信阳、麻城、汉口、应城地区。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部进攻南昌(1939年3月)时，曾收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一份情报，大意是蒋介石为了牵制消耗日军在武汉地区的部队，已令其第1战区的部队向信阳、第5战区的部队向应山地区作进攻的准备，原在南昌附近的汤恩伯第31集团军已调至江北枣阳以南及随县一带布防，在大洪山至平汉路之间地区，与第3、第13师团对峙，以图歼灭信阳至广水一带的第3师团主力和控制这一段铁路。
日军渡河向襄西进攻日军占领南昌后，冈村宁次即与参谋人员研究确定，为了减少损失争取主动，在中国第5战区部队发动进攻前，先下手为强，即向枣阳一带采取先制性的攻击，驱逐汤恩伯集团，以巩固对武汉的占领。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由于占领区过大，战线太长，扩大兵力和扩大占领区都受到限制，已有骑虎难下之感。根据其1938午11月的作战指导纲要，表明其战略(不是指战役)性的进攻已经停止，全部战线和主要兵力转取守备态势，作战目的是为了保障占领区的安全。……而日军参谋本部、海军却在此时对其敌对国家，一反往日在作战时专对一国用兵的传统做法。
1938年9月5日日军提出了“昭和十三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和“昭和十三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提出在对华作战中，如果苏联、美国、英国单独或两国及共同参战时，日军执行此用兵方案。该计划在第二天即9月6日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批准。
日本由于又采取了准备与多国进行作战的方针，所以在中国战场上，决定保持相当数量的机动兵力，而不将力量用到极限。在正面战场，经常进行技术性的出击，采用以歼灭抗日部队主力为目的之“攻而不占”的作战方针，在其占领区内，推行强化治安和“以华治华”
政策，加紧扶持汉奸政权，组织伪军，以期达到长期占领之目的。
参加此次随枣会战日军3个师团均为甲种师团，四单位制，即每师团辖2个步兵旅团，4个步兵联队，12个步兵大队，3个师团共计36个步兵大队。另配署一个骑兵联队，野战重炮一个联队，战车一个大队，轻装甲车四个中队，甲种师团的编制定员为2万余人，而实际编制多不满，约13万人左右，以此估算，此次日军随枣会战的参战人数约为4万余人；日军空军编制，中队飞机9架，战队飞机12架，第3飞行集团共有飞机54架。总的来说，日军随枣会战的作战兵力并不大。但日军精心策划和部署，决心发动随枣会战，给该区域中国守军“致命一击”。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修正作战计划，以适应新的抗战形势。1938年12月14日，军委会在第一号“修正作战计划草案”中，对敌情作出如下判断：
“敌自以主力转用长江方面对华北作战，仅为保有其既占领区域，扫荡肃清我游击部队。”
“武汉会战后，判断敌之作战方略在江南方面，必以主力打通粤汉线路，夺取三湘，同时对华北方面，肃清内部，攫取黄河右岸各渡口，以备为尔后待机渡河之基础。”战局侧重西南，敌对西南用兵，预料绝不深入，盖因西南为我大兵所聚，及英、法国际关系，故对此方面，将来必一面采缓进政策，一面与英、法暗中进行妥协，而将主力转运华北，不唯可以防俄，且必乘我西北兵力单薄之际，积极西侵。
根据这一敌情判断，确定作战方针为“我军须利用既设阵地，固守黄河右岸，拒止敌之渡河。如敌施行强渡时，应乘其半渡或乘其已渡立足未定之际而歼灭之”。兵力部署，围绕这一指导方针进行，同时又不放松对其他战场的守备。指出：“敌如由鄂、豫西侵，我西荆公路警备部队应扼要据守该方面诸道路要口，并协同第一、第二两守备区及第1、5战区各部队阻敌西侵，并相机将敌击破之。”
“对于由襄阳、南阳沿汉白公路西侵之敌，应由第1、5两战区转进部队配备于郧县南化塘一带山地，协同我西荆方面部队守备之。”《军事委员会拟修正作战计划草案（1938年12月14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3-26页。
1939年1月7日，蒋介石颁布《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其方针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
该方案赋予第5战区的任务是：“第5战区，应以一部保持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积极向鄂东、豫南、皖北游击。主力守备荆沙(汉宜公路)及襄樊(襄花公路)各地区，极力保持现在态度，尽量吸收敌人多数兵力而消耗之”。《蒋介石令颁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密电（1939年1月7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2-33页。
1939年2月，蒋介石下令颁发“国军攻势移转部署方案”，其方针是“国军决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我游击部队，打破敌扼守要点、抽转兵力、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之企图。”该方案要求第5战区“以一部约两师攻击武胜关方面之敌而牵制之，以主力约五师指向孝感、花园间，与鄂东、豫南游击部队相策应，求平汉南段之敌而歼灭之，并彻底破坏敌交通线。”《蒋介石令颁国军攻势移转部署方案密电（1939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4页。
当日军开始部署进击随、枣地区时，统帅部立即命令李宗仁：“第5战区敌军增兵，无论其为防为攻，我军应仍照预定计划进行。正面各部队更应利用气候、地形与民众等有利条件，分路出击，只要应用无孔不入之要领，继续不断予以打击，以粉碎其进攻之企图。”《蒋介石致李宗仁电稿（1939年4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28页。还强调：
