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戴笠的特训班
1932年6月初，离我们毕业只有两个多月，正是我们忙于毕业论文和参观访问的时候，学校突然接到省政府公文：“奉中央命令，派参谋本部办公厅主任戴笠，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主持政治教育……”
当时我们最渴望的，是像第一期同学一样，参加政府的留学考试，到日本或奥地利留学深造，从未想到学什么政治教育，大部分同学也像我一样，既不了解政治，对政治也毫无兴趣。
想不到戴笠带着六位政治指导员，随着公文同时到来。他们一到，立刻马不停蹄地布置办公室，编政治小组，派指导员等等。气魄恢弘，说干就干，令人观念一新，觉得此君来头不小，大有作为。但是，戴笠是谁?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戴笠第三天的上午，戴笠率领六名指导员，召集全体同学在大礼堂讲话。戴笠的声音洪亮有力，讲起话来，身体晃来晃去，弯着脑壳，扬起浓眉，翻着大眼睛，向左右上下打转，给人有难以捉摸的神秘感。他一面讲话，一面不停地掏出手帕擤鼻涕。（似患有鼻窦炎?）
他先自我介绍一番，再一一介绍六名指导员，然后简单扼要地说：“中央为培植优秀青年，命我多方留意，加以政治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为国家尽忠，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素知贵校校风优良，学生品学兼优，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你们这一期即将毕1932年浙江警官学校毕业时业，适逢其会，经报请中央核准，派我担任政治特派员，负起政治教育之重任，让你们认识革命理论，走上正确的革命途径，达到革命救国的目标。”他这别开生面的讲话，既新鲜又动人，马上鼓舞了我们，使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将是我们人生转捩的一个新契机。
讲完话，他将我们两百多人分成六个小组，每一组派一位指导员负责领导，每天开好几次小组会议，以专题讨论方式，拟好纲要，人人先抒己见，再作综合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写成纪录，在各小组间互相传阅。传阅后，汇交特派员，由特派员办公室油印分发给同学。我记得讨论的题目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独裁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分野”、“领袖的重要性”等等，都是针对时代现象和革命趋势的大题目。指导员的深入分析，精辟见解，使我们茅塞顿开，大感兴趣，在不知不觉间，启发了我们的革命思想，也让我们认识了时代青年的新使命。
这六位政治指导员中五人是军校六期的，他们是徐亮、胡国振、简朴、罗杏芳和谢厥成，第六位是后来担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的赵龙文。我那一组的指导员是胡国振先生，浙江东阳人，他坦诚亲切，受他教导如沐春风，这套新颖进步的政治教育，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逼得我们口忙（一定要发言），手忙（一定要记笔记），大喊吃不消。也就因此，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8月初，政治教育刚告一段落，我们毕业的日期也就接踵而至了。
按规定，警校正科学生，在受完两年高等警察教育之后，要到浙江省各县市警局见习一年，再分派职务。我因传奇性地进入警校就读，到毕业时还希望找一个比较大的警局见习，以便进修外文、数理，再投考普通大学的插班生。现在有了中央特派员戴笠的介入，情况必有变化，前途如何，难以预料，只有静观其变了。
缘定三生少女时期的吴宛中毕业后，我暂时搬进一个公寓去等候消息，就在这家庭式的公寓里，又有一件奇事，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认识了杭州市籍的吴宛中小姐。
