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工作的时候，钱锺书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以为我的工作会有较多机会接触到他。后来才知道，他任职不上岗，工作时间无缘见到。当时还设想，他如果需要秘书，我可以去兼任。既不在岗，也就无需秘书，这条路也不成。两次见到他，都跟工作没直接关系。一次是在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学界巨擘名流群贤毕至，主席台上三巨头并坐。中间是俞平老，他右为胡绳院长，左为钱锺书先生。俞平老我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难得啊，当时他八十六岁。最想见到的当然是钱锺书先生，虽然他也已七十六岁高龄，丝毫没有衰老的感觉。特别是微微一笑的瞬间，尽显智慧与幽默之风采。能够见到自己仰慕的学者大师，快乐无法言说。原以为此生仅见此一次了，当然一次已足矣，不料，另一次机缘，让我有机会登门面见，且亲耳聆听大师侃侃而谈。而这一次机缘来自我们帮助他打了一个著作权官司。1992年，一家出版社未经授权编辑出版了钱先生的著作。我们按照授权去追究，最终获得圆满解决。出版社登报道歉并做赔偿。事后，我们带着结果，去他家报告。第一次见到钱先生，他没有说话。这一次，除了我们汇报情况，之后，我们基本上是聆听。钱锺书说话不时引经据典，我们听者是应接不暇，难以消化。尽管很多不能理解，但听的过程就是极大的享受。出版社送了他们两把蒙古刀，钱锺书与杨绛夫妇俩拿到后，居然相互比划起来，一边口中还打趣地说，这回我们可以比武了。那天真童趣毕显之景，令人捧腹。临走，两位先生还将他们出版的著作签名赠送了我们。那是我工作三十年里少有的快乐时刻。为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举办了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我参与组织了纪念活动，并作为编委参加了《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出版的相关工作，能为钱锺书先生身后做一些事情，心里有无限的安慰。
作者近影
在社科院让我受益最多的是鲍正鹄先生。我参加工作的时候，鲍正鹄先生已经退职回家。之所以不说他退休而说退职，是因为他是自己卸职回家，而单位很久后才给他办退休手续。这也可以说明鲍先生的个性。他亲口跟我说，部下被调去做别的工作他都不知道，于是毅然收拾东西，让办公室的人安排一辆车回家了。他是局长，没跟人说不干了，起初办公室也以为他只是往家运送东西呢。院领导知道事情原委，上门做工作劝说他回单位。他是倡导退休、反对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有了这个由头，便去意已决，不再回头。他还跟我说起过一件事情，机关有一次开会，他中途站起来问领导还有什么事，因单位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做呢，于是带着下属离会。这种个性鲜明的领导，真稀有，现在更不可能出现了。还有件事，一些回忆文字里也提起过。院长胡乔木讨论工作时问他有没有意见，鲍先生直言：“我不同意你的意见！”鲍先生亲口跟我说，不问我就算了，既然问我就不客气了，说完开心爽朗地大笑起来。
跟鲍正鹄这样的领导共事，我想是一件幸事，可惜我无缘。他的学问似乎没有边界，中外文史，音乐绘画，甚至生物天文，无所不通。待人真诚，不摆架子。单位里老少同事，一律亲切地喊他“老鲍”。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里同事之间称呼都喊“老某”、“小某”，几乎没有人喊“叔叔”、“阿姨”、“局长”、“处长”。大家视同事为同辈，以老小相区分，没有庸俗的人事关系。现如今，风气已大不如前，上下级关系明显，称呼官气十足。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了，大约应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春节单位的聚会上吧。在职、退休人员聚餐、共度佳节是一年里特别令人高兴的事。饭菜自己做，有的从家里做好带来。老鲍每次总有佳品呈现，与人共享。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带来一坛绍兴黄酒，聚会时喝着有温度的酒，纵论天下大事，历史人文，趣闻轶事，是他的拿手好戏。聚会有他在场，满场欢声笑语，开心无比。有他的场合，不管是同事，还是师友圈子里，他总是中心，仿佛交响音乐会上的指挥。记不得哪一年，我陪他上北京医院看过一次病，坐在医院过道里等候的时候，我们聊得很多。从那以后，我们往来渐渐多了。每逢大的节日，春节国庆，照例是登门拜访。平常则隔三差五通电话。通电话一般都在半个小时以上，议论图书，针砭时事，谈论音乐艺术，总感觉时间短，说不完。登门拜访一般花上大半天，谈得更多了，有时候还能一起放音乐来欣赏。聊天自然是他主讲，我做听众。但凡我有疑难问题请教，他都耐心予以指导，有些学术人事经他指点，会豁然开朗。每次从昌运宫他的居所出来，骑车路上都在回味他所讲的人与事，沉浸在快乐之中。
鲍正鹄先生从任教复旦，转调教育部，再到苏联、埃及、法国等任教履职，随后又到北京图书馆、社科院任职，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早年曾在无锡国专念书，钱基博是他老师，所以跟钱锺书关系不一般。我从鲍先生口中听过不少关于钱锺书的事，也很想知道钱锺书眼中的鲍正鹄。我曾托一位往来钱家较多的先生问过，钱先生评价说：“他是个读书人！”对于读书人而言，这应是个不低的美言。鲍先生学问渊博，记忆力超强，他自称五十岁以前看书很少需要做笔记，因为都能记住。但他说起钱锺书的博闻强识，也是很佩服。他说钱锺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举了一例。有人曾向鲍先生咨询一个材料的出处，他怕记不准，就给钱锺书打电话询问。钱先生电话里稍微沉思了一会，便告知该材料出自五卷本《杜诗详注》的某卷某页的页下注。一查果然。我想这些大学者的记忆力不仅来自天赋，也来自勤奋刻苦、心无旁骛，因为这里也包含学习的方法。有一次两位先生还说起无锡钱家旧居，鲍先生描述宅子里的情况，钱先生说：“你比我还熟啊！”
鲍先生待人以诚，不分高低贵贱，同事之情，师生之情，都极为深厚。无论谁上他家，开门迎接，出门送行，从无怠慢，平等思想与传统文化礼数集于一身。我的印象里，他行动方便的时候，辞行道别，他总要跨出门，送我到楼门口。后来年高力衰，行动不便，送行力不从心，道别总还要表示歉意。他也很少麻烦别人，办事捎东西选择最方便的方式。给他捎去的东西，一般他不大愿意请人直接送到家，常常要我们把东西放到班车上搁在小区传达室即可。帮助他人，成全他人之美，却是非常热情和细致入微，不嫌麻烦。他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跟他往来的人，若是做出他认为不妥之事，他会毫不客气当面指出。倘若做出令人不齿之事，结果大约就是断交了。有些人做了这样的事，还不自知，公开场合还去跟他招呼，受到他严厉的回复便是：“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他这种态度，不分对方的职位高低。单位大楼设计的时候，曾考虑给院领导办公室里建独立卫生间，他很生气，当场表态说：“领导的屁股就沉啊？！”他的身上有鲁迅的精神，对恶的不妥协。斯人已去，音容笑貌犹在，精神长存。我等苟活者，当以他为镜，做人做事，要多问问自己的良心。
毕业三十年，学无所成，更无惊天动地之举，忙碌之余，麟爪之忆，不成珠玉，有愧于世，无愧于心，权当饭后散步闲聊吧。
作者：朱渊寿，1980年入学复旦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