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出茅庐
1933年，我虚岁二十三。
是年2月底，洪公祠训练班结业后的一个月，我和詹藜青（军校三期、南训班）、徐远举（军校六期、南训班）、马壬、虞廷金（两人均为浙警正二期、杭训甲班），分发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担任邮件检查工作，由詹藜青任组长，我副之。
首先我们去晋见“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承他告知邮电检查对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做邮电检查的原因。又承他训勉，做邮电检查人员，除保密之外，还要有良知和道德操守等等。随后他命参谋发给我们到差公文，从公文中，我才知道詹组长、徐远举分到竺桥邮局，马壬、虞廷金到三牌楼邮局，而我一个人则被派到新街口邮局。
这是我跨出学校以来，第一次步入社会工作，又不知道什么是“邮电检查”，心中免不了忐忑不安。
新街口邮局有平房三大进，是很有规模的一等邮局，员工二十多人，每天进进出出的信件和包裹数量相当庞大，因此邮局人员和邮差都很忙碌。我见了局长张承祖先生和有关人员后，就向一位顾组长报到。顾组长是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很和气，说一口江北话，很不好懂。据他说邮局员工对“邮检”有厌恶排斥之心，而信件这么多，也不可能逐一检查，就是抽查，也查不出名堂，最多不过是查扣、汇交一些由香港和两广寄来的反动杂志与报刊而已。
听了顾组长的解释，我了解到邮件检查的工作，上级并不重视，派来的检查员多是酬佣性质。后来我见到应该是中央党部派来的一位女检查员，大约三十多岁，态度冷漠，不苟言笑。每次到邮局来，旋风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依我的猜测，她很可能就是一个挂名的人。
我再环视邮检工作的地方，在邮局第三进左边角落，有背对背的书桌两张，桌上只有象牙签两片，每片象牙签约三寸长两三分宽，两头削成薄薄的半月形，这就是检查信件的全部工具了。至于邮务人员，我早就听说他们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人人奉公守法，负责尽职。我到邮局后，和他们礼貌地周旋，轻松地谈笑，尽量消除他们对我的厌恶与排斥。
大概一周以后，我对邮局的作业有了全盘了解。邮局平信的数量极多，因此有收信、发信两大过程。不论是从邮筒收来，或是从别处邮局转来的信件，在递送之前，都要先汇聚在一起，经过“收信”、“分信”的手续。而快信、挂号信因数量稀少，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
知道了他们的作业流程以后，我每天比别人早到，等邮局把信件倒出来分发处理时，我马上从中拿出一批来，一一翻看寄信和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然后凭直觉，抽出其中的几封来检查，在邮局分信结束之前，我也全部抽查完毕，既不耽误他们的时间，也不妨碍他们的工作。
至于快信、挂号信，不但有时间限制，又常常牵涉金钱，邮局非常重视，指定由专人管理，如想检查，非常困难，稍有疏忽，还会惹祸上身，因此检查人员从来不查。我年轻胆大，一面处处配合邮局的工作流程，一面又和邮局上下相处融洽，他们就让我试着检查，想不到一举成功，我从快信、挂号信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资讯。
闽北历险1933年11月20日，福州李济深、陈铭枢，与十九路军等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戴笠处长，早已洞烛先机，派出精干的情报人员，搜集到正确情报，用当时新开发成功的秘密轻型无线电台，迅速将情报呈报蒋先生，裨使蒋先生帷幄运筹，掌握所有的军情与叛乱情况。
在戴处长调派浙闽粤精干到福建搜集情报时，我们南京首都邮件检查处的三位同志：马壬、虞廷金和我，也被紧急召调到闽北服务，由我担任组长，用“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记者身份，秘密携带各单位联络资料，星夜由杭州奔向福建浦城晋见戴处长。
我们于1934年元旦，搭京沪杭铁路，赶到杭州，与负责人胡国振先生联络。胡先生是戴处长亲信的黄埔六期同学，也是我们三人的政治从南京到建瓯指导员。他是浙江东阳人，在浙闽赣交界处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知之甚详。他亲切地把我们带进办公室，指着地图，详细地指点我们：“现在由杭州到金华的火车票还买得到，到江山和浦城就难说了……”