“第5战区以主力保持桐柏、大洪两山，以迎击敌人，阻其西犯。”《蒋介石致卫立煌密电稿（1939年4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28页。
襄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中日双方均有充分认识。日军调兵遣将，伺机扑向襄东地区；中国统帅部运筹帷幄，指令襄东地区中国守军加强守备，严阵以待，阻击日军的西进。大战必将在襄东地区激烈展开。
二、第5战区的“反扫荡”计划广州、武汉失陷之后，抗战正面战场与日军形成了约4000公里的漫长对峙线。为了坚持持久抗战，1938年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在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新形势下的抗战方针。会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后方重于前方的方针。将部分主力部队开至敌后，开展游击战，恢复和建立敌后政权，以就地的资源、人力进行补给和扩大部队；同时改善部队装备，扩充空军，整顿大后方与战区交通，破坏敌占区交通。重新划分调整了战区，配备了兵力，并对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将全国分成南北两大战场，设立桂林、天水行营，分别指挥南、北两大战场之作战，由白崇禧代理桂林行营主任，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第5战区仍由军委会直辖。
调整后的第5战区辖区包括长江以北、黄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即安徽西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的广大地区。所辖防地南面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面则从敌后的大别山及皖北、皖西、鄂东各县，直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第5战区战斗序列之内。第5战区成为当时最大的战区。
对指挥系统的整顿主要是减少指挥层次，原战争指挥机构，层次多，从最高统帅部到达战略单位师，共七级，即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因而指挥起来很不灵便，不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整顿后，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并改军为战略单位。这样由军委会到战略单位军，还有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四级。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队从武汉撤退后，将长官部设在樊城。李宗仁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残余部队加以整顿，重新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这一时期，第5战区的战略作战方针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内驻守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随时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以机动性的游击战使日军受到不断骚扰，使之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对国民政府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为诱使蒋介石投降，积极寻找代理人，扶植伪政权。日本的诱降政策，在少数国民党右翼分子中产生了效用。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突然秘密离开重庆，逃到河内，随后发表了响应日本近卫声明的唁电，公开叛国投敌。李宗仁对此虽感意外，但对汪精卫反对抗战的论调，早已充耳相闻。李宗仁认为作为一名军人，以消灭敌人为天职，为国家、民族而战斗，更是万死不辞，在所不惜。因此，汪氏投敌后，第5战区将士中虽议论纷纷，然究以“敌忾同仇之心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日军企图扫荡第5战区主力，巩固武汉外围的计划，早已被第5战区及重庆军委会侦知。
第5战区据4月17日汉口谍报电侦知：由铁道、汽车及徒步开鄂西北之敌，约43000余，炮160余门，各种车辆二十八九辆。1939年4月25日，李宗仁致电重庆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甲，鄂北方面，应山马(21日)、养(22日)、梗(23日)由广水增来敌约三四千，号(20日)由安陆增来敌约七八百。安陆养、梗由汉经花园开来敌13师团一部，约2千余。现共有敌5千，安平路有敌千余。乙，鄂中方面，敌骑四旅小岛少将梗(23日)率兵一行在朱家场、泗港一带，沿河观测照相，罗汉寺放重炮四门。丙，鄂皖方面，鄂东麻城、宋埠、新洲、黄安等处之敌，确有一部转移鄂中黄冈、淋山河、花园铺等处，敌亦有少数溯江北上。丁，巧(18日)、皓(19日)，九江由南昌退来敌2万余，被我空军轰炸，死伤甚众，逃散官兵被我游击队及民众捕杀，皓(19日)敌亦杀我民众甚惨。”《李宗仁致徐永昌密电（1939年4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24页。
