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家世我于1910年闰六月初十，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竹林乡学诗村。学诗村原名涌沙墩，位于浙江省瓯江下游北岸，在温溪上方，离温州湾约两百华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涌沙墩”，顾名思义是瓯江上游冲来的沙石，积年累月，堆积而成的一个大沙墩，后来被穷苦人家辟为家园。到了清末民初，涌沙墩已发展成为一个一百多户、四百多人的小村庄，涌沙墩的名字也在此时被改为文雅好听的“学诗村”。
在我出生时，学诗村是邻近村落中发展得最好、最快的村落，村民分别从事撑船、经商、种田、做工、帮佣等工作，远赴外地，到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处谋生的村民，为数亦众多。
我的母亲（1973年）我父讳作美，祖籍浙江永嘉县永强镇。张姓是永强镇大族，据说是明丞相张璁后裔。家祖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抛家弃园，向外逃亡，与家人失散，他带着三个幼小的子女，到涌沙墩安家落户。谁知逃到涌沙墩不久，他和幼子就相继去世，只剩下我父亲与他姐姐相依为命，后来姑母嫁到竹头村陈家，我父亲就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了。父亲幼年，替人牧牛、做工，到十八九岁时，帮佣似的拿些微薄薪酬，为人撑船。他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刻苦，深得雇主信任，没几年，他就用省吃俭用、辛苦积存的储蓄，买了一条破得漏水的蚱蜢船，经营起南北杂货的生意。所谓的“蚱蜢舟”，船形狭长，貌似蚱蜢，长十多公尺，底平，头尖尾窄，腹部宽大，船身中央有“倒U”形的竹编篷帐，篷帐可以拿开，也可以盖起来避雨遮日。
瓯江水域的地形非常奇特，自温州出海口到温溪水位较深，而自温溪上溯至青田、丽水、松阳、龙泉各地，大都是浅水和急滩，蚱蜢船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特有的地理景观，应运而生的交通工具。船上备有桨、篙、竹索和桅帆，行船时，深水用桨，浅水用篙，遇风用桅帆，急难用竹索。竹索是用竹片编织而成的绳索，遇到急滩时，由数人合力，到岸上去用绳索强拉篷船过滩。撑蚱蜢船的工作不但辛苦，也很危险。瓯江上游冬天非常寒冷，然夏秋之际，台风肆虐，豪雨成灾，江水暴涨泛滥，蚱蜢船无法上行，而下航则狂流急湍，疾行快驶，十分危险，尤其遇到江中旋涡，往往会送命丧生。所以撑蚱蜢船的人必须年轻力壮，刻苦耐寒，深谙水性，既有娴熟的撑船技巧，又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瓯江是浙江的重要水道，在公路尚未开辟的时代，蚱蜢船是温州北到丽水府各县镇，载人运货的重要运输工具。船夫与船东得地利之便，发展空间大，收入比一般行业高，靠撑船而获厚利者，大有人在。父亲身体好，识水性，诚实勤劳，有人缘，进取心强，生意越做越好，他30岁左右和我母亲尹美兰女士结婚，母亲是农家女，婚后育我大哥学善，大姐金凤，二姐翠凤，三妹金翠，小弟毓华和我等六个子女，我在家中排行第四。大哥学善长我九岁，他长大后，辅助父亲，作船东兼船夫，经营运输和杂货生意，有了大哥作帮手，父亲的事业格外顺畅，到我出生时，家中已盖了洋房，买了相当多的田地，又在永嘉县城西郊开了一家木炭行，这时我家已是乡中的小康之家了。
五小1912年，中国的教育水准尚未普及，乡下文盲率非常高，我父母亲和姐妹都不识字，大哥粗识文字，可以帮父亲作生意记账。我八岁启蒙，进私塾读《千家诗》、《大学》、《中庸》等书，父亲要我读书，也无非是要我记账和写信而已。在私塾，我古书背得烂熟，但意义却不明白，后来松阳一位父执辈叔叔，一再劝我父亲送我去新式学堂就读，那时家乡无小学，父亲只有送我去“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五小）就读。
