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一
春秋末期，子贡到吴国办理外交。吴国主管内政与外交事务的太宰嚭特意询问子贡：“孔老先生是圣人吗？他为什么能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之一，他回答道：“这是天意让我的老师成为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回到老师身边后，子贡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师。孔子听后说：“太宰知道我呀！我小时候家里穷，为了生活，所以学会了很多卑贱的技艺。真正的君子需要这些技艺吗？不需要的。”这就是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的由来。
在上述故事中，可以看出，孔子实际上并不认可他所谓的“多能鄙事”。因为在他看来，他之所以能够掌握如此多谋生的技能，都是由于少年时生活贫困所赐，为了谋生，不得不学的缘故。
由此可见，“吾少也贱”的“贱”字，在这里是贫困的意思；而“多能鄙事”中的“鄙”，则含有普通、不值得一说的意思。
二
我们先来看看孔子为何说自己“少也贱”。
首先，孔子的贫贱生活是从其父叔梁纥之死开始的。
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葬于防（今曲阜市东约30里）。
接下来，一个三岁的孩子，在一个18岁的年轻母亲抚养下，又将直面多少风雨坎坷？又是如何走上了一条不凡的人生之路？
从孔家来看，叔梁纥去世后，除孔子和母亲颜徵在外，家中还有九女、一子、一妻、一妾。九女中有些应已出嫁，剩下的可能有些年龄比颜徵在还大。叔梁纥生时虽然孔武有力，但其身份也只是一个“士”，只有俸禄，没有采邑等固定收入。他死后，俸禄当然也就自然断绝。这么大的一家人，在叔梁纥死后，经济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生计陷入窘境自不待言。
有资料表明，颜徵在与孔家关系并不和谐。孔子出生时其母连家也不能归，她是在尼山的一个山洞里生下孔子的。在生下孔子不久，颜徵在便同孔家关系破裂，带着尚在襁褓的儿子离开。联系到当时社会中妾的不幸地位，她也很有可能是被赶出孔家大门的。造成这场悲剧的具体情况虽不得其详，但可以推想，叔梁纥负有重要责任。这一点深深伤害了颜徵在的感情，以致在孔子成长的过程中，她对叔梁纥只字不提。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表述十分奇怪：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钱穆在其《孔子传》中对此事的说法是：
孔子父叔梁纥葬于防，其时孔子年幼，纵或携之送葬，宜乎不知葬处。又古人不墓祭，岁时仅在家祭神主，不特赴墓地。又古人坟墓不封、不树、不堆土、不种树，无可辨认。孔氏乃士族，家微，更应如此。故孔子当仅知父墓在防，而不知其确切所在。
钱穆虽然言之凿凿，但也只是回答了年幼的孔子为何不知父墓所在，而最关键的问题，即孔子母亲为什么“讳之”，颜徵在为什么要对孔子隐瞒其父亲的坟墓所在，却并没有说明。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按照常人之理，如果一个母亲不告诉儿子他的父亲葬在哪里，这对儿子不公平，对丈夫也不能说是公正的。
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司马贞认为，颜徵在并非是“讳之”，她是真的不知道丈夫具体安葬的地点。
司马贞这个解释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既然如此，为什么司马迁不直接说颜徵在不知葬处，而是说颜徵在“讳之”？“讳之”的意思，显然是自己知道而不想说。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母讳其墓，《礼记·檀弓》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从这些记载中，不难体会到颜徵在这位刚强女子的一颗受伤的心。离开孔家后，她立志不再同往事发生任何关系，不与孔家再发生任何联系，而是坚意携子独立艰辛谋生，走自己的路。
弃妇、孤儿，这就是生活给孔子的幼年留下的阴影。
其次，孤儿寡母搬到曲阜后，无依无靠，生活艰辛，生存都存在压力。
颜徵在与三岁的孔子被赶出孔家后，孤儿寡母离开陬邑搬到了鲁国都城曲阜，住进一条叫阙里的小巷，从此开始了母子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
曲阜的阙里很可能在当时是颜族的聚居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在已知姓名的70多位孔子学生中，颜姓9人，均为鲁人。由此可以推断，住在鲁城的颜族大概都是普通居民。徵在母子移居此地，可能想得到同族人的周济。在阙里，颜徵在虽然能得到同族亲友的关照，但并无高门显贵可以依附，必须靠自己勤劳谋生才能糊口。在地位卑贱、缺乏资助的情况下，颜徵在谋生之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孔子年少时虽然有机会参加当地在农闲举办的平民学校的学习，但多数时间不能不从事劳动，帮助母亲种稼、种菜、放牧，做各种杂务。正因为孔子从小有这方面的生产实践知识，所以后来他有能力担任季氏乘田（管理放牧），弟子樊迟才会向他请教种稼、种圃的问题。
