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籍的大学毕业生，早先视上海以外为畏途。别说广州、深圳了，北京也不例外。若听说某人毕业分配到国务院，会觉得与流放无异，庆幸厄运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到了我们这一届毕业，怪事出现了，居然有四个上海籍同学主动请缨去北京：潘承凡、陈真、卓松盛，另一个是我。他们三个各怀鸿鹄大志，我则包藏了私心。心想，家里住所局促，将来三兄弟为争婚房打得头破血流，煞是难看。再说了，一家人眼皮底下，偶尔带个佳丽回来，也不好行那苟且的事。不如远走天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毅然决然，往北京去。当然知道北京是个可怕的地方，每个胡同口歪歪斜斜用白漆写着“口内有厕所”。但北京再土，好歹是首都。加上同学人多势众，好玩。
我母亲是中学政治老师，嘴边挂着崇高的话，比如“先立业后成家”，比如“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心里清楚，我真要离开上海跑去“四方”的话，她八成是不乐意的。但我心意已决，管不了家人怎么想，便神色严峻地对她说：“妈，这次毕业分配形势凶险，所有同学，无论外地上海，一律打乱，全国分配。而且全程保密，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揭晓。你要有心理准备。”果然，老妈的脸上浮起了忧色，嘴里还是硬的：“要服从国家分配。”我说：“放心，这我是懂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周末回家，老妈总问：“怎么样，有消息吗？”回答总是没有。一直等拿到了中国新闻社的报到通知书，我才气急败坏地回到家，对老妈说：“完了，果然分到北京了。”亮出了盖着大红公章的正式文件，透射出党和政府的刚性和威严。见生米已煮成锅巴，兼之中新社也不是什么丢人的地方。她只有作罢。总不至于怂恿我去闹吧，政治老师嘛。
因为上海同学分到外地等同流放，所以流放犯享受选择流放场所的特权。我便选了中国新闻社。那时看了一部电影叫《原野》，里头有个演员叫刘晓庆，演得放浪形骸，也没说一句宣传口号，击赏不已。影片的字幕赫然打着：“中国新闻社出品。”心想，敢拍这么放荡电影的单位，一定要去。又从其它渠道听说，中新社是对外宣传单位，在里头工作的人，都要外派的。心想，可以派到外国去的单位，更要去了。有这种思想，也怨不得我。当时的中国是今日朝鲜闭关锁国政策的老师。我对外国的理解是寥寥几部外国电影得来的。见牛奶可以当白开水任喝，肉可以随便吃，总统可以随便骂，还有汽车开，误以为是天堂。哪里知道这都是假象，真实情况是多年以后才懂的。
于是便兴高采烈忙着奔赴首都。这时又有一道喜讯传来：去北京的同学都有一笔“遣散费”，达一百四十元之巨。这笔钱等于我老妈两个半月的薪水，等于我十个月的助学金，顿时有一夜暴富的感觉。在校时，我一直陷在超前消费的怪圈里，基本都是“半月光”。助学金发放的当天，一顿两块大排。月底时，借饭票买个菜底凑和。欠下外债达六十元之多。经常强制同寝室的古小玉借款给我，迫使他成为我最大债主之一，且利率为零。“遣散费”一来，顿时艳阳高照，摆脱了一切债务。剩余的钱，买了去北京车票，购置行装行头，大吃大喝，又迅速见底了。但此事教会了一件事：钱的事愁它个鸟，山穷水尽之后，必有柳暗花明。这心态影响了我一生。
中新社在北新桥三条一号，是侨办大院里的一幢灰砖大楼。我住在三楼，走一截楼梯下到二楼，便上班了。吃饭时，唱着歌，敲着白色搪瓷碗穿过院子，便是食堂了。办公楼里有间房，挂着“电影部”的牌子，不见有什么明星出入。
心想，原来《原野》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后来知道，电影部其实与社里关系不大，是个独立运作的单位。据说刘晓庆是来过的，但我与她缘吝一面，从此断了追星的念想。
我是分到中新社的第三批大学生。几批年轻人相加，不超过十个，其余都是“老东西”。现在，我已经比当年那些“老东西”还老了。我被安排与头批来的大学生夏泰宁同住。他原本一人独享一间房，硬被塞进一个同屋来，脸色很难看。当然后来知道，他脸色难看，并不完全在我，还在于生活中的烦心事，比如分居两地的婚姻，比如与领导不和。他个子不高，有墙一般的胸脯，柱子一般的腿，共振极强的声音。第一次见我，便来个下马威：“你可以用法语流利对话吗？”
“不可以。”我怯怯道。
“那么，你可以用英语流利对话吗？”
“也……不可以。”
他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我惶恐反问：“你可以吗？”
他说：“那还用说，最起码的。”
他还是毫无表情，并无鄙夷或同情，而我已无地自容了。夏是四川某大学的法语专业毕业生，常常拿着一本兰波诗集，站在窗口，铿锵有力朗诵。要不就是听着美国之音，嘴里嘟囔着英语。我觉得完全被排除在世界之外了。
不久，中新社因我外语太差，送我去人民大学进行半年的出国人员英语强化培训，启动了我英语学习之旅。我心中窃喜，看来是要派我出国了。