五小离我村七十华里，在姑溪八里乡，是一所创办不久的新式学堂，张氏三兄弟：毓华（左起）、学善、毓中（1935年）学生一律住校，分“一、二、三”三班，共有学生四十余人，都是来自邻近各乡镇的农村子弟。学校有六位受过新式教育的资深教员，他们用着近乎隐士式、有教无类的教学方法，教导我们这群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大小不一的学子。五小的校址，原是香火清淡的寺庙“宝台寺”，校舍非常简陋，但教室宿舍是新建的，光线足、空气好，操场很大，校前溪水涓涓，林木葱茏，野花环绕，实在是一个求学读书的好所在。
1927年高等小学毕业时我是1924年夏，虚岁14岁时进五小就读。刚去时，程度极差，英文、数学、史地都一窍不通。记得第一次上国文课，老师出“为什么要读书”的作文题目，我竟茫然不知如何下笔，一时羞愧难当，无地自容，闷闷不乐，极为自卑，很不喜欢上学。
幸得师长的爱护及同学的关心，使我很快地适应了新环境。
在五小，我特别喜欢学校的图书馆。图书馆订有《儿童世界》、《少年》等杂志，以及一些浅易有趣的书刊，这些书本杂志一律陈列在书架上，供学生自由阅读，我偶然去了一次，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只要有空，我总会逗留在图书馆中，遍览群书。
我因入学晚，年龄较大，领悟力较高，在学科方面，进步快速，使师长们大为吃惊；就连从未接触过的足球和木棍球，也因我很快地成为足球健将和木棍球球手，而赢得了同学们一致的敬爱。我的自卑感也就慢慢地消失了，我对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三年的时间转瞬就到，毕业时，我名列第二，父亲很高兴，主动鼓励我去温州县城投考中学。
十中那时旧温州府所属的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泰顺、玉环等六县，仅永嘉县办有“省立第十中学”（十中）和“私立艺文中学”两所中学。艺文中学是教会所办，后改为瓯海中学。十中是历史悠久、远近遐迩的公立学校，每年仅收学生八十名，能考上十中，非常不容易，如能榜上有名，就有如龙门一登，身价百倍。
与我同在五小毕业的同学有程宗宽、程宗衡（温溪人）、尹志涵、尹志和（尹山头人）
四人。当时艺文中学录取名额较多，比十中早几天招考，我们五人自认程度不高明，当然先去报考艺文再报考十中，幸好放榜出来，我们五人全都考上艺文。及至十中放榜，八十名正取生中居然有我、尹志和与程宗宽三1930年温州第十中学毕业时人，真是喜出望外，大爆冷门，替我五小大大地争了一口气，五小也因破天荒有三名学生同时考上十中，而扬名温州六县。
从涌沙墩到永嘉县城九十华里，比到宝台寺多二十华里，但天天有航船可通，我父亲在永嘉县城有事业，认识的朋友多，使我读书很方便。
十中校址大，坐落在城区中心，学校教室、寝室、自修室、饭厅、图书馆都是一层或两层楼的洋房，款式新颖，门窗宽大，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桌椅、床铺、灯光等设备良好，饮食卫生都很有水准，学生生活之舒适，远远超过当时的一般家庭。除普通教室外，十中还设理化、史地、生物、图画等专用教室，学生上课时理论与实用并重。学生大都住校，学校对品德、生活和体育活动同样重视，对行为不端、生活不检点、学科不及格的学生，绝不姑息，因此学生人人循规蹈矩，个个努力用功。
十中校风优良，薪传永延，造就出许许多多卓越的人才，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学术上，因有特殊成就与贡献，而扬名于海内外的校友，人数众多，不胜枚举。我三生有幸，跻身门墙，岂能不兢兢业业，全力以赴。
