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淮安自古崇文重教，代出人才。创办于1913年的江苏省第六师范学校（简称“六师”），虽因时局动荡在清江浦仅存15年，但在思想界、学术界空前活跃的狂飙突进年代，它紧扣时代脉搏，为国家民族孵化造就了一代革命家、文艺家、教育家。红岩英烈宋绮云（1904—1949），就是其中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
今年是宋绮云考进六师100周年，本文截取了他一生中的几段往事缅怀先烈，更想表达一个看法：宋绮云不仅为党史公认在西安事变前后对杨虎城部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为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诸多历史转折关口，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化危为机。他20多年向死而生、舍生忘死的艰辛探索与卓绝奋斗，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内涵，开创了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风雨声里升腾强国之梦
宋绮云出生在江苏邳县八路乡杲堂村一户农民家庭，原名培元，字复真，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村里杲姓门高势大、恃强凌弱，贫苦的爹娘坚持要培养一个知书达礼的儿子，以少受大户人家欺负。为此，宋家的两个哥哥省吃俭用供养弟弟上学，小绮云幸运地成为宋家第一个读书人。他8岁入塾，9岁进杲堂初小，13岁考进距家十多里的峄阳高小。1919年“五四”风暴席卷中国,正在读高小的宋绮云萌生了强烈的家国意识，感受到“弱国无外交”“公理战胜强权”的苍白。他拍案而起，带头响应“五四”召唤，强烈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因为生活贫苦，15岁的少年身体瘦小，以至登台演讲还要先生抱上讲台。
1920年高小毕业后，青年宋绮云肩负着为国家寻出路也为宋家争口气的“家国梦”，他借贷1300文制钱，告别父老乡亲，徒步300华里来到清江浦，投考了名扬江淮的省立第六师范。嗣后的5年，宋绮云在清江浦完成师范学业，也从这座古城了解社会、走向远方。
六师位于清江浦老城西北角，北城墙外就是贯通京杭的大运河（今里运河），晨昏之间可以听到运河上传来的汽笛声。作为清江浦便捷的交通工具，往来的“小火轮”不仅带来人流物流，也从上海和沿线城市带来新时尚、新消息。六师时期，宋绮云正当风华，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他受到爱国教育家李更生（曾任六师学监）“反帝爱国，陶铸国民胚胎”思想的熏陶，潜心读书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变革，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渐渐成为青年宋绮云的内在自觉。当年，学校西侧有座香火颇盛的普应寺，一干同学常聚于此，交锋识见，砥砺意志。谈到国家命运与社会出路，宋绮云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当前我们的国家，内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则列强觊觎、肆意欺凌，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若不急起推翻军阀、与民更始、举国团结、外御其侮，则前途不可设想。”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六师隆重举行追悼会，宋绮云慷慨激昂，追思中山精神，痛斥封建军阀祸害国家、涂炭人民的罪行。在六师五年，因为经济拮据，寒暑假多不能回家，宋绮云就到清江浦西大街的一家茶馆打工，以此换取茶馆的食宿。这一段学业之外的谋生经历，让他意外地旁观了清江浦的三教九流、七帮八会人物，默默地体察了人情冷暖、世事复杂，为他即将开启的统战生涯储备了人脉和交往经验。
1925年7月，宋绮云自六师毕业后回邳县教书。然而南方的革命招引着他，在同乡好友郭子化影响下，1926年底宋绮云奔赴革命中心武汉，考进黄埔军校六期。1927年3月，正是“山雨欲来”时，宋绮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绮云接受党组织指示返回江苏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南京市委指示，在血雨腥风中组建南京地下党清凉山小组，从事收集情报、营救革命同志的活动。他以南京市警察局警察大队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与康靖人、曹冷泉、周其贤、邵壮为等10多位同志积极工作，半年时间营救了任白戈（后任重庆市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宋日昌（后任上海市副市长）、顾仲起等20多位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半个世纪后，宋日昌回忆南京脱险经历时深情感叹：“我怎能忘记1928年宋绮云同志在南京掩护我的情景，又怎能不怀念曾在一起生活过、战斗过的同志呢？”
