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上的根在江南，但毕业时没犹豫就去了北京，多少有点盲目。彼时上海老旧而拥挤，也许是想换个环境吧。而北京是何面目，其实并不知道。“且翻箱底晒微晴，早备寒衣、打入北京城。”前一句是实情，南方潮湿啊，衣被常需翻晒；后面的则是少年轻狂，强做奋迅之辞罢了。其实我当年往京，除了几箱书，未带一兵一卒。
一去三十年，也算是努力了三十年，收获不小，体悟更多，对于神界人间，俱怀感恩之心。
我想最根本的，是感恩于这三十年的和平与安宁。世界范围内未有大战，疫情也都能控制，故而这个星球人丁兴旺。中国也是稳定的，“一望全球多乱象，但闻中国好声音。”变化虽然很大，但历史的看，是在追赶、延续一个久远的梦。至于我们个人，也是“天天向上”。而且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有一些东西于我们的内心似乎一直保持着。
对于复旦，想起来总是感到亲切，因为有那么多珍贵的记忆。近些年我更是时常遥想它，不光是想八十年代的复旦，还会想这之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复旦。从马相伯先生开始，百多年来，那样一些人，那样一些事。这样一想，复旦反而陌生起来。不禁觉得，复旦之于我，如同一间旅舍，住了四年，吃了四年。住的相当于通铺，吃的相当于盒饭。课是上了，书也读了读，但复旦之为复旦，我感知了多少呢？这样一想不禁惭愧于用心不够。入校时的复旦虽已非往昔，但我也不曾迎向它、双手掬起它的光华。世事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复旦是我的母校，我确乎是从复旦毕业的，从复旦的大门进去，又从那里出来。那个门四年未变，三十年也未变。
我是带着来自复旦的自豪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台）工作的。因为是国家台，也就敢于说我从事的是中国广播事业，这样升华一下显得隆重，以使自己平凡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一些。初来北京，视觉上很不习惯。那时的北京像个影视城，一条很宽的大街示意着这是一个大城市，两边的建筑也是疏朗而写意。放眼一望，没什么楼、没什么人、没什么车，好像一直在等待开机后的热闹而电影业又总不景气似的。现在的北京自然大不同了。
我入职时，中央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在广播大楼里。那是北京十大建筑之一，苏式风格，很雄伟。中央电视台则挤在院内的一个小楼，等待军博旁那个电视大楼的崛起。体态丰伟的陈真当年就蜷缩在那里，时常能碰到。那时的央视荷尖初露，谁也没想到日后会长成“大裤衩”。 广播大楼的六层原有一个大舞厅，是早年中央领导来跳舞的地方，后来改成了资料室。九十年代事业发展，又改造成新闻中心。我在那里工作了数年，常会生出幻觉，满眼都是舞步。
中国广播从窑洞中来、于战火中生，曾经很是辉煌。八十年代之后，广播起起伏伏，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都有幸经历了。实际上，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广播更像是报纸、通讯社的延伸，用的基本上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文稿，删短后播出。大约也就是八十年代前后吧，广播开始真正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也就是说遵循广播这种传播工具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去办广播，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转折。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央台的。此后，在我看来，广播新闻又经历了新闻化、文学化、市场化几个发展时期，出现了许多我敬佩的广播人，还有他们的作品。
八十年代初的中央台，新闻是王者，文艺也很权威。《小说连续广播》、《阅读与欣赏》、《电影录音剪辑》、《广播剧》，都是很好的节目。因为中文系毕业嘛，当时想做些文艺方面的工作，但也没想好，所以安排我去新闻部，也就接受了。后来知道，由于来自名校，一般都会安排到核心部门，“新闻立台”是根本，需要人才。其实我是不是人才并无从知道，他们看重的是复旦的声望。
对于做新闻，我毫无准备。复旦的新闻系虽然有名，但中文系学了四年，没有想到过去学一点儿新闻。新闻部承担的节目是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的《新闻联播》。刚去上不了手，先到编辑组过渡，编记者站的稿子。第一次编完稿，交给一位老编辑，她什么也没说。后来知道了“导语”，真有灌顶之悟，这才知道我编得很外行，也才懂得新闻是倒金字塔的，第一段叫导语。至于导语的写法需要千姿百态，这倒是我们学中文的强项了。后来也听到一个说法：学新闻的上手快，学中文的后劲足。那位老编辑未对我表现出失望，大约是对我的“后劲”抱着希望吧。
弄清楚了导语，我进步挺快。１９８６年成立新闻中心，由于不适应夜班，我申请调到新成立的地方编辑部专门做编辑。六年里，主要和全国各地的记者打交道，渐渐地能独挡一面了。当时的主任曾公然宣称：“小蔡编的稿子可以免检。”声如其人，那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领导。其实哪能真的免检，只是一种鼓励罢了。也曾有一位记者站的记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假如编辑都像蔡万麟”，刊登在内部刊物上。