吴小姐原名廷玉，是官宦之后，祖上任江西、湖北两省大官，父亲服务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因时局多变，携眷回老家居住。但因祖屋破旧，正在补葺之中，就暂居公寓，刚好与我此邻而居。当时吴小姐是一个十六岁不到的小姑娘，一见生人就头低脸红，非常讨人欢喜，她的弟弟约七八岁，活泼调皮，老是跑到我房间来听我吹笛子，和我厮混。他知道姐姐爱读书，就把我书桌上的报章杂志和书籍，借回去给他姐姐阅读，经过吴小弟的中介，我和吴小姐以书会友，不知不觉间滋长了感情，但偶尔相遇时，彼此只点头打招呼而已，从未交谈。
不久以后，我被派到外地受训，这段微妙的感情也就戛然中断了。
1938年8月，敌机疯狂滥炸武昌，在蛇山附近，我和宛中小姐居然邂逅重逢，但仅见过三次面。就因时局紧张，她随家人搬到宜都去了。而我也漂泊不定，从武汉、桂林、贵州，辗转到了重庆，和她又失去了联络。
命运之神真的非常奇妙。在武昌时，我曾将服务单位的名称告诉过宛中，想不到1939年春，她考上“军委会政治部军事教官训练班”，路过重庆，又和我联络上。她的训练班在綦江附近的杜市，我刚巧被派在储奇门海棠溪工作，到杜市来去非常方便。见面次数多了，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我们就在重庆市海棠溪结婚，四年内连生一女两子，分别以“海、棠、溪”三字命名，是为我女张棠，我子张海、张溪。
在烽火连年、动乱不安、生死未卜的乱世，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过着安定的生活，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不管是缘是命，我都应该心满意足了。
“中央警察研究所”
1932年9月初，我没有收到警局见习的命令，却接到戴特派员的谈话通知，心中免不了十分纳闷。由公寓到学校的途中，我碰到了好几位同学，大家好久不见，高兴地握手寒暄，互相交换学校和分发实习的消息。我搬出学校后没有和同学联络，可以说什么消息都不知道，当我告诉他们我被戴特派员通知约谈时，他们既惊讶又羡慕。
在学校时，戴特派员似乎很忙碌，常常出差在外，很少和我们见面，我们可以说对他非常陌生。我准时到达戴特派员的办公室，在会客室里没等多久，就被警卫引见了。
戴特派员的办公室改装得相当气派，我向他说报告、行礼后，他的眼睛才离开卷宗，抬起头来向我凝视片刻，然后开始问话。他眼睛炯炯逼人，在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交触的一刹那，他眼睛的慑服力，令我紧张不已。
他简单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和家庭状况后说：“为了革命伟业，我需要培育一批爱国的优秀青年，所以创办中央警察研究所，特别到警校来遴选同学，受训半年，再按成绩分发到各中央机构工作。经我这几个月对你的观察和考核，你的表现很好，现在决定选你受训，如果你愿意，就等候通知。”他态度诚恳，语气坚定，几乎没问我什么问题，就一口气把话说完，我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就兴奋地连连说“愿意”、“愿意”，而告退了。想不到这样短短的约谈竟关系着我一生的命运。
约谈后大概第三天，我再度踏进母校大门，向戴特派员报到，在分配床铺和书桌时，才知道戴特派员从两百多名同学中，仅遴选了38名受训，其中四位是女同学。老同学又重聚一堂，抱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大家畅谈欢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回校后的第二天上午9点，戴特派员在餐厅召集我们38名同学训话，大意是：“各位同志，今天是我们中央警察研究所开训的第一天，我觉得很高兴。不过各位要知道这个研究所，不是研究警察，而是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救国图强的实际方法和技能，担任特种工作，采取绝对秘密的方式进行，所以今天没有开学仪式和邀请来宾。各位是我从二百多位同学中慎重挑选出来的，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央”的人，你们以后的工作都由我来负责安排，我一定会使各位学到别人想学都学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国家民族会有很大的贡献。训练的时间暂定三个月，除了训练费用统统由我负责以外，每月发十五元大洋，作你们的伙食和零用。