领导清凉山小组的活动，显示了宋绮云的胆识与谋略。其中营救顾仲起脱险的迂回曲折、运筹调度，更见其纵横捭阖的统战才能。顾仲起是茅盾、冯雪峰极为关注的进步作家，又是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四一二”政变前夕秘密入党。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后，顾仲起两度被捕又两度脱险，辗转逃至南京，躲在水西门仓巷表舅家养伤，处境极其危险。为了营救顾仲起，宋绮云精密策划了三步行动：第一步由周其贤、曹冷泉接应顾仲起，出仓巷摸进莫愁湖殡仪馆，伺机混入送葬队伍出城；第二步安排邵壮为陪同顾去江边码头，搭上开往淮安的拖粪船，抵达淮安平桥；第三步由平桥悄悄进入清江城，在邵壮为姑父家养伤，待风头过后从水路离淮赴沪，成功脱险。据邵壮为回忆，这段颇似谍战的“剧情”纯为宋绮云独立谋划，其核心是水路迂回，关键是借助一个人物。选择借道淮安护送顾仲起，一则宋绮云在淮安多年，对淮安市井社会，尤其帮会组织十分了解；二则邵壮为姑父是淮安最大帮会安清邦的龙头老大，控制了江淮一带码头航道，由邵壮为一路护送，便于争取安清邦从中保护，便于借道离宁，借淮疗伤，再安全赴沪。这是宋绮云顺势而为、左右逢源开展统战活动的开篇之作。
危艰时刻尽显大智大勇
出于身份暴露的考虑，1928年5月，宋绮云撤离南京，先后在邳县、北京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底去杨虎城部，先后主编《宛南日报》《西安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直至1941年被捕。西北的12个春秋，他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成就卓越。其间两件重大历史事件镌刻了宋绮云的特殊功勋：
一是《汉中协定》（又称《汉中密约》），宋绮云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策划者。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西进川北创建川陕苏区。蒋介石严令四川军阀刘湘、中央军胡宗南和陕军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围剿川陕苏区。当时的态势，我红四方面军虽四面受敌，但刘湘仅虚张声势，出工不出力；陕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有团结抗日的愿望，不想与红军拼耗，让中央军坐收渔利。红四方面军了解了杨虎城的思想倾向后，希望改善与陕军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派王鲤泉、丁忱毅来西安联系宋绮云，要求西北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和互不侵犯协定的方针，寻找机会，疏通渠道，促成红军与陕军的合作。宋绮云在西北经营多年，情况熟、人脉广，他反复斟酌，制订了严密的行动方案，并细心地付诸实施。首先，他秘密地与杨虎城信任的高级参议杜斌丞进行沟通，二人就两军合作、互不侵犯等事项形成共识。接着，通过杜斌丞向杨虎城转达中共意见，表明诚意，杨虎城十分赞同中共主张，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得到了杨虎城的支持后，宋绮云立即安排武志平作为联络人出使汉中。武是十七路军参谋，又是宋绮云亲手发展的秘密党员。1933年3月初，武志平随同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离开西安，4月底抵达汉中。5月初，武志平携带孙蔚如亲笔信，历经风险到达西河口，受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的接待。通过武志平从中联络沟通，红四方面军委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徐以新两次赴汉中，与孙蔚如军长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一致。
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汉中协定》，其主要条款如下：一、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在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物品；四、陕军馈赠药品和地图，以表诚意。
需要强调的是，武志平出使汉中，直接推荐人、领导者和推动者都是宋绮云。据武志平回忆，他能从旧军队走进中国共产党的怀抱，成为一个革命者，是宋绮云教诲培养、循循善诱的结果。此次出使汉中之前，宋绮云再三叮嘱：“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所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到达汉中和签订《汉中协定》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环节，武志平都通过事前约定的暗语及时向宋绮云汇报。《汉中协定》比“福建事变”中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早近半年，且《汉中协定》生效后，得到较长时间的执行，川陕苏区发展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仅4个师建制约1.4万人，到1935年3月28日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发起嘉陵江战役时，已发展至鼎盛的5个军15个师10万武装（包括地方武装）。而《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签订仅月余，十九路军即遭蒋介石疯狂镇压，番号被取消，部队被改编。