那个时期学习新闻、适应职业要求，挺充实。业余时间看看书、见见同学。当时总是舍近求远去宏伟供职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洗澡、正衣冠，那儿的饭也好吃。也常和同学们到永晓、老朱的社科院宿舍去聚，那是一所小学校。没有厨房，用酒精炉自己做着吃。大家都是单身汉，自由，快乐。那时拍了不少照片，用海鸥１２０，自己冲洗。镜头前，大家都很欢乐，尤其是植峰兄，爱做出一些怪表情，活跃得很。宏伟则总是笑得很慈善。渊寿的男高音那时节也唱得更好了。至于永晓兄，爱拎个黑提包，稳稳地走，笑得忠厚而又心里有数。那时我们都以“昏庸”相互戏谑，有一天，宏伟远远发觉永晓那八十年代特有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作为“昏庸”的典型，大家一望深以为然，一致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哈哈地欢乐。而永晓不知我们笑什么，依然稳稳地走,再添一脸的茫然，就昏庸得更显到位了。那时我们还兴致勃勃出过《昏庸集》，大家分头手写油印，当时对善亭兄的字印象很深。后来上海又续《昏庸二集》，一南一北，秋波顾盼，成一时美谈。
我的八十年代大抵如是，比较安静。
九十年代就不同了，国家发展了，广播也有了传播学的语境。媒体多了起来，受众选择的余地变大了。于是竞争开始激烈，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个时期，国家的发展山呼海啸，广播新闻也常常声震寰宇。追求宏大叙事、严谨结构、短小灵动的语言，中央台涌现了不少好作品、大作品。此后的广播新闻开始音响化，要有记者的声音、被采访者的声音。这昭示媒体的竞争更激烈了，大家都在挖掘自己的特点。但记者、被采访者的普通话往往不准，为了坚持音响化，我们不惜让听众听不懂。实在南腔北调得厉害，就压混翻译。如此一来，广播新闻的工艺变得复杂起来，不是用笔一写，一播了事，需要融合各种音响，主持人的、记者的、采访对象的、翻译的，还要制作栏头、片花。有些重大报道还要有音乐、歌曲、环境音响、人造音效等来烘托。有一年我参与采写系列报道《大西北的脚步》，在我负责的宁夏篇中，开头就混入过喜多郎的音乐。
１９９１年，是我事业发展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对西藏的宣传成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各大媒体纷纷进藏，中央台也组成了报道组，我忝列其中。由于特殊原因，台领导没有成行，由民族部的一位老同志带队，他是西藏问题专家，对新闻不熟悉。因我来自新闻部，便指定我负责新闻组。我当时２８岁，只是个普通编辑，稀里糊涂就真的当起了战地负责人。一个多月时间，我带着新闻组、西藏记者站，策划选题、部署分工、组织采访，最后统稿，前后发回了数十篇报道。这组报道都是民生视角，以小见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草根”。语言上也注重广播特色，避免套话。这些理念和手法，用在成就宣传中在当时显得挺有新意。回京后发现，台内外都反响良好，中央台的西藏宣传因此显示出了一些特色来。台领导说“西藏报道发现了个人才”。
其实在我，只是尽心，不过是动用了些积累，用上了些在复旦学来的文法。西藏的这次报道很有收获，也增加了职业兴趣。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策划、组织一个重要的宣传战役。第二年，在又一轮新闻改革中，组建了新闻中心。组织错爱，我被提拔为新闻部副主任，成为《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的审稿人之一。那一年我２９岁，在当年的中央台，是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三年后组织再“错”，我又升任新闻部主任，成为这个最核心部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把手。
1991年，作者（左）与张忠夫妇（右一、二）在西藏。
说起来，我与西藏很是有缘，参加工作仅八年，已两次进藏，前后共待了两个来月，这在当年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了。第一次进藏是１９８８年沿青藏线采访，最高到唐古拉山口，海拔５２３１米。青藏线兵站是汽车运输兵的中途休息之所，海拔都在４０００米以上，极端孤独和艰苦。那些两颊红得见血丝的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的人文、地理也让我深深震撼。大自然在这里太过强大，人们是只能匍匐在地的。我们驱车走在漫长的青藏线，两边是茫茫大戈壁。透过车窗，经常可以看到藏民们三三两两、甚至独自一人，向着圣地拉萨一路磕长头，感觉是一寸一寸地移动。这种虔诚与坚韧不是亲眼看见，真难以想象。信仰是一种精神，亦是一种约束，人们因此强化了生命的意义与尊严。他们对于死亡，说不上恐惧，也不欣喜于天堂，只是把人彻底融入自然，与万物一同轮回。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这是一种大天地、大宇宙的价值观。因此他们选择天葬，平和地接受它。他们把死亡安排得如此哲学，不禁让我犹豫：活着还是不活？也许很多人就是从这样的思维出发，最终选择去西藏活着。那时，西藏确有很多来自内地的诗人、作家，有的就是偶然一去，却从此不回。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去拉萨时，受到了张忠夫妇的接见，高原上见到同学，真是格外的亲切。张忠在校时个子不高，那时已变得很伟岸。张夫人是川妹子，小鸟依傍，望去很是琴瑟相谐。
