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先生，有一次对我详细地讲过马寅初的故事。大意是：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校长是马寅初，他不但是中国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还是行政三级的高干。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他身后有一位笑容满面的人，那就是马寅初。他当校长，并不任课，所以他们这些学生是见不到老先生的。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他们已经准备入睡了，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马上到大食堂集合，说马校长要讲话。这么晚了，还要开大会，他们猜想必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当同学们挤满大食堂后，马寅初出现了。他是一个身材不高、衣着朴素、南方口音、声如洪钟的胖老头儿。他对大家说：“有件大事，我碰钉子啦，但是我不服气，现在请大家来评评理。”然后，他举着几张稿纸说：“我写了篇一定要锻炼好身体的文章，希望在我们北大的校刊发表一下。翦伯赞是校刊的负责人，他说我这篇文章没有学术性，不准发表，给我退回来了。我对他说，德智体要全面发展，身体好是基础，强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听不进去我说的话，坚决不用我的文章。我70多岁了，天天洗冷水浴。你们知道名叫鬼见愁的那座山吗？鬼愁我不愁，我经常登上那座山的山顶，把它踩在脚下，这说明我的身体好。而翦伯赞就不行了，有时开会，才一两个小时他就累了，我开4个小时的会仍然精神抖擞，这就是锻炼与不锻炼产生的差别。今天请你们来评评理，我对还是他对？如果我是对的，你们就一定要努力锻炼身体！”在一片笑声中，散会了。不久，马寅初的这篇文章在《新体育》杂志上发表了。
笔者于1998年4 月下旬，多次到马寅初的故居拜访过马公的次子马本初先生，为的是了解他父亲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逸事。在谈话过程中我问道：“令尊大人是不是和翦伯赞有私人矛盾？”本初先生说：“没有没有，他俩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关系好得很，翦伯赞去世时，我父亲很难过。”我说：“您的父亲真是太天真了!”他说：“你算说对了，我父亲天真了一辈子。”接着，他给我讲述了父亲一件件“天真”的往事。
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1882年6月24日，马寅初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嵊县浦口镇。按照绍兴一带的习俗，他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再加上他姓马，“五马俱全，必定不凡”。他的父亲名叫马棣生，在家乡开了一个酿酒的作坊，兼营蚕茧生意。马寅初自幼和父亲有矛盾，但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当年他写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出版时，在书的扉页上就写着“此书献给母亲”，马寅初逝世后其遗体也安葬在母亲墓地的一侧。马寅初的父亲是个商人，没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所以马寅初12岁的时候才被送到镇上的私塾去读书。原本很顽皮的马寅初上学后竟求知若渴了。读完小学后，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跟着他经商，而马寅初则坚持要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继续求学。在父子的尖锐对立中，马寅初的态度是“不求学，毋宁死”，为此，他竟愤而想投江自尽，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出来，但马寅初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正当父子各不相让时，马棣生的友人张绛生从上海到嵊县收购蚕茧，他见马寅初非常聪明而有锐气，便收他为义子，并同意带他到上海读书。
16岁的马寅初到上海后，入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就读。因心存实业救国的理想，1902年马寅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择了矿冶专业。1906年，24岁的马寅初大学毕业后，经考试成为公派留学生，远渡重洋到美国耶鲁大学就读。耶鲁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大学之一，成立于1701年，据说最初开办时只有一间教室、一个校长、一个教师、一个学生。英国商人耶鲁给这所学校捐赠了价值526英镑又12先令的货物、417本书籍和英王查理一世的画像和绶带，为表感谢，这所学校就以“耶鲁”命名。此校在美国有“学院之母”的美誉。到20世纪末，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已有13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曾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等人都曾在此校就读过，中国留学教育的开拓者容闳、中国 “工程之父”詹天佑也都毕业于此校。由此可见，马寅初当时接受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但他在生活上却过着很艰苦的日子。
马本初先生曾对笔者说：“当年我父亲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只好到码头上当苦力，扛猪肉挣点生活费。”马寅初先是在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自己选题为《纽约市的财政》。当时的纽约已是美国的经济中心，其财政状况之庞大、复杂和多变，在世界大城市中当居首位，今天的留美学子乃至美国人敢于向这个难题挑战者恐怕也寥寥无几。而当年的马寅初以渊博的学识、非凡的勇气、缜密的研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纽约市的财政》译成中文后共221页（见《马寅初全集》第一卷全文），此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仅畅销，而且被哥伦比亚大学定为本科生的教材。马寅初无意中一鸣惊人，给中国人大增光彩。从读私塾到成为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其间他苦读21年，33岁时已成为精通中文和英文的经济学家。
不满张作霖，愤然离开北大，转任浙江省政府委员
