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所了解有关曾祖父的情况，只限于在历史教科书里极有限的材料和家中流传的一些故事。后来读过一些关于曾祖父的书，也见过几位作者。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还不曾想起要为先曾祖父宗棠公写点什么，更不用说一本完整的传。那时我对他老人家的生平其实了解得不多。幼时在家中书房里，有一只书柜，存放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翻阅。原因很简单，那时既看不懂，也没有兴趣。从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学校里课程繁重，应付考试还来不及，有点闲暇，宁愿去看小说、电影，上操场玩玩球，也不会埋头在故纸堆中。在大学里读的是理工科，及至工作之后，对文史方面的书籍涉猎更少。1939年长沙大火，家中所有的文物书籍，包括一套《左文襄公全集》，都付之一炬。因此长期以来，我所了解有关曾祖父的情况，只限于在历史教科书里极有限的材料和家中流传的一些故事。
后来我也看过一些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其中有一些关于曾祖父的故事；还有三本专门写曾祖父的书，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有两本书我读过，还接触过其中一位作者；另一本未读过，但却与它的作者会见过。
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1936 年我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那时在燕京大学任助教的表姐饶毓苏告知我，陈其田教授约我去谈谈。我如约去燕大经济系会见了陈先生，他告诉我正在写这本书，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曾祖父的资料和照片等，我答应尽力去办。1937年暑假回家，不想几天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南迁，燕大留在北平，我和陈先生因此没有机会再接触。这本书据说1938年在北平出版，我始终没有读过它，从书名看，当是写曾祖父办洋务的事。
1939—1940年我在重庆上大学时，读到另一本英文著作《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书中详细内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印象一般，所叙述的事实大致早已知道，也收集了一些遗闻逸事，有些显然是不可靠的。这是最早的一本外国人写的曾祖父的传记。作者是一位美国军人，书中对曾祖父给予很高的评价；也难为他读了许多中国史料，包括一些野史，在当时就算是一本较详尽的曾祖父的传了。尽管这本传不能说有什么特色，但可表明曾祖父在外国人心目中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爱国英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大姑父夏敬观告知我，有一位秦翰才先生是专门研究文襄公的，想来和我谈谈，我表示欢迎。一天，翰才先生到武进路我的寓所造访。他当年50余岁，中小个子，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说正在写一部《左宗棠传》，希望我为他收集家中流传的逸事，并提供文物照片等。他还送了我两本他的著作《左文襄公在西北》和《满宫残照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几乎没有见他露出笑容，只是全神贯注谈他对文襄公的研究——他的毕生的事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写了一篇曾祖父的逸事，大都是家中流传的故事。十余天后我到他的工作地点——靠近苏州河的一家银行，去拜访了他，将写好的材料交给他，他默然地接受了。因为是在工作时间，没有多谈。以后我还想为他收集一些家中的文物照片，但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去北京工作。那时工作既忙，运动又一个接着一个，和翰才先生就失去联系了。那次在上海苏州河畔是我们最后的一面。直到1983年底，才听说他已于1968年去世。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的遗著《左宗棠逸事汇编》，我写的那几则逸事也在书中刊出了。
《左文襄公在西北》这部书，我当时翻阅过，但一直没有细读，因为后来多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与文史距离较远；当时的环境也不鼓励人们去钻研封建时代的人物，即使是自己的先辈。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细读这本书，觉得它收集资料丰富，是迄今比较详尽、公允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研究曾祖父的一本经典著作，可惜只限于叙述西北的事迹。
王震同志对曾祖父的肯定与积极评价，对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是中央的拨乱反正政策实施以来，史学界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肯定曾祖父收复新疆的重大功绩，以及为办洋务恢复名誉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杜经国先生197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论文，以后陆续有董蔡时、杨东梁、沈传经、耿士信、刘泱泱诸先生，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的“笔谈左宗棠”专辑等大量文章发表，作者大多采取了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震同志公开发表了几次谈话，充分肯定了曾祖父收复新疆为中国人民立下的功劳。王老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的谈话极有分量，这对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83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是与曾祖父有关的大事，也是他老人家死后遇到的不幸。