１９９９年，天安门广场要举行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和联欢会，中央台也要进行现场直播。如果从开国大典算起，中央台应是现场直播国庆大典次数最多的媒体。在没有电视的年代，中央台的国庆直播也是独步天下的。每逢大典，国势、军威、民望都是通过广播传遍世界。尤其是“文革”中，这种直播往往贯穿高亢的口号。我看过几种原始文稿，动辄铺排几个万岁万万岁甚至万万万岁，后面是三五八个不等的惊叹号。那是需要喊的，可以想象听起来一定是排山倒海、气吞万里如虎。到１９９９年，国庆大典已中断了十多年，五十周年大庆因此受到格外关注。以往广播的国庆直播就是对游行队伍忠实描述，让听众去想象。两位播音员站在城楼的东南或西南角，看到什么描述什么。当然不是现场发挥，一切都是事先精心准备，并经过有组织的预演。而五十周年时电视已相当普及了，广播应当如何表现就面临新的问题。中央台想启用新人，尝试创新。总编室一位领导想推荐我，先问我意见，我说服从安排，就没再去想。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真的被告知担任总撰稿、现场执行指挥。
有这样一个锻炼机会很难得，我自然全力以赴。我提出，时代不同了，机械地描述现场显然不够，难以满足听众的需求。在已经有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广播不妨完全从听觉出发，调动各种声音元素，创造一个源于现场、又脱离现场的生动的声音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宽广的、抒情的、历史的。至于现场，我们只描写大印象、大色块。我带领报道组大量搜寻资料，计算时间，反复设计与调整，数易其稿。根据游行队伍的不同主题，我们加入了历史音响、背景故事，还有音乐、歌曲，所有这些与现场融为一体。比如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主题方队走来时，就配以《春天的故事》，同时压混小平同志的一段讲话原音，这些都是现场没有的。语言上也追求诗化，很抒情。从广播里听上去，就比现场更有感染力，实际上，是依托现场创作了一个声音的作品。播出以后，业内反响强烈。在我，依然只是尽心。
这次实践使我对广播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与伸展空间有了新的认识。有机会在极其严谨的国庆直播中做如此多的尝试，也是相当过瘾的一件事。转眼进入新世纪，一切仿佛都有了新的起点，“跨世纪”成了热词，什么事都豪迈起来，让人挺胸抬头的。广播的改革加快了步伐，开始实行频率专业化，以频率为单位树立品牌，实行频率制、总监制。中央台覆盖全国的三套频率先后成为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2003年中国之声成立后，我作为分管业务的副总监，主要负责组织策划大型系列报道，做了很多，也写过一些评论。2008年，我调任经济之声总监，主要就是全面管理了。当时经济之声虽已开播六年，但综合节目多，专业性并不强。我到任不久，全球次贷危机爆发，人们好像一下子都非常关注经济。对于经济广播来说，这是好事。中央台对经济之声的发展也格外重视，2010年把经济之声的改革列为战略重点。经过六年的努力，经济之声已成为比较纯粹的专业财经频率，影响力大大增强了。由于内容的优化，经营纯收也从两千多万跃升至一亿多。
以上是我三十年之荦荦大端，看上去“风正一帆悬”，其实曲折也不少。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自然是不同的，但其中的喜怒哀乐、起承转合或许都差不多吧？“古来多少凭栏客，百转千回一种愁。”人生的快乐与痛苦大抵都是如此。三十年来，我埋头做编辑、做业务，尚能自励省身，尚能持之以恒，对广播事业有所贡献，自己也受益良多。愧疚的是除了因职业写了不少论文外，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文字。总是觉得，我们想到的，大师先贤都想到过，而且表达得更好。闻先王遗言，知学问之大，我们可能不自知，其实是开口便错的。这种想法或许也有问题。
生乃思，思乃知。然时代愈新，困惑愈多。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也有些令人不安。文明的脚步增大了，三步并作两步；文明的脚步也轻飘了，蜻蜓点水般跃进。温饱已不是问题，但生存状态还不算太好。吃饱了上顿，却不知下顿是否仍不安全，这是另一种焦虑。记得从复旦毕业的那一年吧，未来学热起来。少数哲人的眼光影响着大众，人们都朝着未来看，作凌霄之姿，学伟人行状。但今天的变化太过神速，未来已不大容易预知了。明天就是未来，后天的未来只有等到未来的明天再看。眼前的互联网就让人雾里霾里的。据报道纸媒前景堪忧，整个传统媒体好像都命悬一线。《纽约时报》创办１５０多年了，《华盛顿邮报》是１２０多年，前者有个叫陈光标的中国人真跑过去要收购，后者则真的被贝索斯购走了。但也有人说，传统媒体不会消亡，就像有了电梯，楼梯仍在。这要再看一看，才会更清楚。
作者：蔡万麟，祖籍浙江象山，幼年迁居河南开封。
历任新闻部主任、采访部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中国之声副总监。现任财经节目中心主任兼央广财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