二是西安事变中，宋绮云掌控舆情，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1935年8月中共中央著名的“八一宣言”发布后，中央军委在西安建立了直属的“西北特别支部”，在“特支”之下又成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宋绮云均参与其中，负责宣传工作。他执掌（时任社长）的《西北文化日报》，因积极宣传团结抗日主张而深得杨虎城赞许，他亦借机果断调整人事，清除反动分子，重用中共干部和进步人士，把十七路军机关报办成中共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阵地。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爆发，当天上午10时，《西北文化日报》即刊出《张杨“兵谏”经过》和《张杨抗日救国八大主张》，以后接连数日发表社论、时评，如《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等，痛陈十年内战之祸，痛批“攘外必先安内”之谬。据“西北特支”徐彬如同志回忆，这些重要社论和时评多为宋绮云亲自撰写，它们在西安各大报停刊、国统区新闻一片挞伐张杨之声时刻，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报纸刊发，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赢得了主张抗日图存、反对内战的广大民众的支持，也招致国民党反动分子嫉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谈判，“西北特支”在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宋绮云不仅多次面见周恩来，而且还由周恩来面授机宜，撰写《一二·一二纪念宣传大纲》，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鉴于宋绮云别开生面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后世一致评价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积极贡献。
囹圄之中感召青年将校走向光明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于真诚关心，提供经费安排宋绮云东渡留学。但“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宋绮云选择坚守，继续做十七路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的统战工作。然而军统特务一直紧盯着他，1941年9月，宋绮云被国民党特务在西安诱捕，他的妻子徐林侠和不满周岁的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随后亦遭诱捕。此后8年，他们一家被辗转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和息烽集中营。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夫妇和不满9岁的“小萝卜头”与杨虎城父子，一同被国民党特务残害于重庆歌乐山。
狱中8年，宋绮云不仅坚贞不屈，高唱“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而且以伟大的人格和信仰的力量，唤醒一批特别难友——国民党“青年将校团”骨干投奔光明。抗战期间，中央陆军大学许多青年军官对国民党内亲日派极为不满，其中以王凤起为首的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胡翔、傅岳6位同学结成“反蒋六兄弟”，秘密组建“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即“青年将校团”)。他们试图效仿日本少壮派军人“二二六政变”，发动兵变夺取国民党政权，拥戴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为首领。“青年将校团”于1941年成立，两年时间发展成员300多人，羽翼分布在全国各大战区、各军兵种。核心成员王凤起任陪都卫戍司令部少将作战科长，胡翔任云南第八军副参谋长，梅含章任第三十四集团军装甲团副团长，傅岳任陆军机械化学校战车营长，陈蕴山任宪兵司令部作战科长，曹泽衡任第十一集团军副参谋长。由于行事不密，计划意外泄露，1943年10月蒋介石密令戴笠将“青年将校团”300余人悉数逮捕，王凤起等6名核心人物先后被秘密羁押于渣滓洞、白公馆。这段时间，宋绮云也先后被囚禁在这两处魔窟，因而彼此有了特殊的交集。