远去杭州在我读五小、十中的时期，正是国家政军情势变动最大、社会变迁最多的大时代，也恰逢睡狮觉醒，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加上五小、十中两校都有爱国狂热的老师，不断的呼吁国人，不分老幼，一起投入革命的洪炉，为国家、为人民贡献心力。我虽出自民风闭塞的乡下，但在接触到新思潮以后，马上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操，我十五岁在五小读三年级时，就暗中和黄埔军校招生人员接触，自愿投考军校报效国家，但因年龄太小而被婉拒。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向我驻军挑衅，引起冲突，击伤及杀害我军民，并开机关枪、大炮示威，企图阻挠革命军北伐，这就是历史上令人痛心的“济南五三惨案”。消息传来，全国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引以为耻，奋起抗日和抵制日货。温州各界热烈响应，十中学生爱国不落人后，立即采取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实际行动，我被推为学生代表，参加各项活动，这些运动增长了我的政治意识，并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我于1930年夏，虚岁二十岁时毕业于十中，毕业后想去浙江首府杭州读书，我和五小同学尹志和、尹志涵、程宗衡三人商量，大家有志一同，一致认为有志青年应该到杭州去闯天下。
就费用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家家都能负担。至于要征得家长的同意，我的问题最大，因我父亲比较固执，对子女管教严格，我贸然要去杭州求学，他必定不肯，我为此忐忑不安、心神难宁。经过理智与感情的再三挣扎，我终于决定“移孝作忠”，准备瞒着父亲，在毕业典礼后，迳由温州乘招商局海轮直航上海，再从上海转沪杭甬铁路去杭州。
出走的主意虽然打定，但身上只有零用钱，去杭州的大笔旅费将如何筹措?我马上想到了西角外大街上的溢源行老板叶叔叔。叶叔叔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说我诚实、正直、有礼貌，对我一向爱护有加，我在十中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全是向他拿的，不论钱数多少，只要我开口，他从无难色。
我特别到叶叔叔的店里去，把去杭州读书的计划坦诚相告，并向他借一百元大洋，叶叔叔毫不迟疑地把钱如数给我，还恳切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有志青年，到杭州求学是对的，杭州是我省省会，生活费用一定比温州高，要用钱，随时写信或打电报给我，出门在外一切要自己留心。”一百大洋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叶叔叔居然连收据也不要，也没问我父亲知不知情，叶叔叔对我如此信任，如此温情，我终生感谢。
旅费和生活费用的难题解决了，我怀着兴奋、忙乱和惘然等复杂的心情，上了招商局的海晏轮船，就在我登上船头甲板，浏览江中风光的一刹那间，我忽然想到了我的父亲。这次杭州之行会不会太唐突了?我的不辞而别，父亲知道以后，会不会火冒三丈，大为震怒?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几乎动摇了去杭州的决心和勇气。等冷静下来，我决定回舱写信禀报父亲，把我的雄心大志，以及从小因慑于父亲的威严，而不敢事先禀报等的种种苦衷一一相告，并恳请他的谅解。写完信，看看时间，离开船还有一两个小时，我就匆匆上岸，把写好的信交给叶叔叔，请他派人送交我父亲，并拜托叶叔叔为我美言。
想不到父亲的回信很快地就到了杭州。收到来信，我紧张得呼吸都停止了，我双手颤抖，焦急不安地拆开父亲的来信，心中千回百转，惶恐难安，父亲会大发雷霆吗?会骂我不告而别吗?会痛斥我的不孝吗?
