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去上海教育电视台，参加2014年上海教育年度人物的颁奖，张德明台长没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张台已经退休了。热闹的颁奖现场，风物依旧，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已然归隐。
其实，早在2013年的年度人物颁奖时候，张台长已经跟我讲，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到龄了。当时我有些意外，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张老师——我一直这样称呼张台——始终是干练、勤奋、睿智、朝气蓬勃的样子，在他的领导下，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电视大学、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从薄弱的基础上走来，一片兴旺灿烂。他的形象，就是教育台的形象；而每每想到教育台、电视大学，想到的一定就是他。难以想象，他离开教育台的样子。
之所以一直称呼张台为张老师，是因为张老师真的是我的授业老师。是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报告文学课的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如果说至今对复旦还留有不少好的印象，他的学识、为人、品行，是重要的因素。
张老师在为上海教育事业留下一页灿烂的历史之后，挥手作别，而我们，8011的兄弟姐妹们，离开复旦，迄今亦整整三十周年。
非常幸运，我们毕业离开复旦的那年，三十年前的1984年，分配还是不需要拼爹的，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意愿和学习的成绩。记得，8011分配的时候，好像基本都各得其所，去了比较合适个人意愿的地方。上海的单位，有三个名额是新闻单位，一位《解放日报》，锦江兄弟去了，两位是《新民晚报》，我和晓晖同学。
虽然大学进的是中文系，其实我在8011呆了四年，心里念念叨叨的，还是喜欢新闻。确定选修课的时候，除了中文系的一些基本课程之外，我经常选的，就是一些跟新闻搭得上关系的课程。比如新闻系张骏德老师的课，就选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他小时候曾经很崇拜办报纸的人，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为什么呢？“你想想，我们用作文簿写作文的时候，都一会长一会短，可是办报纸的人，写的文章却是整个版面正正好好，不多不少，多了不起！”
我也选修了中文系跟新闻系交集的课，那就是当时很火的报告文学课。授课老师，就是张德明。
从第一眼读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始，我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报告文学迷。当时，我还在上海继光中学读高中，读的是理科班。
“文革”之后，上海恢复重点中学制度，就是从我们79届开始的，重点中学考试是在1978年的夏天。当时正好是文革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特别强调科技现代化的时期，报告文学宣传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地质之光》的李四光，《在湍流的涡漩中》的周培源，《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等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一个面子上批评、实质上赞赏的社会共识，所以当年我们“文革”后第一届考进重点中学的学生，读的就叫理科班，教材与普通班不同，有一套专门的标明理科班专用的数理化教科书。当时考重点中学，叫做考理科班，而同一个重点中学中，只有理科班才算是其中的重点部分，除此之外的班级只是普通班。这跟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因为是突然之间恢复重点中学，必须保持原有学校的延续性，所以只能在选定的重点中学中办一批重点性质的理科班，来体现重点中学。等到先前学生全部毕业之后再新招的学生，才全部是按重点学校要求招的学生。
我读了一年理科班，数理化成绩都算不错，化学成绩拿过一个虹口区第三名，但是心中最喜欢的，却还是写文章。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成绩一直都是班级领先的，是隔三差五语文老师在班上拿出来作为范文读的那种。要升高二的时候，继光中学办文科班了， 我思虑再三，放不下《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放不下写文章的诱惑，决定去读文科班。为此，被理科班的班主任教育了一顿，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理科班才是重点，文科班是人人可进的，放着重点不读，怎么会想去读文科班呢？最终，写文章的诱惑超过了一切，高二的时候，我进了文科班；考大学的时候，进了复旦8011。而新闻与文学结合的报告文学，是我心目中的圣殿。