4月24、25日，李宗仁召开第5战区作战会议，进一步证实日军行动，确定作战指导方针及处置措施，并将会议结果通报蒋介石：“战区各方情报，敌已到达花园、广水、应山、安陆一带者，约一师以上，一部已与马坪、淅河之敌向平坝(进犯)。三阳店及东桥、钟祥各地亦增兵，每地千余人，是敌向本战区正积极行动，已甚显然。”
会议结果，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为方针。处置如下：(1)13军向唐县镇、唐王店、青苔镇、太山庙间地区集结，一部在天河口至高城间任务掩护，对预备向我高城两侧攻击之敌主力，攻击其侧背。(2)55军在13军左翼后鹿头镇、远家堂、吴山店、马家寨间地区集结，准备对桐柏方面，掩护我战区左翼，并与13军联络，逐次推进，向敌侧背攻击。(3)集结45军于茅茨畈、朱家集、长岗岭间地区，策应左集团右翼(39军方面)及右集团之左翼(东桥、洋梓方面)。(4)推进26军于沙市、十里铺、沙洋间，而以41师移潜江以东地区，督饬王劲哉、金亦吾两部渡河北进，侧击汉宜公路之敌，牵制其渡河。(5)其他各部，仍任原防，前方已得据点，仍须切实保持，且常袭击，以迟滞其攻击准备……
李宗仁认为除此以外，南阳、桐柏方面仍是第5战区防务空虚地带，要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饬孙连仲第2集团军迅速南移，坚固桐柏以东防线，并且可威胁信阳敌军。
汤恩伯第31集团军(下辖13军、85军、独立第一、第二旅)随枣会战中作为机动部队即总预备队参战。关于这支部队的使用，重庆军委会曾于4月3日电令李宗仁，对汤集团应作机动部队，须呈候本会核准，方得使用。为此，第5战区参谋长徐祖贻13日去电军令部次长刘斐，内称：随、枣依托桐柏、大洪两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攻退守，均极便利，如果守不住，不仅增加尔后作战困难，而且襄西不产粮食，数十万人，将成饿殍。现在战区左、右兵团兵力均十分薄弱，万不得已，是否可使用控制部队一部，支援战斗，还是无须死守占领的一点一线，以便维持实力，请通盘筹划，早日指示。
显然，第5战区对军委会偏护汤恩伯集团的作法是有意见的，徐祖贻说的很明白，要么可以随时使用；要么不战不守，大家都保存实力。
刘斐于13日下午立即回电：能保大洪、桐柏山之战略要地足矣。新占之点线，自无坚决固守之必要。至于控制部队，委座为准备长期战争，及策应贵战区与第一战区危急状况时的事先部署，故坚决不准轻易使用。
当重庆军委会根据各方面情报得知第5战区方面日军增加，有向汉宜路、襄花路方向进犯企图时，蒋介石4月26日对反击日军作了指示：
15战区以主力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打击敌人，阻其西进之方针，同意。
226军(萧之楚)之32、44两师，控置于十里铺及五里铺，作河防预备队。
3另外，已令第1战区转饬第2集团军之张华堂第30师及独立第44旅兼程向桐柏集中，限于5月10日前到达，黄樵松第27师、池峰成第31师于黄河交防后向南阳集中，限于5月12日以前到达。
第2集团军第68军刘汝明部应以主力控置于桐柏西北地区，如敌果由信阳西北进犯时，应努力迟滞敌人，掩护第5战区左翼兵团向南阳之转用，以有力一部，在明港附近警戒。
蒋介石满足了李宗仁对第2集团军支援随枣会战的要求，但对汤恩伯集团仍是不肯放手，这使汤恩伯有恃无恐，对第5战区的部署大加微词。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令汤部五个师以桐柏山为依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正面守军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地区后，汤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路，会同正面部队，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汤恩伯从重庆述职回前方，到樊城第5战区长官部看望李宗仁，李宗仁向汤转达作战部署，未等李宗仁将歼敌计划解释完，汤恩伯便大发脾气，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李宗仁耐性解释：“你以桐柏为后方，有什么危险……”不待说完，汤恩伯竟拂袖而去。
汤恩伯之所以如此放肆，不听命于战区司令长官的作战部署，恐怕在于蒋介石“使用时机，不可过早”《李宗仁回忆录》(下)，第768页。的吩咐吧!及至随枣战役中，日军向襄花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部队少部曾与汤部接触，汤部竟全部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李宗仁认为，若汤部执行作战计划，出击日军，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将永无东归之路。
向鄂北进攻日军一部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确定了确保荆、襄，以一部守襄河，将主力配置于襄阳至花园的公路沿线，待机反扑的战略方针。以主力第84军和第68军守正面随、枣一线，以张自忠第33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和孙震的第22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第5战区的总兵力为18个军，所辖43个步兵师又3个独立步兵旅，两个骑兵师又一个独立骑兵旅，六个游击纵队，另有两个独立炮兵团，总计兵力约25万人。全战区分为江防军(郭忏)、右翼兵团(张自忠)、左翼兵团(李品仙)、预备军、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廖磊)及第1战区配属部队。
