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浙江警官学校
浙江省警官学校，系朱家骅先生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时所创。
朱先生是留德博士，思想前进，眼光远大。他在任民政厅长期间，创办了“浙江警官学校”及“地方自治学校”，并兼两校校长。同时又开历史之新纪元，大刀阔斧的举办了县长考试、土地陈报、户口调查等等的政治革新，受到国人之敬佩，国际人士之瞩目。
朱家骅先生尤其了解建国必建警的重要。1927年12月，他成立“浙江省警官学校”筹备处，邀请警察先进、军事将领和省方士绅，担任筹备委员，积极推动建校事宜，多方罗致警察学和法学教授，选定杭州市上仓桥一所宽敞的老营房为校址，于1929年9月，正式成立“浙江省警官学校”，招收正科第一期学生。
同年他成立“警士教练所”，请美国西点军校出身的曾锡珪先生担任所长，举办“巡官巡警训练班”，轮调各县市现职巡官、巡警，接受新思想教育，推动警察革新。是年冬天，又成立“浙江省警官速成科”，给优秀编余军官百余人，施以警察教育一年，结业后担任警政工作，使军警融为一体。
浙江警校正科第二期，招生两大队，学员两百多名，每大队又分三区队。我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二区队。寝室以一个区队为一单位，每人一床，房间宽大，虽三十多人共处一室，不觉得拥挤。教室分“一、二、三、四”四个教授班，教室光线充足，照明良好，空气流通，桌椅每人一套，无论上课自修皆很安适，学校另设修械室、化验室、图书馆、医务室等等。
学校甚至盖有马厩，饲养骏马两匹，供学生学习马术之用，学校的操场很大，除作军事训练之外，也是学生定期学习马术的场地。从设备来说，浙江警校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警察学府。
1930年，朱校长亲自前来主持开学典礼，他身材标准，衣着讲究，风度翩翩，称得上是一个美男子，但口才却不怎么高明。
1931年就读浙江警官学校
教育长施承志是日本留学生，说一口杭州话，眉目清秀，身材瘦削，留短髭，态度和蔼可亲，有儒将之风，深受学生们的敬爱。总队长原系空军名将周至柔将军，后来由资历极高的伍崇仁将军接任。
第一大队队长黄冲先生，区队长靳易、楼复梁、徐步奇三先生，都是很有经验的队职官，他们和学生朝夕相处，是和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师长。
当时警察办得最好的国家是奥地利和日本，朱校长留德多年，他就借鉴奥国警政之优点，作为发展中国警政之蓝图，他先邀请奥国法学家莫克（RudolphMuck）为顾问，协助我警政之革新和高级警官之培育，日后他再邀日本东京警视厅厅长山田一隆为顾问，山田经验丰富，学有专长，他教“犯罪搜查”一课，使我们受益良多。也正因为这些渊源，我校正科第一期有十名同学去奥国留学，二十人到日本学警政。
我初进警校，环境陌生，对军事管教很不习惯，幸我来自乡村，从小父亲管教严厉，能吃苦耐劳，于是我很快地就适应了新环境。
我们学校以政治课程、警察学科、军事训练、体技训练为四大重点，特别注重精神教育。
我大病初愈，又以高中同等学力投考，开始时很担心学科和体力两不胜任，后来发现只要体格健全，国文还可以，读起来并不吃力。
警校有第一流的师资，教官们几全是日本留学生，只有教三民主义的钟教官，出身于中山大学，是唯一的例外。因此教官们大都以日文资料讲课，学生们也自动习读日文，以便阅读日文参考书籍。
军事训练是由基本训练开始，再逐步进入班、排、连、营训练，经常在杭州万松岭、凤凰山、南星桥等地打野外和实地演习，这些训练虽比不上正式的军校，但也勉强称得上是允文允武了。
我们第二期学生，以浙江省籍占大多数，学历很不整齐，像我一样，以同等学力投考的，人数不少，也有人已工作多年，曾任教师、党务和社会工作等工作。学生一般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年近三十的也有好几位。
学生严守纪律，认真学习，彼此和睦相处，师生间感情融洽。我在校中，生活有规律，身心愉快，病后的瘦弱很快的就无影无踪了。师长们的循循善诱，使我在思想和学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遗憾的是，朱校长因与上级政见不同，突然辞去了所有职位。朱校长前来和我校师生话别，勉励我们努力学业，要为明日的警察大业献身，说到辞职的苦衷时，忍不住内心激动，热泪盈眶，我们听了，也黯然神伤，感慨万千，潸然而泪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略到政坛之多变，仕途之难测。
朱校长走后，教务长施承志代理校长。施代校长一直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他的资历、学问、道德、修养无不令人敬仰，朱校长的离开，对我校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学生的心理上，免不了蒙上了一层阴影，既为学校的未来担心，也为个人的前途不安。
武装示威游行