从现在起，一个月内不放假，不会客，不准对外通信、通电话，我对你们期望很高，希望你们安心地、专心地接受特种训练，革命工作应出于自愿，假如不愿意，现在还可以退出。”
当时大家沉默不语。我们完全不明白特种训练的真面目，心中免不了充满了好奇、神秘、疑惧等等复杂的心情。
中午，特派员和我们会餐，酒菜丰富精美，大家吃得很开心。当特派员离席时，指导员罗毅先生（军校六期）告诉我们：“以后口头称特派员为戴先生，公文称主任。”从此以后，我们就改称特派员为戴先生了。
戴先生个子高大，身材结实，马脸，挺直的鼻子，洪亮的声音，在讲台上讲话，不停地摇晃着上身，老是向右弯着脑壳（以后我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弯脑壳），并且频频从裤袋掏出手帕，捂着鼻子，用力大擤鼻涕。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说起话来自负自信，不时昂起头，扬着浓眉，以炯炯如炬的目光向大家扫射，令我们不得不敬畏慑服。
我们受训的教室和饭厅原是第二大队的寝室，寝室房间宽敞，光线好，空气流通，冬天还装了火炉，生活十分安适。教室每人单独一桌一椅，学员每月领十五元，其中伙食费八元，七元零用。以当时的生活程度来说，我们吃得好，零用钱花得开心，比一般学生舒服太多了。
在受训初期，每人发拍纸簿一打，铅笔半打，老师讲课不用书本讲义，完全口授，学生记笔记，一时“听、看、抄”同时进行，“心、眼、手”同时并用，非常紧张。下课后忙着整理笔记，阅读指定书籍，写读书心得，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忙到连休息和睡眠的时间都嫌不够。
训练的项目很多，以政治教育和精神课程为主，特别注重情报学、爆破学、侦察学、俄共格别乌（切卡）历史、秘密通讯、化装学、摄影术、人相学，还有方言、速记、汽车驾驶、手枪射击等等。原来这些就是戴先生所谓的“特种工作”，正如戴先生所说，这些都是“别人想学都学不到的东西”，也不是“人人想学就学得到的东西”。
几个月下来，除了速记令人头痛之外，不论是政治理论、秘密性或技能性的课目，样样新鲜有趣，令我既好奇又兴奋。
化装术非常有意思。我只要简单地改换衣着，随便地在脸上涂些灰土，就是在街上和同学朋友们擦身而过，他们都认不出是我。
爆破术最危险也最刺激。制造爆破物品时，需将配放的炸药和杀伤物（如玻璃、铁钉等）
装入瓶罐或特制容器之中。在配药、安装、保管与携带的过程中，随时都会爆炸，致人于死命；但是一旦将自己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制成的爆炸物，用小瓶小罐装好，跑到郊区，居高临下，对准目标，一掷而下，轰然一声，硝烟四散，那种感觉，对年轻的我们来说，说有多刺激，就有多刺激！
教方言的是一位风姿绰约、声音甜软的朱太太，她先生是教我们看相术的朱惠清老师。
朱太太是广东人，上海出生，北平求学，能说三地标准语言，使我们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会听，并能讲简单的南腔北调。
我个人对摄影学最感兴趣，日后成为我的终身嗜好，我也借着这个嗜好得以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我对驾驶最有心得，日后服务侍从室，在担任护卫的工作上，非常实用。
一位出色的女同学
特训班同学姜毅英特训班甲班，本来清一色全是警校二期同学，但一个月后，班上忽然来了一男一女。由于他们的加入，我班人数凑成了四十整数，男的是丁希孔（可能是化名），广东人，军校三期生，训练不久，就不知所踪，很可能另有秘密任务而离开了。
女的是姜毅英，原名姜岳根，“姜毅英”是她进特训班受训时，戴先生特别为她取的化名。
她是浙江江山人，戴先生的同乡，刚从杭州第一高级中学毕业。她中等身材，长长的秀发，灵活的双眸，端正的五官，朴实的打扮，沉默寡言，给人端庄文静的好印象。在短短数日之内，她赢得全班同学的好感，许多男同学都为她倾心，想尽办法与她接近。其中追得最热烈的是叶文昭同学，作为叶文昭的好友，我也乐得君子成人之美，有意无意地帮他的忙。
