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穿过屏门的眼
童年时的我，在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驱使下，了解了很多与父亲相关的事。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会回忆起在沙市时的生活。那时，父亲担任监察御史，那是红顶羽翎的一品高官。不过，父亲在接见访客时，从来不戴那红顶羽翎来显示他的官阶。我时常躲在大厅的屏门背后，不知疲倦地偷看父亲接待那些来来往往的宾客。我总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
那是一个十分豪华的长方形大厅，厅里所有的摆设都是用纯天然麻栗木精制而成，所有的饰物都是蓝色调。麻栗木的屏门上雕刻有丰富的图案，我总是饶有兴趣地一一辨认、一一了解。印象里，图案中的龙和穿着古装的人物都是惟妙惟肖的。当我独自坐在客厅里无所事事时，我常常会假想出我与屏门上那些人物的种种对话，以此来打发时间。直到有客人来访，我的好奇心才又转向对新鲜事物的欣喜期待。
大厅里有两重屏门，屏门的作用是把整个大厅分隔成三间。一天早上，当地县官前来与我父亲商谈公事，父亲的下属带着他从屏门边上留出来的通道进入最后一间，等候我父亲出来。这时候，我选了一个能够看得清、听得明的地方把自己藏好，然后兴致勃勃地盯着来客。
在那些客人自以为独自一人的时候去偷看他们，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我最喜欢偷看他们毫无顾忌的举止。我从来没有觉得被父亲这样一位官员接见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是那些来访的客人却十分重视与我父亲的会面，在面对我父亲时显得格外拘谨。
那天来见父亲的那位县官是个胖子。当他被带到客厅里等候父亲的时候。我就在暗处目不转睛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看到的情形：他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狡黠的眼睛依次扫视大厅里的家具、大厅的装饰以及那些屏门。屏门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若彻底移开屏门的话，三间小屋就连成一个大厅；若只是移开一部分，就会形成一条通向里间的通道。里间的炕上就是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如果把屏门完全展开就把大厅完全分隔成3个互不连通的房间。
我对大厅摆设的关注不比那位县官少。从屏门上的装饰到墙上的图案，从天花板上的大灯到镶在蓝色垫子上的精致花边……总之，那时候我常常竭尽全力去辨认墙上、垫子上和屏门上的各种精美图案。我们那个大厅确实是一个又庄严又华美的地方。后来我见过许多比那更为金碧辉煌的大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那县官睁大了他贪婪的眼睛，仿佛要把他看到的一切都吞下去似的。
我想，他舍不得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我猜想他对大厅里每件东西的估价都可以精确到一个小小的铜板。我不记得他穿着的服装了，我认为不管他穿什么，都比不过我父亲那身光彩夺目的服装。
那县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翘着腿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那只放在上面的脚一刻不停地摇晃。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对中国稍有了解的外国人只要提到中国或中国人就会联想起这种习惯。县官坐在那儿，不停晃动的脚让我想到一只没有尾巴必须晃动身体才能保持平衡的狗。此后，我走出书房玩耍时，偶尔会模仿他可笑的样子。和世界各地的小孩子一样，童年的我也是擅长模仿的。我喜欢模仿那些让我感兴趣的男男女女的言行举止。
不一会儿，县官把原来放在上面的腿换到了下面。刚换到上面的那条腿安静了没多久就又开始晃动，越来越快，以至于带动全身跟着摇来晃去。往后，情形更加有趣。他突然把交叉的腿分开了，两脚实实在在地踩在地上，整整一秒钟一动不动。继而，他的双膝开始左右摇摆。在我看来，这位县官更像一位坐在纺车前纺线的南方老大妈。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劳累。我拼命忍住笑，也许我已经忍俊不住笑出了声。对一个6岁的满族小女孩来说，那是极有可能的事。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侍从总领从门外进来立在门口，这表明我父亲马上就要前来与县官会谈了。县官也明白这一点，立刻停止了他不安的晃动，仿佛无形中有一只大手控制着机关不许他再动。
紧接着，我父亲威武地踱了进来。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的装扮——里面是暗红的长袍，外面套一件略短的紫色长褂。这种装扮把他衬托得更加高大魁梧，也越发高贵庄严。他头上戴的是满族人喜爱的“困秋”皮帽，通常在这种非正式的官方会见时戴。圆形的皮帽，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沙皇俄国。
父亲长袍、长褂底下的两条裤腿，塞在他长及膝盖的黑缎统靴里。不知道父亲的靴筒里究竟可以藏多少东西？他总是不断从靴筒里取出数不清的零碎物件，简直就像是魔术师的帽子。这让我这个躲在屏门后，屏住呼吸偷看的好奇小女孩总是惊奇不已。
父亲的裤管塞在靴筒里，而膝盖以上的裤子却是蓬蓬松松的，这使得他看上去更像俄国人。他走路的时候，长袍两侧的开衩处随着他的迈步而一张一翕，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蓝绸裤和黑缎靴。总的来说，父亲的形象在我眼里是一种“纯粹的高贵”。