去金华的火车票很快买到了，胡先生勉励我们说：“由江山翻越仙霞岭的一段，十分惊险，火车军运管制极严，混上去极不容易，但你们年轻力壮，机警敏捷，只要同心协力，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果真，当我们黄昏到达金华火车站时，就被军方赶下火车，无法前行了。
我们穿着便衣，只有“军事杂志社”通讯员的一纸条戳，虽与有关人员再三交涉，都遭到不友善的回拒，我们徘徊在月台与车站之间，再三地打听，才知道目前唯一可行之路，是由公路从兰溪到衢州转江山。
金华到兰溪、衢州、江山的公车本来就不多，现在军运孔急，火车客运停开，我们商量了一下，像我们一样改乘公车的旅客一定为数众多，公车必定拥挤不堪，而我们的行程，急如星火，绝不能在车站望车兴叹，于是我们扔掉一些行李，提早赶到车站，占好有利的位子，相互掩护着去抢购车票，再用霸道式的方法，分由车门与车窗上车，总算顺利地上了车。
到江山时天色已晚，经我们打听，从江山到浦城，问题多多，困难重重，经过一整天的焦虑不安，大家都疲惫不堪，只好随便找个小旅馆暂住一宿。
在平时，江山附近水光山色，景致宜人，现在成为军需补给中心，是军队调遣的重点，全城充满了浓厚的战争气息。
翌晨我们奔到车站，才知道要去浦城，只能乘公路局车到峡口，转车到二十八都，再从二十八都转浦城。
峡口离戴先生的家乡很近，设有警察分局，分局长魏贤是我警校学长，想到峡口地位特殊，对我们此行必有帮助，于是毫不迟疑地买了车票去峡口。
闽北历险时的战地通讯员幸亏去峡口的乘客不多，我们顺利抵达，可惜魏兄公干外出，经警局人员相告，下午将无任何车辆开出，我们无计可施，只好暂借警局办公室过夜，这两天拼命赶路，既紧张又疲累，大家草草吃饭，早早入睡。
我责任在身，一时思潮起伏，烦躁不安，无法合眼，忽然心血来潮，爬起来跑到车站，时已午夜，车站仍然灯火通明，站长还在办公。站长姓苏，长相清秀，年纪很轻，寒暄间，我发现他是我同乡温州瑞安人，我们以温州话交谈，顿感亲切，马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他主动问我，为什么要在兵荒马乱的深更半夜赶到二十八都去，我就说：“我是军事杂志社的战地通讯员，务必赶到战区去采访新闻，所以内心十分焦急，再加上寒冬时刻，客居异乡，苦寂寒冷，无法入眠，就前来车站碰运气，希望有车可乘。”
他对我非常同情，诚恳说：“客车已全被征调军用，你身穿便衣，想搭任何车辆都无可能。”
在失望之余，我沮丧地请他帮我雇挑夫步行赶路，他见我去前线的心意坚定，不得不格外的同情：“徒步确是一个办法，但路途遥远，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动乱不安的时期，翻山越岭，实在太危险了，你不如把行李拿到车站来，让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我喜出望外，高兴得手舞足蹈，飞奔警察分局，叫醒马、虞两兄，背起行囊，连走带跑地赶到火车站。苏站长看到我们自背行李匆忙而来，感动地说：“你们做事这样敏捷认真，你们苦干的精神实在叫人佩服，老乡!我一定会设法送你们到二十八都去。”
说也凑巧，军方临时在峡口征雇夫子30名，连夜要用汽车送他们到二十八都去，我们向苏站长一再道谢，在深夜一时，和夫子们一起挤上了卡车。公路坎坷多弯，颠簸震动，时为隆冬，寒风刺骨，老牛破车，气喘吁吁，开在荒山野岭之间。夜雾飘缈，月亮隐约，景色朦胧凄凉，如梦似幻，几不知身在何处。我瑟缩在车后的稻草堆上，昏昏沉沉，似醒非醒，听夫子们的鼾声，此起彼落。半夜三时左右，我们平安抵达了二十八都。
二十八都是浙江、福建和江西三省之间的交通要道，平时商贾来往，相当繁荣，现在战情紧急，军旅云集，虽已深夜，灯火处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经过好多道哨兵的盘问，我们才找到警察分驻所，暂求一宿，不意碰到警校同队同学何茂星，那天他正好在警所值夜，他乡遇故知，同学相见，我们情不自禁的，紧紧握住彼此的双手，久久不能放开。
由二十八都到浦城的公路，是临时赶筑而成的，除军车之外，一无任何其他交通工具可用。何兄建议我先去军委会，找林处长帮忙，如不行，只好花钱买黄牛票了。事不宜迟，休息不到五小时，我就匆匆忙忙地去见林处长，想不到事情大大出人意料之外，他摆出一副官僚架子，态度极其恶劣，还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想也许是战事紧张，他心情不佳，于是忍气吞声，一再恳求，他硬是铁石心肠，理也不理，拂袖而去。
不得已，我们只好走黄牛路了。经过了半天的摸索，总算找到一位驾驶班长，他对我们冒险犯难的精神非常佩服，答应以每人两元的代价，悄悄地到指定地点上车。卡车上装的是大桶的高级汽油，人蹲伏在汽油桶上极不舒服。到浦城必须翻越仙霞岭，仙霞岭山高路险，商旅视为畏途，现因战事，临时赶造出来的一条公路，路况极差，仅勉强可通车，路上坡度大，弯道多，一路颠簸震荡，惊险万状，迄今回忆起来，犹毛骨悚然，心有余悸。抵达浦城时，腰酸背痛，手脚发麻，满身灰沙，狼狈不堪。