一晃四年过去了。
我还是一如既往，在北京的胡同里骑车晃荡着，并没出国。这四年里，我睥睨同事，认为是一群自甘奴役的可怜虫。蔑视上司，视作是新闻自由的侩子手。
带头闹事，与领导大吵，两次被全社通报批评。最后，领导放弃了，让我自生自灭。
那时，中新社已从北新桥搬到了甘家口，新来的大学生队伍壮大，宿舍重组。我与另外五位合住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同住者中，有一位福州籍的周君，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毕业，比我们大几岁，身形伟岸，头发浓密，国字形的正气脸庞，架副玳瑁框的近视眼。他已婚，太太是福建师大出身的著名朦胧派诗人郑枫。郑枫的诗确实令人迷醉。狂妄如那时的我，看了都五体投地。她常来北京长住，与周君独占一个小卧室。只是本人的形象没达到她诗歌的高度。
我对郑枫的佩服是双重的，一是佩服她轻松玩转意象和通感的能力：用眼睛呼吸，用鼻子听声音，用舌头辨色彩。思维跳跃，在时空维度错乱游走。二是佩服她的经商天才。她长袖善舞，买卖多种商品，已积累了巨额财富，天天海鲜当饭。而我那时，还在靠粮票换鸡蛋度日。
忽一日，一个熟悉的陌生面孔出现了。福建乡下的杨安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母亲祖籍福建，在我八岁时，将我送往她老家接受再教育，呆了四年，所以我会说一口流利闽南话。在乡下时，杨安忠与我同村，小学同学，还有未出五服的远亲关系。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这一晃，已经十三年不见了。
“你怎么跑到北京来了？”我望着高我半头，甘蔗般干瘦的安忠。新衣服在他身上，像借来的。
“我来澳洲大使馆拿签证，去澳洲留学。”
我无语了足足几分钟。杨安忠的学历，掺一倍的水，或可勉强达到初中程度，英文字母颠倒着看，居然去“留学”？
原来，澳洲在搞教育输出，广招亚洲学生去学英语。只要交上学费生活费，来者不拒，做那不要本钱的买卖。杨安忠的生父是菲律宾富商，见他在福建乡下出路渺茫，便通过一个做中介的澳门老乡，替他付了费用，让他去澳洲试试运气。赴澳签证必须亲自来北京使馆领取。他两眼一抹黑，自然要找我帮忙。
我义不容辞，忙前忙后，鼎力相助，直至他签证顺利到手，在北京站挥手作别。
这时便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公派出国已成泡影，通过自费留学出国，不也殊途同归吗？一想到费用，又将念头掐灭了。杨安忠的赴澳学费加生活费，一下付了四万港元。而我还处于负资产的阶段，固定收入是每月七十元人民币。
周君却找我谈话了，“植峰兄” ，虽然他长我几岁，对我一直客气，“想请你帮个忙。郑枫也想去澳洲留学，能否拜托你把钱送到广东，转交给那位澳门中介，托他办理？你的所有费用，由我承担。”
原来，杨安忠在京期间，借住在我们宿舍，他的事情，早已尽人皆知了。那位澳门中介也是我们同乡，也有远亲关系，又有活生生成功案例在，周君是百分百信任。我原只知道郑枫阔，没想一阔而至此。震惊之余，替她高兴。虽然不是我自己出国，能成人好事，一向是我所乐为的。再说，可以免费玩一趟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更是乐中之乐。怕他变卦，赶紧应承下来。
外地大学生成家前，都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我请了假，怀揣周君夫妇的钱，意气风发南下了，好像是替自己办事。顺道在上海略作勾留，探望了母亲大人，喝着茶，把此次南下原委细细道了一遍。
母亲听了，沉默半天，最后才说：“干脆，替你自己也办了吧。钱，我这里有。”
我一口茶呛在喉咙里，咳了半天。母亲的信息，一向对我留一手。我知道她是菲律宾归国华侨，曾是娇小姐一个。知道外祖父母、舅舅阿姨都在菲律宾经商，广有资产。知道侨汇涓涓，时不时汇到她银行户口。只是没想到她的资产，竟能轻松与郑枫的财富抗衡了。
她那么迫不及待让我出国，我终于明白“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真实含义了。从那刻起，我对她的一贯崇高产生了怀疑。难道她的积极、她的进步、她的政治、她的主义，都是巧妙的伪装？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异己分子是非常可怕的。
那次偶然的南下，改变了一生的方向。从上海再次出发时，我怀里的钱多了一份。到广州后，顺利替郑枫办了留学，替自己也办了。路费是周君出的。
1989年1月21日，我在首都机场登上了赴悉尼航班，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作者：杨植峰，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任记者、编辑。1989年1月赴澳洲自费学习英语，后获得居留权，并入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