在我们结业时，戴先生放我们三天假，我要去笕桥航空学校访友，姜毅英也说要去笕桥农校会堂姐，要我作伴同去，我当然答应，约定坐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同时我又把去笕桥的消息告诉叶文昭，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求我帮忙，我就叫他第二天早上八时到车站会合。第二天，我们三人在车站会了面，姜毅英见到叶文昭，马上心中有数，但她没有表示。三人一路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美好，到了笕桥，约好回程见面的时间，我就故意找借口，请文昭单独护驾。这一次笕桥之行，就成了他们日后感情发酵的一个重要契机。
以后我去南京受训，戴先生派他们进电讯班受训，凑巧的是他们毕业时，正逢闽变，戴先生就命他们以工作夫妻（假夫妻）身份，潜伏厦门，布置秘密电台，负责通讯。就情报工作而言，通讯至关重要，就工作性质而言，危险性特别高。他们旗开得胜，达成任务，平安归来。一对原已滋长着爱苗的青年男女，在险恶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相互关爱，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绝对超过一般的真正夫妻。与同学叶文昭（1934年）近水楼台先得月，文昭兄如愿以偿，终于赢得毅英的芳心，而结为连理。
闽乱平息后，他们再潜伏昆明，设立秘密电台。当时“云南王”龙云对中央的态度不很友善，地下势力根深蒂固，情报人员潜伏工作，绝非易事，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以智力与勇气，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抗战期间，汉口沦陷前，他们在汉口法租界秘密建立电台，日本的情报工作相当厉害，潜伏极为困难。由于他们的机智，在极危险的情况下脱险而归，功在国家，是情报人员的典范。
照理说，这样出生入死的患难夫妻，应当永结同心才对；然因个性不同、抱负迥异、粗心过错等生活的摩擦，亮起了婚姻的红灯，终至离异分手，演变成日后各奔前程的结局。
乙、丙训练班
在我们甲班受训不久，戴先生又开了乙、丙两训练班。
乙训练班约二十人，全是男性，学员是由警校正科以外的班次中挑选出来的，指导员是军校六期的刘乙光先生（西安事变后他随扈张学良先生数十年），训练时间比甲班稍短。以后我才听说乙班是以“行动”、“警卫”、“交通”等作为训练的重点。
丙班人数不到十人，分成两组，分别受西餐服务和理发的专门训练，当然也有情报课程。
除领班厨师为男性之外，其余学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戴先生在我们教室的右后方，特别为他们开设了一家西餐厅和理发店，以供实习。
甲、乙、丙三班的训导主任是军校三期的史铭先生，他面恶心善，对我们学生很爱护，我们也很敬畏他。
为了保密的关系，甲、乙、丙三班虽是隔邻，却分开受训，分开生活，彼此不准来往。
但西餐厅和理发厅不能对外公开营业，又不能没有顾客，只好网开一面，准许甲班同学前去应卯。
所谓西餐厅，其实仅供应简单的猪排、鱼排、咖啡、红茶、西点而已，其目的在于训练员生的西餐礼仪、刀叉摆设、服务态度等等，作为将来担任实际工作时之掩护。因西餐厅的价格极为便宜（几乎等于白吃），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餐厅常客了。
理发店的服务，一律免费。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见有年轻貌美的理发小姐，免费洗头修面，明知是她们的试验品，仍趋之若鹜，绝不轻易放过这难能可贵的机会。后来倪永潮同学（胜利后任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真的追到了理发的蔡小姐，缔结良缘，成为同学间的美谈。
化装演习化装演习是训练课程中最有趣的项目，在训练期间我们有过三次演习。
第一次演习，是考验性的化装演习，男女同学一律参加，戴先生命我担任督察。督察的工作是要依演习计划，考核每个化装的同学，对他们的场所选择，化装技术、言行举止、外形神态等，我都需详述暗记，再做成秘密报告，报呈戴先生察阅。