马寅初获得博士学位后，哥伦比亚大学希望他留校任教，但被他婉言谢绝了。1915年，马寅初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次年，他到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马寅初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因此必然关心政治。他回国时正是袁世凯当权，此人当总统仍不满足，还想当皇帝，他的皇帝梦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动而又滑稽，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很快失败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你争我夺、战火不断，民不聊生。马寅初身处军阀统治的中心，要他做御用文人是不可能的，要他袖手旁观也是不可能的。
1918年之后，马寅初以连珠炮式的文章和演讲，鞭辟入里、见解独到地揭露和抨击当权的军阀和官僚们。他指出：“外国人是先发财后当官，以官位保护他们的财产；中国则相反，是先当官后发财。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阶段，辛亥革命后换汤没换药，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招牌虽换，货色依旧’，还是封建官僚体制，还是官本位，因此官迷大有人在。大官发大财，小官发小财，无官不发财。除了发财之外，当官还可以光宗耀祖、八面威风、妻妾成群、荫及子孙，好处无穷。”当时马寅初对蒋介石并不了解，但对蒋军北伐是赞同的。
1927年，军阀张作霖主政北京。张作霖深怕北京的高等学校不利于他的统治，竟然决定取消北京大学，把北京的9所大学合并成所谓的“京师大学校”，以便于他的箝制。马寅初与张作霖水火不相容，他愤然地离开了执教10多年的北京大学，回到他的家乡，担任了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寅初当官了，但他完全不同于那些专事搜刮钱财的官僚们，从他走入国民政府那天起，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令某些官僚恨怕交加的人物。在担任省政府委员的同时，他还担任杭州财务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稽核，充分发挥了他在经济学上的专长。
在社会生活中，马寅初最痛恨两件事，一是吸毒，二是彩票。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0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对浙江的禁毒问题发表了10次演讲。他说：“林则徐之焚烧鸦片，实为巨大之救国运动。”意思是要向林则徐学习。他还认为重男轻女现象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在《中国女子之经济问题》演讲中，他无比天真而又细致入微地为女同胞们出主意。他说：女子一时做不到“经济独立”也要力争“经济自立”。他所说的“独立”，是指在家庭中妇女和男人共掌经济大权；他说的“自立”，是指妇女离开男人也能活下去。怎样才能自立呢？他具体地给女孩子们出了四个主意:一是出嫁时不要娘家的嫁妆，而应要钱。有了钱可以自己买公债、买股票或存入银行吃利息。二是出嫁后一定要促成丈夫买人寿保险，如遇不测，不至于两手空空。三是千万不要参与有赌博性质的投资，不要梦想意外发大财。他告诫说：“有奖储蓄之章程说得天花乱坠，使财迷垂涎三尺，对此切不可信以为真。”他详尽地解剖了各种彩票、有奖储蓄等诱人和骗人的鬼把戏。四是不要买房地产，因为这样做投入大、收入少且慢，又不易管理。以上四个办法是近100年前马寅初为城市中产以上的妇女出的主意。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就业。
蒋介石深知马寅初的学识和社会影响，1928年请他担任了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和经济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对经济学是外行，曾恳请马寅初当老师，给他讲解一些经济学原理，此时他们二人的关系是融洽的。
马寅初回复蒋介石：“我是强道，就是强大的道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日军步步紧逼下迁都重庆。同年，马寅初偕全家也迁到重庆。
在重庆，马寅初目睹了贪官们的种种劣迹。1940年初，他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应邀给国民党的“将军班”讲课。面对100多位将军，他激情满怀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方浴血奋战；‘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之害，减少了收入，为抗战担负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在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国家的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国外大发国难财。”说到此处，他无所畏惧地怒吼道：“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接着，他说：“要反对滥发纸币，以抑制通货膨胀，向那些发了横财的人搞一次战时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充做抗日战争的经费。”
蒋介石和孔、宋都有裙带关系，所以他说：“骂孔祥熙就是骂我。”1940年中秋节的晚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给马寅初送去了一封信，信中有一颗子弹头，还在一张字条上写道：“不听招呼是要吃卫生丸的。如果再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特此警告。”面对这样的威胁，马寅初是怎样的态度呢？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到重庆实验剧院演讲。他声明说：“今天我的女儿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一份遗嘱。为了抗日，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出来的话就应大胆地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在南京我教过他经济学的知识，难道学生就不能来看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害怕我的主张！”马寅初知道会场中有特务混匿在听众之中，所以他大声疾呼：“在后面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也不迟！”
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了。1940年12月6日，一个姓吴的宪兵团长带领一群宪兵闯入重庆大学，声言奉最高当局的命令要带马寅初去谈话，实际上是逮捕他。在回顾这段往事时，马本初先生对笔者说：“先父被捕时，要求家人不准流一滴眼泪，我们遵从了他的要求，无一人落泪。有的文艺作品把我们家人写成哭哭啼啼，这不符合事实。”
