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陕西的榆林中学，就一定要说起杜斌丞先生。因为榆林中学号称“西北革命的摇篮”，这也主要是指杜斌丞先生任榆林中学校长十年期间所创造的辉煌。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是培养人才，杜斌丞先生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刘澜涛、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宣、杜润滋、张秀山、史唯然、张光远等这样一大批中国革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堪称革命教育家。
我的父亲王森然参加过五四运动，投身到新文化的传播之中。1923年，曹锟北洋政府以父亲有“过激”言行之罪名通缉过他。在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的掩护下，父亲避至北京大学，又辗转到河北冀州。1924年元旦，李大钊把我父亲叫回北京，和他商量了一件事情。李大钊说：“我给你介绍个人，叫杜斌丞。前几年他从北京高师毕业，现在主持陕北榆林中学，我认为你可以和他结识一下，或许能成为至交。你到他那里去，作为一个拓荒者，开辟一下陕北这块处女地。”
我父亲从李大钊那里，始知杜斌丞正为榆林中学邀请一批教学人员。这些人员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知名度；二是必须是新文化运动的缔造者、拥护者，有一定社会影响；三是必须是五四运动的斗士和参与者。根据杜先生的要求，李大钊觉得我父亲具备这三个条件，就竭力向杜先生推荐。
我父亲和杜先生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息息相通。春节过后，父亲顾不得天寒地冻、路途遥远，经过15天的行程，到达陕北榆林。从此他俩的友谊贯穿一生。
父亲在榆林中学办过四个刊物：第一个叫《榆林之花》；第二个叫《榆林旬刊》，就是十天一期；第三个叫《塞声》；第四个叫《姊妹旬刊》。当年，父亲在如此闭塞的条件下到底是怎么办成这些刊物的，想想就令人惊叹。这其实是父亲作为一个新文化传播者的使命感和杜先生的知人善任使然。他们要把榆林中学办成新知识、新文化教学的基地，他们的初衷相互融合，在行动上也相互配合。父亲所办的刊物，也作为当时《民意报》《大公报》《世界日报》三家报纸的副刊而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这三张报纸像雪片一样，飞向广东、飞向上海、飞向北京、飞向全国各地，让人们知道了陕北，知道了榆林中学，知道了陕北有一帮有为的新青年。这就是李大钊先生所讲的对处女地的最初开垦，是拓荒者收获的最初成果。
父亲说，杜先生主持榆林中学，有魏野畴、李子洲和他这样的新文化传播者的教员，也有像杜聿明父亲一类比较守旧的老先生任教。这两种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相互兼容、取长补短，共同实现着他教育救国的理想，这是杜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创新。
父亲说，每到放假或例行假日，杜先生常把他接到杜先生的家乡米脂县进行社会调查。让父亲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杜先生把他从黄河渡口接回榆林中学后，开学典礼上就向全校师生介绍了他。杜先生曾这样对师生们说：“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老师，是非常难得的。你们不是都非常羡慕五四运动吗，王老师就是五四运动的战士，你们最好的榜样。”这时候刘志丹就站出来，把他知道的王森然的一首诗《杀！杀！杀！》朗诵出来，一下子就把学生对我父亲的尊敬和开学典礼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父亲听了热泪盈眶，因为在这个偏僻的所在，有人这么关心着中国的未来……
1947年10月，杜斌丞先生遇难了，从此两位老人阴阳两隔。但是杜先生的形象、人格和精神，一直留存在父亲的脑海里，他时不时地向我们提及榆林的往事。我最近找出一张老照片，是杜先生在春寒料峭的天地里，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棉帽子、蓄着胡子，在黄河口岸迎接我父亲的情景。
有人问我，杜斌丞先生的两撇胡子怎么那么像李大钊。确实，由于胡子的特征，两个人的整体相貌都很像。我想，这个胡子除了代表那个时代，也代表一个人的个性，有这种胡子的人有一种霸气。所谓霸气，就是英雄之气，因为杜斌丞先生是位真正的革命英雄。
他是“革命的教育家”
他是“生性抗直的贤能国士”
他是杨虎城将军的“政治幕僚长”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他为民主革命胜利而慷慨赴义
毛泽东赞誉他是“西北领袖人物”“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周恩来评价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
本文转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