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出版业，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到中国近代文化的代表，张元济功不可没。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是当家人时确立、改革、重组，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和应对外界风波，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张元济虽然名义上始终未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一把手”（总经理），但他是商务印书馆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因此，1915年至1926年的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张元济时期”。
《辞源》大家都听过或使用过吧？就是张元济组织陆尔奎等人编纂的，继《辞源》之后，张元济又组织编写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医药大辞典》等有价值的辞书。
九年义务教育大家都经历过吧？早在1910年张元济环球旅行考察之时，就关注到了英德等国的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并下定决心回国后建议在初等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制度（即义务教育制度）。
张元济一生经历了满清、北洋、民国及新中国的沧桑巨变。他亲历了中国自晚清以来无数次社会变革，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文、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等“五位国字第一号人物”的人。
张元济这一生嗜书、藏书，最欣慰的是出书，成为了一个有态度的出版人。
张元济做出版，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与时事政治相冲突的书不出，无论如何不出版为现政权所不能容忍的出版物，以免被当局抓住把柄。因此，1919年在收到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出版手稿时，张元济权衡利弊之后拒绝了《孙文学说》的出版。为此，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大怒之下要登告白，将此事遍告全国，后因张元济去信解释，暂且压下来了。
张元济出书第二个原则就是，不赚钱的书刊不出版。“在商言商”，张元济考虑选题时，首先要对股东负责，要让股本升值，因此拒绝出亏本书。
1917年，蒋梦麟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向张元济提出编辑出版高等学术著作的建议，并把自己所拟的编辑高等书籍条议交给张元济，当时蒋梦麟雄心勃勃，极为兴奋，但由于销路问题，张元济对此并不热心，蒋梦麟折腾了一年，似乎只出了一本《思维术》，这等于是给蒋梦麟泼了一盆冷水。
张元济出书的第三个原则是，涉嫌诲淫诲盗，或品格低下的图书不出版，也不代销。旧中国的文化产业，其格调普遍低下，无论是新闻出版，还是戏剧电影等各种文化产品，充斥着大量诲淫诲盗的东西，张元济对此现象深恶痛绝，并让商务印书馆发出通告，命令禁止各分馆代销《换巢鸳鸯》《姨太太之秘密》等121种图书杂志。
张元济出书的第四个原则是，不使机器闲置。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也不例外，每一笔钱都要用在刀刃上，不忍有所浪费。
上述原则，大体也为张元济的继任者所遵循，用这样的态度做出版，在出版格调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的品格算比较高的了。
高凤池、张元济成为商务印书馆一把手、二把手后，一直不能意见统一，两人均多次扬言要辞职，在用人上更是矛盾重重。高凤池主张用旧人，非万不得已绝不主动辞退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鼓励老员工循规蹈矩、安于职守。张元济出于经济角度考虑，一直极力主张辞退无用的旧人，引进新的有用的人才。后来因多重原因，高张二人矛盾升级，张元济辞职。高凤池约张元济谈话，张元济对高凤池非常痛彻的批评，认为他私心太重，经营出版社没有高度。
张元济与高凤池为了商务印书馆馆事争吵不休，但于私交无损。1943年高凤池80岁寿宴，张元济撰了《高翰卿先生八十寿序》赠予他。
张元济退休后并未停止工作，仍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为方便联络，商务印书馆特派一专职通讯员每日两次送信到张元济寓所，张元济每天给各部门的信件平均在七八封以上，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