马寅初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江西省上饶集中营。他60岁寿辰时，《新华日报》发表了庆贺的启事和文章，重庆各界人士捐款在重庆大学修建了“寅初亭”，以示景仰之情。由于日军侵入江西，1942年6月，马寅初被转押到贵州省息烽监狱。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曾多次设法营救，但蒋介石不买账。后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他对蒋介石说：“马寅初在美国读书时和我是同学，我要会见一下他。”其实赫尔利是知道实情的，他这样说，是弦外有音。蒋介石处处仰仗美国的支持，只好在1942年8月20日下令释放了马寅初。但出狱后的马寅初，被要求不准写文章、不准演讲和讲课，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木鱼堡5号的家中。直到1944年12月20日，他才首次在一次聚餐会上讲话，题目是《中国的工业化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其矛头所指仍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蒋介石气得骂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说：“我是强道，就是强大的道理。”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见，是人生中一个重要拐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有办事处。大名鼎鼎、敢作敢为的马寅初自然受到了中共的特别重视。1939年9月，周恩来和王若飞会见了马寅初，这在马寅初一生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拐点。
周恩来比马寅初年轻16岁，按祖籍讲，他们是绍兴同乡。特别善于团结人的周恩来以炉火纯青的统战思想和语言艺术，使马寅初对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马寅初历来快言快语，他对抗日战争中的种种问题慷慨陈词，周恩来则对马公深表敬佩和支持。自此之后，他们二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解放战争打了三年，马寅初在国统区也战斗了三年。比如，1947年5月15日，马寅初由上海到南京发表演讲。他对听众们说：“今天早晨你们到下关迎接我。昨天我从上海来，他们几百位同学送我到北站，恐怕我在车站出事情。我说不要送，既然敢做就不怕出事。我今年66岁了，60岁是本钱，现在已有6年的利息了，还怕什么？”
马寅初的正气与智慧、文章与演讲，在国统区的暗夜中不断闪烁着光亮。他在给自己的学生张光裕的题词中写道：“今日之知识青年，应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黄河决于侧而不惊的从容态度。”这种精神贯穿了马寅初的一生。
到了1948年冬，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共产党先是帮助马寅初化装成厨师，帮他从上海转移到香港；1949年2月27日，马寅初又与众多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轮船经天津到达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已经68岁的马老先生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人口论”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信任马寅初，马寅初拥护共产党。1949年3月下旬，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马寅初；同年6月，马寅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会议；8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9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陈毅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寅初任副主席。1951年5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9月27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用2000匹布为他在东总布胡同32号换了一幢小楼房，供他全家居住……马寅初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出色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任务。1952年，他开始学习俄语，为的是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这一年，他次子马本初的女儿出生，马寅初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马思润，“润”指毛润之。次年，马本初的长子出世，马寅初给他起名马思泽；1957年，马本初的第二个儿子出生，马寅初给他取名为马思东。一思润，一思泽，一思东，其含义不言而喻。
马寅初除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外，还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当时已年过古稀，所以自称“老马”。他不是那种只挂官名不干事的人，出于责任感，老马无鞭自奋蹄，他经常性地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他工作的基本方法。在调查中，他深感1949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快，这不仅影响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而且有很大的后患。1954年5月，他到浙江省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到黄岩、乐清、温州、永嘉、宁波进行调查后，马不停蹄地在他的家乡嵊州浦口镇召开了座谈会。会议一开始，马寅初自言自语地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弄得与会的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马寅初的侄子马本纳家已经有9个孩子了！马寅初对浙江省的一位负责人说：“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势必会冲击经济，冲击一切！”
1949年后为什么会人口猛增，马寅初认为大体上有七个原因：一是新婚人数增加；二是政府对产妇的福利照顾；三是老人死亡减少；四是已无战争死亡；五是和尚、尼姑还俗；六是人民生活改善，以儿孙满堂为幸福的旧观念没有变；七是政府对一胎多婴的家庭有奖励。
