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造共和”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廷开始对袁世凯动手，削夺袁世凯的兵权，将他手中的兵权收归陆军部。身为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也被转授了一个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的闲职。段祺瑞领着这个闲职，将精力投入到督办军校之中。等到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还乡避祸，段祺瑞与冯国璋一起韬光养晦，曲意逢迎，更以办军校的方法尽量避免惹人注意。不过清廷终究无法真正冷落段祺瑞，他毕竟曾留学德国，是新军不可多得的人才。清廷对段祺瑞不同于袁世凯，还是要加以笼络。宣统二年（1910 年），段祺瑞奉令署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得以拥兵一隅，为北洋派积存实力。几年间，段祺瑞与隐居河南的袁世凯联络不断。袁世凯筹划日后的东山再起，借革命党人之手逼清帝退位，段祺瑞堪称是居功至伟。
辛亥年，湖北革命党人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指挥，隐隐然有阵前倒戈的危险。于是，袁世凯复出，重新主持大局。此时南北之间形成对峙的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北洋军收复汉口，双方维持均势，谁也不多进一步。前线指挥北洋军第一军的冯国璋一心精忠报国，发誓要拿下武昌，一举削平乱党、镇压起义。袁世凯只得临阵换将，命令段祺瑞代替冯国璋任第一军总统。段祺瑞同时署理湖广总督，开始主持前线军事。
段祺瑞显然更得要领。他一到汉口，立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接下来，他又秘密派亲信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谈判。就是在这一场秘密谈判上，双方代表达成了约定—确定共和政体，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是袁世凯不能自己提出来的意见，亏得有段祺瑞这样能领会上意的部下，代他将心中所想变成了实际的目标。
1912 年1 月26 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 名北洋将领，发出著名的致内阁代奏电：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隆裕太后被通电吓坏了，赶紧征询朝中大臣们的意见。满朝文武倒还沉得住气，纷纷力劝隆裕太后不要慌，坚持住。袁世凯乐得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率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致电段祺瑞，请其劝告前线各将领切勿轻举妄动。段祺瑞可是聪明人，明白袁世凯这是何等意思，更懂得必须将戏做到极致。
2 月5 日，他又联合第一军八名协统以上将领，再发代奏电注：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话里话外，段祺瑞已经露出要逼宫的意思。2 月10 日，段祺瑞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直隶保定，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2 月11 日，段祺瑞本人到京，进一步施加压力。2 月12 日，隆裕太后迫于各方面压力，终于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退位，清朝终结了。
在这一改变历史的时刻中，段祺瑞充分领会上意，既推动了中华民国的建立，也将袁世凯一手推上了临时大总统宝座。于公于私，两全其美，这勋业便是后人屡屡谈论的“一造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