父亲长褂的前胸部位有一块彩色图案，叫做“补子”，用来表示我父亲的官阶。方形的“补子”由十分灵巧的刺绣高手用金丝银线精心绣制而成。上面的图案是一只仙鹤，鹤是一种高贵的鸟。它长长的脖子抖擞地伸着，脑袋微微侧转，眼里闪烁着光芒——它注视着前方的红色太阳，似乎正在迎接朝阳的升起。它庄严地立在那里，只有父亲动的时候它才随之微微一动。父亲讲话时，仙鹤看上去越发活灵活现。
仙鹤是一种神奇的鸟儿。我给它取了许多好听的名字，但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秘密，除了父亲，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对于我这种可笑的想象力，父亲总是倍感兴趣，从来不会无情地嘲笑我。
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串一百零八颗珠子的朝珠，这其中蕴涵着特别的佛教意义，只是我不懂而无法说明。
就在我父亲按照规矩接见客人的时候，我这个富于好奇心的满族小孩用一双穿过屏门的眼，目睹了中国传统礼节的复杂展示。任何一个简单的细节都无法逃脱她的一双慧眼，只可惜那些精彩的传统礼节已经被时代潮流无情地冲垮，想到这些真叫人痛惜不已！
作为回礼，客人首先要转身对着炕跪下并叩首，意思是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县官叩首的时候，虔诚地俯下身，额头实实在在地碰到地面，仿佛是给皇帝或类似的至尊人物行礼。他不是正对着我父亲叩首，而是朝向炕床后的那堵墙。
正因为父亲不是至尊的皇帝，所以他得回礼，重复县官那样的叩首礼。
随后，仆人端了两盏茶进来，父亲和那县官这会儿都站在炕床的前边。炕床的中央横摆着一张小小的茶几，是专门为主、客摆放茶水的。遵照礼节，仆人开始敬茶，他端起一盏茶递到我父亲手里，可是父亲把它转递给客人。其中的意义是主人对客人表达“请把这里当做自己家一样”。通常，客人应当赶快端起第二盏茶来献给主人，以回敬主人的美意。然而，父亲的仆人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在父亲给客人献茶的同时，他已经把第二盏茶摆在了父亲面前，以至于客人无法实施他的礼节。在社交礼节中，这样待客算是最高礼节了，其中的意义相当于“我家就是你的家，我对你的所作所为不需要你的任何回报”。
不知道西方人是否了解这些礼节。我想，如果不去古籍里查找和考证，即便是出身名门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懂得。这众多的礼节以及其中的文化，完全可以写成一本有趣的书。这些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仪礼，传到现在之后，大家只能象征性地表演一通。至于其中深厚的意义，大多早已淡忘。至于在无话可说的时候随意谈论天气如何如何，似乎成了放之四海皆可的社交诀窍。
父亲和访客上炕坐下，客人坐在茶几的左边，主人坐在右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左为尊——左边的位置比右边的位置显得尊贵，这是主人对客人表示极高的敬意。
此时，我——一个满族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准备好好看、好好听，然而他俩却无休无止地啜茶，用不同的方式和语言谈论着天气的好坏，直到实在无话可说。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关于职务的问题，也是变换着角度反反复复地谈。最后的最后，才谈起他们真正要谈的话题。他们为何不直截了当地谈论主要的问题，而去不厌其烦地兜着圈子说话呢？是不是太浪费时间了？也许如此。但是，对于6岁的我来说，看到和听到这样的会面已经感觉很有意思了。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惊讶，这样一次进行得优雅和高贵的会面，谁知道究竟解决了多少个难以言喻的难题。
在我眼里，父亲与访客之间的礼节从头至尾不断增加，越是接近结束，他们之间越是显得客套。至于真正的结束，则有着一些特殊的暗示——当一个仆人手执一张大红帖子进来，既是告诉父亲另外一位客人求见，也是告诉这位客人该结束了。这种暗示，客人看到了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会很快起身告辞。
此外，一个仆人进来把茶具端走，这也是一种暗示。又一次敬告客人应该告辞了。客人并不会为此而生气，因为这是礼节的一部分，与犹太人和波斯人的传统礼节差不多。
会见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父亲把茶盏端起递给客人，表达最后的敬意。
客人接过茶盏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茶盏盖子微微掀起，把嘴凑在茶盏边沿响亮地啜上一口茶。“啧啧”的响声仿佛也是礼节的一部分，向父亲表示客人对这次拜访相当满意，而且认为最后一口香茶格外甘甜、醇厚。至此，会见算是结束了，主人和客人相互无数次地屈膝、无数次地作揖。终于，客人走了。
看到客人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向门口，如同看到一出话剧终于谢幕，我踮着脚尖悄悄逃走。这样的会面，每个人都轻车熟路地表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早已精通那些世代相传、多年演练的仪式。西方人可以从父亲待客的礼节中学习一点：
如何让久坐不走的客人自行告退！
熟知主客告别仪式的满族小女孩，迫不及待地等到仪式结束，然后飞奔出去，不想被别人发现偷窥的自己。如果不幸被人发现了她，以后就不能再溜进去偷看。那样，她将会失去许多悄然旁观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