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大钞，给我购买衣物和工具，我仅花了两块钱，就在旧货店里买好了所有的化装工具。当我把余钱归还给戴先生时，他不但不收，还似怒似喜地训斥我：
“真没出息!连钱都不会花，把这些剩下的钱都拿去用罢!”这是我第一次碰戴先生的橡皮钉子。
那天我化装成电气小工，租一部脚踏车，面上抹些灰土，按照腹案，满城飞驰，一个也不遗漏地巡查过去。完成督察任务之后，承蒙戴先生慰勉有加，有了他的赞许，我所有的辛劳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综合当天演习所见，大致上人人都事先费了一番心机，表现得十分良好。尤其张培兰同学，化装成卖芝麻糖的小贩，一身乡下土布衣裤，配合扁担箩筐，坐在小板凳上，形象神态都惟妙惟肖，是化装最成功的一人。
戴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十分高兴，特别命我陪他到实地观看。张培兰在湖滨公园口、杭州体育场前面摆摊，地点选得很适当。戴先生远远地下了车，边走边观察，面带笑容地走到他身旁，正准备拍照做参考时，张同学竟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立正鞠躬，使戴先生啼笑皆非，连声说：“完了！完了！这么精彩的化装，被你这样一来，就失去意义了，这证明我们训练不够。以后要以此事为镜，加强训练！”这是我们化装表演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插曲。
我班四位女同学，只有三位参加。姜毅英（后为少将）化装成高贵少妇，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到西湖湖滨公园一转，惊鸿一瞥，引起游客注目，对她评头论足，使她不得不快步离开，雇车返校。龚成香同学为人保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化装成什么好，最后急得掩面哭泣，只有请我这个临时督察，转请戴先生免除她的化装演习，经我转报后，戴先生一笑置之。吴孝姑同学（后为国大代表）比较成熟大胆，化装成村姑，手提竹篮，高声叫卖落花生，非常入戏。她事后告诉我，当天撞到几个吃豆腐的登徒子，极为讨厌。
第二三次的化装演习，实际上是化装警卫演习。因委员长在我们受训期间，曾两度巡视杭州，戴先生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命令我们秘密组成一个周密的警卫网，由指导员指挥，合力担任卫护委座安全的重要任务。这是人生难得的际遇，人人莫不竭尽智力，全力以赴。
我化装车夫与小贩，到指定的艮山门一带（艮山门是杭州到笕桥航空学校的必经之地）负警卫任务，幸一切顺利，我们圆满达成任务，使戴先生极为高兴。
严格来说，这几次演习，我们还是闹了不少笑话。我们的化装不外乎小贩、黄包车夫、小工等，而我们学生对社会百态、民间习俗所知太少，虽然外形化装得惟妙惟肖，而举止言谈破绽百出。例如装小贩的斤两不分，价格乱开；拉黄包车的街道不熟，远近不明，说不出车资，等客人进屋去拿零钱时就溜之大吉，或根本不收车钱；有位同学竟忘其所以地说“不要了！明天再来拿”；有的借口等人不作生意等等，莫衷一是，笑话百出。
缺陷戴先生开杭州、南京两特训班，是中国情报史上破天荒的创举，既无成规可循，老师又难请，更缺乏教材设备，缺陷之多可以想见。就老师而言，都是多方设法，临时聘请而来的。
但因交通不便，时间调配困难，有几门课程，就一连几天，一口气教完，教的人固然辛苦，听的人也难免乏味。
我们爆破射击、照相、驾驶等训练的地区都是在杭州市区和市郊，训练时大模大样，一点也不保密，自然被市民看在眼里，引起注意。我们几次化装演习，更是笑话百出，有悖常理，不免引起市民的种种猜疑，以致流言四起，谣传浙江警校是蓝衣社的训练基地和大本营。
其实当时并无蓝衣社的组织，也无蓝衣社的名称。
我们还是以后得知，那时军委会政训处刘健群，提倡组织蓝衣社，以南京为中心，在全国各阶层发展组织，分发小册子，进行反日肃奸的爱国活动，大振民心士气，成为日寇的眼中钉，政敌的死对头。但也因此被日寇利用，捏造事实，诬我政府组织蓝衣社，进行反日与排除异己的阴谋，引起各方震动，国际瞩目。杭州各界也因此捕风捉影，认为浙江警校是蓝衣社的大本营。
虽然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但因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使我们年轻人大感新鲜刺激。尤其四个月的训练，生活安适，精神愉快，我们都庆幸有这千载难逢的奇遇。
