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叩开李霁野先生的家门，是1988年春天。霁野老曾是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天津市委会创始人，还是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恭请他为《天津政协》杂志写一篇稿子，内容是政协亲历事件或党派参政往事。他知道我的来意，爽快地说：“政协的事、民进的事太多了，咱现在就定下拟写题目，叫作《政协工作二三事》，好吧？”我微笑着称好，紧张心情顿消。
临来之前担心大家的稿子难约，但听机关老同志讲，霁野老亲切有礼，专业领域是大师，待人为事是大儒。我很快就领略到了，一下子没了隔阂。
听到敲门声，84岁高龄的霁野老招呼家人开门，并自己走到门厅口迎接我。他伸手领着我朝客厅走，先让我坐下，自己方才落座。他与我交谈言必露笑，笑皆眯眼，眼里透出慈祥。他说：“你刚转业到天津，从年龄和经历上看，属初入办刊这一行，像我和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四人追随鲁迅先生创建五四时期进步文化团体‘未名社’时一样，不知咋干，摸索前行。鲁迅先生一点一滴地教我们如何编辑‘未名社’社刊，我也对你说些办刊方法吧。”
霁野老话题一转，开考我的“业务能力”。我顿时神经紧绷起来。他温和地说：“我们那时去找有名望的文化名人约稿之前，鲁迅先生嘱咐我们要先将被约人情况搞清楚。你可能对我的情况做了功课，我问你两件事吧：一是我第一次翻译小说送给鲁迅先生审阅是什么时候？二是《鲁迅日记》中有多少篇写到李霁野？”我确实做了功课，听到这两个问题，心里有了些许平静。面对他等待的目光，我说：“您第一回翻译出小说送鲁迅先生审阅，是初中三年级；鲁迅先生的《鲁迅日记》有27篇写到了您。”霁野老听罢大笑，右手指着我说道：“你考试合格，答得准确，真是有备而来。办刊拟设计被约稿人写作形式与内容，汇写成约稿提纲，这是鲁迅先生当年对我们的要求。你到我家宜先将约稿提纲递交与我，因为你没有汇写，我才主动确定文章题目的。小伙子，今后要汇写好喽！”
正说着，有人开门进屋，霁野老告诉我这是他老伴买菜回来了。他说：“我夫人叫刘子贞，也搞翻译，教英语。她去买活江鱼，现在快到中午了，在我家吃午饭，尝尝我们家乡味道的鲜鱼。”我推托说：“不麻烦刘教授了，回单位吃饭。”他强调道：“我还有话对你说。”
霁野老多有养生意识，因我们对谈已一个多小时，他便站起来踱步，边走边说：“鲁迅先生对我们办刊还有其他要求：第一汇写约稿提纲，第二做好阶段和长远约稿选题。提高刊物质量，要制造读者看点，维护读者看点。怎么制造和维护，选题先决，规划支撑。”他停下来对我讲：“你今天问我约稿，下一期问谁约呢？”我回答尚无下期人物。他说：“这样不成，这叫做作约脱栏。我是天津文联主席，知道天津健在的近现代文化名人很多，你宜列一个分类清单，再做出本年度和来年约稿选题。可开设‘文化名人录’栏目，甲乙丙丁不停地约下去，久而久之形成名栏目。栏目声望广播，杂志越办越好。鲁迅先生常对我说：霁野君先行约稿，传主若失诺，我出面恭邀。小伙子，从今往后，你实施约稿选题过程中，如有被约人邀约不果，我写信督促完成。”
刘教授烹饪动作真快，不知不觉端上来一条酱浅味香的清江鱼。她深度镜片后面折放着和蔼目光，轻轻地对我说：“我们家人爱吃鱼，按照霁野安徽叶集老家做法烹制，你吃吃看。”话音刚落，她递给我一双筷子，催促我夹菜品尝。我手持筷子至鱼尾处，她抬手阻拦，旋指腹背，待正身肉入我口中，方满意转身回厨房。
“味道不错吧？”霁野老问我。我说：“好嫩好香啊！”他说，叶集烹制鲜鱼，不用油炸，鱼置锅内，敷上调料，炽火饪烧。目的是清炖之鱼，肉刺分明，便于择食。这种灶上技艺，让他想到要对我说的第三个问题——文稿处理。
霁野老接下来谈的内容更加专业深刻。他继续说：“文化名人专栏昭示杂志的文化品位与追求，所以稿子约到手，做好编辑工作是重中之重的事情，一定要集中精力搞好。名人文章不一定篇篇光芒四射、精准无误。我写东西常有自己不满意的，写了一稿，又改写第二稿，甚至第三稿。你读过我的哪些文字？”我说：“读过您翻译的小说《简·爱》。”他接着说：“每一次《简·爱》再版，我要再翻译再斟酌，反复推敲。自己初写的文章，如同一条叶集厨艺炮制的鱼，光鲜亮丽下面干骨细刺浅显易见，经过剔除，方可食用！鲁迅先生还对我说：霁野君作为社刊主编，切记审修名人稿件更应严细，彻查文误，不放过瑕疵。与我一样深受鲁迅先生提携的杂文家、翻译家徐懋庸，时任左翼作家联盟书记。他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谈关于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交给我发表。我虽与其熟悉，但审读后觉得是‘左联’内部关于‘国防文学’与‘抗日统战文学’的争论，不宜在‘未名社’社刊发表，迅速转交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同样未同意发表，写了一封著名的《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信，在1936年8月的《作家》月刊上发表。鲁迅先生与自己的学生徐懋庸展开论战。我若不彻查文稿、深度思考，草率刊发，后果不堪设想。我以为徐懋庸不该对鲁迅先生讲那些批判谴责性的话，他与鲁迅先生分道扬镳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这件事使得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批判，尤其是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期间遭受了磨难。”
相比之下，霁野老始终感谢恩师鲁迅先生。他将鲁迅先生来信的手迹、在他译稿上审修的手迹和大量签批“未名社”社刊发稿手迹等，完好无损地珍藏起来。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后，他又将自己保存的全部鲁迅先生文献，交予前来索求的纪念馆专家。纪念馆专门开设了李霁野捐献永久展线。
霁野老说非常羡慕我，我问为何？他说：“你生在和平年代，可爽心静气干营生、作杂志。我生在动荡时代，1928年‘未名社’遭查封，我作为主要成员，被关押50天，找不出罪证，审讯拷问更加频繁。在‘左联’等方面的营救下，我方获释。1930年经朋友介绍，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才相对安定下来，边教课边翻译《简·爱》，定稿交出版社出版。又过了几年，我转到北平辅仁大学任教，依然边教书边译书，用四年多时间译完了120万字的《战争与和平》。”说到这里，他叫孙子将家乡酒倒上，举杯祝愿政协杂志办好、办出特色。
回到客厅，刘教授说：“你为杂志拍摄照片，那就给我们全家照张全家福吧。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来信要我们家近照。”我接过霁野先生儿子递过来的相机，很快拍摄完毕。
登门约稿求教，幸遇殷实款待。赢享家人陪餐，悉听大师讲学。挂钟时针指向下午1点，来霁野老家已经4个小时。我占用了先生上午工作和午休时间，真有些过意不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语教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一代大师啊！他用这么多的时间循循善诱地为我这小字辈施教编辑艺术，促我开悟，令我万般感动。
我向霁野老告别，他又送我至门厅口。走出内院，我回头望去，先生还在朝我挥手。
作者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副巡视员
本文原刊于《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