参加随枣会战之兵力部署，是沿汉水南岸的沔阳、潜江及汉水西岸的荆门、钟祥以北的长寿店向东经随县至信阳以北的日军的外方地区。
当时第5战区与其以南的第9战区的分界线，是汉口的长江南北两岸，北面与第一战区卫立煌部的作战分界线是河南与湖北的自然省界：罗山、信阳、桐柏、唐河、新野、邓县一线。为便于统一对日军作战，第1战区在南阳以南、信阳以北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后期划归第5战区指挥。
三、鄂北烽火华中方面的日军于4月30日在鄂北、鄂西同时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勇抗击，随枣会战正式拉开战幕。
日本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战前专门训示，此次作战要求各部队以虚虚实实的方法，严格保守秘密。作战的主要目的是“不考虑城镇的攻陷，立足于单纯作战，专心致志消灭敌军”。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29页。
并极力鼓舞斗志，号召参战部队在进攻中要发扬皇军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4月18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关于襄东地区作战的命令和指示，在其大陆命第298号命令中指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完成现任务，在四五月间可在汉口西北正面，暂时实施越过现作战地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32页。
在大陆指第427号指示中要求：“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按大陆命第289号实施作战时，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
4月30日，随枣会战正式打响，日军按照既定方针，采用锥形突进、钳形夹制的攻击办法，从鄂北、鄂西两个方面，分几路同时攻击，寻找中国守军主力，进行歼灭性作战。并沿襄(阳)花(园)公路、京(山)钟(祥)公路及汉水东岸钳击，会攻枣阳地区。战斗异常激烈。
在鄂北方面，敌军第3师团4月30日在空军配合下，开始牵制性进攻，从信阳、应山一线兵分四路，攻击中国守军此前出击日军而突前的部队，并采取向随县进攻及向枣阳东北地区迂回的攻势。日军第3师团集中兵力，机动攻击，大有锐不可当之势，首先由郝家店、徐家店之线，向中国守军的“出击部队”覃连芳之84军的173师钟毅部、174师张光玮部、189师凌压西部“反攻”，激战一昼夜，日军5月1日攻陷吴家店、泉口店，万家店等地，第84军主力退守主阵地塔儿湾附近之线。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塔儿湾阵线前沿。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立即命令汤恩伯第31集团军迅速向东推进，增加第一线兵力，阻止日军向西、向西北挺进。
第31集团军第13军张轸部、第85军王仲廉部于5月2日分别由随县及随县东南地区、随县东北地区之现防地出发，向东推进。第13军一部“占领高城迄天河口市之线，主力控置于唐县镇、唐王店、太山庙镇、青苔镇附近地区。85军全部控置于鹿头镇、远家堂、吴山店、马家集附近地区”。《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5月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33页。
各部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击敌军。
5月2日，敌军一部附炮12门，在飞机的配合下，向张轸第13军张雪中第89师、吴绍周110师阵地猛攻，中国守军勇猛还击，重创敌军。另一部敌军向塔儿湾附近第84军阵地猛攻，战况激烈。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鉴于敌主力已逐次展开于淅河南北之线，判断敌总攻在即，为利于“尔后出击起见”；遂命令：
13军即派有力部队，先将阵地前之马鞍山、三家寨附近之敌驱逐，并以寨子河为中心，将各山区隘路要点确实控制。84军固守主阵地(塔儿湾)，待机转移攻势。
塔儿湾附近84军阵地，受敌猛攻，双方展开血战。日军集中飞机、坦克和远近射程日军渡过汉水，向鄂北进攻的大炮，一开始即向第84军守军阵地作往复不断的轰击，企图利用中国守军装备较差、战斗力薄弱的劣势，恃其优良的武器装备，一举击溃守军。可是，中国军队经过近两年与日军的实地交战，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对日军的作战特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渐渐学会了在战争中如何保存自己的方法。
钟毅第173师阵地位于塔儿湾后方，他们把阵地构筑于低平的土岭上，岭上有土丘，土丘连绵参差而且有适当的间隔和距离。他们在土丘上作伪装工事，将黄土高高地堆在工事前沿，以欺骗敌人，吸引日军的炮弹，在土丘前面相当距离处，则挖有前后不齐的散兵坑，泥坑后面死角之处，则构筑能容纳一个班士兵的掩蔽部，以便散兵坑中的士兵更替休息。土丘的两侧，构筑轻机枪的掩体各一个，而使其射出的火力线成十字火网交织于阵地面前，日军便不能轻易越雷池一步。
激战三日，双方往复争夺，成胶着状态。第三日，日军阵地后面忽然升起一只艇形的氢气球，系日军用来观测敌方阵地、为其炮兵指示目标的“雷达”。果然，不一会儿，日军数十门大炮顺其气球指示，对第173师阵地连续发射两个小时。炮火自右而左，自左而右，循回不停地落在守军阵地上。一俟炮击停止，日军即派大队步兵，以密集的队形，向守军阵地蜂拥而至。日军以为经过这样密集的炮击，中国守军即使未死伤殆尽，也早已被吓跑。没想到当他们接近守军阵地时，即遭到散兵坑中和各掩体内轻机枪的突然交叉射击，日军丢盔卸甲，死伤无数……