洪公祠特训班
我们特训班甲班，于1933年元月下旬圆满结束，没有任何仪式和庆典，只有戴先生在杭州青年会，请我们师生四十余人吃西餐，告诉我们吃西餐的常识，使从来没有吃过西餐的同学大开眼界，是极富教育意义的一个惜别餐会。骊歌既唱，我们也就奉命分散了。
元月28日我同毛森、石仁宠、张人佑、郑海良、王涤平、罗道隆、程慕颐共八位同学，奉命到南京洪公祠特训班“再受训”。从杭州到南京，我因年轻无知而闹了笑话。我们奉指导员指示，两人一组，秘密乘坐沪杭联运火车，到南京牌亭巷的一个旅馆下榻待命，途中不许暴露身份。我和蒋志向同学一组，两人非常认真地编造彼此关系，以及编造到南京考大学的故事等等，以防指导员的考验，和宪警的盘问等等。总算一路顺利，轻松愉快地到达了南京。南京是中国首都，我向往已久，今天亲身瞻仰风貌，兴奋得难以形容。提着简单的行囊，跨出车站，看到灯光明亮，广场宽阔，气派不凡。然夜晚冬寒，车站前面空空荡荡的，有些凄凉!为了保密起见，我们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样子，慢条斯理地步出车站。想不到到了广场，居然找不到一辆出租的汽车和马车。经我们一打听，原来汽车和马车早已被前面的旅客捷足先登了，在懊恼之余，我们见尚有黄包车可雇，就很快地跳上黄包车上路。
一近挹江门，见到雄伟的城墙耸立天空，我们被壮丽的景观、广阔的柏油马路、茂盛整齐的梧桐树所吸引，一时尚不觉寒冷。但没多久，惊觉到南京比杭州冷多了，寒风迎面吹来，手足僵痛，肌肤欲裂，全身颤抖，实在忍耐不住。我回头问后面车上的志向兄，他也说要冻死了。于是我们两人同时下车，跟在黄包车后面，慢跑御寒，一口气跑了十多华里，跑到牌亭巷时，热气腾腾，温暖舒畅。
到旅馆时已值深夜，虽十分疲劳，却想到前途未卜，思潮起伏，杂念纷集，以致转辗床褥，无法入眠。将近黎明时分，迷糊中见志向兄被人叫起，匆匆离去。我在学校和志向兄最为投缘，这次自动组成一组前来南京，途中畅谈欢笑，极为愉快。今晨突然分别，为了保密，连他的去向都不知晓，就握手而别了，怎不叫人黯然神伤呢!志向兄学识能力都很优秀，但为人倔犟，虽担任过很多公开和秘密的工作，却常不称心如意，一再的遭受挫折。抗战胜利后，他任上海市消防处科长，携家带眷，总算有了安定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
我于翌晨向洪公祠特训班报到。洪公祠是南京丰富路（离新街口不远）的一条小巷子，训练班设在一所古老的旧衙门里面，环境十分隐秘僻静，平时门扉紧闭，高深莫测。园内有旧式木造厅舍多间，面积不大，但足够作为教室、礼堂、卧室、餐厅、办公室之用。房屋右方靠墙角处，有多株常青古树，古木苍劲高大，枝叶茂密，潮湿多荫，既神秘又诡谲。更奇特的是有一大群黑压压的乌鸦，以古树为家，不知已有多少岁月。每当日落黄昏，群鸦夜宿，鼓噪不止，久久才能安静栖息，更加深了洪公祠的神秘性。
班主任名义上是王固盘先生。王主任，天津人，是中国警察界的耆宿，民国五年毕业于北洋高等巡警学堂，进德国柏林警察大学深造，历任警务处长、首都警察厅长、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等职，对中国警察行政和教育贡献很大。1932年，王主任担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少将处长、兼南京特训班主任，下有大队长李士珍先生，区队长张炎元、陈玉辉先生，秘书郑介民先生，好像记得戴先生仅以“力行社特务处处长”的身份在领导，并没有特别的名义。
该班训练时间的长短、学员人数、学术课目和“杭州训练班”完全一样，但学员全出身军校前期（以六期最多），资历深，能力强，富社会经验，和我们纯学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实际上他们的训练已接近尾声，和我们在一起受训，只有短短的三周。而我们的“再受训”，也只不过是和他们一起接受政治和精神教育而已。很明显的，这是戴先生为了日后工作的需要，所作的特别安排。
洪公祠同学之间，以数字为代号，彼此用化名，混合训练的时间虽只有三个礼拜，但彼此没有隔阂，也没有压迫感，大家相处融洽。到了二月下旬，我们就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去了。
