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2日，日本青年汉学家增田涉归国，鲁迅赠七绝一首：“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扶桑”是日本的别名，“枫叶如丹”象征深秋初冬时节，折杨柳相送是中国惜别的一种传统表达方式，“东棹”即东去的航船，而“华年”指1902年春至1909年夏，21—28岁的青年鲁迅在日本度过他的七年青春岁月。
鲁迅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4月—1904年4月，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9月—1906年3月，就读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春—1909年8月，在东京从事文艺运动，学籍列名于东京私立独逸学协会设立的德文学校。
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
1910年12月21日，鲁迅在致挚友许寿裳信中，回忆起他在绍兴府中学堂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经历的两次风潮。他感慨良深地写道：“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这里讲的是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的一段经历。
信中的“加纳”，即嘉纳治五郎（1860—1938），日本著名教育家，柔道家。1899年，他在日本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创办了亦乐书院，后来扩充为弘文学院，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补习学校，于1902年4月正式获得东京府认可。“清风”指清风亭，位于东京牛込区（即现在的新宿区）赤城元町，毗邻弘文学院，是弘文学院学生经常聚会的地方。“三矢”全名为三矢重松，是弘文学院的教务干事，曾经在大阪天王府中学任职，后来成为日本文法专家。
“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是指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于1903年3月26日—4月16日的一次退学风潮，矛头明确指向了院长嘉纳治五郎和教务干事三矢重松。
嘉纳治五郎在教育界服务了26年，他也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人称“柔道之父”。他认为普及教育是立国之基，尤重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与道德教育。1902年7—10月，他曾到中国考察教育，受到礼遇。但在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上，他跟弘文学院28岁的湖南籍留学生杨度之间展开过公开辩论。嘉纳认为中国的汉族人有一种臣服于中国“满洲人”的奴隶性，黄种人面对白种人时也常表现出另一种奴隶性，因而成为了“奴隶的奴隶”。这种看法，使中国留学生的尊严受到挫伤，但取得的一致看法是要反对“奴隶教育”，认为人只能服膺于真理，而不能屈服于强权。在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上，嘉纳主张在维持现有体制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改良，因为在中国，真正觉醒的只有极少数人，一旦出现骚动，就会引起列强入侵，并且株连作为邻国的日本，而启蒙的有效方式则是提倡小说。杨度却认为，中国若救亡图存，只能“在百死中求一存”，亦即进行急进式改革，也就是革命。欲达此目的，国民必须提升素质，通过革除奴性来带动文明进步。这场论争，无疑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引发了他跟挚友许寿裳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
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中写道：“1902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亲近，见面时每每谈到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可择善而从之，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便觉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索，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在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助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治疗中国国民性的病症，后来成为了鲁迅从事文艺运动一以贯之的目标。