我收到在长沙家人的来信，说曾祖父在杨梅河的墓被盗了。据说是在“文革”末期的1974年，盗墓之风盛行。一位农民认为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墓中必有宝藏，因此掘开了墓，打开棺木，发现曾祖父遗体未腐，面目栩栩如生，但宝物却没有。盗墓者一气之下，就将他老人家的遗体抛弃在墓旁，恨恨而去。后来有好心的老农民黄大爹挖了一口浅坑，将遗体放入，用浮土掩埋好。当时不要说远在外地的我，就是在长沙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这位好心的黄大爹辗转告知了长沙的家人，我们这才知道。作为后人，听到这样的事，我们都很痛心，也很发愁。修墓要花一笔钱，我们的财力都不充裕，但还可以设法筹募。更重要的是，曾祖父是一位历史人物，社会上还有争议，“文革”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同意，私人修墓恐怕也有困难。在无可奈何之下，我想到求助于王震将军，就贸然写了一封信给王老，希望他能给以帮助，其实也是姑且试试看的意思。
不到一个星期，8月23日晚8时许，王老派了一位何参谋来接我，到了西城区他的寓所。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刚从青岛回来，看到你的信，找你来谈谈，晚了一点了。”我听了很感动，他老人家这么忙，这么快就约见我，已经大出我的意料，他还这么谦和，也真叫我这个后辈不敢当了。他的第二句话也是开门见山，说：“左公的墓我会通知国务院转告湖南地方办理，你不用操心了。”我这才放了心。
这晚我们就不用谈修墓的事。王老对曾祖父收复新疆的事迹很感兴趣，对史学界近来开展的重新评价曾祖父的业绩给予重视，说：“史学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令曾祖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那晚王老谈兴很浓，谈到曾祖父的功绩和对洋务派的评价，又谈到左公柳，兴致勃勃地吟诵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有名的歌颂左公柳的诗；还殷殷询问左公后代的情况。
直到晚11时许，我们的谈话才结束，临别前他赠给我一套他签名批阅的《左文襄公年谱》（共4册），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陆已多年没有印售过这本书。他还谆谆嘱我，今后多研究曾祖父的事迹。
从王老赠书以后，我这才开始用心研读有关曾祖父的史料，除了《年谱》外，还较细心地涉猎有关的专著和报刊文章。由于王老曾嘱我找一找《左文襄公在西北》的作者秦翰才先生，显然他对这本书和作者很有好感。我已多年没有和秦翰才先生联系，因此征得王老同意，写一篇访问记，提一提这件事，估计会得到回应的。不久我将写好的文章寄给王老，王老作了些修改，并且将题目改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应。各地报刊大都迅速作了转载或介绍。我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几乎一致赞扬王老的远见卓识。海外亲友也迅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它的摘要，他们对王老所说的话都十分感奋。王老说：“要尊重历史，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认为，从王老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有功人物、尊重传统文化的。王老的谈话对海内外人士和统战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后几年间，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左宗棠研究”的热潮。《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全集》《左文襄公在西北》《逸事汇编》和几本有分量的评传和研究论文集等都陆续出版。1984年和1985年还分别在苏州和长沙举行了两次“左宗棠学术讨论会”，收到了百余篇论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分别作了报道。特别是1985年11月在长沙的那次会议，由湖南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等联合主办，同时也是纪念曾祖父逝世100周年和长沙曾祖父墓修复落成。王老于会议闭幕之日赶到长沙，第二日接见了大会主持人和左氏后裔中的几位代表。王老听取了大会的汇报，并指示说：“左宗棠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有功就是有功嘛！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烦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
我萌生了为曾祖父写一部较详尽、完整、客观，更为符合史实的传记的意图。
我开始较认真地研读有关曾祖父的历史，是在王老赠书之后。当时并没有要写点什么的想法，后来应《湖南师大学报》和长沙“左宗棠学术讨论会”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和一篇较长的文章，又参加了长沙的会议，听到许多代表的发言。几年来还读到许多报刊文章和几本新出的评传和专著，因而萌生了为他老人家写一部较详尽、完整、客观、更为符合史实的传记的意图。
写《左宗棠传》的目的有下列几个：