我与张德明老师的结缘，并不是从报告文学课开始，而是更早一些时候。好像是在我们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复旦出了蛮大的一件事情。以我们班级的女生为主力的中文系女排，竟然拿了复旦大学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这是一件相当强悍的事情。当时，大学里的同学们对荣誉看得都很重，复旦女排冠军，可是一件青史留名的事情。于是，让我写一篇女排夺冠主题的报告文学，布置这项工作的，就是张德明老师。他是复旦大学写作与研究报告文学的权威，所以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的很多指点和帮助。这篇题为《早霞，多美丽》的类报告文学，后来发表在复旦校刊上，一个整版，成为一段佳话。
“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以说，大致上概括了我四年复旦中文系8011生涯对新闻的念想。于是，当毕业分配有新闻单位的名额时，我也就到《新民晚报》。
报到那天，是1984年的7月25日。这个日子，是报到通知上列明的报到时段的第一天，理由很简单，既然有一份喜欢的职业，那就早点去上班。
2011年，作者（右三）参加市长咨询会。
当年的《新民晚报》是个临时社址，在九江路41号。这里解放前是花旗银行的办公楼，后来好像是街道工厂在用。文革中，由于有大量的非正常途径来的各种物资，这里又做了仓库。1981年《新民晚报》准备复刊时，圆明园路上的原址因为早已改做它用，回不去了，几经周折，也在市里的大力支持下，将九江路41号的一楼和四楼的两个楼面腾出来，用作《新民晚报》临时社址。一楼是排字房和食堂，四楼就是各个采访部和编辑部，包括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办公室。由于是西式大楼格局，一楼很高大，于是在做排字房之余，搭了个阁楼式的假二层，放校对组和广告科、财务科等经营管理部门。地方很挤，螺蛳壳里做道场，但是报社上下精神面貌很好，大家很振奋。
按照那时的惯例，新进大学生先在校对组工作半年，然后群工组工作半年，再分配进各采编部门。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比起现在大学一毕业就直接去采访部到社会打拼，或者直接就当编辑改稿子拼版面，科学合理多了。一直到现在，我对文字的辨别和谨慎，很多都得益于校对组的磨练；而不少采访经验以及应用技巧，也收获于群工部时候的锤炼。
1984年那年，《新民晚报》一共进了十五名大学生，是迄今最多的一次。能进采访部的名额毕竟有限，我们一同进来的同伴，后来不少人因此去了南方深圳、珠海等地。一年实习结束后，副总编辑周珂找我谈话，让我去管言论栏目《谈家常》，协助做《蔷薇花下》和《市场之窗》的编辑工作。言论一向是各报纸的重点，后两个栏目也都是《新民晚报》的名牌，所以周珂跟我谈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是报社对你的信任。这几个栏目在我接手之后，都办得欣欣向荣。
很快，一个转变来到了。1985年的夏天，位于徐汇区肇嘉浜路附近的上海造漆厂，发生了一场大火。火起之时，除了消防部门迅速出动扑火之外，厂里的工人干部和周围工厂的人员以及附近居民，纷纷奋不顾身冲进火场抢险，虽然大火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十分感人。当天下午和晚上，电台电视台就很快播报了相关新闻。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刚刚调整，新任的市领导从电台里听到了相关报道后，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城市精神，当即指示，要求各媒体深入采访，进一步做好报道工作。
领受任务后，上海各媒体都纷纷派出精兵强将，投入到这场报道战役中去。我当时编辑的几个栏目，挂靠在经济组。由于一下子要投入大量人力到造漆厂报道中去，部门内人手有些紧张，于是让我帮忙，一同参加这个报道。我去厂里采访时，可能是受中文系熏陶的原因，十分注意细节。我了解到造漆厂与隔壁的另一家工厂，因为平日有矛盾，两家之间的大门被几把大锁牢牢锁住，老死不相往来。但是那天大火一起，隔壁工厂工人一见邻居有难，立刻捐弃前嫌，主动打开大门，纷纷前来救火，成为扑灭大火的主力军。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做了深入采访，写出了一篇感人的报道，得到了广泛好评，成为当年这个报道战役中《新民晚报》的亮点。露了一手之后，很快，经济组有什么采访工作，经常要我一起参加。
1985年9月，《新民晚报》进行了一次结构大调整，原先的各个采访组，分别调整为相关的采访部。此时，《新民晚报》编委、政法部新任部主任孙洪康，指名要我去政法部工作，跑公安和团市委条线。在当时，这是两个出新闻的重要地方。后来他说，造漆厂大火的报道，让他注意到了我。从此，学中文的，终于开始了正规的新闻生涯。
刚接手跑团市委条线时，最初的一个重要采访活动，是位于江西的共青垦殖场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这个活动进行得相当的隆重。1955年10月，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号召青年去穷乡僻壤垦荒，改造祖国河山。