鲁迅入学时，弘文学院还是一所初创的私立学校，学生只有56人，其中寄宿生22人，但两个月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了3倍，学校的教学和学生生活都遇到了问题。由于教师多为兼职，所以学生的课程全部安排在下午1时至5时，上午和晚上几乎都是自习时间。课程中日语约占一半，其他是修身及体育课，第二学年才选修英语，并阶段性增加了一些课程，如化学和生物。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道：“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氧）气和轻（氢）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鲁迅和其他32名同学还选修了柔道，不仅学习空手搏斗技能，而且将其当成一种人格养成方式。
当年，清朝留日学生的官费每月约36元，并不算低，但弘文学院每月所收学费约25元，也不算低，所以学生的零花钱所剩无几。学生八人共一寝室，住在楼上；另辟一自修室，在楼下。鲁迅临终前有一篇未完稿《因为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中曾回忆起辛亥革命领袖人物黄兴当年打着赤膊、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的情景。
根据校规，学生临时归国也需每月缴纳6元5角；每月校方只负责洗三次校服，自购衣物洗涤由学生自理；学生看病，校方只负责支付两周之内的医药费。1903年3月26日，学生建议修改校规：一、临时归国者请假期间不向校方缴纳费用；二、洗濯改为一月4次，即增加一次，其中包括被单；三、报销医药费全年以14次为度。此外，学生对提高教学质量也寄予厚望。不料，校方对学生的要求采取了漠视的态度。3月28日，教务干事三矢重松对学生们说：“难道你们是认为弘文学院不好，成城学院和同文书院比较好吗？每个学校有不同的特色，弘文学院不能跟成城或同文比。关于此事，院长有一定的考量，你们还吵成这样是怎么回事？必要时将给你们退学处分，学院不会强留你们。”这番话激怒了学生。3月29日上午，包括鲁迅在内的52名学生写下退学书，整理好行李纷纷离校。鲁迅则将自己的物品寄存到了友人处。
这次学潮大约持续了20天，校方和学生都作了让步。校方将临时归国学生每月的学费降低至4元，承诺增加学生的洗涤费用，并撤换教务干事三矢重松。学生则同意于4月16日返校，举行复学式。会上，先由总监督向院长致歉，而后院长解释职员的过失，最后学生代表致答词。这次学潮是鲁迅生平第一次参加的学生运动。
在东京“跑书店”
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除开正常的学习生活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会馆是指清国留学生会馆，又叫中国留学生会馆，位于东京神田区骏河台十八番地，有一座两层洋楼，附两栋日式建筑。洋楼上下八间房，有办公室、会客室、阅览室、音乐室、图书室、健身室，1902年3月由有关清政府官员和留学生共258人捐款3717元建成。会馆由驻日公使兼任总长，副总长是钱玄同之兄钱恂。12名干事中有后来的反袁名将蔡锷，也有被冠以卖国贼之名的曹汝霖、章宗祥。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描写了他对会馆的印象：“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当然，还有更加行为不端的留学生，如一位名叫汤时敏的冶游子弟，居然带一位日本妓女到会馆开房，结果被开除了会馆的会籍。这些印象，成为鲁迅后来要转学到仙台的原因，因为他感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跑书店，是鲁迅的最大爱好。日本东京有一条驰名世界的神田书街，早在1875年就出现了书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独立小书店出售不同国家的新旧书籍。鲁迅以跑神田区的旧书店为乐趣。他记得那些书店左右两壁跟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精明的掌柜目光炯炯地坐在榻榻米上，就像静踞在蜘蛛网上的一只大蜘蛛。有一次，他想买一本德文版的《小约翰》，跑到南江堂去，无书；又到丸善书店，也无书，只好托丸善书店去德国邮购，三个月后终于买到了这部荷兰作家望·蔼覃写的作品。1926年，在教育部同事齐宗颐的协助下，鲁迅终于把这部“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译成了中文。
在东京参加的第一次集会
鲁迅在东京参加的第一次集会，是听吴稚晖讲演。鲁迅在《因为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就回忆了吴稚晖讲演的情景：“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在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杂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盖，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举人出身，早年是反清志士，但1927年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活动，一直鼓吹无政府主义。他喜好讲演，但有作秀的成分。比如有一次募捐活动，他就用不断叩头的方式赢得观众的喝彩。他愈叩愈急，台下往台上扔钱便愈扔愈多。