首先，曾祖父的一生纵贯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从青年时起，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军、捻军、收复新疆的战争，直到1885年病逝于中法战争前线的福州。中国近代史中一些重大事件，他都曾参与而且是主角。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织，特别是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瓜分的危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曾祖父一生中与英、俄、法等帝国主义以及国内投降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收复了沦陷于英俄走狗安集延匪帮13年之久的新疆，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曾祖父战斗的一生写一部翔实、详尽、公正、客观的传，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通过阅读大量曾祖父本人的著作以及同时代和后代人有关他的生平的介绍和评论，我感到，虽然近年来史学界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对若干问题重新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对曾祖父收复新疆的功劳和抗击英、俄、法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行动和思想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正如王震同志所说，是史学界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可以搞清的，偏见也不是立时可以消除的，它对于社会的影响更非几次学术讨论会就能解决。因此，我感到有必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写一本曾祖父的传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可能有助于澄清近代史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
我发现，有关曾祖父的一些史实，有些即使是流传很广的故事，经过分析研究后，也会发现疑窦很多，不可作为史实。如：
曾祖父与曾国藩以联语互嘲，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我首次听到，是在上初中时听一位历史教员讲的，家中长辈们却从不曾提到这个故事。故事说：曾公与我曾祖父意见常有不合，有一次两人又争执起来，曾公出联云：“季子敢云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曾祖父字季高，上联将他的姓字嵌入。曾祖父迅即对云：“藩臣多误国，问尔经济有何曾？！”这副联语在多种笔记中都有记载，文字互有异同，如一种异文云：“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藩臣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蔡丕： 《趣园记事》）
据各种笔记载，作联互嘲的时间是曾祖父未出山时，一种说法是曾祖父赴京应考，常到曾公府第访谒时的事；另一种说法是曾祖父任湖南幕府时事。前一种说法显然不确，因为曾祖父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前三次赴京应试，并未去曾府访谒曾公。曾公于道光十八年始中进士，并未当什么“藩臣”或武将，当时国内外均未发生战争，责备曾公是“进未能战，退未能守”“误国”的“藩臣”，未免太荒唐无稽了。这一说法至少证明在时间和地点上是编造的。
曾祖父自咸丰十年率楚军进江西以后，就未再与曾公会面。以后他转战赣、浙、闽，曾公坐镇江南。天京攻克后，两人又因洪福瑱下落事而“失和”，极少互通音信。嗣后曾祖父又去西北，曾公由直隶转江宁，不久卒于两江总督任所。所以他们如有互嘲的事，一定是在曾祖父出山以前，第二说在时间上是说得过去的。
考曾祖父与曾公最后一次相聚，是在咸丰十年三四月间，他们与胡公林翼同会于宿山曾军大营，当时是曾祖父出山前夕，官、樊构陷事件尚未了结，曾、胡两位有意拉他出来，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据曾公日记，三人谈处极欢，经常谈到深夜，不外是商讨天下大势和如何对付太平军。这时正是曾、左、胡核心形成的时期，三人同德同心，曾、左两人在此时不可能互嘲。
再往前追溯，咸丰二年曾祖父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中，始与曾公交往；咸丰四年在骆秉章幕中，与曾公过从密切，“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当时曾公已是在籍的侍郎，奉旨督办团练（即后来的湘军）。曾祖父并无官职，只是一幕客。他们之间意见有分歧，是不可免的，也是事实，但是不可能互相嘲讽以致谩骂。曾公上联还只是一般嘲讽，曾祖父的下联则太不客气了，那时曾公并没有做出什么“误国”的事，曾祖父更不至于骂他一窍不通，“问尔经济有何曾”就含有“一窍不通”的意思。曾公逝后，曾祖父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曾公生前对曾祖父也赞誉备至，如咸丰十一年曾公奏陈：“左宗棠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同治元年与曾祖父书云：“弟当危急之际，明知事不能行，每每不自持而陈说及之。胡润帅（林翼）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时。独阁下向无此失，从未出决办不到之主意，未发强人以难之公牍，故知贤于弟远矣。”这哪里有一点“季子敢云高”的意思？可知他们两人相互敬重。互相嘲骂的联语显然是好事文人看到他们后来“失和”而编造出来的。联语显然对曾公有贬抑之意，正如曾公门生薛福成所谓当时人“往往右左而左曾”，并为此愤愤不平。
再次，我自幼在家中常听到长辈和兄姊们谈到曾祖父的趣闻逸事，有若干在外未曾流传，对于了解曾祖父的生平也是可贵的史料。还有，关于曾祖父的身后、子孙和亲友的情况，一位伟人的后代是如何生活和逐渐凋零的，等等，也可能会使人们感兴趣，也有借鉴的意义 。
1991年初，我开始着手《左宗棠传》的准备工作，草拟了提纲，分了章节，广泛搜阅了有关书籍文章，准备工作花了半年，原计划写十六七万字，20余章，从1991年7月开始写，写下来却打不住，许多重要的内容不能割弃。约一年后完成了初稿，已有了较大的扩充。最终在2019年6月14日全稿完成，共70章，约40万字。完稿的那天，我十分高兴，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本文摘自《我的曾祖左宗棠》，左景伊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文字有删改。（原文刊于《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