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父亲不但没有震怒，还称赞我的胆识和勇气，要我安心上进……信还没看完，我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以我家当时的情况，大哥远去欧洲，在法国、芬兰等国经商五年，父亲年届花甲，身体欠佳，家中实在需要我回去帮忙接替。看完父亲的信，我这才体会出父亲当年送我去五小读书的苦心。我父自小孤苦伶仃，饱受贫穷艰辛，他以过人的努力，吃尽了千辛万苦，终能白手起家，在他辛苦奋斗的过程中，一定因目不识丁，而遭受过许多难言的苦痛，也正因如此，他见我擅作主张，跑去杭州求学，不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欣慰。
温州青年在杭州
我们四人到了上海以后，不想浪费金钱，就马下停蹄地赶到火车北站，转搭沪杭甬铁路去杭州。
“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温州人说官话”，一离开温州，我们马上发现温州土话，外地人听不懂。幸亏十中和艺文的老师外地人很多，他们用普通话讲课，我们因此听得懂普通话，也能讲生硬的普通话。杭州受到南宋建都的影响，言语是近于京音的普通话，比较容易懂，所以杭州话虽不同于温州话，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困扰。
我们顺利地找到火车站附近的青年旅馆，住了下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第一次走过十里洋场的上海，第一次乘坐拥挤而快速的火车，刘姥姥进大观园，样样好看，事事新鲜，兴奋得忘却了旅途的劳累与困顿。一放下行李，我们就兴冲冲的去逛西湖。西湖的湖光山色实在太美了，西湖的文物古迹、传说韵事，无不令人景仰赞叹，我天天顶着烈日骄阳，畅游西湖，流连忘返。
我连日游玩，兴奋之中，不觉劳累。夏天的杭州，天气燠热，旅馆床席之间臭虫极多。
到了杭州十多天后，我忽然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幸得温州同乡会的照顾，送进医院，原来我得了严重的副伤寒症，承医师高明的治疗，加上自己年轻力壮，抵抗力强，三周后，我病愈出院，但身体仍然虚弱，咳嗽不止。
更糟糕的是出院时已是八月下旬，预备投考的学校，都已招考完毕，这使我心情沉重，懊恼不已，只好决定先去里西湖一带租房住下，再进补习班补习，等明春再作打算。
我大哥远去法国、芬兰等国经商多年，在国外的情形很不理想，返国又不甘心，滞留国外，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一直想去欧洲接替他，好让他早日回国襄助父亲。因此我在十中时，对英文和地理特别用心，后来我大胆地出走杭州，其中的一个动机，就是要为出国铺路，准备投考重英文的教会学校。
我出院不到一星期，一位小同乡来找我。原来他对警察工作非常有兴趣，他投考了“浙江省警官学校”，却不幸落榜。警官学校招生的名额原是两大队，二百多人，谁知第一次招考，仅一百五十人达到录取标准，现在警校要第二次招考，小同乡收到了通知，准备重考，但他对自己的成绩毫无信心，就来找我护航陪考。讲情义，义不容辞，讲道德，我不能答应，我就找借口推辞，说让我想想，明天再作答复！
翌日清晨，我去敲他的房门，没人应门，显然他见我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就一大早负气出门，单独报名去了。我感到歉意与不安，马上赶到警校去找他，但没找到他，我只好付了两元报名费，报了名。回到旅馆，见到小同乡，我告诉他我会陪他去应考。
我记得考期是1930年8月20与21日。到了考场，我看到小同乡已先我而到，坐在前排右方。那天考场防备森严，在场监视的有两位监考官，为防止作弊，稿纸贴死在考卷后面，不能移动。
第一堂考国文作文，题目是“俭足以养廉说”，为时长达三小时，看来是这次考试的重头戏。我在五小、十中六年，特别喜欢国文，曾背诵过多篇论说文，“俭足以养廉说”的题目很合我的口味，不到一小时，我已将草稿书写完毕。我抬头看小同乡，见他满面涨红，似乎不知如何下笔，我于心不忍，就拿起草稿，故意低着头，做出斟酌字句的模样，用温州土话轻声慢吟，希望给坐在前面的小同乡一点提示。才念了几句，忽然发现监考官已站在背后，表情严肃地望着我，我惊慌失措，无地自容。监考官（以后知道他姓韩）拿起我的考卷仔细地检视了一番，再把我打的草稿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用温州话轻声的说：“草稿已打好，为什么不赶快誊清交卷?不要以为温州话别人听不懂，就可以搞鬼作怪，我看你文笔不错，放你一马，现在马上誉稿交卷，不许再有任何小动作！”我一时羞愧难当，立即誉稿离座，出了考场。