原来，日军炮弹多数落到了中国守军挖筑的伪装工事上，而散兵坑中的官兵，在坑底又顺挖一个斜洞，称之为“蛤蟆洞”，当日军炮击时，则埋伏在里面藏身，一旦敌人炮弹停止射击，一跃而起阻击敌人，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敌效果很好。
第84军第173师519旅刘栋平团第一营营长黄玖辉，准备两箱手榴弹，控制着两挺重机枪，扼守在通往塔儿湾的要道上，勇猛拒敌，仿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当他的足部被日军炮弹碎片击伤后，仍坚持不退，其他官兵见状，深受感动，也纷纷固守阵地，狠狠打击敌人。
日军被击退后，又利用其惯用的伎俩，向守军阵地发射了窒息性和催泪性毒瓦斯炮弹，守军官兵只觉得炮弹爆炸声不如以往响亮，也没有在意，两三个小时以后，不少官兵开始呕吐、流泪不止，第173师第519旅旅长梁津怀疑是炊事兵误用桐油炒菜，派副官前去查问，才知是敌人施放毒瓦斯所致，梁津急令卫兵拿防毒面具，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在激烈的呕吐流泪之后，他只觉得鼻孔和胃腔内，热辣辣的，痛如火烧。梁津想起毒瓦斯比空气重，立即命令官兵迅速离开低凹的指挥所，登上高处，用浸湿的毛巾，涂上肥皂，蒙在面部，暂时抵御毒气。并命前线官兵照办。塔儿湾阵地先后失而复得六七次。
日军每到风向有利于己时，便利用风力将毒瓦斯唧筒向中国守军阵地方向喷射，毒气弥漫阵地，中国守军官兵纷纷晕倒，被抬离阵地，几次三番，中国守军元气大伤。
5月4日，第84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殆尽，忍痛放弃塔儿湾主阵地，退向厉山。日军也于蒋家河畔，陈尸累累，伤亡颇重。
另外一路日军约步兵3000人，炮12门，在飞机掩护下向位于高城一线第13轸部发动猛攻。遭到张轸部第110、第89师的迎击，予敌以重创。激战至4日，高城亦被迫放弃。
张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崭露头角。抗战爆发后，在河南积极招募新兵，开赴前线抗战。先后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后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因素与蒋介石不合，一直未受蒋介石的重用。
随枣战役爆发后，因归第13军张轸所辖的第89师伤亡较大，而该师又是原属汤恩伯的基本队伍，汤恩伯从重庆一返回，便背着张轸将第89师调走，还指责张轸不该把第89师当作牺牲品，并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即将张轸的第13军军长免职。张轸愤然填词一首：“数理本难凭，似有夙因。阳明却也困邮亭。回忆当年莫须有，何恨不平……”
5月5日早晨，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进攻天河口，与中国守军第13军发生激战。日军企图以一部延伸兵力吸引中国守军主力于天河口方面，同时以主力由高城以南地区形成中央突破，然后向左右席卷。由于遇到第13军张轸部的有力阻击，该部敌军未能向前推进。6日，厉山至蒋家河之线又发生激烈血战，中日双方均伤亡甚重。
日军主力沿襄花公路正面向前推进，因襄花公路沿线多为平原，地势平坦，日军充分发挥了机械化部队的威力，其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不可一世。中国守军第11集团军部队沿襄花公路两侧纵深布防，阻敌西进。中国守军因无充分补充，又缺乏平射炮等重武器，简直无法抵御冲撞而来的日军坦克。但广大官兵士气高昂，据壕死守，有些士兵气愤至极，竟毫不畏惧地攀登到敌坦克上向车内日军投掷手榴弹。但血肉之躯毕竟无法抵挡敌人的坦克、大炮，故伤亡惨重。日军坦克所经过之处，守军战壕几被压平，守壕士兵不是被碾死，就是被活埋于壕内。随后，日军步兵蜂拥而至，轻重机枪一阵密集扫射，弹如雨下，其势锐不可当。
由于汤恩伯部主力未从桐柏山侧面出击，第84军无友军支援，7日，随县失陷。8日，日军炮击第84军厉山阵地，千余步骑兵强渡蒋家河，战车队轰轰隆隆地突入厉山。第84军防线一退再退。
鄂北地区，烽火四起。由于日军攻势猛烈，中国守军防线被撕破，随县失守，日军继续向随县西北方向攻击，中国守军左集团军参战部队，死撑硬顶，顽强阻击日军。
四、鄂西狼烟在鄂西方面，战况亦呈激烈。布防鄂西方面的守军是张自忠的右集团军，所辖部队从武汉会战战场撤退下来之后，未来得及充分补充和休整，便投入新的战斗，在京山、钟祥地区，骚扰日军，对日军展开攻击性作战，杀伤日军部分有生力量，但一些参战部队伤亡也很大，而且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惫。随即，日军发动对随枣地区的进攻迹象已显，统帅部和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部署随枣会战。4月下旬，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参加了第5战区樊城军事会议，受命担任右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部署、指挥鄂西方面防务。张自忠回到第33集团军指挥部宜城之后，立即组建右集团军总指挥部，并向各部传达第5战区关于随枣会战之攻势防御总方针和有关作战计划，着手部署兵力。张自忠（张兼59军军长）还召集第59军团以上军官开会，直接传达作战计划，进行战争动员。张自忠说：“现在战区得到情报，日军在武汉地区调动大批部队，企图向我军进犯。各部队应急速准备与敌人作战。现在国家到了危亡时期，我们应下定决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存亡，不顾一切牺牲，与日寇一拼。打日本鬼子，死了也是光荣的！如果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当以全力将其消灭在襄河地区。”陈芳芝：《襄河东岸的截击战》，《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06页。