警校大礼堂前装有一具大型扩音机，音量大，声音清楚，在晨、午、晚休息时间，播放音乐和新闻，因学校教官大多留日，我们也经常收听日本节目。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发动“九一八事件”，在广播中大事宣传这骇人耸闻的消息，被我校教官听到，瞬息之间传遍全校，全校师生义愤填膺，情绪激动，不约而同的向大礼堂奔去。经过一阵骚动与混乱之后，大家决定推出代表，将“九一八事件”的真相，告知杭州各界，同时也决定以实际行动，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校全体师生五百余人，立即全副武装，装上雪亮的刺刀，拿着抗日的标语，一路以整齐的步伐、雄壮的队伍、响彻云霄的歌声、慷慨激昂的口号，浩浩荡荡向塔儿头（近断桥残雪）日本领事馆前进。队伍所经之处，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大家才知道日本军阀在今日黎明，无端在东北沈阳发动九一八事件，侵略中国。许多民众马上加入队伍，随我师生一起到日本领事馆示威抗议，游行的队伍如雪球一般，愈滚愈大。
我校从凤山门、清河坊、过湖滨、出钱塘门到了日本领事馆，以严整的队伍，在领事馆前，连续高呼抗议，并派代表向日本领事递交抗议书，历时一小时，然后再以整齐的队伍，照原路返校。游行示威，从上午七点多钟得到消息，到下午二时返校，我校师生始终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忘记饥渴和疲劳，完成了轰动杭市的反日行动。
这次爱国活动，激起了杭州市民的热血沸腾，热烈的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爱国救亡运动。
尤其大专学生，除展开宣传外，还纷纷和我代表联络，要组织学生抗日军，请我们担任教练，以实际行动，上前线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之战。杭州爱国青年积极反日活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反日救国组织也纷纷和我校联络。一个普通的浙江省警官学校，开始受人瞩目，事后日本报章和电台不断地大事喧嚷，指责浙江警校的武装游行和抗议，是反日行为，他们的叱责，更加深了国人对浙江警校的注意。
大军包围9月30日上午，正是星期一，我校师生，一如往日，在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会。浙江保安处，派了一营兵，在上仓桥一带戒严，极机密的层层包围我校，再严密的派兵监视大礼堂，限制我们行动，使我们大为吃惊，也非常愤怒。困惑、迷惘、紧张、沉闷，我们被困在大礼堂里长达两个多小时，其间只偶尔听到士兵们“不许动”的高声大吼。
直到士兵们全部撤离以后，总执行官才来告诉我们：“保安处搬走了我们全部的枪支弹药，因有人密报，匪谍利用我们的爱国情操和爱国狂热，企图谋夺学校枪弹和机械修护设备，为了警校和国家社会的安全，国家不得不出此下策”，他又说：“他们很客气，没有搜查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也没有审问和逮捕本校任何学生师长，现在请同学们冷静理智的回去上课出操。”
这次保安处计划周密，行动机密，很轻易、高明的缴械了我们所有的枪支与子弹。当时我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纯洁天真，不论总执行官如何安抚，我们仍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依然喧嚷咒骂，情绪激动，秩序混乱。
施校长老成有断，马上召集全体同学训话，一开头就说出他的沉痛和遗憾，然后向我们道出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并一再强调，一个有为的政府必需忍辱负重，不争一时之气，要争国家的千秋大业，所以大家要明白政府的苦心和抗日决心，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要识大体，认清敌友，努力学业，咬紧牙关，不计艰难打击，一旦时机成熟，立即投入打倒日寇的行列，救国救民。
施校长德高望重，是我们最敬服的长者，他醍醐灌顶的训示，点醒了我们的理智，满腔的怒恨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永志难忘九一八事变，日人公然侵略我沈阳，是我校最早得到消息，立即在两三小时以内，作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示威游行；并包围杭州日本领事馆，以行动向日本抗议示威，引起整个杭州的抗日爱国狂潮。这狂潮很快地传遍了全国，激起全国青年与学生的爱国狂热。当年杭州学生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爱国狂热，我终生难忘。
然浙江警校的学生没打过仗，竟被大军包围和缴械武器，在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说来我们正科第二期学生，真有点生不逢时，才开学不久，朱家骅校长就因政治因素，卸下所有的职位，到广州去了。朱校长在学术界是相当有权威的学者，在政治上更是熠熠明星。他的突然离去，对我们的学业与前途，自然有很大的影响，日后又发生“九一八”和“二一八”事件，国难当前，时局难料，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冲击，几乎使我们无法安心读书。
幸有施校长谆谆善诱，淞沪战争又建立了国人的信心，使我们认清了时代的使命，坚定了意志，终能继续埋首读书，有待来日，伺机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