本来这次投考完全出于对朋友的道义，我并不在意录不录取，现在经过这番折腾，我反倒冷静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不如趁此机会，测试自己的实力，我开始认真地参加考试。
接下来的有三民主义、数学、理化、史地、法律财经等科，独无英文，题目都不难，就是从未接触过的“法律财经”一科，也因考题全是基本常识，而轻易过关。
考试后一个礼拜就放榜了，我因心中充满了矛盾，就不愿意、也不想去看榜，我的小同乡因心中胆怯，也不敢去看榜，因此到放榜两天以后，我们仍不知结果。还是同来的尹志和一再催促，我才带着可有可无、满不在乎的心情跑到警校去看一看。榜贴在警校大礼堂的墙壁上，光线充足，字很大，我老远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特意走到榜前，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多遍，都找不到小同乡的名字，这使我非常的难过与不安，只好带着啼笑皆非的无奈，回旅店去安慰他。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榜上无名的消息，并无颓丧或不快，这使我安心不少。
陪考风波刚刚闭幕，想不到新的困扰又接踵而至。放榜后的第三天，我收到录取通知单，通知我9月5日到校报到，并缴服装、伙食和杂费等九十余元。我本来无意投考警校，也没想到会考取警校，因此对入学一事毫无准备。现在开学在即，从叶叔叔那里拿来的百元大洋，早就因旅费、食住、住院治病等等，用去泰半，所存无几了。当年交通不便，汇款十分困难，就是请我父亲马上从温州汇款来杭，也要好些时日，绝对赶不上警校开学，我考虑再三，决定放弃。
谁知，人生的另一个转机正等待着我。
第二天，一位同住青年旅社的同乡不请自来。这位同乡是艺文中学的毕业生，他和我们同船同车到杭州来，一路上我有三个同学结伴，有说有笑，不知寂寞，因此和这位同乡虽一路同行，仅只有点头打招呼而已，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一进门就笑着对我说：“听说你考上浙江警官学校，现在要放弃，是不是?”
“是啊！请问贵姓大名?”
“我叫林纯经。”
“幸会!我叫张玉麟。”我的原名是张玉麟，后因进军校时，与人同名同姓而改为张毓中。
“考上警官学校很不容易，为什么要放弃?”
“我对警察没有兴趣。”我把陪考的事说了。
“我听说你一到杭州就生病了，所以没考别的学校，事实上警官学校的军事训练，可以锻炼身体，你不去读，实在太可惜了，请告诉我，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苦衷?”
一个陌生人对我这样关心，使我惊讶，也使我感动。我就把投考警校又放弃的种种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最后我老实告诉他，带来的钱因一场大病消耗殆尽，人在杭州无亲无戚，打电报回温州汇钱来，耗时费日，然警校开学在即，就是我不想放弃也不可能了！
“你的事，我已听人说起，但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好意思开口，现在我冒昧地来看你，就是想要帮你。”这位同乡诚恳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考取的浙江大学工学院，9月15才开学，现在我家给我的学杂费已经寄到了，反正我还有半个多月才缴学费，你不如先拿我的一百元去救急，等你家中的钱汇到了，再还我不迟。”
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我怎能不感动?不感激?我又怎能拒绝一个善良、热忱同乡青年的美意呢?就这样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波折以后，我进入了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命耶?运耶?从此以后，一个受到命运拨弄的乡下青年，他的人生，就再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