日军发动对鄂北地区中国守军进攻的同时，在鄂西也发动攻势。日军第16师团、骑兵第4旅团等部集结于钟祥附近，于4月30日分三路向北“移动”。张自忠立即作出判断，认为敌军动向是“进攻我襄河贺家集、长寿店、丰乐河各要点”主力部队。还分析敌军行动目的，在于先压迫襄河以东中国守军部队西退，然后再行北进，以拊襄花公路左集团军之侧背，以遂其攻略襄、樊之企图。
5月1日，在钟祥以北地区，日军约集中5000兵力，炮20余门，坦克10余辆，向中国守军出击部队第77军37师吉星文部、第59军180师刘振三部发起猛攻，“激战甚烈。
我吉、刘两师，虽前于京钟之役损伤甚大(实力不过五团)，咸以最大之努力，予敌以强烈之抵抗。”《军令部关于第5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1939年5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53页。
激战连续进行三昼夜，中国守军前沿阵地被日军突破，5月4日中国守军乃退守丰乐河、长寿店主阵地。同时，日军一部窜至流水沟，与第59军黄维纲第38师的一个团发生激战。
进攻襄西的日军坦克部队日军主力追至丰乐河、长寿店地带之后，继续猛攻180师、第37师等部，中国守军伤亡严重，至7日，日军突破丰乐河、长寿店两侧地区防线，中国守军仍坚守主阵地，但敌军除留一部在丰乐河、长寿店牵制180师、第37师之外，主力则离开长寿店、丰乐河，继续沿襄河以东地区向北挺进。战局恶化，形势危急。张自忠急令第77军第132师王长海部渡过襄河，由贺家集向普门冲反攻，断敌后续部队。张自忠亲率第38师两个团，渡过襄河，攻击北犯敌军。
根据张自忠5月8日10时许发给蒋介石的战报，战况如下：
“(一)据180师刘师长报称：当前之敌以优势兵力，五昼夜以来，向我猛攻未停。因飞机、炮火轰炸过烈，致阵地悉为摧毁，赖我官兵舍死争夺，往复血战，致迄今尚阻该敌于马服集以南地区，惟伤亡颇重。虞(7日)早后敌复增加战车六辆，向我猛攻猛扑，刻尚在激战中。(二)据(37师)吉师长报称：连日与步炮联合之敌约两千余人彻夜激战，双方伤亡奇重，我干部牺牲尤多，刻尚在姚家集以东与敌血战中。刻我132师之张团，现正由贺家集向洋梓、长寿店攻击，我55军即派两团，由沿山头方面渡河北进。职现亲率38师之两团渡河，攻击北窜之敌，如任务不能达到，决一死以报钧座。”《张自忠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5月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36页。
张自忠率第38师两团渡河驱逐了流水沟的敌军之后，向田家集方向北进之敌侧背猛烈攻击，于亭子山附近，与敌军展开血战，毙敌四五百名。但敌军除留大部防止张自忠部的侧击外，仍以一部继续北窜。同时位于应城、京山以北的敌军第13师团5月5日从黄家集、平坝镇出发，从第16师团东侧，向北进攻。7日在长寿店以北马家集一带向“张自忠部阵地进犯，一部齐(8)日攻占兴龙寺(枣阳)，佳(9)日窜至杨家当(枣阳北)，敌主力仍在宜城东，与我张部激战中。”《程潜致蒋介石等密电（1939年5月1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36页。
敌第16师团继续北犯之部，攻占了滚河北岸的张集、蔡阳之后，与第13师团部队会合，从枣阳以西绕至枣阳以北约20公里的太平、湖河，与由鄂北方面进至西新集地区的第3师团，形成对枣阳以北地区的第一层迂回包围。
鄂西突起狼烟，日军沿襄河东岸北进，中国守军张自忠部在襄河东岸奋力截击日军，虽杀伤了日军一些有生力量，牵制了部分日军，但日军一部终于摆脱“截击”，占领了枣阳，并挺进到枣阳西北地区。战局趋向恶化。
五、枣阳混战由于战局的恶化，形势对中国守军极其不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迅即调整部署，于5月9日10时许发出命令：
一、左集团军仍以39军(刘和鼎)于大洪山担任游击外，主力速变换正面，以桐柏山为左翼，对随枣公路成侧面阵地，牵制西进及阻止北进之敌，不得已84军向唐河、白河以西地区转移，汤集团向新野转移，切实与第一战区友军联络。
二、右集团军(张自忠)仍极力夹击北进之敌后，乘机向宜城、襄河转移，归还建制。
“大本营总合各方面情况后，悉钟祥以北状况恶化，为使左集团尔后安全，拟对轻举妄进之敌以严重打击。”
蒋介石于5月9日12时许致电李宗仁：令李长官之处置如下：
(甲)钟祥以北情况既趋变化，希即妥筹对策，予轻举妄进之敌以严重打击，牵制敌人于汉水以东地区。如状况万不得已时，须照下列要旨部署实施：
(一)刘汝明、刘和鼎两军，仍留置桐柏、大洪山内，担任游击；(二)汤恩伯集团可转进樊城迄老河口地区，覃连芳军转进至老河口以西地区；(三)张自忠集团转进襄河布防。
(乙)已令孙连仲集团先在南阳集中候命，其余可斟酌处理，具报为要。
统帅部对战局估计过于悲观，部署主力向襄河以西、老河口地区撤退，除坚持桐柏山、大洪山游击外，打算放弃襄东地区。旋即，统帅部意识到这一部署过于消极，于10日18时左右致电李宗仁，对9日的命令进行“更正”，“并补充数点”：“(一)张集团攻击钟祥以北之敌，应令刘和鼎部协助之。左集团及汤部转移态势后，可暂在枣阳以北地区，牵制襄花路方面之敌，使张集团之作战容易，并相机予该方面敌人以打击。(二)佳(9日)午令一元电计达，兹为更正并补充三点如下：(1)已令孙连仲部即以主力推进至新野、邓县，以一部留南阳，策应五战区之作战，尔后可用于老河口方面，协同汤军掩护汉中；(2)汤集团尔后可以南阳为后方，联系孙军，掩护西荆公路；(3)张自忠部尔后须准备以南漳附近山地为游击根据地，孙震部尔后须用于保康方面山地，担任对襄、樊方面之游击。余同前。”《军令部关于第5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1939年5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52页。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见两翼突击成功，于是部署了对汤恩伯集团军的包围：