宋绮云细心观察，发现这些年轻人品行端正、矜持自重，但情绪十分低落，于是他便以黄埔校友（黄埔军校是陆大前身）的身份接近他们、开导他们，以黄埔精神鼓励他们。渐渐地，他们彼此成了朋友。再后来，宋绮云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发生转变。王凤起出身东北军，宋绮云就和他聊东北易帜，谈东北沦陷，王凤起一方面深感张学良爱国家、爱民族，不得已为蒋某人背了黑锅，另一方面又无奈于“党国”的腐败无能，凭少帅一腔热血亦不能有多少作为。梅含章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影响深、对共产党戒心重，宋绮云就引导他分析中国社会现状和出路，讨论民族危机面前为什么要打内战、能不能不打内战而共御外侮。宋绮云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从严酷的现实说起，从青年人执着的是非曲直探讨起，最终收到滴水穿石的奇效。青年将校们从对共产党人冷漠矜持到对共产党主张理解赞同，从对“党国”前途迷惘到对红星照耀的中国向往之至。这期间，他们与宋绮云由陌生到相熟，由普通校友变成真诚战友，他们出狱时，宋绮云为他们一一赠诗作别。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得知宋绮云已经牺牲，都无比悲痛。梅含章、王凤起分别著文《我走向革命的指路人》和《宋绮云烈士对我的教诲》，虔诚昭告世人，宋绮云烈士的狱中教育是他们思想转变、内心反省觉醒的催化剂，是他们放弃旧思想、选择崭新人生的推动力。
宋绮云狱中策反，是他积20年革命经验创造的统战传奇，是他在统战艺术上的独特建树。1947年3月，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将在押4年的王凤起等6人“无罪释放”。然而在狱中完成涅槃的“精英”，已经改弦更张、心有所属。任沈阳第二守备部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的王凤起主动联系中共情报人员，在东北战场两度成功组织蒋军起义；任江阴要塞司令部参谋长的梅含章在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顺利策动江阴要塞起义；曹泽衡、胡翔、傅岳相继在各自掌控的军队系统发动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陈蕴山回到四川冕宁，在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时，不幸被不明真相的同志误杀，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平反。
特殊功勋犹待重新评说
在宋绮云同志英勇就义70多年后，笔者从革命统战的视角回溯他的统战事迹和功绩，也想重申本文开头的观点：对宋绮云为中共统战事业开创的先例、作出的贡献应有全面客观的评价。迄今党史、军史、革命史对宋绮云的评价主要依据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也充分肯定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的积极贡献，但对本文记述的两组统战史实及重大影响，均无具体记载和相应评价。
1933年上半年，宋绮云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亲手筹划、安排并达成的《汉中协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待启之间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达成的第一个合作协定。对如此重要历史关口形成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直以来没有明确说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建国初期强调“党内路线斗争”的主观因素，也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策划人或早已离世、或陷于政治运动涡旋难以自保（如武志平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1977年方才平反）的客观影响。值得欣慰的是，关于《汉中协定》对发展红军、壮大苏区的巨大作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性意义，近年来已经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如军史作家李伶就认为，《汉中协定》是西安事变的预演，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前奏。
同样，对宋绮云狱中感化“青年将校团”投奔光明的事迹，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只有一些当事人的零星回忆，公开的史料没有专门关注和研究。今天看来，这段历史即使抛开大是大非，单讲事件本身的跌宕反转，也是了不得的统战奇勋，是一个革命者热血之花的绽放，是一位统战英雄壮丽人生的绝响。它不能主宰历史进程，但对人心向背有影响烈度；它没有西安事变、《汉中协定》重磅和震撼，但一个久在牢狱的重囚，一个被严密看押连生命都会瞬间失去的政治犯，他究竟怀着怎样的初心，靠着多大的耐心，捧出多诚的热心，才能让“党国”眷顾的青年将校皆尽心悦诚服、顶礼膜拜？他究竟使出何许法宝，怀揣何等锦囊，释放何种能量，才能让自视甚高的“党国”精英度过人生至暗时刻，一无例外地作出“黎明前的抉择”，奔向人民的怀抱？这是统战史上罕有的神来之笔，值得后人深思，值得研究者探求。
宋绮云，一位早逝的英雄，他的功绩不应如烟。新时代修史铭志，就应该铭记像宋绮云这样对党忠诚忠贞的革命先驱，像这样每临大事有静气、牵动四两拨千斤的统战英雄。期待我们的党史、统一战线史汲取新近研究成果，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给统战英雄宋绮云一个新的名副其实的评价。
作者系江苏省淮安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本文转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