更为不幸的是，在孔子十六七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了。这个被孔家赶出家门、含辛茹苦地抚育孔子长大的年轻女人，在生活重压下，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母亲的去世，以及安葬母亲所借的花费，这都要由尚未成年的孔子来承担。这也是孔子少年时“故多能鄙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
下面再来看看孔子的“多能鄙事”。
母亲颜徵在在世时，孔子虽然帮助母亲做各种农活、杂活，干过很多贵族子弟不屑于干的杂活，诸如扫地、打柴、推车、洗衣、挑担等。但因为自己年少，且在母亲督责下要上平民学校读书识字，因此，他虽然涉猎各种杂活技艺，但家庭生计主要还是由其母亲负责。他真正走上社会做事，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家道中落，又没有资格承袭官爵，艰难困苦却从另一方面成就了孔子，让他在苦难之中学会了谋生与做事的本领，坚强了面对困境时的意志，也锻炼出了承当苦难与挫折的良好心态。同时，也让他更加懂得学习，更加感到出人头地的迫切，让他有机会仔细体味到贵族与平民两个天地间的真实状况，这为他日后思考人生与国家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孔子曾说过：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吾不仕，故艺。”（《论语·子罕》）
因为幼年贫穷没有地位，所以能够承受许多被人认为鄙贱的事情，因为不能出仕，所以才有机会学到了许多技艺。
母亲去世后，17岁的孔子已经无依无靠，为谋求生计不得不坚强，也不能不从此更加坚强起来。
各种资料表明，孔子所谓的“多能鄙事”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任委吏
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一个小差役。看似容易，做好却很难。
孔子对这份工作，尽心尽力，将料量升斗，会计出纳，全部做得一丝不苟、清楚明白。
孔子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
（二）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做乘田
乘田是孔子年轻时在季孙氏家做的第二份工作。乘田也许比委吏还要鄙贱，因为这是一份管理饲养放牧牛羊驴马等牲畜的小吏。孔子对此更加认真负责，晨夕饲养，牵出赶进，清扫洗刷，很快又把这份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养得膘肥强壮。”（《孟子·万章下》）
孔子并不忌讳谈论自己早年曾经干过的低微的事情。在做这些事情时，虽然抱着“君子不器”的态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能够做到一心一意，脚踏实地，干好本分活。
受人之禄，忠人之事，这在孔子的品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做过相礼助丧的民间术士
民间相礼家的出现，不知始于何时。追根溯源，大抵由古代宗教神职人员分化而来。
古籍中记载孔子早期从事相礼助丧活动的代表性事例，要算是鲁昭公二十四年他在洛邑跟随老子助葬于乡党一事了。送葬途中，遇上日蚀。当时孔子大概担任丧祝在前面引导灵车行进，故老子直接向他发出命令，要他把灵车停下来。孔子认为中途止柩与礼不合，老子向他做了解释。（《礼记·曾子问》）
孔子这次在全国礼乐中心的京师之地担任丧祝，且与老子这样的习礼大师讨论“止柩”之是非，说明他对相礼业务已相当熟悉，因而可以推断，在此以前，孔子必定从事过专门的助丧相礼业务。
据礼书记载，周代的丧礼活动十分复杂而考究。从人死到下葬前的礼仪程序就多达50余项，几乎每一个程序都离不开丧祝的指导与安排。丧祝设物执事、升降周旋，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规定；各个程序环节所需之不同丧具以及它们如何使用和放置等，也皆有一定之规；另外，对参加丧事的亲友，丧祝亦有指导之责任。这种复杂且谨严的相礼业务，若非谙悉丧礼的专家，实莫能为。
由此可见，对于丧祝这项工作，孔子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也很可能是孔子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他也一直对此乐此不疲。比如他旅居卫国时，已经60多岁，还为卫大夫司徒敬子之丧做相礼。至于对各种丧葬礼仪的探讨，更是晚年孔子与其学生经常讨论的话题。而他的门生，许多也是相礼家。孔子晚年回忆自己的生活时说：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
所谓“丧事不敢不勉”，就充分显示出了孔子作为一个职业相礼家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