命令第3师团派出一支右翼梯队，沿信阳、西新集、湖阳镇大道前进，在中国守军第5、第1战区的接合部上撑开裂缝，首先攻占桐柏城，然后向西突进，进占唐河沿岸湖阳镇一线，截断汤军的退路。骑兵第四旅团之第26联队，超越第16师团，迅速抢占张家集、双沟镇，切断枣阳、襄阳之间的联系，待至16师团赶到，移交防地，继续向白河沿岸新野方面突进，在第3师团右翼梯队的外翼构成对枣阳以北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第二层包围圈。第3师团主力和第13师团，在随县枣阳大道右侧山地，对汤军举行正面攻击。
各部日军遵令行动，在信阳的第三师团右翼梯队即步兵第34联队的一个半大队，由其联队长铃木大佐指挥，从游河、吴店、小林店方向，向桐柏奇袭。刘汝明第68军李金田第119师在该地区布防，但主力已分散游击，遇敌突袭，李部一面极力抵抗，一面调整部署，终以兵力分散，不能及时集结，致使桐柏县城于5月12日第5战区部队反攻枣阳失陷。迫使第68军主力由南北线正面，变为由桐柏西北、经月河店至淮河店之东西线正面，与敌激战。
日军骑兵第4旅团，随第16师团于5月5日发起进攻后，7日进至长寿店以北之马集、陈家集一带，8日到达郑家岗、方家集，9日在蔡阳、张集过滚河时，因水浅而且为沙质河底，得以迅速涉河到达滚河北岸，并按预定计划，以三个骑兵联队、一个骑兵大队，快速向新野、唐河前进,9日晚间，骑兵旅团徒涉了淤泥底的唐河，10日拂晓徒涉了宽约200米的白河，并于中午攻占了新野，之后又放弃而东进，于11日到达了新野以东的韩庄，然后分为两路东进。12日在与孙连仲第2集团军田镇南第30军之师激战后占领了唐河，之后立即退出南返，与进至枣阳以北之湖河、太平的第16师团会合。至此，日军对汤恩伯集团军的双层包围圈即告形成。
已进至枣阳的日军第13师团，得知此次作战的主要攻击目标第31集团军正在应山以北的高城、合河地区与第3师团激战，因而疾速北进，准备配合第3团进攻。该部日军11日经过枣阳东北的鹿头镇，傍晚到达了钱家岗附近，之后即与第3、第6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在枣阳东北地区会合。
在鄂北正面坚守的覃连芳84军，伤亡惨重，向后退却，敌军乘其立足未稳，便发起猛攻，覃军遂向唐河附近撤退。汤恩伯发现由于刘汝明军、覃连芳军的后撤，31集团军已经最为突前，有遭日军围攻的危险，经与日军接触交战之后，便令主力迅速向唐河一带撤退。
军令部在关于第5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中，对汤恩伯的撤退作了粉饰，报告中说：
“汤恩伯集团在桐柏迄枣阳以北山地，自5月7日起，敌由三合店、唐王店、倒峡流、江头店等地包围，积极进攻，我汤部仍与敌彻夜鏖战，肉搏相拼。迄11日，敌终未得逞。复以战略上无固守之必要，更无他部队能相互策应，为保持战力，应付尔后战斗起见，汤总司令恩伯遂留张轸率两师兵力(13军所辖属汤恩伯之‘种子军’的89师已被汤调走)，于桐柏山内担任游击，并掩护主力之撤退，(汤)亲率四个师向唐河转进。”《军令部关于第5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1939年5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53页。汤部在“转进”途中，遭到敌之轻快部队的袭击，部队被截成数段，“于12日到达泌阳以北之二十里铺地区，迄14日始收容完毕。”《军令部关于第5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1939年5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53页。
随后该部被调驻第1战区南阳以西的镇平、内乡一带。
第1战区之孙连仲第2集团军接到统帅部命令之后，立即行动，支援第5战区作战。孙连仲5月9日到达南阳，正赶上敌军一部攻击湖阳镇、新野等地，并于10日攻陷上述两地，孙连仲急令地方团队别廷芳部向湖阳、新野之敌攻击，并急调10日刚抵西新集的张华堂第30师向唐河急进，行抵保安寨的独立44旅向南阳急进，准备向南攻击。11日午，中国守军收复新野。是日夜，第30师陆续到达唐河，12日拂晓即与进犯唐河的日军发生激战。由于30师对敌情不明，部署未定，唐河城遂于当日午被敌攻陷。旋即日军大部退向枣阳以北地区，与该地日军会合，准备围歼汤恩伯部。第2集团军第30师乘机攻击残敌，14日收复唐河，到15日唐河、新野境内已无敌踪。第2集团军第30师在唐河附近警戒，其余部队集结南阳。
当日军从襄河(汉水)以东向北突进时，右集团军张自忠部始终向东侧击，虽背临汉水，但张自忠“决心坚确，非与敌拼殊死战，不足以挽战局”。连日作战，毙敌甚众。吉星文、王长海两师克复清水桥、青石桥等处，积极向长寿店及其以北挺进。曹福林55军一部渡过襄河占领朱宝大桥后，也积极向长寿店之敌侧背攻击。
刘振三第180师、陈鼎勋45军曾遭敌包围，经激烈战斗，突出重围转进唐河附近，旋即开赴襄樊。
同时，刘和鼎的39军两个师未向西北撤退，留在大洪山进行“游击”；覃连芳第84军凌压西之89师的一个旅为掩护汤恩伯部撤退，未能突出重围，折回大洪山打游击。第84军损失惨重，奉令调至光化休整。
日军“扫荡”了鄂北和襄东，虽未能完成重点围歼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既定任务，但确实大量杀伤了中国军队，搅乱了中国守军的防线，一定程度的减轻了武汉西北方向的威胁。
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机动兵力使用有限，无力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更无力分散过多兵力攻城略地，因此日军部署随枣会战时即确定了“扫荡”中国军队、并不过多占领土地的方针，当日军两方面的攻击在枣阳西北地区会合之后，给中国守军一定杀伤，并逼迫第5战区主力退向唐河以西及西北地区，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认为已基本完成了“扫荡”