这就是我参加特种工作训练的全部经过。许多人猜想特种工作的训练一定恐怖、不人道，事实上对年轻的我们来说，这是既新鲜又有趣，叫人永难忘怀的一种训练。
戴先生和浙江警校的渊源
从戴先生到警校担任政治特派员和特训班主任，前后约六个月，因他经常出差，和我们学生们相处谈话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举止洒脱，态度诚恳，谈吐不拘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对他又敬又爱。六个月中我们对他大有来头的声势和特种工作的使命，已渐渐有些了解，但对他的底细与未来的计划，则一无所知。
还是到了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个复兴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团体，由黄埔先期同学所发起，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经蒋先生核准，采取秘密方式，推行抗日反共救中国运动，设有组织、训练、军事、特务等处。其中各处人选都已核准，唯独特务处空悬未定。据戴先生亲口对侍从室特务组长黎铁汉说，力行社十多位最高级的核心干部，都知道特务处的分量，虽有心问鼎，却不表示意见，恭待蒋先生裁决。谁知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蒋先生在干事会里说：“戴笠同志对特种工作有天分，近年来他在这方面的成绩，表现得非常优异，特务处可交他一试。”戴先生因此就登上特务处的宝座，蒋先生同时又亲下一张条谕，勉励他好好努力。
在当时极重视阶级和资历的时期，戴先生才不过是军校六期毕业生，既无战功，也从未担任过任何重要公职，比军校一二期的老大哥，无论资历阶级都相差一大截。但他受到蒋先生的赏识，因此有人嫉妒他，也有人敬佩他、巴结他，他本人当然十分清楚，他的责任艰巨，阻力四伏，这一任务的成败将关系着他一生的成败。
戴先生毕竟是稀世天才，加上他有别人所无的江湖阅历，认识三教九流的朋友，洞悉社会百态。他一接到任命，立即展开才华，刻不容缓地邀请他最知心的同学好友十余人，于1932年4月1日在南京徐府成立特务处。他更知道要特务处积极的展开工作，一定要有忠心勇敢的干部，于是他立即开办南京洪公祠特训班（掩护名为中央外语研究所），请王固盘先生出面担任主任，号召他军校同学（以六期占大多数）38人入班受特种训练半年，成为他的第一批高级核心干部。
他又高瞻远瞩地看上浙江警校，有计划地以警校为训练人才的中心，进而争取警察，成为他革命大业的生力军。因此在他接任特务处仅两个多月，就被任为浙江省警官学校“中央政治特派员”，于1932年6月初，到我校展开政治训练。9月初正式接办警校，调王固盘先生担任校长，招考正科第三期学生。
同时他又开办杭州特种训练班（名为中央警察研究所，戴先生自任主任），在警校正科二期应届毕业生中挑选38人入班训练，课程和教官都和南京特训班完全相同。南京特训班办了两期后停办，以后专以浙江警校为训练基地，除继续办理警校正科和特训班等已有的班次之外，还添设无线电和译电训练班。一直到抗战开始，戴先生一共培育了特种工作干部和高级警官约一千余人，先后资送范学文、陈宜生、黄佑、冯文尧、王渭周、叶霞翟（日后和名将胡宗南将军结婚）等先后赴德、美两国留学。
1936年8月，中央(按：国民党中央)为统一警官教育而下令：“就警官高等学校，合并办理较有成效之浙江省警官学校，成立中央警官学校，各省已办之少数警官学校一律停办”，从此“浙江警校”和“警官高等学校”合并为一，成为“中央警官学校”，使浙江警校在中国警察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使我们各期各班同学服务的区域遍及全国，这都是戴先生的力量。
1937年，戴先生为适应抗战肃谍除奸的需要，以“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身份，特别经呈兼校长蒋委员长核准，成立“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培养政治、军事、情报、警察人才。他又先后开办临澧、兰州、黔阳、息烽、东南、建瓯、北平等训练班，培育忠心的革命干部，共计一万二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