吴稚晖这次讲演的背景是“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东京成城学校是一所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入学需经中国驻日公使担保，并经过日本参谋总部批准。1902年大年初一，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给清外务部发来密函，要求停派留学生，理由是日本“自由之说日横，醉民主之风”，容易让留学生染上恶习；成城的学生毕业后更是军事骨干，如果成为“逆臣”“匪徒”，后果将更为严重。1902年，吴稚晖从广东带来20余名男女留日学生，其中有来自江苏、江西、浙江的9名自费生想入成城学校，未能获批。蔡钧的理由是，这9名学生无原籍省份出示的咨文，日本参谋总部的长官福岛安正又正在休假，所以公使无法出面担保，只能让留学生相互写担保书，至于日本参谋总部是否批准则不能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吴稚晖和另一位留学生代表孙揆均便带领学生冲进清政府的驻日使馆，要求公使辞职。公使打电话向日本警署求援，日方立派三四十名警察进驻公使馆，并与学生发生冲突。吴稚晖的头部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受伤的。
1902年8月6日，日本警视厅派四名警员押解吴稚晖、孙揆均二人回国，准备乘东京出发的火车至神户，再从神户登船遣返。途经锻冶桥时，吴稚晖要求下车买面包，乘机纵身跳进护城河内。但河水不深，吴稚晖入水后仍露出头部，被即时救起。8月8日，吴、孙二人从神户乘“旅顺丸”离开日本。鲁迅的老师章太炎认为吴稚晖的投河也是故意作秀，讽刺他“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这番话，既“谑”且“虐”，是诛心之论。
鲁迅和辛亥革命志士
当然，鲁迅还听过其他人的讲演，比如秋瑾（1879—1907）。1905年12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目的是对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进行限制，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公愤。当时以秋瑾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退学归国，从事实际的反清革命活动。包括鲁迅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条约》，远到日本原为忍辱求学，以期增进知识技能、更好地报效故国和民族，不必激愤于一事。当时，秋瑾多次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并拔出一把倭刀插在桌上说：“如果有人回到中国，投向清廷，卖友求荣，吃我一刀。”秋瑾后来在致友人信中表示，退学归国以示抗议的留日学生跟暂时忍辱以成其学的留日学生是殊途同归，希望不久能相会于中原，以期光复旧物，雪尽国耻。1927年1月，鲁迅由厦门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在学生举办的欢迎会上，鲁迅首先声明他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但校方某负责人却说鲁迅太谦虚，根据其经历，他的确是“战士”和“革命家”。于是台下响起了一阵更加热烈的掌声。这时鲁迅不禁想起了在东京讲演时的秋瑾，觉得她“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而已集·通信》）。众所周知，鲁迅著名小说《药》中出现的隐形人物夏瑜，就是以秋瑾烈士为原型的。
留日期间，鲁迅还秘密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因为鲁迅不赞同光复会的暗杀方式，光复会又跟同盟会之间产生了摩擦，所以鲁迅不大愿意提及，包括对周边的亲人。但鲁迅笔下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一位光复会骨干分子陶成章（1878—1912）的形象。陶成章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又曾靠讲授催眠术谋生，所以清政府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鲁迅难忘陶成章穿一双草鞋、用麻绳做腰带、为革命四处奔波的身影，鲁迅还曾协助陶编辑《浙江潮》杂志，并替他保管过光复会的机密文件，如会党的联合会章程、缎质和布质的空白票布（相当于身份证）等。
鲁迅后来还多次忆及年仅20岁即为革命献身的邹容（1885—1905）。当年有一位叫姚文甫的“南洋留学生监督”，当成城学校八名学生围殴一位留学生并造成重伤时，他竟宽容校园施暴者，而主张开除那位被群殴的学生。1903年3月31日晚10点，姚文甫正与一钱姓女子私通，邹容等五名学生破门而入，先扇其耳光，后剪其辫子，将其悬挂在清国留学生会馆示众，并限令姚文甫于次日凌晨离开东京。鲁迅曾将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小说《头发的故事》。同年5月，邹容撰写了反清宣传作品《革命军》，共七章，约两万言，鲁迅深受激励。鲁迅在《坟·杂忆》中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1905年4月3日，邹容死于上海租界的狱中，临终前的遗愿是“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1929年2月，杭州西湖博览会要设先烈博物馆，面向社会征求遗物，包括征集“落伍者的丑史”，那目录中，竟有“邹容的事实”。刚去世25年，国人对邹容的事迹就已经茫然了，这使鲁迅深感悲愤。他便写了一篇《“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歌颂这位孙中山自叙上都曾提及的青年革命家，这位不应该为民众忘却而实际上已被一些人忘却的辛亥革命先烈。
作者系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本文转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