任务，便下令各参战部队按照预定方针，返回原占领地区。要求各部在返回途中分段“扫荡”
第5战区留在日军后方的部队，特别是大洪山区长冈一带的中国守军，要严加打击。13、14日，日军开始从枣阳地区后撤。
中国最高统帅部及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未能事先估计到日军会突然撤退，当日军各进攻部队开始向枣阳地区集结时，仍然判断敌军是为了发动新的攻势作准备，因此日军的迅即撤退，大大出乎第5战区指挥者们的意料之外，未能及时组织部队追击，使日军得以从容后撤。
除留在大洪山长冈地区的四个师给敌军一部有力地阻击和一定杀伤之外，其他各路日军在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有力阻击和追击的情况下，先后安全撤回各原占领区。同时，日军第3师团则占领了随县，未行撤退。
当日本第11军于5月初发动对随枣地区的进攻前后，中国守军之江防部队和在大别山的部队即进行出击以牵制敌人。第26军丁治盘第41师于5月6日收复京山西南的陆家砦，13日又收复瓦庙及雁门口。在大日军在襄西纵火进攻别山区的第7军一部于4月30日攻入麻城的北门，5月4日围歼日军一部于红安以北的打油尖。第2游击纵队则将大悟县夏店至花园的交通和通讯予以彻底破坏。
针对战局变化，李宗仁对敌情作出新的判断，并调整了部署。
据李宗仁5月21日致蒋介石电，其“部署如次：1随枣公路及其以南撤退，现围攻我大洪山游击部队中。判断敌已放弃北向南阳之企图，俟大洪山肃清后，或西占襄樊，或由钟祥及其以南渡过襄河，略我宜、沙。2守唐河及襄河沿岸，补训部队，准备尔后之作战，但豫南部队应随时准备向南侧击。3防军除派一部接44军防线，使取捷径向荆门附近归制外，其江防、河防之任务仍旧，并应控置有力部队于河溶镇、十里铺一带，对付突进西岸之敌，准备掩护宜、沙。又，河东据点应常久保持，详侦敌之动向及企图。429集团军(44军归制)及33集团军主力扼守襄河西岸，控置有力部队于荆门、快活铺等地，从速整训，以备策应钟祥、旧口及江防军方面作战，仍以小部在河东岸游击。522集团军守备唐河及小河以北之襄河西岸，11集团军在光(化)(即老河口)、谷(城)一带整训，并增强襄河西岸要点工事，统归李副长官品仙之指挥，为左集团军。对唐河及襄阳附近襄河东岸地区，应派有力部队游击，详侦敌之动向及企图。6向信阳、长台关之敌，张轸部在桐柏以南，向随县、应山之敌游击外，汤部主力在镇平、内乡，从速整训，必要时应推进邓县附近，准备与在唐河、新野一带之孙部协力，向南攻击由枣阳附近西进之敌。7《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5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42页。
5月25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一、随、枣一带敌大部均已南撤，我为牵制敌兵力，使其不能进窥荆、宜，或转移其他战区，并疲惫敌人计，着孙震集团以主力(至少两师)推进随县附近地区，与张轸、刘和鼎军相协力，扰袭敌人。如察知敌再行真面目之攻击时，即本既定方针，引敌深入，由侧背予以痛击。二、所有第一线部队应不断以小部袭击敌人，与敌保持接触，侦察敌情，应严厉督促实施。以上两项，希遵办部置具报。”《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稿（1939年5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45页。
随枣战役已经结束，统帅部和第5战区开始着手进行“善后”工作。李宗仁5月22日(养日)致电蒋介石，回顾并总结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襄河东岸未能挡住敌军向北突进的责任，电文中说：“……惟我部署未周，致敌得逞，除各部奖惩另电呈察外，拟请予职以处分，以资惕勉。”《李宗仁与蒋介石来往密电（1939年5月2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44页。
蒋介石复电李宗仁：“此次随枣之役，暴敌豕突北进，狡焉思逞。吾兄指挥若定，动合机宜，终予敌以意外莫大之打击，使其狼狈退窜。正念贤劳，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仍望为国珍重，争取最后胜利为盼。”《李宗仁与蒋介石来往密电（1939年5月22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44页。
随枣会战，中国守军伤、亡、失散约为280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2)，1139页。据右集团军战斗详报，该方面部队减员情况是：38师伤亡官兵202人，生死不明未归队者24人；180师伤亡官兵1863人，生死不明未归队者2189人；骑9师伤亡官兵88人，生死不明未归队者168人；37师伤亡官兵574入，生死不明未归队者280人；132师伤亡官兵216人，生死不明未归队者27人；45军伤亡官兵1024人；67军伤亡官兵304人；55军伤亡官兵143人，生死不明未归队者14人。日军伤亡数据当时的战报综合不下万人，王辅所著《日军侵华战争》认定为2450人。
军令部关于第5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对会战作了分析、总结，得出的经验教训有五点，即1.长期消耗战，须长期控制第二线兵团，以准备次期作战，并控制有力预备队，掩护退路，以免陷于歼灭战之态势。2指导要领，尤须一贯。反之，如高级企图为持久，而次级企图为决战，则方针及指导要领、兵力部署等，互相乖违错乱，必遭惨败。3力搜索，应细密注意。4.敌人凡稍大规模之真面目攻击，一贯的采用歼灭战之方式。5力部署，对于次要方面，须使用必要最小限兵力之意义，极为重要。盖次要方面如不过多过少，则主要方面之兵力，自然决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