全中国难道只有马寅初看出了这个大问题了吗？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民主人士中的马叙伦、李德全、史良、邵力子等人都从不同程度上看出了这个问题，都主张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无人提出系统的理论。马寅初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在旧中国就一再提过控制人口的问题，当时做不到，现在是新中国了，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1955年初，马寅初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文稿，交给浙江省人大代表们征求意见。当时，已在全国批判过电影《武训传》，批判过胡适，批判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些热衷政治投机的人见到马寅初的文稿后，就想当“剑客”了。他们说马寅初要控制人口，与100多年前英国的马尔萨斯是一个思想体系，因此要批判马寅初。后来由于周恩来的制止，那些人才没有得逞。
因“新人口论”的提出遭受迫害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更加坚定了马寅初研究人口问题的决心。
1957年，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人口论》，内容分为十个部分，要点是主张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1957年“反右”运动后，1958年全国范围内“大跃进”，毛泽东主席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其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毛主席这样说意在鼓劲，并非针对马寅初的“人口论”。但是，陈伯达于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庆祝大会上，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宣布：“马寅初对他的新人口论要检讨。”同年7月1日，窃居高位的康生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也阴阳怪气地说：“听说我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在陈伯达和康生的直接操纵下，对马寅初的批判从北京大学走向社会。从1958年5月9日起，《光明日报》开辟了批判马寅初的专栏，《北京大学校刊》《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报刊也一哄而起。
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处境十分关心，但他无力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只好退而求其次。马本初对笔者回忆说：“周总理找我父亲谈话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他希望我父亲作个检讨，避开这场灾难。”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寅初决定坚持到底。1959年，第11期《新建设》杂志发表了马寅初的长篇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并附有两个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对周总理的关怀，马寅初写道：“我还要对另外一位朋友表示感忱，并致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由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我都感激不尽，如今牢记在心。但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拒绝检讨视为抗命，则幸甚。”真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在持续了两年之久的批判后，1960年初，马寅初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1963年又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由于周恩来的关怀，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
马寅初在家中幽居后并没有被人们忘记。物理学家周培源不怕受牵连，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不到半个月，他就来看望蒙冤的老校长了。尤其感人的是副总理陈毅元帅，他毫不避讳地来到马寅初家中，说他赞成控制人口的主张，希望马老保重身体。
宋庆龄评价马寅初：国之瑰宝
有责任感的人是闲不住的，马寅初在家中书写了百余万字的与农业经济有关的著作。从1965年起，他的一条腿麻木，不能正常行走，他就双手扶着一个花盆架子做支撑，挪一下，走一步，与衰老抗争。“文革”开始后，有人把他的境况说得很惨。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马寅初传》中这样说：“马寅初心惊肉跳地躺在床上……他出了一身大汗，在床上大声喊叫……原来是做了一场红卫兵来抄家的噩梦。”在马寅初的一生中，从没有过“怕”字，所以上述那段话不真实。据马本初先生对笔者说：“‘文革’开始后，一度红卫兵抄家成风，我父亲说与其让红卫兵来抄家，不如我们自己先动手！家中有一个取暖用的小锅炉，父亲的一切手稿、信件、文物，包括刘罗锅的亲笔书法统统都烧掉了。”“文革”开始后，周总理及时提出了一个保护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其中就包括马寅初。这个名单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所以“文革”中马寅初是平安无事的。1972年，马寅初患了肠癌，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90岁高龄的马寅初经过了两次大手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狂欢的人们在长安街上游行的时候，马寅初坐在汽车里，跟在群众的后面一起庆贺。次年的“五一”劳动节，马寅初坐在轮椅上由两个孙儿推着，出现在中山公园的群众之中。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都对马寅初的平反作出了批示。1979年9月15日，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周林、张龙翔等人来到了东总布胡同32号，向98岁的马寅初宣布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并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10月27日，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向马寅初赠送了表彰信。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100岁。5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乌兰夫、许德珩等及首都各界400余人，向马寅初的遗体告别。
对马寅初一生的美德与贡献，可以写成诗、撰成文、出成书，然而我们不妨套用宋庆龄对马寅初的评价，那就是四个字：国之瑰宝。
本文原刊于《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