以上海的知识青年为主成立了一支青年垦荒队，来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荒滩上改天换地。三十年后，共青垦殖场已经建设成一个稻浪翻腾、鸭鹅遍地的鱼米之乡。1985年正是胡耀邦主政时期，共青垦殖场逢三十大庆，又是上海知青为主的青年人做出的成果，所以上海以团市委为主，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庆祝活动。
我刚开始跑采访，就为此两下江西。先是在正式活动前，到那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先期采访，主要是采访老垦荒队员，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是场领导了。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依托鄱阳湖畔满滩鸭鹅建起来的羽绒服厂。当时，羽绒服和羽绒被都还是很高档的货色，市面上买的纯羽绒的还很少，大都是含绒百分之三四十，能有五十以上的算高档了。而共青垦殖场羽绒厂的产品，大部分含绒量都是百分之百的，其他也都是百分之五十以上高含绒量的，摸上去又厚又软，真的很不错。
采访结束大约是9月29或30日，正好后面是国庆假期，我在九江转车，上庐山。这是我第一次去庐山，跃上葱茏四百旋。正逢中秋，芦林湖畔，皓月当空，银光如洗。含鄱口上，旭日东升，红霞万里。阅尽祖国美好山河。
10月正式大庆日子到来时，又随上海代表团一同去了一次。这次是火车先到南昌，中午在江西宾馆出席省长会见代表团午宴。喝的是江西特产白酒四特酒。第一次喝没经验，几杯下去，有点晕晕乎乎，应该是我第一次醉酒。幸好周边人多，扶上开往共青垦殖场的大巴车后，四小时车程，正好睡了个透觉，到目的地醒来，一点没事。
庆祝活动结束后，上海代表团又顺道上了次庐山。那天山上雨雾蒙蒙，几十米开外就不见人影，车行山上，如入仙境。中午在山上一家最好的宾馆休息用餐，在那个年代其设施之新颖，至今难忘。一个月内连上了两次庐山，这也是我迄今唯有的庐山游历。
1988年，我参加了在上海轰动一时的于双戈持枪抢劫银行杀人案的报道。此人在中午时分持枪冲入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上的一家银行，开枪打死一位女营业员，抢走一大笔现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刑事案件，特别是直接开枪杀人抢银行，上海几十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了，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公安经过全力侦破，最终在宁波擒获罪犯。于的女朋友蒋佩玲，也因为窝藏行为在上海滩热闹了一阵。这个案件的侦破审理过程，是上海改革开放迄今最公开透明的一次。侦破进行时各路记者就在指挥部蹲点，随时掌握进展情况；抓获押解回沪，记者直接等候拍照；预审时，闭路电视直播实况。这样的开放既是对媒体的高度信任，同时及时的信息发布，也安定了社会情绪。当时的公安局长李晓航，是应该记上一笔功绩的。
1993年1月11日，《新民晚报》成立特稿部，孙洪康总编辑助理兼主任，还有我和强荧、何建华，以跑重大突发事件、写长篇特稿为主要职责。《战地重访》、《重走长征路》以及1998年的一组抗击特大洪水的报道，都获得了全国和上海的新闻奖。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赴香港报道盛况。6月30日晚，在香港滂沱大雨中，见证了彭定康在总督府依恋不舍的场景，见证了英军在添马舰基地的降旗仪式，见证了零点时分会展中心的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刻，见证了随后查尔斯王子的车队在夜幕中从会展中心开往添马舰码头，登上皇家游艇悄然离开香港的那一刻。
2013年1月，特稿部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四位创部元老在上海报业协会餐厅小聚。孙洪康在担任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之后，时任上海报业协会会长，何建华担任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强荧是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我则在东方网任副总编辑。回首二十年，感慨万千。
2013年10月，上海市委根据媒体发展的趋势和重任，对上海平面媒体结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原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两大集团进行重组，合并成立新的上海报业集团。同时，在上海报业集团新的框架下，恢复《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三大报的独立法人地位。10月28日，举行了上海报业集团成立揭牌仪式。
在新集团成立之际，我奉派任《新民晚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在离开《新民晚报》去东方网工作七年之后，又回到了《新民晚报》。
此时，离我最初跨入《新民晚报》的大门，二十九年又三个月。
新的历史开始了。
作者：朱国顺，1984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84年进入新民晚报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