再赴建瓯到了浦城，很快的找到联络地点，戴先生刚好有急事去建瓯，吩咐报务员丁祥峨（我同期同学）留虞廷金在浦城工作，命我和马壬立刻会同电台台长苏明（军校六期）率三位报务员赶赴建瓯。我们匆匆忙忙吃了一顿饭，经过一波三折，到黄昏时刻，才征雇到四名挑夫，然后拖着十分疲困的身体，立即起程，星夜赶路。
从浦城到建瓯原可乘船顺流而下，但在战争期间，军用繁忙，根本雇不到船只，不得已只好靠双腿步行了，连日来，我和马壬疲累已极，现在还要带着笨重的电台、电瓶连夜赶路，真是苦不堪言，我们现在总算尝到了“特种工作”的特种滋味了。幸苏台长老于世故，很多困难都能一一克服。
我们一行摸黑赶路，才横过浦城机场不久，就发现方向不清，路径不明，迷了路！还好附近有一小村庄，我们找到热心的村长，安排食宿，才得以度过第一夜的难关。
当时闽北交通不便，地方落后，山高水恶，土匪横行，我们穿便衣，未带武器，还有四个挑夫扛着两台沉重的电台跟着我们，大家免不了一路提心吊胆，深怕引起强梁觊觎。幸从浦城到建瓯大都沿着闽江行走，不必翻山越岭，沿途村落处处，食宿不难，加上天气晴朗，太阳和煦，我们苦中作乐，一路饱览着闽江的水光山色。
如是朝行暮宿，于第三天下午三时许，抵达繁荣的水吉，这时离建瓯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因连日赶路，大家精疲力竭，挑夫大喊吃不消，经我和苏台长研商，决定当晚在旅店休息，痛快地饱食一顿，待明日一大早动身，在天黑之前应可安抵建瓯。
几天来，我们对挑夫友善，他们也老老实实地跟着我们同行同宿。现在已逐渐接近前线，我们怕挑夫临阵脱逃，就特别选了一个有楼的客栈，安排挑夫睡在楼上，以便监视，我们又在暗中观察，见几个挑夫神色如常，一无异状，等他们睡熟之后，我们也就放心的各自回房就寝了。待东方既白，我翻身起床，上楼去叫夫子们吃早饭，不料人去楼空，原来他们早有计划，乘我们过于疲劳，熟睡不醒之际，由窗口翻楼，逃之夭夭了。1934年于建瓯我们请客栈店东帮忙，另雇挑夫，一直没有下文，我们逼于情势，只好硬起头皮，抛去行李，轮流扛抬沉重的电台。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千辛万苦中，遇到八个壮汉，被我们拦下恳求，以立付大洋、每人一元的代价，雇到其中四人，扛抬电台，赶到建瓯。原来战事已近尾声，民众作业、社会秩序，都在恢复之中，路上所遇夫子，正由建瓯回水吉，他们当然清楚战况，所以很放心地替我们抬东西去建瓯。近黄昏时我们到了建瓯，和苏台长一行告别，互道珍重后，我和马壬就前去看戴先生了。
戴先生落脚在一栋大厦深院之中，花木扶疏，环境隐蔽清幽，想不到他一看到我们，连招呼都不打，劈头就骂：“你们怎么现在才到?我还以为你们被土匪掳去了，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们不过是庙里的木偶，如果灵的话，我会供酒肉水果，如不灵，就丢到茅厕里去!”
戴先生无头无脑地大骂，搞得我们如坠雾里云中，摸不着一点儿头脑。
忽然之间，戴先生又语气一变，用很温和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的食宿我已关照毛万里（毛曾任杭训班副官）了，现在好好休息，明天早晨去见侍从室侦查班黎铁汉组长，他会安排你们去他那里工作，从这个月起，我给你们每人加薪十元，好好努力罢！”
这个消息使我们喜出望外，把我们从莫名其妙的深渊中拉了回来。
闽变即福建事变
闽变还不到两个多月就被中央敉平了。
当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筹划叛乱阴谋的初期，戴先生已有正确的情报呈报中央，以后他们意图和中共联合，向两广、四川、云南多方拉拢、煽动刘和鼎军叛变等诡计也被戴先生收集到，因此中央早有种种对策。戴先生又运用心理战术、策反战术等，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各实力派将领弃暗投明。
其中有一鲜为人知的关键大事，那就是驻防闽北的刘和鼎将军，正夹在叛军和共军之间，不断地受到笼络和威胁，他若倒向福州人民政府，叛罩就会向浙江挺进。蒋先生洞烛先机，派飞机空投巨额军费，再派干员谕知中央对他的信赖与重视，并命他严密防守，会同友军进军。刘和鼎是地方部队，对闽北地形极为熟悉，了解中央三军的战力，和闽浙赣的军事部署，在权衡轻重得失之后，他当然唯命是从，闽变战局的迅速结束，他是关键人物。
听说十九路军名将翁照桓等，在延平战地掩体内，作竹城之戏时被捕，可见他们的狂傲自大，目中无人，一世“铁军”的英名，毁于一旦，怎不叫人感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